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腊百花园及它的两朵奇葩：斯巴达和雅典

希腊地理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希腊的主要领土在巴尔干半岛狭窄的南部地区。尽管面积很小，但是延绵的山脉作为屏障把它分成许多地区。由于大部分山脉都很难跨越，所以各个地区独立发展，结果形成了许多小城邦，但是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因为海湾众多，希腊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其中有不少深水良港。在西面的伊奥尼亚海和东面的爱琴海中间坐落着数不清的岛屿。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群岛一直连接到小亚细亚半岛的西海岸，这里和希腊本土非常相似，希腊人也在此定居下来。航海和贸易自然而然地在这些得天时地利的人们中间兴盛起来。希腊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而且风景秀丽。总之，希腊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正是一个锐意进取民族的理想家园。

以下这些地名非常重要——希腊北部位于安布拉基亚湾到南部的马里湾一线和北面的坎布尼安山脉之间。北边靠近海边的是奥林匹斯山，被认为是希腊众神的家园。通往希腊中部唯一良好的道路是塞莫皮莱山口的通道（即温泉关），这段狭窄的通道位于陡峭的山脉和马里湾之间。希腊中部的范围从科林斯湾一直到科林斯地峡，包括阿提卡地区及其首府雅典。几乎就在希腊中部的正中心坐落着古都德尔斐，希腊人认为这里是地球的中心。再往东是皮奥夏地区，底比斯城就位于那里。科林斯地峡得名于坐落在那里的一个富庶的商业城市。希腊南部通常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拉科尼亚地区的主导城市斯巴达就在那里。阿提卡和皮奥夏地区海岸的对面是埃维厄岛，在现代地图上被叫作尼格罗蓬特。爱琴海上最著名的岛屿是提洛岛，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据说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忒弥斯的诞生地）。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诸多城市中，以弗所和米利都最为著名。

希腊的开端——希腊人并不是这个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国家的第一批居民。他们从北方或东北方进入希腊，逐渐占据了小亚细亚半岛的沿岸地区和爱琴海群岛，然后是欧洲大陆。最早的有关希腊社会的描述是在《荷马史诗》中找到的，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前。虽然那时希腊人仍是一个粗野的民族，不过他们身上也有许多令人愉悦的品质。他们从事农业，蓄养牛羊，对狩猎和战争都乐此不疲。希腊人那时候已经开始了海上贸易，而与此同时，也开始了海盗劫掠。他们在政治体制上属于君主制，如同父亲监管着整个家族一样，国王控制着整个部族。公共事务由国王和贵族家族的长者共同处理，在王宫或王宫附近开放的场所举行集会，所有的普通公民都可以旁听。贵族的长者们可以提出建议，不过最后还是由国王亲自裁定一切。普通的公民是不允许参加讨论的，不过他们可以通过大声呼喊来表示赞同，通过沉默来表示异议。在战争中，国王是前线总指挥，他必须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他也是最高精神领袖，以全体子民的名义向众神献祭。

对自由的热爱——希腊人和大多数雅利安人一样热爱个人自由。这一点在最早的时代就显而易见。尽管国王自称是神的后裔，但是他们却并不像埃及法老和巴比伦的专制君主那样认为自己是神圣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普通公民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他们并没有与世隔绝，任何人都可以接近他们，他们甚至会参加普通的农耕生产。他们并没有东方君主那样独断专行的权力，所有的普通公民都认为在国家政府中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说的，他们的确在一些政府事务上具有参与权。在大多数希腊城邦中，普通公民的权利逐渐扩大，而国王的权利则在缩减，直至政府真正被人民或民主政治所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下，没有哪一个人能成为主人，而是由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城邦——一个希腊城邦通常由建有城墙的城市以及环绕在其周围的乡村组成。除非这个城邦直接坐落在海岸上，否则它通常都会有一个单独的海港。古希腊就是由数以百计的这种独立小城邦所组成。每个公民都精心守护着自己的权利，非常爱国。他们的爱国主义是非常本地化的，他们丝毫不关心周边城邦的繁荣幸福；相反，如果有哪个城邦变得非常强大，对邻近城邦的独立构成了威胁，那么这些城邦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它，并试图通过战争摧毁这个崛起的兄弟城邦，而绝不会甘于被它所主宰。

