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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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何谓“帝国时期”

本卷涵盖从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到一九五二年(昭和二十七年)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八九〇年,是依据前一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的年份;一九五二年,则是被视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战后处理的《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年份。

现在回顾日本现代史的时候,我们日本人中的半数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生的,不要说明治维新,即使是亚洲太平洋战争,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变得日渐模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是现代日本发展的基础,如何认识这一时期,与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直接而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如何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问题上,屡屡引发政治上的争论,日本人与外国人,尤其是与亚洲的民众在认识上的分歧变成了国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涵盖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时间跨度,并不是一个已有定论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着大量至今仍未能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的时代。

我将本书定名为“大日本帝国时代”本书原书名直译为“大日本帝国时代”。——编者注,这是个给人带来一些紧张,也会扰动已经被忘却的令人不快回忆的标题,即便如此我还是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书名。原因之一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之后,日本的国号就是“大日本帝国”。当然,这个国号在一九四六年《日本国宪法》公布后被改为“日本国”,直到今天。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动和考量,重要的是如何把握这个时代。

全方位观察日本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走过的道路时,我从大的方面可以找到三个特征:第一,日本的经济、社会快速资本主义化,迈向了现代化。第二,这个时期的战争此起彼伏,甚至可以被称为“战争的时代”,日本在亚洲的势力不断膨胀,建立起了殖民帝国。这两个倾向相互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三,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问题。在这个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的紧密联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

以下将通过列举具体的指标,来思考这三个重大的特征。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明治维新之后,一八七二年日本的总人口大约有3480万,到一八九〇年达到3990万,一九五二年增加到8580万。仅仅在80年的时间内,人口就增加到令人震惊的约2.5倍。这种变化还可以从不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来观察。一八七二年农林业从业人口占73%,非农林业占27%;一九〇〇年这个比例变为65%和35%;一九二〇年第一产业(农林业、水产业)从业人口占55%,第二产业(矿业、土木建筑业)与第三产业(商业、运输、通信、金融等其他行业)合起来占45%;到一九三〇年,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逆转为49.5%和50.5%。此后,这种趋势不断迅速发展。总而言之,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尽管伴随着政府“殖产兴业”政策“殖产兴业”政策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核心就是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以政策为杠杆加速原始资本积累,按照西方的样板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措施包括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国有企业体系、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奖励和保护发明创造、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奖励国产、鼓励出口,等等,为推动日本产业革命,迈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的提出,导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是从根本上说日本还是个农业国。从一八九〇年前后企业蓬勃发展时期,到中日甲午战争原文称为“日清战争”,全书按照中国学界的习惯,统一翻译为中日甲午战争,特此说明。——译者注、日俄战争期间的产业革命,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由于美国猛烈的轰炸,日本的重化工业设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只残留下三分之二。正是这样的遗产,为日本战后从经济复苏走向高速增长做好了铺垫。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日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人与物的移动、交流更加频繁,此前一直封闭的乡村也逐渐对外开放。另外,从江户、大阪、京都三大都市开始,城下町城下町是日本城市形态起源的一种,中世时代,在领主居所的周边成立的聚落、市集,逐渐发展成地区范围内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明治维新以后,主要的城下町设有行政机关与重点学校,随着商业都市化发展得以持续繁荣,现在日本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一半都是从城下町发展而来。——译者注、门前町门前町是日本城市形态起源的一种,一般分布在有影响力的寺院和神社周边,由于存在大量的参拜人群,以服务他们为契机而发展出聚落。门前町还可以更详细地分为神社附近的社家町和寺院附近的寺内町。由此发展起来的城市现在往往是日本传统建筑物和文化集中保护的地区。——译者注这样的传统城市也改头换面,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在空间上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开始因为行政、经济、文化等职能集中而走上大城市化的道路。以各个县的县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地方都市数量也不断增加,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产业都市。城市化的背景,必然会带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到一九〇〇年施行城市制度之后,日本的都市数量有60个,其人口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一九二〇年全国有81个都市,人口占比为18%;一九三五年达到125个都市,人口占比激增到33%。都市人口最终超过农村人口,是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这种资本主义化和城市化的原动力之一,是铁路的普及。最早是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从新桥到横滨之间27千米长的铁路开通,到一八九〇年前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铺设铁路。一八八九年新桥到神户之间的东海道线全线通车,一八九一年上野到青森之间的日本铁道(后来改为东北线)、一九〇一年神户到马关(下关)的山阳铁道先后通车,纵贯日本本州的铁道竣工。与此同时,私营铁路、国家铁路的地方线路也开始铺设,铁路网逐渐覆盖全国。

