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个名字在战后的事业生涯

阿道夫一直是我们家里的黑羊。

——卡尔·阿道夫·艾希曼向美国陆军防谍队（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做的供词

谁要是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就会永远失去对它的控制权。如今已属于市场行销基本法则的这个道理，当时却让艾希曼感到惊讶，尽管除此之外他熟练掌握了自我推销的技巧。艾希曼早就放弃了仍然受到持续宣扬的“最终胜利”，甚至及时规划了可能的逃跑方案。但即便如此，他显然也料想不到，自己周遭的每一个人都能那么快就找到新的救赎，把纳粹礼向前伸出的手臂对准了他，并用“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开启了完全不同的大门。

最晚在1944年，艾希曼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犯。截至目前，只有极少数这样的通缉名单得到了研究，但每一份已知的名单上面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在“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1945年6月8日的通缉卡片上，编号6/94的艾希曼高居首位。1945年6月27日，世界犹太人大会请求美国公诉人缉捕阿道夫·艾希曼，并在纽伦堡指控他为主要战犯之一。8月，维斯利策尼在美国方面的审讯中针对艾希曼做出了详尽报告。维也纳警察当局也对艾希曼展开了搜寻行动，并在一年后发出了拘捕令。1945年9月，艾希曼出现在英国军情四处制定的《德国警察、党卫队以及各种党派和准军事组织人员黑名单》上。1946年6月17日，美国陆军防谍队制作了一份关于艾希曼的三页报告，其主要依据为霍特尔、贝歇尔，以及艾希曼家族（显然是为了混淆视听）的供词，该报告已经纠正了有关萨罗纳的神话。时至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关于艾希曼的档案已经包含了一百多份报告和文件。“]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 War Crimes Commission）的前身组织自1943年秋季以来，就一直在收集犯案者的名单，而在被称为“纳粹猎人圣经”的“战争罪犯和安全嫌疑人中央登记处名单”（CROWCASS List）上面，当然也出现了艾希曼的名字。

尽管如此，在德国投降之后，最让艾希曼担心的并不是盟军无所不在的军事单位。美国人固然逮捕了他，但他们仅知道人名，而他在德国彻底战败的局面下很容易就可以改名换姓。艾希曼先是在乌尔姆（Ulm）和上普法尔茨魏登（Weiden/Oberpfalz）的战俘营假装自己是一个名叫阿道夫·卡尔·巴尔特的低阶人员，但很快就改称自己是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当接近他的真名，万一有人认出他并喊出来，也不至于引人侧目。此外，军官的职阶能够让奥托·埃克曼免服劳役。艾希曼的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如今在布雷斯劳已不复保有任何书面记录，而且他把自己新的出生日期“往前挪了一年……这样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记住那些数字。我的签名也变得比较顺手，即便一时失神也不至于在签字时露出马脚”。他在被转囚于弗兰肯（Franken）地区的上达赫施泰滕（Oberdachstetten）时，仍旧保留了那个姓名和官阶。

艾希曼自己毕竟有过审讯的经验，因此并不担心会在接受审问时露馅。战俘营很大，验明正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危险的反而是可能认得其长相的人，亦即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曾跟“移民专家”艾希曼打过交道的犹太人。这些人偶尔会现身战俘营，寻找曾经折磨他们的人和杀害了他们家人的凶手。艾希曼后来絮絮叨叨地表示：“犹太人委员会一来到营区，我们就必须排队集合。嗯，他们会盯着我瞧，想确定是否曾经看见过这样的嘴脸。……我们必须排成连队……然后过来一个大约由15名傻蛋组成的犹太委员会……他们很仔细地从一排又一排的队伍前面走过，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可不是吗？他们也盯着我的面孔瞧个不停，一直非常起劲。我们不准开口讲话，否则我们肯定会对着他们叫出最好听的名字。等他们检查完毕，我们便向前走两步，轮到下一排。”

然而艾希曼却说，这种追捕方式很好逃脱，只要所有战俘都团结一致，彼此不动声色就够了。想从成千上万名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当中辨认出身穿制服、脸孔白净的党卫队官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在这些囚犯因为战败而自视为一个团结整体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纳粹罪行的细节被披露出来，甚至让一些立场坚定的纳粹党人也感到恐惧和震惊，这种团结一致很快便宣告瓦解。此外，即便最亲密的战友情谊也未必能一直保持稳固，通常等到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之际就会破裂——例如直面来自美国陆军防谍队的审讯军官，或者面临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到了这样的节骨眼，就再也无法继续隐身于茫茫人群当中了。艾希曼很快意识到，危险除了来自他的敌人之外，也来自他所认为的朋友。那些对绞刑架心生畏惧的纳粹党人突然回想起来，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有办法认出艾希曼的脸，同时却又极力设法让人忘记他们为何如此熟悉艾希曼那张脸。

谁要是常年一直大声宣扬自己的独特角色，难免会在政权更迭之后成为理想的投射屏，让其他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艾希曼尽管并非可怜无辜的替罪羊，却也从未享有过战争罪行审判的证词中给他冠上的那种权力地位，毕竟艾希曼绝不可能独力杀害600万犹太人。正因为人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谁，现在才必须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而且顶多只是粗略知晓他所做过的事情——由于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属于最高机密，他们甚至不知道参与者的名字。结果每当提到艾希曼的名字时，那些被告和证人们的回答非但不是：“谁？从来没听过！”反而都假装做出惊骇的反应：“他？没见过！”他们进而滔滔不绝地解释为什么不清楚那个人的底细，反正他们显然完全不可能认识他。这么一来，真正令人诧异的事实反而消失不见了：竟然有那么多纳粹党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与受害者，其实对那个名字知之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