过度的个人主义——给每一个人提供最大可能的自由的倾向被称为“个人主义”。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希腊人在这方面几乎和亚洲人完全相反。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个人要想坚持自己的意志，反对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绝无可能的。而在大多数希腊城邦中，只要有真才实学，每个公民都可以脱颖而出。个人的才干远比世袭的特权更有价值。但是在某些方面，希腊人的个人主义走得太远了。在任何一个有序的政府下，所有个体都必须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弃一些个人权利。倘若所有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立刻就会陷入混乱。而在希腊，有能力的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城邦利益之上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样，单一的城邦也永远不会为整个希腊的繁荣富强而放弃自己的野心和对其他城邦的敌意。如果希腊人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会无比强大，足以建立一个领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印度的世界帝国。但是他们在过度个人主义的误导下，出于各自城邦的自大傲慢和猜忌，在小规模的战争中互相消耗殆尽。

多利安人和伊奥尼亚人——希腊人分成好几个大的分支，这些分支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都有所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分支就是多利安人和伊奥尼亚人。上文所提到的个人主义在伊奥尼亚人中发展到了最高峰。他们的大多数城邦都实行民主政治。伊奥尼亚人在艺术和学术的很多分支上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他们城邦中生活和工作极大的自由度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伊奥尼亚人最大的城邦就是雅典。相较之下，多利安人则是一支天赋一般的种族：他们学习比较缓慢，更为保守，但对统治者更为尊重。他们普遍更喜欢贵族政府。斯巴达是多利安人的主导城邦。

僭主时代——大多数希腊城邦开始实行君主制。贵族们先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随后逐渐剥夺了国王的权力，将政府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的这种统治被称为寡头政治或贵族政治。他们的统治理所当然地变得越来越独断专横和具有压迫性。普通公民要承担税收，但政府公职却只能由贵族来担任。在诉讼中，面对代表寡头政治的法官和地方官，穷人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而富有的贵族总是诉讼获胜的一方。普通公民自然对这种压迫心存不满，一旦得到有利的时机他们就会奋起反抗，试图推翻统治者。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经常会得到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贵族的帮助和领导，最后这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在人民的帮助下推翻了之前寡头的统治。然后他们不但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起义的领导者反而将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继而成为唯一的统治者。这样的统治者被称为僭主。希腊历史上的所有僭主之中，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是最著名的。下面会简要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几个僭主的统治能维持超过三代。最后这些僭主的结局大都是被那些不堪忍受的人民杀死或者流放。

希腊的殖民统治——上文中所描述的政权更迭通常都伴随着激烈的党派斗争。战败的党派领袖不甘心屈服于新的统治或者被流放，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殖民地作为立足之所。因此党派斗争的结果是，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另外，也有其他原因导致同样的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希腊人口过多和他们的冒险精神。殖民者把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带到他们的新家，因此希腊文明被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意大利南部，直到那不勒斯海湾，都有希腊殖民地。塔林敦（即保存至今被称为塔兰托的城市），曾经是希腊在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西西里岛上的殖民地锡拉库扎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权力。希腊人定居的足迹往西最远到达了马西利亚，即现在的法国城市马赛。在北方的殖民地中，拜占庭是最值得关注的。这座城市的名字被罗马皇帝君士但丁一世改为君士坦丁堡。希腊人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都独立于他们的母邦。然而他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形成了希腊文化中心，这在当时就是众所周知的。所有这些说希腊语的国家和城邦，都被叫作“Hellas”，即希腊。因此希腊并不是一个单一连续的国家，而是像现代的大英帝国一样四处开枝散叶。

斯巴达的早期历史及社会制度——上文中曾提到的多利安人的主导者正是斯巴达人。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他们从北方进入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并逐渐征服了半岛南部地区。到公元前6世纪，他们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所有城邦的主导，其军事力量在所有希腊城邦中被公认为是最强的。

