补偿
时间的双翼黑白交插，
因为同白天和黑夜混杂。
群山巍峨啊大海深沉，
恰好维持着颤抖的平衡。
月有圆缺啊潮有涨落，
表现出盈与缺的不和。
多与少的仪表扫过空间，
把电星与光锥测探。
星球穿过永恒的大厅决不逗留，
其中就有那寂寞的地球，
它是一个飞向空际的平衡力，
就像一颗小星星把补充作用起，
或者像一点起补偿作用的星火，
在中性的黑暗中倏尔掠过。
人是榆树财是藤；
卷须缠绕紧如绳；
脆弱的小环虽然把你骗，
藤蔓终归难损大树干。
所以，柔弱的小孩你别怕，
神祇把毛虫也不敢踏。
戴桂冠者功业永存，
权力依附于用权的人；
你没有份？凭那飞快的脚，
瞧！它催你赶快去关照；
自然造万物归你所有，
或在空中飘浮，或受岩石掣肘，
劈山下海本领齐备，
就像影子紧跟着你。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希望以“补偿”为题写一篇论文，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生活胜于神学，而且人们知道的比牧师们宣讲的还要多。作为教义依据的文件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神往，而且总是展现在我的眼前，甚至在睡眠时也不例外。因为那些文件就是我们手中的工具，我们篮子里的面包，街上的种种交易，就是农场、住房、问候、关系，就是债务和信贷、性格的影响、所有人的天性和才华。在我看来，从中可以给人显示出神性的光辉，即今世灵魂的现在的活动，没有传统的一丝痕迹，所以人的心可以沐浴在永恒的爱的洪流里，跟他所知道的过去总是如此、将来必须永远如此的东西交谈，因为它现在确实如此。况且，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在灿烂的知觉中展示给我们，如果可以说这种教义类似于那些直觉的话，那么它就像我们旅程中的黑暗的时刻里和曲折的道路上的一颗明星，不允许我们迷失方向。
最近，由于在教堂里听到一次布道，从而使我加强了这些愿望。那位牧师因为坚持正统，因而受人敬重，他以平平常常的态度逐步阐述“最后审判”的教义。他假设这种审判在今世不会进行：恶人飞黄腾达，好人受苦受难，然后就根据道理和《圣经》，极力主张双方在来世要做的一种补偿。对于这种教义，听众似乎并不见怪。据我观察，散会时，人们各自离去，对布道不置一词。
然而，这种教义的含义是什么呢？牧师说善人在今生受苦受难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就是说房屋、土地、官职、美酒、骏马、锦衣、玉食统统归伤天害理之辈，圣徒只好一贫如洗，遭人白眼；难道就是说来世要给后面这种人做出一种补偿，办法就是有朝一日给他们同样的报酬——股票和金元，鹿肉和香槟？这一定是计划之中的补偿，因为还有什么呢？难道就是说他们会得到祈祷和赞美的许可？得到爱人和为人们效劳的许可？唉，这种事他们现在就可以做。门徒要做出的合理推断就是——“我们将来一定会有罪人们现在就有的那样的美好时光，”——或者一语道破它的含义——“你们现在犯罪，我们不久以后将会犯罪，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犯，我们就宁肯现在犯；由于没有飞黄腾达，我们期待着明天雪耻的机会。”
其荒谬就在于这样一种大而无当的让步：恶人飞黄腾达，正义现在不可行。那位牧师的盲目性表现在他听从对构成一种世人飞黄腾达的市场所做的低劣估价，而不是面对世人并依据真理给世人定罪，而不是宣布灵魂的存在、意志的全能，从而建立起善与恶、成功与虚伪的标准。
在当今流行的宗教著作中我也发现了一种类似的低劣论调，也发现文人们偶然涉及有关课题时提出的同一类教义。我认为我们流行的神学在礼仪上而不是在原则上超越了它所取代的迷信。然而人比这种神学强。他们的日常生活证明它是虚假的。每一个襟怀坦白、抱负不凡的灵魂用自己的经验把这种教义置于脑后，而且所有的人有时候感到了他们无法证明的那种虚伪。因为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有那么聪明。他们在学校里、讲坛上听到的东西是未经回想的，如果在谈话中说出来，听者也许会默然质疑。如果有人在各色人等的聚会中对天意和神规作武断的结论，他得到的回答就是一种沉默，这种沉默向旁观者充分表现的是听者的不满，而不是他没有陈述能力。
我试图在本篇和下一篇文章中记录一些事实，因为它们标明了补偿规律的道路；如果我真的画出了这个圆上的一丁点儿弧，那我就大喜过望了。
对立，或者作用与反作用，我们在自然界随处可见：黑暗与光明，冷与热，水的涨落，男性和女性，动植物的呼与吸，动物体内的液体的质与量的均衡，心脏的收缩与舒张，流体和声音的起伏波动，离心力和向心力，静电、流电和化学亲和力。在指针一端外增加磁力，另一端就产生相反的磁力。如果南极吸引，北极则要排斥。为了腾空这里，你必须压缩那里。一种不可避免的二重性把大自然一分为二，所以，每一件事物只是一半，并且表明还有另一半才能使事物形成一个整体，例如：精神与物质，男人和女人，单与双，主观和客观，内与外，上和下，动与静，是和非。
