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讨厌的隐姓埋名状态
他想必无聊得要命。
——汉娜·阿伦特评论躲藏在德国北部的艾希曼
乍看之下，吕讷堡石楠草原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飞黄腾达的党卫队事业生涯。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方式与奥托·黑宁格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已无量身定做的制服、光可鉴人的皮靴、办公大楼与勤务人员，留给他的只剩下一件褴褛的国防军外套和森林里的一栋小屋。他不再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再也无法乘坐自己的公务汽车行遍半个欧洲，再也不可能用新的手段来消灭敌人。艾希曼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几乎可称之为“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战俘和逃犯，他的生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求生上面。森林中的宁静、充足的食物供应
、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一切不仅提供了某种安全感，更令人不得不回归内心世界。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宣称：“194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以书面形式记录我的回忆，并写下了当时还记忆鲜活的一些数字。”考虑到艾希曼所处的环境和他日后的写作热忱，此事一点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不能把这种举动看成反躬自省，因为艾希曼即便已经失去了他的办公桌，却完全没有失去他的旧心态。除此之外，他写作的原因并不是要设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被他视为毕生成就的那些行为如今普遍受到了谴责。艾希曼并不打算追求真理，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种最可信的辩解以防万一。
他想必早在成为战俘、随时可能面临审讯威胁的时候就已经开动脑筋，到底该如何描述他那惊人的职业生涯，以便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许多上司和同僚接受审判的新闻，让他联想到自己迟早也会——无论是以证人还是被告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艾希曼自己曾经多次扮演审讯者的角色，足以知道简单的谎言根本不可能让他全身而退。然而事情的真相实在太骇人听闻了，甚至无法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表达。若是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坐在一起小酌红酒，他们或许不难达成共识，认为谋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只不过是“后代子孙们不必再进行的战役”。可是艾希曼足够聪明，知道其他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看。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心只想推诿卸责，忘记自己在过去12年中跟在谁的背后做出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因犯下反人类罪行而遭到通缉的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而言，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艾希曼始终承认，他从一开始就阅读了所有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报道和文章。他曾有些漫不经心地告诉萨森：“在林木茂密的石楠草原，我的面前摆放着一大沓旧报纸，上面都有关于我的文章，用了像是‘大屠杀凶手艾希曼’、‘大屠杀凶手在哪儿’和‘艾希曼躲藏在哪里’之类的标题。”艾希曼后来的各种谈话和证词都显示，他确实知道当时主要的文章和事件，只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的。因此我们只能设法找出他在那段时间或许已经读过哪些东西，而且无法排除他是后来才看到那些材料的。第一本他后来反复引用的书是欧根·科贡（Eugen Kogon）所撰写的《党卫队国家》（Der SS-Staat），其主要根据是美国军事当局委托昔日集中营囚犯集体整理出来的“布痕瓦尔德报告”（Buchenwald Report）。该书在1946年出版，将罪魁祸首描绘成一小撮反社会的变态虐待狂，想必会让艾希曼觉得既受侮辱又遭挑衅，这完全不符合他对纳粹领导阶层的理解—在他眼中，那是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而他信仰坚定地自视为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艾希曼很早就在报纸和小册子上读到了霍特尔和维斯利策尼的证词，因为它们已在新闻媒体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北德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1946年秋季出版、由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M. W. Kempner）编辑的《纽伦堡审判》（Das Urteil von Nürnberg）。基本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定，艾希曼在做伐木工人时期的确读过那些出版物，因为在“岛上”，怀旧的政治性谈话显然经常发生。该地区的百姓至今仍然记得，如果有谁想要喝杯啤酒谈谈往事，森林里那群伐木工以及与他们同住的红十字会护士露特（Ruth）的房子是一个受欢迎的晚间聚会场所。那些小册子不必花钱就能获得，因为英国占领军把它们作为再教育工作的一部分而免费分发。无论如何，当艾希曼在1948年离开森林，搬到阿尔腾萨尔茨科特（Altensalzkoth）那个小村庄经营一家养鸡场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在回顾当时的生活时，艾希曼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在美丽的石楠草原上，生活平静地发展下去。每逢周日，我就骑着自行车前往策勒附近的乡村酒馆……酒馆主人有时会告诉我当地报纸写了关于艾希曼的什么，我听了便不禁难掩笑意。他总是习惯性地说：‘说不定一切都是谎话和捏造出来的东西。’那让我非常高兴和满意。”
艾希曼不只从报纸和书籍中读到他在历史上的特殊角色，周遭环境也在提醒他这一点。他的新居住地距离昔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只有几公里之遥，该营区当时已经变成了一座难民营，暂时收容那些从纳粹杀戮行动中幸存下来的无家可归者。艾希曼就生活在他的受害者附近，只不过如今他已是鸡农而非刽子手了。他后来在阿根廷用这个光怪陆离的场景来附和萨森的意见：“吕讷堡石楠草原附近就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地周遭的一切都飘荡着大蒜味，而且那里只有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有谁过来买东西呢？当然只有犹太人。于是我告诉自己说，我把木材卖给了犹太人、把鸡蛋卖给了犹太人。我感到震惊和困惑，在心中自忖道：你瞧瞧看，真是天杀的！那些家伙应该都已经被杀光了，可是他们却正在跟我讨价还价。可不是吗？”但不管艾希曼在老朋友们之间发出怎样令人作呕的纳粹式吹嘘，近在咫尺的贝尔根—贝尔森还是对他造成真实的困扰，即便艾希曼只是轻描淡写地顺手写道：“在那几年，我从来没有摆脱这样的恐惧：有人会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而他揽镜自顾时显然不曾产生同样的担忧。
我们不知道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写下了哪些想法。至少按照他在阿根廷的说辞，当他再次离开藏身之处的时候，已经先后将回忆录和各种统计数字一把火烧掉了，因为不想带着它们一起上路。
在米勒—科伦贝格林区（Revierförsterei Miele-Kohlenberg）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认识奥托·黑宁格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恐惧和内心的挣扎。他们遇见了一位不酗酒也不赌博的好好先生，有办法公平地安排食粮分配，十分熟悉“公家机关的繁文缛节”，既聪明又彬彬有礼，而且还按时缴纳房租。此外，这名带有轻微维也纳口音的男子声音相当有魅力，行为表现更显示出他绝非出身乡间地区。村内的女性居民在1960年告诉新闻记者：“他是那样安静谦卑的一个人，经常在温暖的夏夜为我们演奏小提琴。他演奏过莫扎特、舒伯特、巴赫和贝多芬。”当地的男性也高度评价这位新来者：他通常被认为掌握娴熟的技术知识，有办法修复损坏的机械设备，更何况他还拥有该地区唯一一台收音机，特别喜欢追踪新闻动向。奥托·黑宁格表现得随时随地都乐于助人。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庸俗的陈腔滥调，但就连小孩子都喜欢他，因为他能够辅导功课，还会给他们巧克力。没有人真正清楚奥托·黑宁格的底细。这个小村庄的居民让他进入他们的生活，把房间和田地租给他，用车子帮他把鸡运往市场，购买他的鸡蛋，并且尊重其不事张扬的作风。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问起，因此也不会询问别人。然而艾希曼对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不想让周遭的寻常百姓起疑心的话，那么就不能阅读比儿童故事更有深度的东西。”汉娜·阿伦特尽管没有听到这种贬损言论，却还是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推断，认为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想必“无聊得要死”（tödlich gelangweilt）——而这带来的无可否认的好处就是，至少他不必再算计别人的性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