三个等级——以斯巴达为首府的地区叫作拉科尼亚，那里的居民也被称为拉科尼亚人（即古斯巴达人）。他们被分为三个等级，斯巴达公民、珀里俄基人和希洛人（即农奴）。第一等级是当初多利安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数量不多，是珀里俄基人的1/4，只有最低阶层希洛人数量的1/12。只有斯巴达人被视为公民，他们拥有最好的土地，不过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土地由下等阶层希洛人来耕作。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军营里的士兵：他们除了为国出征，就是时刻从事军事训练，为战争做准备。珀里俄基人可以自由耕种土地，但必须要缴纳赋税，并为斯巴达人服兵役。而希洛人作为农奴归城邦所有，被分配在斯巴达人家族中服务。

斯巴达的体制和法律要归功于来库古。斯巴达的体制中，有两位国王作为将军、大祭司和法官。然而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当时斯巴达的政府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共和政体，其中贵族阶级手中掌握着大部分权力。设有一个由28名60岁以上的终身制成员组成的长老会。所有公共事务在被提出并召开公众集会，然后做出最终决定之前，都会由长老会事先商讨。所有30岁以上的斯巴达人都可以参加公众集会，但是他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商讨事务，只能通过叫喊和沉默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斯巴达的教育和习俗都只为一个目的服务：培育出一个强壮勇敢的战士。婴儿出生后不久，就会被带到长老会进行体检。体弱的婴儿将会被从母亲的怀中夺走并杀死。到了7岁，男孩们就要进入公立的训练学校，在那里进行各种军事和体育方面的训练。然而他们的思想教育却是完全被忽视的。学校会教授音乐，因为斯巴达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音乐可以提升士兵的勇气。为了使孩子们习惯痛苦和磨难，他们经常被毫无缘由地殴打，被迫只穿很少的衣服睡在很硬的床上。他们的食物也很不好，而且几乎吃不饱，老师希望孩子们设法去偷取食物，因为在战争中，士兵们经常不得不去寻找隐藏的食物。但是如果哪个孩子偷食物的时候被抓到了，将会招致毒打，因为这说明他笨手笨脚。斯巴达人一生到老都处在严厉的军事纪律的管束之下。斯巴达的男人们不能和家人们住在一起，而要聚在一起，像军营中一样同吃同住。对于女孩的教育，旨在培养强壮健康的母亲。她们也必须进行体育锻炼，而且还要参加大众舞蹈和跑步的比赛。不过已婚的女人可以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并可以对公共事务产生一些影响。

斯巴达体制的结果——既然来库古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士兵国家，那么在同类型的体制中，他的这种体制堪称是最杰出的。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人的确是整个希腊最优秀也是最令人畏惧的战士。但除此之外，斯巴达式的训练也就乏善可陈了。在希腊人所取得的那些价值非凡的伟大进步以及他们为后来整个世界留下的宝贵财富中，可以归功于斯巴达人的几乎没有。当雅典上升到一个至今仍为后人所景仰的文明高度时，斯巴达仍然还停留在一个用稻草和泥土堆砌的大城镇，其居民还只是半野蛮人的层次。而对于希腊的其他城邦来说，斯巴达人强大的军事力量远远是弊大于利的。同时，这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没什么好处，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军营的严苛束缚中度过的。斯巴达体制没有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这种体制的失败，证明人必须理性地培养自己的思想，而不是通过蛮力来追求卓越。

雅典的早期历史及社会制度——早期的雅典政府和上文所提到荷马时代的政府一样，他们城邦的内部历史先是展现了王权的逐渐削弱，然后是贵族政治的逐渐崛起，转而又被迫接受普通自由公民参政的要求。人民的权力就这样一步步增强，直到最后他们将整个政府真正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得益于几位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这一发展过程才得以足够清晰地被展现出来。对于学习政治体制的学生而言，雅典的政治发展比其历史的其他部分具有更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这里将其作为重点加以特别强调。