世界是两重性的，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莫不如此。万物的整个体系都表现在每一个粒子里。在一根松针里，在一粒谷子里，在每个动物群的每一个个体中，都有某种类似于海潮涨落、白昼黑夜、男人女人的东西。反作用在自然力中表现得如此气势磅礴，在这些小小的范围内也要重演。例如，在动物界里，生理学家已经观察到没有一个动物是得天独厚的宠儿，却有一种补偿把每一种天赋和每一种缺陷都加以平衡。同一个动物的某一部分有所长，另一部分必有所短。如果头、颈增长，躯干和四肢就要缩短。
机械力的理论又是一例。我们在功率上有所增加，在时间上就有所减少；反之亦然。行星的周期或补偿误差又是一例。气候土壤在政治历史中的影响又是一例。寒冷的气候能强身，贫瘠的土地繁殖不出热病、鳄鱼、老虎或蝎子。
同样的二重性构成了人的天性和状况的基础。过火引起不及，不及造成过火。每甜必有其酸，每恶必有其善。每一种接受快乐的官能一经滥用就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要说明生命不息、中庸不止的理由。给一点智慧就有一点愚蠢。你在一件事上有所失，在另外某件事上就有所得；你若有所得，也就必有所失。如果财富增加，利用财富的人也就相应增加。如果采集者采集得过多，大自然就把放进此人胸中的东西拿走；膨胀了财产，却葬送了财主。大自然憎恨垄断和破例。尽管海浪掀天，但立即又趋向一个平面，虽然状况千差万别，但容易取得均衡，前者速度并不比后者快。总是存在着某种平均主义，把专横跋扈之徒、富强幸运之辈基本上拉到其他人的同一个水准上。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来说太强大、太凶残，而且从性情和立场上讲，是一个坏公民——一个乖戾的恶棍，身上有海盗的一股闯劲——大自然就送给他一群漂亮的儿女，都在乡村学校里女教师的班上学习，对他们的疼爱和惧怕就把他的一脸杀气化为满身斯文。大自然就这样设法把花岗岩和长石软化，把野猪的习性拿出去，把羔羊的气质放进来，严格维持着她的平衡。
农民想着权力和地位总是好事情。然而总统为他入主白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般来说，这样做使他丧失了一切安宁和大部分果断气质的，为了保持一种短期的举世瞩目的形象，他心甘情愿在挺立在宝座后面的真正主人面前含垢忍辱。或者，人们是不是渴求天才的更加牢固、更加永久的伟大呢？这东西也没有免疫力。谁借助于意志或思想的力量成为伟人，对千百万人视而不见，谁就扛上了显赫的炸药包。每射进一次光，就有新的危险出现。他有光明吗？他必须对那永不停息的灵魂的新的启示保持忠诚，以此来替那种光作证，而且总要超越使他心满意足的那种同情。他必须憎恨父母和妻儿。他是否拥有世人爱慕和觊觎的一切呢？——他必须把他们的爱慕抛在身后，必须用他对自己真理的忠诚来折磨他们，因此必定成为笑谈，遭到一片嘘声。
这条规律写下了各个城市和各个国家的种种法律。违背它做什么建树、划分或组合，纯属徒劳。事物拒不接受长期的错误管理。Res nolunt diu male administrari[1]。虽然对于一种新恶的种种遏制没有出现，但遏制还是存在的，而且一定会出现。如果政府惨无人道，政府首脑就性命难保。如果你课税太高，税收反而会落空。如果你把刑法定得太残忍，陪审团就不会定罪。如果法律太宽大，私人报复就乘虚而入。如果政府极端民主，公民就会精力过剩，压力就要遭到抵制，生活就会闪出更加强烈的光焰。人的真正的生活与满足似乎在逃避极端艰苦或极端幸运的境遇，似乎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泰然处之。在各种政府统治下，性格的影响始终如一——无论在土耳其，还是在新英格兰，都大致相似。在古埃及的专制帝王统治下，历史坦率地承认：文化能给人多大自由，人就一定享受到多大自由。
这些现象显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宇宙体现在它的每一个粒子里。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着大自然的一切机能。每一件事物都是由一种隐秘的材料构成的，正如博物学家在每一种变态的下面看出了一种类型，把马看成奔跑的人，把鱼看成游泳的人，把鸟看成飞翔的人，把树看成扎根的人一样。每一种新的形式不仅重复了该类型的主要特征，而且按相应的部分逐一重复了另外每一种类型的所有的细节、所有的目的、促进、妨碍、能力和整个体系。每一种职业、行当、技艺、事务，都是世界的一个纲要，与别的每一种事物无不息息相关。每一件事物都是人生的一种完整的象征，是人生的善与恶、人生的考验、人生的敌人、人生的进程和目的的一种完整的象征。每一件事物必须以某种方式容纳完整的人，详述他的全部命运。
