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租界城市音乐文化的历史嬗变

——写在李俊博士新著出版之前

一、缘起

最近，李俊博士撰写出新著《中西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租界城市的交融》，它是2014年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上海、天津、汉口等近代租界城市的音乐生活为切入点，试图将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问题置于这一具体的历史时间与空间内予以考察，来解读诸如西方音乐文化如何传入、中西音乐文化以何种形式进行融合、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冲击等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李俊撰写的这本新著是在其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汉口音乐生活初探》的基础上，将视野更加扩大，转而阐述我国主要的三个租界城市——上海、天津和汉口音乐生活在近现代的发展与演变。他试图用音乐史学方法为主体，融合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城市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中、西音乐文化在某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交融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以详尽的史料更多关注到近代上海、天津与汉口这些租界城市的实际音乐生活及其变化。

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主体，是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也因此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来说，将目光关注在中西音乐文化交融问题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这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细致地了解西方音乐文化是如何传入，又如何传播及影响到中国音乐文化，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李俊博士的新著，从一个角度可使我们管窥到这方面的历史事实。本人撰写此文，正是受李俊博士新著的观点影响，有感而发。

二、租界与租界城市

当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特点有三：一，越来越重视音乐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并注重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二，在注重整体研究的同时，注重对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三，注重比较音乐文化的研究，如对中西音乐交融问题的研究等。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在具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课题中，学者们尤为关注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生了何种的变化。

在中国，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城市，尤其是中国的中心城市及租界城市。

“租界”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在中国是指近代历史上列强和中国政府议定条约或租界章程取得租借地的简称，其多位于港口城市。近代，西方列国在我国租界主要有：上海租界、天津租界、汉口租界、苏州租界、杭州租界、厦门租界、广州租界、九江租界、镇江租界等，其中上海租界、天津租界和汉口租界最为重要。

上海公共租界，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另一个是鼓浪屿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是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个租界。上海租界从1845年11月设立开始至1943年8月结束，历时近百年。上海开埠后，最初有英、法、美三国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由此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租界期间，上海租界一直保持着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分立的局面。上海租界的成立，对上海和周边地区近现代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在天津老城东南部区域相继设立的、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借地。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后两个租界，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天津租界是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的承载体。

汉口租界的数目仅次于天津。其中，在甲午战争以前只有一个汉口英租界。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数年间增加了法、日、俄、德4个，形成5国租界沿江岸排列的局面。1917年，汉口德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4年汉口俄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6年汉口英租界被北伐军国民革命政府收回。1927年以后，减少到2个：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1943年，汪精卫政府在名义上收回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直到抗战胜利后，法租界、日租界才被正式收回。

在近代中国产生租界的同时，随着西方侨民的入居租界，带来了西方文化，也引起了包括中西方音乐在内的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由此，引发了租界所在城市（包括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鉴于上海、天津、汉口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大租界城市，在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研究中极具代表性，以近代租界城市为观察窗口，来考察近代中西音乐文化交融问题，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租界城市的文化转型

在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城市，还设立了多处通商口岸，因此，中国古老的传统型城市逐步向西化的近代化城市转型。在这些城市中，上海、天津、汉口不仅是最有影响的租界城市，而且还是最有影响的交通枢纽与工商业城市。

近代城市尤其是租界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物质要素增多，功能结构复杂，如出现很多新式剧场、歌舞厅、学校等公共设施，这些都为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音乐文化交融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租界城市开放型的空间结构，也为西方音乐以各种不同方式在中国传播、中西音乐文化交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西方国家在我国开辟租界，其租界文化的渗透是和西学的传播同生共长的，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和列强统治的多元性，加剧了中国租界文化多重特性地发展。近代西方文化载体如教会学校、新式学堂、报纸杂志、电影、电台、唱片等，成为传播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新的信息媒介，使得租界城市的市民在文化上、心理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独特的城市心态文化。中国传统观念被分化，君臣、忠孝、恕悌、节义等价值观逐渐发生动摇，以家族制和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被抛弃，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为准则的新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成为市民阶层追求的目标，这些也都在以租界为中心的城市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中得以反映。