从君主制到贵族政治——雅典最后一个世袭的国王是科德鲁斯，他在公元前1089年至公元前1068年曾短暂在位。传说科德鲁斯在同斯巴达人的作战中英勇牺牲，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了他的国家。因为再没有哪个国王可以比得上科德鲁斯的仁慈，所以雅典人希望不要再有国王即位，因此科德鲁斯的儿子被冠以“执政官”的称号，也就是统治者。3个世纪以来，雅典终身制的执政官都是从科德鲁斯的家族中挑选出来的。之后，他们的任期被限制为10年，再之后执政官开始被允许从其他贵族家族中挑选。在这些变化中，执政官的权力一直在稳步减少，而贵族的权力则在加强。最后，在公元前682年，古老君主制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雅典开始每年从贵族中选择9位执政官，其中一个保留“国王执政官”的称号，但他的职责只相当于一个大祭司。同时也会有首席执政官，接下来的纪年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还有一个军事执政官。其他6名则是法官。为防止有哪个执政官有过分的权力，他们时常受到被称为亚略巴古（雅典卫城西北部的一座小山）的最高法院的密切注意。亚略巴古每年会推选新的执政官，即将卸任的法官则会成为亚略巴古的成员。

人民的不满：基伦暴动——贵族以自私的方式掌管着政府，根本无视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因为没有公布于众的法律，法官们徇私舞弊，根据自己的私人关系来判决案件，而不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由于苛刻的债务法规定债权人可以要求将债务人及其家属当作商品出售以保护自己的债务权益，普通民众对此怨声载道。兵役艰苦繁重，庄稼收成不好，这使许多穷人负债累累，然而这些明明只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而不是过错。但是贵族却仍旧维持这种恶法，并威胁要把大部分债务人变为奴隶。有一个名叫基伦的贵族，他野心勃勃，试图利用民怨来推翻当时的贵族统治。基伦的岳父是邻近城邦的僭主，他从岳父那里得到了一些士兵，并靠他们占领了雅典卫城。基伦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他或许已经取得了成功。然而他并不想取悦民众，他的目的只是为自己个人争取权力。所以当执政官们率军在雅典卫城将基伦包围起来时，没有一个民众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基伦只好仓皇逃命。尽管基伦的手下曾被承诺从犯不究，留他们活命，但是最后还是被全部处决了。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30年。

德拉古法典（公元前621年）——这种背信弃义和阴谋家的行为使得政府名誉扫地，也削弱了贵族的地位。于是他们被迫接受民众的一些改革要求，用书面形式公之于众的法律终止了独断专行的任意判决。拟定法典的任务由执政官德拉古来执行。然而他的法典却并没有改善民众的状况，苛刻的债务法依然保持不变，许多其他法律也非常严苛。以至于后来的雅典人说起该法典时会说那是用鲜血，而不是用墨水书写而成的。从那时起，人们将严刑峻法称为“德拉古写的”。

梭伦——贫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怨恨日益危险，血腥的革命一触即发。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贵族们便要求他们中间最有智慧的人来彻底改革各种法律和城邦的宪法。解决这次危机的正确人选是梭伦，从那时起，梭伦就被认为是新雅典城邦的缔造者，并被视为希腊最伟大的圣贤之一。关于梭伦个人的信息并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出身贵族，作为勇士和诗人闻名于世。他的爱国精神赢得了各方的信任。

废除苛刻的债务法——梭伦首先关心的是通过免除未偿清的债务来减轻下层民众所背负的不公平的负担，此外，他禁止债权人继续将债务人当作奴隶出售来偿还债务。

宪法改革（公元前594年）——梭伦把土地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础。他根据人们谷物、油或酒的收入，将阿提卡的人口分为四个阶层：第一阶层的人每年的庄稼收成必须不少于500蒲式耳；第二阶层是300蒲式耳；第三阶层是200蒲式耳；少于200蒲式耳的便被归为第四阶层，叫作希特斯。

只有第一阶层，同时又属于贵族阶级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前三个阶层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担任一些次要的官职。法官则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所有的公民每人一票，包括希特斯都有投票权。尽管这个公民大会不能直接立法，但是可以投票通过新的法律。公民大会只能决定由400人元老院事先准备好的事务。400人元老院的成员每年从前三个阶层之中推选出。梭伦保留了亚略巴古来对政府进行全面的监督。亚略巴古密切关注法官的行为，并对公民的道德进行监督。贵族们对梭伦所修改的宪法都十分满意，因为他们手上仍然掌握着执政官和亚略巴古的权力，另一方面，最低的阶层也不必再害怕被压迫，因为每个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中投票。为了保护普通人免遭不公正的审判，梭伦也设立了一个新的法庭，是叫作希黎亚的民众法庭，每年会从所有阶层中推选公民来担任法官。任何人只要认为执政官对他的案件审判不公正，都可以在这个民众法庭中上诉。