世界把自己浓缩在一滴露珠里。显微镜发现不了那种由于小而欠完善的微生物。眼睛、耳朵、味觉、嗅觉、运动、阻力、欲望以及控制永恒的生殖器官——都找到空间寓于这小小的生物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注入每一种行动中。无所不在的教义就是：上帝完完全全地重现在每一个苔藓和蛛网里。宇宙的价值设法把自己表现在每一点上。哪里有善，哪里就有恶；哪里有吸引，哪里就有排斥；哪里有力量，哪里就有限制。
所以，宇宙是活的。万物是有道德的。灵魂如果在我们身内，就是一种感情，在我们身外，就是一种规律。我们感到了它的灵感；在外面的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它决定命运的力量。“它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是由它创造的。正义不会拖延。一种尽善尽美的公正，在生命的各个部分调整平衡。
[2]——“上帝的骰子总是灌上铅的。”世界看上去像一个乘法表或一个数学方程式，你无论怎样移项，它都维持着自己的平衡。你无论取什么数字，你仍然会得到它的准确值，不多也不少。有密必泄，有罪必罚，有德必报，有错必纠，不声不响，确定无疑。我们所谓的报应就是那种普遍的必然，因为有它，凡出现部分的地方一定也会出现整体。你看见了烟，一定就有火。你看见一只手或一条腿，你就知道后面就有它所属的躯干。
每一种举动都报答自己，或者换句话说，用一种双重的方式完善自我：首先是在事物中，或者在真正的自然中；其次是在情况中，或者在表面的自然中。人们把情况叫做报应。因果报应表现在事物中，可以被灵魂看见。情况中的报应可以被知性看见，它跟事物是分不开的，然而往往延续很长时间，因此直到很多年以后才会清晰可见。明确的鞭痕跟在鞭挞之后出现，然而鞭痕之所以随之而来，因为它是伴随着鞭挞的。罪与罚是一个茎上的产物。罚是果，它出人意料地在包藏它的快乐之花中成熟。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结果已经在原因中开花，目的预先在手段中存在，果实早就在种子里孕育。
尽管世界愿意浑然一体，拒不接受分裂，我们还是想方设法零散行动、分崩离析、据为己有。例如：为了满足感官享受，我们把感官的享乐与人格的需要截然分开。人的智谋一直被用来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把感官上的甜美、感官上的强壮、感官上的鲜艳等等与道德上的甜美、道德上的深沉、道德上的清白分开；也就是说，再一次设法把这个表面刮到薄得连底也保不住的程度，再一次设法只顾一头，不要另一头。灵魂说，吃吧，肉体就美餐一顿。灵魂说，男人和女人应当是一个肉体，一个灵魂，肉体只不过是把肉合为一体罢了。灵魂说，为了美德的目的，统治万物吧；肉体却为了自己的目的主宰万物。
灵魂极力通过万物生活、行动。这可能是唯一的事实。万物必将附加到它身上——能力，欢乐，知识，美。某人希望成为一个要人，竭力树立自己的形象，千方百计谋取一种私利，说具体一点吧，要骑马，他就可以骑马；要穿衣，他就可以穿衣；要吃，他就可以吃；要统治，他就可以举世瞩目。人力图成为伟人，他们会拥有地位、财富、权力、声名。他们以为伟大就是占有自然的一个方面——甜，而没有另一个方面——苦。
这种割裂手法遭到了坚决的抵抗。必须承认：直至今日，这样的谋划者连最微小的成功也没有取得。我们一抽手，分开的水又合为一体。一旦我们设法把这些东西从整体中分离出来，欢乐就脱离了欢乐的事物，利益就脱离了有利的事物，力量就脱离了强大的事物。我们无法把事物一分为二，单独提取感官上的好处，正如我们无法得到一种无表之里、无影之光一样。“用一把草杈把自然撵出去，她就又跑了回来。”[3]
生命用种种不可避免的状况包围着自己，不明智的人力图回避它们，一个个还胡吹什么他并不知道；它们没有碰过他——然而牛皮吹在他的嘴巴上，状况却藏在他的灵魂里。如果他在一个部位逃过了它们，它们就在另一个更加要害的部位攻击他。如果他在形式上、在表面上逃过了它们，那是因为他已经抗拒了他的生命，逃脱了自我，报应只不过是死亡。要把利益同负担分开的种种努力全告失败，这种失败非同小可，所以，这样的实验可千万尝试不得——因为进行这种尝试就意味着疯狂——然而在背叛和分裂的情况下，既然疾病早就在意志中开始，那么智力就立刻受到传染。这样，人在每个物体中就看不见完完整整的上帝，只能看见一种物体对感官的诱惑，而看不见对感官的伤害；他看见了美人鱼的脑袋，却没有看见龙的尾巴；而且认为他可以把他想要的跟他不想要的截然分开。“你默默地住在天顶，多么神秘，啊，你这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上帝，怀着一种不倦的天意，把某种受罚的盲目洒向为所欲为的人！”[4]
在寓言、历史、法律、谚语、会话的描绘中，人的灵魂是忠于这些事实的。在文学中它不知不觉地说起话来。所以，希腊人把朱庇特称为“最高心灵”。然而由于传说中认为他有很多卑劣行径，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向理性赔罪，办法是把如此恶劣的一个神祇的双手捆起来。他被塑造得像一个英国国王那样无可奈何。普罗米修斯知道一个乔武必须乐意接受的秘密[5]；密涅瓦知道另一个。他无法得到自己的雷霆，密涅瓦掌管着它们的钥匙。