铁路的开通,使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时熙熙攘攘的街道日渐荒废,繁忙的驿站一片萧条,取而代之的是以铁路车站周边为中心的新街区。人们的生活空间较之以前有了无可比拟的扩大,城市文化逐步渗透进来,年轻人开始憧憬都市生活。

学校教育的普及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一八七二年公布《学制》为开端的小学义务教育,在江户时代以来的寺子屋寺子屋是中世纪日本在寺院内开设的主要以平民子弟为对象的基础教育机构,结合当时社会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学生中普及基本读写能力、计算能力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知识。寺子屋对于提高日本当时的识字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明治维新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日本现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译者注教育普及之后,迅速在国民中扎根。根据日本文部省的统计,一九〇七年日本的就学率达到了97%(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学年中途有相当多学生退学等各种现象。有研究认为,日本接近全部就学的状态,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才真正实现)。

通过以上几个指标的展示,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这样一些现象,事实上赢得了世界各国人们惊诧的目光。但是回过头来看,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真的使日本人的生活极大丰富了吗?或者说,真的使日本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了吗?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并不能简单用一句话来回答。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同时,尝试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的瓜分

顺便说一下,在准备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必然触及这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的对外政策。十九世纪末是非洲被西欧列强瓜分殆尽,亚洲同样被瓜分和殖民地化最快的时期。聚焦亚洲可以发现,除了印度在十八世纪中叶实际上已经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外,十七世纪之后印度尼西亚沦为英国、荷兰殖民地,并且在十九世纪初期完全沦为荷兰殖民地,到一八二四年,马来西亚沦为英国殖民地,一八八六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一八八四到一八九三年越南、老挝、柬埔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一八九八年夏威夷被美国吞并,一八九八年作为美西战争的结果之一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东亚地区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仅仅有日本、中国、朝鲜三国,东南亚仅有暹罗(泰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同样不断遭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蚕食。当时崛起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和沙皇俄国同样渴求在殖民地争夺中分得一杯羹,列强之间的对立不断激化。在这样的世界动向之下,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霍布森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英国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霍布森主张国家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个人自由。他提出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为消除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促进了英国“福利国家”政策的制定。霍布森也是较早研究帝国主义政治的思想家之一,提出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对他国制度与生活进行控制,代表作有《贫困问题》《帝国主义研究》等。——译者注和曾经对幸德秋水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报人、思想家、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本名传次郎,年轻时师从中江兆民,一九〇一年参与创建社会民主党。日俄战争前夕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从事反战活动。战后流亡美国,与无政府主义者往来甚密。一九〇七年回国,一九一〇年因“大逆事件”被捕,次年一月遇害。著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其作品多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罗伯逊约翰·麦金农·罗伯逊(John Mackinnon Robertson,1856—1933),一位多产的记者,提倡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他在经济领域贡献良多,一八九二年就提出了“节约悖论”;在政治方面主张废除上院,实行包括妇女在内的普选。代表作品包括《储蓄的谬论》《爱国主义与帝国》等。——译者注等人,提出了“帝国主义”这一名词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时至今日,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

回过头来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日本,是如何应对当时世界政治状况的呢?江户幕府末期在欧美列强的威压之下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一直以摆脱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的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国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是指一八五八年即日本安政五年,日本被迫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的五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增加开埠,允许自由贸易,圈定外国人居留地,确立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等等。《安政五国条约》是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的加深,直接催化了日本国内的尊王攘夷运动,明治维新以后政府一直试图修改这些条约。——译者注为目标,以欧美各国为榜样追求文明开化之路。这与当时的思考方式密不可分:接受十九世纪是以欧美文明为中心,在由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和未开化国家(野蛮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秩序中,文明国家承担着将半开化和未开化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并推动其走向文明的使命。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向文明开化政策迈进,开始逼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下一直固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打开国门,按照欧美列强在亚洲同样的做法,希望在朝鲜扶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在一八七六年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日朝修好条规》,也被称为《江华条约》,是“江华岛事件”后一八七六年由日本和朝鲜缔结的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否认朝鲜同清政府的宗藩关系;规定朝鲜开放釜山等三港进行通商贸易,日本有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等。这是日本第一个强加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译者注这一不平等条约,并且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在此后一八八二年的“壬午军乱”“壬午军乱”,又称壬午兵变、壬午事变,是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暴动。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拥戴大院君执政。这次兵变引发了中日两国出兵干涉,很快被镇压。这是朝鲜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也为此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译者注、一八八四年的“甲申事变”“甲申事变”,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朝鲜发生的流血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的协助下占领王宫,杀死守旧派大臣,发布了政纲,要求脱离中国获得独立,同时改革朝鲜内政。十二月六日,袁世凯率领清朝驻朝军队加以镇压。甲申政变对朝鲜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等事件中,日本接二连三向朝鲜派出军队干涉其内政。

