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田可文教授可谓是一位“学院派”的“乐评人”。作为老田多年的好友，我对他的这一身份不免有“惺惺相惜”之感——因为我本人也属于同一阵营。在中国乐坛，不知从何时起，隐隐约约出现了“学院乐评人”和“社会乐评人”之间的分野和区别，甚至有时听到了对峙和摩擦的声音。所谓“学院乐评人”，往往是音乐院校的音乐学系出身（当然也不乏学作曲和音乐表演出身），原本并不专事音乐评论，但因“舞文弄墨”的惯性，加之有音乐生活的需要乃至音乐同道的约请，不自觉——或者用当下的“行话”说，“一不小心”——就成了“乐评人”。至于“社会乐评人”，很多是来自非音乐院校系统的“乐迷”，常常有媒体背景，文笔活泼，资讯丰富，善于吸引读者，在中国音乐生活近来高速发展的环境中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两类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乐评人，在趣味、指向、习惯和文风上或多或少都有差异，这应属正常。关于两方之间的关系，我的态度是“和稀泥”式的“捣浆糊”——大可不必相互“看不惯”，不妨取长补短，以和为贵，共同为中国的音乐评论事业添砖加瓦。

老田的这本乐评文集《音乐评论的视域》或可作为某种代表性的样本，体现“学院乐评人”在保持专业规格的同时，也能做到如“社会乐评人”那样的随性、率意——有时还可以很活泼，很风趣。其实，这其中透露了一点乐评写作的诀窍：要写好乐评，写作者须有“跨界”的意愿和经验，如老田的乐评文字所示。就我所知，老田之所以能写作、写好乐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好文史，文学给他以文笔的滋养，而历史则让他有透视的眼光——如本文集首篇《读〈月的悲吟〉》开端的美文抒写所暗示的那样。当然，老田本来从事的就是中外音乐史研究，熟知历史并喜好文学，那是音乐史家的应有素养。但我在此要说明的是，“学院乐评人”在“跨界”这一点上与“社会乐评人”可谓异曲同工，只是方向不同：“学院乐评人”的跨界是迈向文史，而“社会乐评人”往往反过来，他们的跨界是从文史走向音乐。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殊途同归。

话说回来，“学院乐评人”因学院背景，关注的评论对象和课题可能要比“社会乐评人”更为广泛，音乐的描述和交待也更加“专业化”。这也都体现在老田的乐评文字中。翻阅这部文集，看老田不仅评点音乐会和音乐作品，而且还花费很多笔墨触及图书、乐谱、刊物、人物和会议的评价与研究，读者就会明白，“学院乐评人”所面对的音乐生活和音乐事项确乎更为多样。我佩服老田能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学报编辑等学院“正业”之外，还能有精力和时间关照到如此庞杂丰富的音乐的方方面面。可以猜想，老田写作这些评论时是受到了某些约请——针对很多同行、同事、朋友，甚至还有学生的著作、作品和演出，发表耐心、客观而友善的评论。我想，这倒是老田的乐评写作特色之一吧——接地气，有亲和力，从他的评论中，读者甚至可以看到他所在的武汉音乐学院的科研、创作和艺术实践的进展和业绩。

整部文集中，我最喜欢、也最感亲切的是那篇追忆谭冰若先生的《肠断何必更残阳》，这当然是有些私心的——谭先生是我和老田共同的恩师，而这篇深情的缅怀让我不禁重温了很多三十余年之前的往事。时光荏苒，很多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的场景和故事一晃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时间的感觉非常神秘，其中所蕴含的意味和含义无比悠长，道不清、说不明……我在一篇回忆谭先生的文章《受业谭师记》中，也很自然谈到了老田——我们从未事先商量，但却不约而同在缅怀谭先生的时候提及彼此——这即是所谓的“缘”吧，一种无法用理性道明、但却真切存在的神秘关联。我在想，谭先生身为学院教授，但却一直关注社会中的音乐，积极用评论干预和引导社会的音乐生活，他应该被算作是典型的“学院乐评家”——尽管在谭先生写作音乐评论的彼时，这个称谓还根本没有出现。谭先生在九泉之下应感欣慰，因为他的言传身教在他的众多弟子身上得到了传承。包括老田和我在内的“学院乐评人”实际上一直在实践谭先生生前的理想和理念——学院中的知识和见解应该尽可能传播到更广大的社会受众中去，如此，学院的教学科研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而社会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意识因学院的引导而得到提升和完善。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音乐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学院乐评人”的作用和功能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欢迎。

是为序。

上海音乐学院

2016年9月22日晚写毕于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A座1307室

（在京参加第六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建设研修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