“在众神之中，只有我知道
打开那些坚固的门的钥匙，里面的地下室里
睡着他的雷霆。”[6]
对万物的介入供认不讳，对它的道德目的供认不讳。印度神话以同样的伦理道德作为结局。创作、传播任何不道德的寓言似乎是不可能的。曙光女神忘记了为她的恋人要青春，所以，虽然提托诺斯有了永年之术，却显得老态龙钟。阿喀琉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圣水没有浸到忒提斯所抓的他的脚踵上。《尼伯龙根之歌》里的齐格弗里德也难得不朽，因为正当他用龙血浸身时，一片树叶落到他的背上，于是树叶遮住的那块地方就成了致命的弱点。情况必须如此。上帝造的每一件事物都有缺陷。似乎总是有这样一种惩罚性的事件出人意料地悄悄潜入，甚至潜入人的幻想企图借以消闲、并摆脱古老的清规戒律的最狂放的诗歌中——这种反击，枪炮的这种后坐力，证明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证明在自然界，什么都不能白给，一切都要索取代价。
这就是报应女神的那个古老的教条。她监视着宇宙，不允许任何违法行为逍遥法外。据说，复仇三女神就是正义的维护者，如果天上的太阳偏离了轨道，她们就要对他加以惩罚。诗人们说石墙、钢剑、皮鞭对于自己主人的过错怀着一种隐秘的同情；埃阿斯给了赫克托耳一根皮条，后来它拴在阿喀琉斯的战车的车轮上把这位特洛亚英雄在战场上拖来拖去。赫克托耳给了埃阿斯一柄宝剑，埃阿斯后来倒在它的利刃上，据记载，塔西亚人为竞技的优胜者忒吉尼斯树立了一座雕像，他的一个对手趁着黑夜跑到雕像前，不断敲打，想把它打翻，最后他推动了雕像的底座，可是雕像倒下来时却把他砸了个粉身碎骨。
寓言的这种声音具有某种神圣的情调。它来自于超越作者的意愿的思想。它是每个作者的精华之所在，里面没有任何私见，就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它。它是从他的性格中奔流出来的，而不是生编硬造出来的。只研究一个艺术家你或许不容易发现它，然而研究的作家多了，你就会把它作为他们大家的精神提取出来。它不是菲迪亚斯[7]，而是我或许了解的那个早期希腊世界的人的作品。菲迪亚斯的姓名和情况，对于历史来说不论多么方便，但是当我们接触到最高明的批评时，就令人困惑了。我们要弄清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倾向于做什么，而且在做的过程中什么被菲迪亚斯、但丁、莎士比亚的干预意志，也就是人在当时工作的工具，所妨碍，或者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所更改。
世界各国的谚语对这一事实的表现更令人注目。谚语总是理性的文学，或者是对一种绝对真理的毫无保留的陈述。谚语就像每个民族的圣经，是直觉的圣殿。嗡嗡嘤嘤的世界，专做表面文章，是不允许现实主义者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这种事的，倒是允许他在没有矛盾的谚语中说出来。这种被教坛、议会、学府都加以否定的万法之法，却在所有的市场、商店里用奔放的谚语时时刻刻宣讲着，它的教育意义就像飞鸟和苍蝇一样真实无疑，无处不在。
万物都是双重的，一重反对另一重。——以刀还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一报还一报，以爱还爱。——给出去必定还回来。——谁洒水，身上必定要沾水。——你要什么呢？上帝说，一手交钱，一手取货。——不冒风险，一无所获。——按劳取酬，不多也不少——不劳动就不得食——害人反害己。——谁若诅咒人，灾祸就临头。——你若把一条铁链拴在一个奴隶的脖子上，它的另一头就自动缠到你自己的脖子上。——出鬼点子的人没有好下场。——魔鬼是头驴。
之所以这么写，就因为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我们的行为受自然规律支配，也表现了它的特点，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往往目光短浅，把公共利益撇在一边，然而我们的行为在不可抗拒的磁力影响下使自己与世界的磁极保持一致。
一个人一说话就等于给自己下断语。顺心也好，违心也好，他的每一句话都在同伴的心目中替他自己画像。他说出的每一种看法都对自己产生影响。它是一个投向目标的线球，然而另一头仍然装在投掷者的口袋里。或者它更像一柄投向鲸鱼的渔叉，它从小船的一盘绳索上松开，向前飞去，如果渔叉质量不高，或者投得不得法，它就又返回来把叉手砍为两段，或者把小船击沉。