西洋音乐随着以租界城市的发展而大量地涌入我国。西方音乐文化（如西方古典音乐、以爵士乐为主的流行音乐等）都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冲击。此后，我国的音乐家不仅在音乐创作上大量运用了西洋音乐的创作技法，而且在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传播等方面，都体现出西方音乐文化的方式与精神，这使我国音乐生活产生了质的变化。在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不断交融过程中，中国音乐文化开始由封闭的传统型逐步向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国与外国兼容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四、近现代中国城市的音乐文化

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门明文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的必修课，通过唱歌来传播新思想，这种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音乐教育模式的转变。“学堂乐歌”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开始大量将西方的教育模式运用到中国的教育之中。而当1927年，中国第一个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则拉开了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序幕，这是新式学堂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上海显得得天独厚，专业音乐教育有较好的发展，而天津、汉口的专业音乐教育，远不如上海。

租界城市内的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由民间开始走向官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随着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深入，我国成立了一些新型的音乐社团，为近代中国音乐教育与传播开辟了道路。在民间，由于戏曲的繁盛，“科班”是培养戏曲人才的重要场所，戏曲的表演、演唱，由师徒传承的模式得以延续。当大量新式学堂逐渐代替旧有的私塾后，开始出现新型音乐课程的设置，使新的学校音乐教育模式逐渐被人们接受，而“科班”逐渐衰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大批犹太人逃到当时处于“孤岛”状态的上海租界。大量德、奥犹太难民中不乏出类拔萃的音乐家，同时，上海也有许多长期旅居的外籍音乐家，或是短期访华的外国音乐家，他们有的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有的被聘为国立音专等院校任教，有的私人收徒，租界城市的外国音乐家带来了形式多样的西方音乐包括铜管乐、管弦乐、歌剧及其他各类器乐演奏和声乐演唱等形式，使得西方音乐在我国大量传播，对推动我国音乐西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西方音乐大量涌入我国后，无形之中与中国本土音乐发生了必然的融合，许多中国的作曲家学习了西方的作曲技法之后，创作出具有西方技法特征与中国特色结合的音乐来，于是，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创作出现了，这大多是典型的中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出现，不仅开启了中国音乐发展的新历程，而且，这一交融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租界城市（尤其是上海）的音乐创作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租界城市音乐的传播途径

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说，音乐产品在社会中有两种形式的流通：一是音乐产品无偿服务形式，即音乐产品在其流行、传播与社会接受中，不存在任何货币交换的现象，音乐无价格、无偿地提供给社会，传播给听众，比如宗教音乐活动、劳动号子等；另一种是音乐产品的有偿服务形式，这种形式广泛地存在于租界城市中的各种娱乐场所，这些音乐活动已经成为城市大的娱乐商业活动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音乐，商品性极强。在音乐文化市场中，人们用货币来购买音乐产品，这种音乐文化产品是以物质、物品或其他形式体现出来的。在这种物质、物品的形式中，表现为音乐商品生产者以多种手段传递各种音乐信息：各类娱乐场所各种音乐演出，电影音乐、电台音乐、乐谱、音乐唱片等，都属于音乐商品。音乐商品生产与消费在租界城市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常态。在包容性极强、文化极为多元的租界城市空间里，商人们为了追逐最大利润，想尽各种方法，将音乐商品以各种形式包装、宣传、销售，最后在满足庞大的城市市民群体休闲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音乐商业化的运作。

近代的中国，其西方音乐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歌舞团、音乐会、电影音乐、唱片、电台等载体进行传播，这在当时的上海、汉口、天津都极为普遍，尤其是歌舞团的演出。来自外国的歌舞团最先来到上海，后又到汉口等地进行交流，不仅促进了西方歌舞音乐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国本地的歌舞团体的出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从最初的无声片到有声片，电影的配乐与插曲，成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自此与电影密切结合，电影由此成为一种传播歌曲的载体。在租界城市中，电影大盛，使得大量欧美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各大电影院上演。之后，其中的歌曲广受市民欢迎，于是，国外流行歌曲伴随电影一起走向了社会与市场，这极大地推动了外国流行歌曲的发展。此外，在上海，20世纪30—40年代，很多歌星纷纷踏入电影界，中国的电影得到迅速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流行歌曲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并逐渐提高了其艺术性。