雅典的暴政（公元前560年—公元前511年）——尽管梭伦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各方满意，然而还是有人不满。贵族们渴望他们从前的那种权利，而下层阶层也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利。这场争论几乎上升到了内战的地步。梭伦的侄子，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的年轻贵族成为民众一方的首领，通过民众的帮助，庇西特拉图获得了政府的控制权，并使自己成为独裁者。贵族们曾两次将他放逐，但他最终还是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并且将政权传给了他的儿子希帕克斯和希庇亚斯。

庇西特拉图并没有废除梭伦的律法，他只是确保所有的高级法官都必须从他的亲戚和朋友中选出来。他的统治温和而公正，给雅典带来了繁荣。他的儿子们也效法他，直到希帕克斯被一个年轻的贵族暗杀身亡，因为他侮辱了这个年轻贵族的姐姐。亲兄弟被暗杀之后，希庇亚斯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猜疑和恐惧，他将许多公民判处死刑。他强硬的统治激起了雅典人的愤怒，随后发生了叛乱，希庇亚斯成功地逃到了小亚细亚，投靠了波斯国王，并定居了下来。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公元前509年）——暴政的到来是再度陷入内乱的信号。贵族派和民主派为了争夺主导权而互相争斗。人民得到了一位才华出众的领袖，克利斯提尼，他原本是一个贵族，却将贵族派驱逐出了城邦。他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进一步扩大了人民的权力。克利斯提尼对宪法的修订基于梭伦之前的工作。只有第一等级的人可以成为执政官，但是不再需要他们必须是贵族出身了。元老增加到500人，每年从阿提卡所划分的10个部落中各推举50个。克利斯提尼所采取的最激进的措施是赋予阿提卡所有自由公民投票权，包括许多新近沦为奴隶的人。公民大会的成员增加到如此庞大的地步，使这个机构成为政府最强大的组成部分。公民大会又被叫作市民议会，处理所有各种公共事务。公民大会选举地方法官，并在任期结束后对他们进行评判，还控制税收和政府开支，决定战争与和平，并决定和其他城邦缔结条约或结盟。任何公民都可以登上演讲台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因此，雅典的公共演讲水平发展得日臻完美。糟糕的演讲者会招致听众的嘘声，而优秀的演讲者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雅典人很快对他们的言论自由权非常自豪，他们认为这是政治自由最好的礼物。希黎亚，即梭伦所组建的新的民众法庭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为了防止有人贿赂法官，在审判前不久要经过一个复杂的选举过程。

放逐——克利斯提尼自己就是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所施暴政的见证者，同时也了解到内战的危险。为了确保年轻的民主政府能够对抗这两点危险，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保护措施，即所谓的“贝壳放逐法”（亦作“陶片放逐法”）。如果有哪位政治家强大到足以威胁宪法的时候，或者如果有两个党派领袖之间的分歧威胁到公众和平的时候，那么这个危险的人就应该被放逐。如果有6000人投票反对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要接受被体面放逐10年的判决。选票是秘密的，写在一片贝壳上面。这种“贝壳放逐法”并不代表耻辱，相反这是一种认可，承认被放逐的人享有最高的政治地位。在被放逐归来之时，一些政治家会立刻获得公共事务中的领袖地位。这种解决党派纷争的方法沿用了将近一个世纪，不过并不是经常被要求使用。

克利斯提尼建立的制度对雅典的成长进步产生了刺激性效果。市民们都为自己的城邦感到骄傲，在自由和正义的影响下，人人都享有进步的同等权利，各种工作和事业蓬勃发展。斯巴达人嫉妒他的竞争对手的这种繁荣，甚至带领大批军队进攻雅典，目的就是要推翻雅典的民主政治。雅典人在比他们强悍的敌人面前似乎不知所措。幸运的是，斯巴达的盟友对这次不仁不义的出兵感到愤怒，最后迫使斯巴达人不战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