谁作孽，必受罚。“谁若有一点妄自尊大的做法，谁就必受其害，”柏克[8]说。一心要单独过时髦生活的人看不到他在力图独享欢乐时反而把自己排除在欢乐之外。宗教中的排他主义者看不出他竭力把他人拒之门外时，等于对自己关上了天堂的大门。谁把他人当小卒或九柱戏一样摆弄，谁就像他人一样受罚。如果你忽视他人的心，你必定会失去自己的心。感觉会把一切人化为物，把妇女、儿童、穷人都化为物。俗谚云，“我要么从他的钱包里搞到，要么就从他的皮肉里榨取。”这倒是一种万无一失的哲学。
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凡与爱和公道背道而驰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惩罚它们的就是恐惧。在我跟我的同类关系单纯时，我遇见他并没有什么不快。我们相遇，就像水遇到了水，或者像两股气流混合在一起，具有大自然完善的扩散和渗透性能。然而，一旦失去单纯，有平分秋色的企图，或者，出现了对我有好处、而对他并没有好处的情况，我的邻人就觉得冤屈。他躲开我，就像我已经躲开他一样远。他的目光再不寻求我的目光，我们之间产生了冲突，他有了仇恨，我却有了恐惧。
社会上的一切陈规陋习，不论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一切以不公正的手段积累的财产和权力，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报复。恐惧是大智的良师，也是一切革命的先驱。他的一个教诲就是：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腐朽。他是一个食腐肉的乌鸦，虽然他为什么盘旋，你还不甚了了，但那里肯定有死亡。我们的财产胆小怕事，我们的法律胆小怕事，我们有教养的阶级胆小怕事。恐惧世世代代都是政府和财产的预兆，对它们做鬼脸，瞎唠叨。那种晦气的鸟并不是平白无故地飞到那儿的。它表明有必须纠正的大错存在。
我们的自愿活动一中止，就立即产生了对于变化的期待，这种期待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万里无云的正午的恐惧，波吕克拉忒斯[9]的绿宝石，对成功的敬畏，那种使每一个慷慨的灵魂把一种高尚的苦行主义和替人受罪的美德的任务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本能，凡此种种，都是通过人的思想感情所产生的颤巍巍的正义平衡。
老于世故的人深知最好是边走边清账，而且也清楚：一个人往往因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借钱物的人先欠了自己的债。一个人得到一百种好处，一点也不回报，难道他有所得吗？一个人出于懒惰或狡诈，借了他的邻居的用具、马匹、金钱，难道他有所得吗？由于这一举动人们立即承认一方在赐惠，一方在欠债。也就是说，立即承认一方优越，一方低劣。这笔交易仍留在他本人和他的邻居的记忆里，每一笔新的交易都要按其性质改变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也许很快就明白过来：他宁肯折断自己的骨头也不愿坐他邻居的马车，而且也了解到“他对一件东西能付的最高价格莫过于张口乞求”。
一个明智的人会把这种教训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会知道：面对每一个请求者，满足对你的时间、你的才能或你的心愿的每一种合理要求，就是谨慎的本分。永远偿还，因为无论早晚，你必须偿还你的全部债务。你是否公正，人与事一时还不忙下断语，然而，那只不过是延宕而已。最终你必须偿还你自己的债务。如果你明智，你就害怕成功，因为那只能增加你的负担。利益是大自然的目标。然而你获得每一项利益，就要交一笔税款。谁把大多数利益给人，谁就伟大。谁只受惠不报答，谁就卑鄙——这样做是世界上唯一的卑鄙事情。在大自然的秩序中，我们不能从谁那儿得到利益就报答谁，或者可以说难得这么做。然而，我们得到的利益必须报答给他人，一个行当对一个行当，一种行为对一种行为，一分钱对一分钱。当心不要使你手中的好处太多。要不，它很快会腐烂生蛆的。赶快以某种方式交付出去吧。
劳动受到同样一些无情的法则的关照。谨慎的人说，最宝贵的劳动最便宜。我们在一把扫帚、一块席子、一辆马车、一把小刀中买到的是某种良知在一种共同的需要上的应用。你在种地时，最好的办法是出钱雇一位能干的园丁，或者买应用到园艺上的良知。做水手时，买应用到航海上的良知；管家时，买应用到烹饪、缝纫、服务上的良知；做代理人时，买应用到账项和事务上的良知。所以你得事必躬亲，或者处处身体力行。然而，由于事物具有双重性格，劳动中和生活中一样，容不得半点虚假。窃贼偷的是自己身上的东西。骗子骗的恰恰是自己。因为劳动的真正价值就是知识和美德，财富和信誉只不过是标记。这些标记，就像纸币一样，可以伪造，可以偷盗，然而标记所代表的东西，即知识和美德，却是伪造、偷盗不了的。劳动的这些目的不真正发挥智力、不服从纯洁的动机，是达不到的。骗子、窃贼、赌徒敲诈不到具有物质和道德性质的知识，因为这些人真正的关心和辛苦把它交给了知识的运用者。自然法则就是：干这件事，你就有这种能力；谁不干这件事，谁就没有这种能力。