在上海与其他租界城市中，广播电台大大地扩大和增加了市民“国际化”信息的来源，同时，也使得文化娱乐更加趋于大众化。广播电台的播音中，音乐的播出占了很大比重，其音乐主要是国乐、西乐、戏曲、曲艺、歌曲等，这对音乐通过电波的传播，起到迅速侵入人们社会生活的作用。

除此之外，当时城市里留声机是很时髦的东西。唱片所面对的群体虽是少数，但从音乐传播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唱片的传播，一方面结束了观众只能去剧院等演出场所现场观看音乐演出的历史，让观众可以在家里欣赏到音乐，使得人们在参与音乐活动的方式上更为自由，选择性更大；另一方面，音乐表演者可以通过录制唱片的形式，对自己的演出进行广泛传播，传播的范围大大增加，无形之中增加了音乐的影响力。再者，唱片录制的音乐作品可以较长时间的保存，且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进行播放。

当然，音乐还有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即大批中国音乐家赴国外学习西洋音乐，而后回到中国，并将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相结合进行创作，这些音乐都直接对租界城市市民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影响。

租界城市的音乐活动，其一，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满足租界中外国人的精神娱乐生活，这不仅体现在歌舞厅、电影院等场所中的音乐活动上，在租界的各种建筑、使用的交通工具、银行等生活的各方面都希望将自己本土的文化带过来；其二，外国人在自己信仰宗教的同时，还不忘通过租界向各地传教，在举行宗教活动的同时音乐活动自然而然得到了传播；其三，外国人觉得仅靠自己的力量，还很难使西洋音乐文化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这就需要培养大批的中国人来学习西洋音乐，因此，他们开始了组织中国人成立乐队，教授中国人西洋音乐。

在租界城市里，借助各种机会，运用各种形式，将音乐这一商品通过包装、宣传，最终得以销售，这更进一步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与融合。这使上海、天津、汉口既有共同之处，但是又各有地域性差异。

六、租界城市音乐文化的性质

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冲击之下，租界城市的音乐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的传媒方式的出现，如音乐开始利用报纸、唱片、电台、电影等新的媒介形式进行传播，其中，报纸的作用主要是对音乐演出活动进行广告宣传以及新闻报道，并成为音乐评论与研究的重要载体。这些致使音乐的传播方式发生变化；其二，城市传统音乐的活动，在新的西方异质音乐文化的冲击之下，产生了生存的巨大压力，为了适应极为浓郁的城市商业氛围，求得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传统音乐文化在主客观条件下，对演出的形式与内容等，都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其三，由于受到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女性为了生存的需要逐渐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女性乐人开始广泛参与城市各种音乐活动，音乐表演主体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迁，逐渐打破男性演员一统天下的格局，甚至有些形式如歌舞厅、歌舞团的流行音乐等演出活动，女性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其四，随着各种现代社团的出现，传统乐人的组织形式开始向现代音乐组织形式转变，这对于巩固整个乐人群体在整个城市社会生活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五，由于城市现代公共设施的快速建立，现代型的剧场大规模出现，这使得音乐演出的场所发生了变化，为近代城市音乐的商业演出提供了物质保障；其六，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致使各种商品的商业运作逐渐趋向成熟，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消费型商品，其运作模式由传统型逐渐向更为成熟的城市商业型模式转变。

一般来说，文化交流与融合总是双向的，双方互相吸收、互相影响。但在近现代中国，中西音乐文化交融中有着极大的不平衡性，中国与西方的音乐文化交融，总体上来说属于异质文化的交融：近代西方国家的音乐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后，其音乐文化具有较高的势能，使尚处于封闭的传统状态下的中国，在接受西方较为先进的现代工业成果的同时，也盲目地全盘接受西方音乐文化，并以此为“先进”，故而，在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主要是西方音乐文化向中国输入，并对中国音乐文化及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14年7月22日于武昌两湖书院

说明：本文发表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