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笑着跳进坑里……”

在纽伦堡审判中，犹太人大屠杀只是诸多审理事项之一，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一个。从美国公诉人的相关准备工作即可看出，这个主题是多么不受重视。最终只有一个人被派来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他不堪重负，几乎只能心怀感激地完全仰赖卡斯特纳的报告。鉴于犯罪规模的庞大、没完没了的涉案名单，以及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弄清楚一个四面受敌的政权内部是如何运作的（这是研究人员至今仍在设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惊人的任务，此种处理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检方为了避免可能来自本国内部的批评，小心翼翼不特别强调犹太事务的做法，也阻碍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成为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课题。虽然当时也出现了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以及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尸体堆积如山的照片，但罪行真正的规模一直要等到1945年年底，才通过鲁道夫·赫斯、威廉·霍特尔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等人的证词而公之于世，而那时第一次审判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虽然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供词早在好几个月之前即已提交给调查当局）。如果有谁用搜索引擎在第一次纽伦堡审判的记录中搜索“艾希曼”这个名字，很快就会得出印象，此人被谈及的次数不多。事实上，被用作基础证据的《卡斯特纳报告》甚至还把艾希曼的名字拼错（Eichmann被写成“Aichmann”），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但若是看一看那个名字在分配给相关主题的有限时间内出现得多么频繁，并且考虑到审判期间只有宣誓的证词被当庭宣读，事情看起来就截然不同了——每当讨论到灭绝犹太人的行动，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

1945年7月，当艾希曼还冒充阿道夫·卡尔·巴尔特被困在上普法尔茨的一座美国战俘营时，不久前还在维也纳担任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局负责人的鲁道夫·米尔德纳（Rudolf Mildner）已勾勒出一条“责任序列”（Verantwortungslinie），让人很容易成功地躲在后面：“执行之前，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先与IV A 4部门的负责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口头讨论。艾希曼原本隶属于党卫队保安局第三处，为了这项任务而被调职到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米尔德纳的把戏显而易见：既然其间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证人，他身为局外人也就无从得知任何事情。只可惜不曾有人当面质问米尔德纳，他是从哪里得知了那种下达指令的方式。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开始之前，在许多昔日的纳粹犯罪地点，各种关于艾希曼的报告和陈述已经开始出现。它们或来自从前的敌手（罗斯韦尔·麦克莱兰[Roswell McClelland]，瑞士，1945年8月2日），或来自盟友（匈牙利萨拉希·费伦茨[Ferenc Szálasi]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沃伊瑙·加博尔[Gabór Vajna]，匈牙利，1945年8月28日），或来自同事和朋友。纽伦堡第一次审判开始一个多月后，检方出示了威廉·霍特尔那篇恶名昭著的证词，其中谈到艾希曼曾经向他提及的600万名受害者（1945年11月26日）。12月中旬，卡斯特纳的书面证词被当庭宣读，紧接着又宣读了霍特尔的声明，于是掀起一股以《600万犹太人遭到谋杀》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浪潮。这个死亡统计数字——400万人死于集中营，另有200万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顿时传遍世界各地，其始作俑者的名字随之闻名遐迩：阿道夫·艾希曼。

例如1945年12月19日的《富尔达人民报》（Fuldaer Volkszeitung）指出：“霍特尔证词的根据是一个名叫艾希曼的人向他所做的陈述，该人身为党卫队高级官员，在灭绝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霍特尔认为艾希曼的陈述正确无误，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必然使其对被害犹太人的数目有着最清楚的认知。一方面，艾希曼通过特别行动队把犹太人送进毁灭营；另一方面，他自己在盖世太保高层的职位，让他得以深入了解有多少犹太人被以其他方式杀害。”自此，在涉及受害者数目时，艾希曼被视为关键证人，无与争锋。在阿根廷，这个名声将为他打开进入萨森圈子的大门。12月20日，法庭开始设法还原包括艾希曼部门在内的盖世太保的组织结构，却被一再改变的部门名称搞得一头雾水。1946年1月初，特别行动队D支队领导人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的证词，让艾希曼的名字出现在更多新闻报道中。艾希曼那位昔日的朋友和下属刻画出一个颐指气使的上司，而把自己表现为深受其害的人，并且引述了艾希曼讲过的一句名言：“他说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一想起有500万条人命要算在他的账上，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对此，纽伦堡审判中官阶最高的被告戈林不禁充满同情地评论道：“这个维斯利策尼只是一个小人物，因为艾希曼不在这里，他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所提到的艾希曼正是戈林于1938年11月展开迫害犹太人行动之后，在会议上结识的那个艾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