人的劳动，尽管从削桩到修建城市、创作史诗，形式千差万别，但都是宇宙的完善补偿的一个重大的例证。给与取的绝对平衡，物必有价的学说，不付其价不得其物，不可能获得无价之物——在账项中的崇高并不在国家预算、光明与黑暗的规律、大自然的一切作用与反作用中的崇高之下。我不能怀疑那些人人都看见蕴藏在他们所熟悉的进程中的崇高的规律，那些在人人的凿刃上闪光、由他的测锤和量尺量定、在商店账单的总额中像在一国的历史中那样明白的、严格的伦理，给他推荐了他的职业，尽管很少指名提及，还把他的事业弘扬到他想象的高度。
德行和自然的联盟使万物结成一条反对罪恶的统一战线。世界上美好的规律和物质都践踏、鞭挞叛徒。他发现事物都是为真与善安排的，茫茫世界，没有恶棍的藏身之所。一犯罪，大地就成了玻璃造的。一犯罪，就仿佛地面上落了一层雪，就像它在树林里暴露每一只鹧鸪、狐狸、松鼠和鼹鼠的踪迹那样。你无法把已经说过的话收回，你无法把足迹抹掉，你无法把梯子吊起，以便断绝通路，不留线索。某种该死的情况总要泄密。自然的规律和自然物质——水、雪、风、引力——都变成了对窃贼的绊脚石。
另一方面，这种规律同样万无一失地适用于一切正确的行动。爱人者必见爱。所有的爱都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一个代数方程的两边一样合理。善人具有绝对的善，这种善就像火一样把万物化为它自己的性质，这样你就无法伤害他。然而，就像派去同拿破仑作战的皇家部队一样，拿破仑一来，他们就扔下战旗，化敌为友。同样，各种各样的灾害，如疾病、攻击、贫困，到头来证明都是恩人：
“风萧萧兮水涛涛，
助长了勇士的力量和神威，
但对它们自己却无关紧要。”[10]
善良人甚至得到软弱和缺陷的帮助。谁有一点自大谁就必受其害，同样，谁有缺陷谁在某种场合定得其益。寓言中的牡鹿赞赏他的角，非难他的脚，然而猎人来了，他的脚倒是救了他，后来，他的角卡在灌木丛里断送了他的性命。人生在世倒是应当感激他的缺点。一个人无法彻底领悟一种真理，除非他跟它作过较量。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无法彻底了解人们的障碍或才能，除非他深受障碍之苦，看到了自己由于缺乏某种才能而惨遭失败。难道他有一种气质上的缺陷使他落落寡合？那倒好，他就不得不自找乐趣，反而养成了自助的习惯；这样一来，就像那受伤的牡蛎，他用珍珠修补了自己的贝壳。
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软弱。用秘密部队武装起来的愤怒只有我们被刺痛、击狠之后才会激起。伟大人物总是甘愿渺小。他一旦坐在有利的软垫上，他就进入了梦乡。如果他遭到压力、折磨、失败，他就有了学习的机会，他就增添了智谋、勇气，他就获得了信息，了解自己孤陋寡闻，治愈了他的自大狂，学会了稳健和真正的技能。明智的人喜欢置身于受攻击的境地。他比他的攻击者更喜欢发现他自己的缺点。伤疤愈合了，然后就像一层死皮一样从他身上脱掉，眼看到了攻击者们获胜的时刻，看哪！他却变得坚不可摧。非难比赞扬更安全，我讨厌有人在报纸上替我辩护。只要所说的话全是攻击我的，我就感到某种成功的把握。然而，一旦有人对我啧啧称羡，我就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手无寸铁的人。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不屈服，每一种恶行都是恩人。桑威奇岛上的居民相信：如果他杀死一个敌人，敌人的力量和勇气就跑到他自己的身上。同样的道理，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抵抗的诱惑的力量。
保护我们抵御灾难、缺陷和仇恨的同一些卫士，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的话，还保护我们免受自私和欺骗的攻击。条条框框并不是我们制度中最好的东西，精于经商也并非智慧的标志。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受苦受难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愚蠢的迷信：他们可能受骗。然而，人除了自己骗自己外，不可能受他人的骗，就像一样东西不可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一样。我们的一切交易中都有一个不声不响的第三者。事物的性质和灵魂作了履行每一个合同的保证。这样，诚实的服务就不可能蒙受损失。如果你服侍一个忘恩负义的主人，更好地服侍他吧。让上帝干预你的债务。举手之劳一定会得到报酬。报酬拖欠得愈久，对你愈好；因为复利加复利就是这一资产的价格和用途。