现代国家日本的走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的大幕拉开,日本对外政策的焦点就集中在朝鲜。一八九〇年,作为陆军最高领导人并登上首相宝座的山县有朋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军衔为元帅陆军大将,受封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历任陆军第一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内务大臣、司法大臣,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山县在明治时期建立了日本现代军队的基础,参与和指挥了多次对外战争。作为政治家,他确立了日本的官僚制度,创设了文官考试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等。——译者注,在他的意见书中(他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中的施政演说也是同样的论调)宣扬朝鲜是对日本安全密切相关的“利益线”之所在,为了守卫这条利益线,“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表达了坚定的决心。

这种“外交政略论”很快就体现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此后的日本,在一九〇〇年与列强共同出兵中国,镇压了义和团运动,随后是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频频大规模派兵。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是,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获得了台湾与澎湖列岛,通过日俄战争获得了辽东半岛之一部分(此后称为关东州)和库页岛南部,将这些殖民地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在日俄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一九一〇年将其吞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终于实现了成为列强集团中一员的理想,这意味着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保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原文称为“满洲事变”,全书按照中国学界的习惯,统一翻译为“九一八事变”,特此说明。——译者注。接下来日本连续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并最终发展成为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的亚洲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成为一九三九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一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有明文规定,德国、意大利要控制欧洲,而日本的目标是控制亚洲,体现出称霸世界的野心。

结果,日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从九月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四月《对日和平条约》生效为止的六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日本被置于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国军队)的占领之下。占领是国际法意义上战争的继续时期,直到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才开始从战争状态中被解放出来。可是,战争失败导致日本的政治形态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以一九五二年为下限,就是考虑到以上几点因素。

如此看来,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走过的道路,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膨胀过程,是企图控制包括从东南亚到印度在内的整个亚洲并最终走向失败的过程。我将本书命名为《大日本帝国时代》的理由正在于此。

日俄战争之后,政府以及领导人言及日本时,多使用“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世界一流国家”等词语来形容,大部分国民对此也引以为豪。但是,这是与上文所述经济的资本主义化、社会现代化,以及政治上的立宪主义等能维持均衡的发展吗?将“大日本帝国”的膨胀与自己的命运挂钩而对此抱有期待的国民并不在少数,但是最后的结果适得其反。

战争爆发之后必然不断要求国民对国家保持忠诚,《教育敕语》《教育敕语》,山县有朋主政时期由内阁法制局井上毅等人起草,于一八九〇年十月三十日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教育文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教育的宗旨。敕语要求国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制定之初有在学校教育中重视知识培养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的考虑,但因为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到战争时期被绝对化、神圣化,成为军国主义的教典。一九四六年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时被排除出教育体系。——译者注不仅仅针对学校教育,也成为国民生活中的规范,凡事都会被强调和呼吁要“灭私奉公”。《明治宪法》里被认可的“臣民的权利义务”中的诸多权利,根据法律和政府的命令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尤其严格,太平洋战争时期陷入了一种除了相信“大本营发布”以外别无选择的状态。而且,通过战争和控制殖民地不断扩张势力的军阀干预政治以后,日本的议会政治变得徒有其表。

本书的写作目的

如上所述,最开始阐发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与帝国对外的膨胀和扩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在本书中希望能讲清楚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在阐明类似问题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明确探讨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为此人们进行了哪些努力等问题。

进而探讨,“大日本帝国”的膨胀并最终走向战争,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同时还希望能够思考这一时期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警示教训,以及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遗留下了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