迫害的历史就是力图欺骗自然、力图引水上山、力图拧沙成绳的历史。不管干这种事的人很多，还是一个，不管是一个暴君，还是一群暴民，都没有什么区别。一群暴民是一伙自愿丧失理性、阻挠自己的工作的行尸走肉组成的社会，暴民就是自愿把人性贬为兽性的人。它活动的适当时刻是黑夜。它的行为就像它的整个性格一样，是疯狂的。它困扰一项原则，它会鞭挞正义，它会凌迟公理，使用的办法就是谁具有上述品质，它就放火烧谁的房子，污辱谁的人身。它就像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他们跟着救火车奔跑，要把那涌向群星的红霞扑灭。那不受亵渎的精神却把他们的敌意转向作恶者。殉道者不容污辱。每一下鞭挞就是一条声名的舌头，每一座监狱是一个更加辉煌的住所，每一本焚烧的书，每一座焚烧的房屋照亮了全世界，每一句遭禁或被删去的话都响彻大地。当真相大白之际，殉道者昭雪之时，明智、体谅的时刻总要来到社团那里，就像来到个人那里一样。
这样，万物都在鼓吹事态的冷漠。人就是一切。每一件事都有两面：一面善，一面恶。每一种利益都有自己的负担。我学会了知足。然而补偿的教义不是冷漠的教义。听到这些描述后，没有思想的人就说，干好事有何用？一件事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如果我得到好处，我必须为它付出代价；如果我失去好处，我还会得到另外的好处；一切作为都是无所谓的。
对心智，即灵魂自己的天性来说，灵魂中还有一种比补偿更深刻的事实。灵魂不是一种补偿，而是一种生命。灵魂存在着。事态犹如汹涌的大海，海水以完美的平衡涨落。在这个大海下面，有真正“存在”的原始深渊。“本质”或者上帝，不是一种关系，也不是一个部分，而是整体。存在就是巨大的肯定，排除了否定，有自我平衡，把所有的关系、部分和时势统统吞下肚去。自然、真理、德行就是从那里涌进来的。恶就是没有或离开同一种事物。子虚乌有也许真正像茫茫黑夜或阴影一样耸立着，活的宇宙把它作为一幅背景，在上面把自己画出来；然而事实并不是乌有产生的，它起不了作用，因为它不存在。它不行善，它不作恶。它就是恶，因为不存在劣于存在。
我们觉得由于种种恶行，我们的报答被骗走了，因为罪犯坚持他的罪恶，一味进行抗拒，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不以明显的方式改邪归正或接受审判。当着人和天使的面，对他的胡言乱语没有一针见血的批驳。因此难道他就智胜法律一筹？因为他满身的邪恶与谎言，因此，他已同自然永诀了。邪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向知性演示一番，然而，只要我们看不到它，这一致命的扣除就结清了那永恒的账目。
另一方面，不能说正直的获得必定以某种损失为代价。对于美德就没有惩罚，对于智慧就没有惩罚，它们都是存在的正当增补。在一种善良的行为中，我正当地存在着，在一种善良的行动中，我对世界有所增补；我把植物栽进从“混沌”和“乌有”中征服过来的沙漠中，并且看见黑暗在天边退去。爱没有过度，知识没有过度，美没有过度，如果把这些品质在最纯正的意义上加以考虑的话。灵魂不要限度，而且永远肯定一种乐观主义，决不肯定一种悲观主义。
人的生命是一种进步，而不是一种停留。他的本能就是信任。在运用到人身上时，我们的本能用的是“较多”和“较少”的灵魂的存在，而不是它的不存在；勇士较懦夫伟大，真正的人，仁慈的人，智慧的人比起傻瓜和恶棍来，是一个人性较多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性较少的人。美德的好处是没有负担的，因为那是上帝自己或者绝对存在的到来，是无与伦比的。物质上的好处则有负担，如果它来时没有功德，没有汗水，它就在我身上扎不下根，随后一阵风就会把它刮走。然而大自然的一切好处都是灵魂的好处，是可以拥有的，如果用大自然的合法铸币去购买的话，也就是说，用心智所允许的劳动去购买的话。我不再希望遇到一种我没有挣得的好处，譬如说，找到一罐埋藏的金子，因为我知道它会带来新的负担。我不希望更多的外在的好处——不想要财产，不想要荣誉，不想要权力，不想要风度。这种获得是显而易见的，负担也是肯定无疑的。然而，知道补偿的存在，知道挖金银财宝并不理想，这种知识并没有负担。因此我心安理得，自得其乐。我缩小了可能出现的危害的范围。我学到了圣伯尔纳[11]的名言——“除了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对我造成损害，我所遭受的危害我随身携带着，我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除非被我自己的过失戕害。”
在灵魂的天性里，就有对条件不平等的补偿。自然的根本悲剧似乎就是“较多”和“较少”的区别。“较少”怎么会不感到痛苦，怎么不会对“较多”感到愤怒怨恨？如果瞧瞧那些才能较少的人，一个人就会感到悲哀，不十分清楚怎样利用那一点才能。他简直要回避他们的目光；他害怕他们会责备上帝。他们该怎么办？那似乎太不公正了。然而仔细看看事实，这些山一样的不平就会消失。爱减小了这些不平，如同太阳融解了海里的冰山一样。因为所有人的心和灵魂都是一个，所以“他的”和“我的”的这种痛苦便停息了。他的就是我的。我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就是我。如果在伟大的邻居前我感到相形见绌，望尘莫及，我还可以爱，我仍然可以接受；而爱人者则把他所爱的伟大化为己有。因而我发现我的兄弟就是我的保护人，真心诚意替我办事，而我如此企慕的财产就是我的。囊括万物就是灵魂的天性。耶稣和莎士比亚是灵魂的一些碎片，我用爱征服了它们，并把它们合并到我自己的意识领域里。他的德行——难道不是我的？他的才智——如果不能成为我的，那就不是才智。
自然灾害史也是这样。那些每隔不久就要破坏人的成功的变革就是一些其规律为生长的大自然的广告。根据这种固有的需要，每一个灵魂在放弃它的一整套事物，它的朋友、家庭、法律、信仰，如同贝壳类动物爬出它美丽而又坚硬如石的壳，因为这个壳不再允许它的生长，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新的住所。这些革命屡屡发生，是跟个人的活力相适应的，到了后来，在某种更为愉快的心境下革命不断进行，一切人间关系非常松散地围绕着个人，可以说变成了一种透明的液体膜，透过它所看见的活的形体并不像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样，是一种硬化了的多相组织，包括很多日期，没有固定的特点，人就囚禁在里面。然后就会产生扩张，今天的人很难认出昨天的人。而总有一天，人的外传应当如此，把死去的情况一天天脱去，就像他一天天更新自己的服装一样。然而，在我们废置的地产上，这种生长在休息，而不是在前进，在抵抗，而不是与神圣的扩张合作，就这样，它突然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无法跟我们的朋友们分别。我们无法让我们的天使走开。我们看不出他们仅仅是出去而已，看不出天使长可以进来。我们是故旧的盲目崇拜者。我们不相信灵魂的富有，不相信它特有的永恒和无处不在。我们不相信今天有任何力量可以与昨天媲美，并且重新创造它。我们在古帐篷的遗址上流连忘返，因为我们曾在那里吃住生活，我们也不相信精神能够哺育、庇护、激励我们。我们再也发现不了那样宝贵、那样甜美、那样优雅的事物。然而我们坐着哭泣，也是徒然。全能的上帝的声音说道：“永远上进！”我们不能在废墟中流连。我们又不愿意依赖新生事物；于是我们走起路来总是眼睛转向后面，就像那些朝后看的怪物一样。
然而，久而久之，灾难的补偿也呈现在理智的眼前。热病、断肢、失望、折财、丧友，在当时似乎是未曾补偿的损失，也是无法弥补的。然而万全的岁月显露出潜藏在一切事实之下的极大的补救能力。朋友、妻子、兄弟、恋人的亡故似乎不是别的，就是丧亲，然而后来，却呈现出一位导师或天才的面貌。因为它通常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发动了一场场革命，宣告了等待结束的幼年或青年时代的终结，打破了一种惯常的活动、一个家庭或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以便对性格的发展更有好处。它允许或强制形成新的相识，接受新的影响，事实证明这一切在往后的岁月里是至关重要的，而那本来要当一朵向阳的庭园中栽培的花朵的男女，根子没有发展的余地，头上的日照又太多，可是由于园墙的倒塌和园丁的忽视，反而被造就为森林里的榕树，为远远近近的人们遮荫、结果。
[1] 拉丁文。前一句就是它的大意。
[2] 希腊文，引自索福尼勒斯，后面是爱默生的口语化译文。
[3] 引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书札》第1卷第10章。
[4]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卷。——作者原注
[5] 普罗米修斯知道西蒂斯注定要生一个比其父还要强大的儿子，知道这一点后，宙斯（乔武）对西蒂斯的欲望便冷了下来。见埃斯库罗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和《松绑的普罗米修斯》。
[6] 见埃斯库罗斯《复仇女神》第894—896行。
[7] 菲迪亚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伟大雕刻家。
[8] 艾德蒙·柏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
[9] 波吕克拉忒斯，古希腊神话里统治萨摩斯的暴君。他由于自己走运而害怕复仇女神，曾向海里扔进一颗绿宝石，可那宝石却装在一条鱼的肚子里返回到他手中。
[10] 引自华兹华斯的诗作《1802年9月于多佛附近》。
[11] 圣伯尔纳（1090—1153），法国基督教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