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疯子
在纳粹时代的最后几年，艾希曼已经开始面对昔日成功塑造出的形象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假使他名不见经传的话，根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战后声誉。但如果艾希曼希望自己会被人遗忘或忽略，那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原因有二：首先，他并非浪得虚名，无缘无故就成了纳粹犹太政策的象征。其次，恰恰是这种名气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投射面，让别人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既然艾希曼老是喜欢出风头，人们如今很容易就能躲藏在他的背后。这种倾向在1944年的时候即已显现出来。尽管多线作战带来各种人力方面的问题，艾希曼的部门还是再次扩大编制，改称第四局A处4科（IV A 4），业务进而涵盖了之前最负盛名的职权范围：所谓“政治化的教会”（politisierende Kirchen）。那时艾希曼即便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早已不是无名之辈。其傲慢自大的行为方式，甚至使他出现在一份同时写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代表的报告当中：一位名叫格哈德·莱费尔特（Gerhard Lehfeldt）的新教律师曾在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与艾希曼有过接触，并且确信正在筹划中的“混血人种”（或“半犹太人”）相关法案，以及引发“玫瑰大街抗议事件”
的那场行动，都“出自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的倡议”。所谓的《莱费尔特报告》（Lehfeldt-Bericht）也被交给了富尔达（Fulda）主教会议主席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 Bertram），特别用于向教宗报告。如今艾希曼正式负责宗教业务一事已经传播开来，他的名声甚至变得更加响亮。从1944年3月起，严格说来有两个艾希曼：一个是难得出现在柏林的艾希曼本人，另一个是他那盲目忠诚的副手罗尔夫·金特（Rolf Günther），完全按照其上司的意思负责“艾希曼办事处”。“艾希曼”因而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
但这时开始窝里反了。正当艾希曼置身匈牙利，以惊人的高效首次亲自督导遣送行动，配合“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让自己的恶名更上一层之际，他最亲密的同事和同僚却纷纷将触角伸往其他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赫尔曼·克鲁迈（Hermann Krumey）、库尔特·贝歇尔（Kurt Becher）等人，甚至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都努力与一个特定的人群建立联系，而那些人正是他们整整十年来唯恐避而不及，甚至打算从地球上抹去的对象。维斯利策尼和克鲁迈一再与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长谈，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邪恶的怪物，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筹莫展的听命行事者，竭尽所能想要阻止一切。希姆莱试图与国际代表谈判；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已在探讨与奥地利单独媾和，或者至少于战后获得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保安总局情报部门的威廉·霍特尔甚至已被招募成为敌方的特务。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重新拉帮结派，以便为将来的问题预先做好准备，并且有了新的动机要把艾希曼这个名字推向世界。
事实证明，艾希曼深植于公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对所有这些努力助益颇大。既然人们已经相信，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在自己的位置上享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其他人大可乘机夸大艾希曼的影响力，从而淡化自己的角色。但这种做法不可能总是奏效，尤其若是像卡尔滕布伦纳那样的人物声称自己的意见一直被艾希曼推翻，更只会显得荒谬可笑。但即便如此，这也表明了艾希曼显赫的地位：甚至连卡尔滕布伦纳也看见了机会，以为或许会有人相信他的说辞。不过对其他许多不像帝国保安总局首脑那般位高权重的人来说，这法子倒还真是管用。因此好几个不同因素在1944—1945年共同决定了艾希曼的形象：首先，由于其职务上的相对独立性、他在布达佩斯所处的地位，以及战局的灾难性发展，艾希曼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一意孤行。其次，他的同僚们已经开始改变跟犹太受害者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借由与他们那位上司保持距离来强调艾希曼所起的作用。最后，那些犹太谈判代表如今再度被派往国外接洽，他们不仅在那里谈论艾希曼，还在信件或报告中写下他们与艾希曼接触的经过。
艾希曼自己在匈牙利的行为夹杂着狂妄自大和绝望无助。起先他短暂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虚伪态度施展了所谓的外交手腕：“既然我的顶头上司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亲口表示，他是派了大师本人过来，我自然希望能够表现得像是一位大师”，毕竟“来到匈牙利的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结果却演变成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过激行动，看不出一丝一毫节制与慎重的迹象。艾希曼再次大肆吹嘘一切让他觉得可以拿来唬人的东西：他与匈牙利最高领导当局之间确实存在的密切接触、与第三帝国权威人士之间未必存在的直接联系，以及他所掌控的从所谓“个人专机”到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所有器材设备等等。“我是嗜血猎犬！”“我让奥斯维辛的磨坊磨起来！”“我可以把你想要的犹太人都交给你”“以货换血”“我会向希姆莱报告”“我要撂倒布达佩斯所有肮脏的犹太人渣”。他并不总是清醒和懂得分寸，跟别国外交人员起争执；威胁要暗杀“犹太人的朋友”——例如“[拉乌尔·]瓦伦贝里（Raoul Wallenberg）那只犹太狗”；他还声称准备前去拜访大穆夫提，后者当时的确在插手纳粹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亲自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解决；外交部的人员和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都来拜访过他。他似乎无处不在，同时又哪里都不在。艾希曼滔滔不绝地讲来讲去，以致周围不明就里的人相信他确实直接参与了推翻匈牙利摄政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的行动。等到解放马伊达内克（Majdanek）毁灭营的照片传遍世界，又有人认为艾希曼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而且他最终会与希姆莱公开决裂。如果维斯利策尼后来的讲法可信，那么艾希曼当时在下属面前的炫耀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维斯利策尼声称，艾希曼曾在匈牙利吹嘘，说他和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就是整个灭绝犹太人构想的幕后推手。艾希曼疯狂沉迷于他那杀气腾腾的毕生志业，并且相信“布达佩斯铁定会为我树立一座纪念碑”。他吓唬受害者，等到取得了“最终胜利”，希特勒将任命他担任“世界犹太人专员”（Weltjudenkommissar）。要不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恐吓记录如此严肃清醒，我们恐怕会误以为他在当地登台演出了一场荒诞剧。但他的表演甚有成效，最终为他赢得了“以疯子般的痴狂”迫害犹太人的名声。根据官方统计，匈牙利遭到遣送的男女老少共有437,402人，但甚至连这个数字听起来都简直像是低估了。
当艾希曼对着犹太谈判代表约埃尔·布兰德和赖热·卡斯特纳大声咆哮的时候，他的同事们正设法小心翼翼地展开对话。这种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做法并非新鲜事，但艾希曼的同僚们如今迫不及待地想要“扮白脸”。维斯利策尼只管信口雌黄，声称消灭犹太人是“艾希曼的梦想”，并且夸大自己的影响力来证明他是多么积极地帮助受害者。最后他甚至还在卡斯特纳面前，把自己形容成艾希曼威胁、逼迫、恐吓的受害者，借此争取同情。此外，维斯利策尼强调自己一直竭尽全力、无私无我地在可能范围内对抗他那位恣意妄为的上司。克鲁迈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可靠的暴行见证者，宣称只想借此揭发真相。与艾希曼在希姆莱面前争宠的库尔特·贝歇尔，当时正在匈牙利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当他自己针对犹太资产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就拿出艾希曼的名号用作威胁恫吓的手段。因此艾希曼后来解释说：“每一个部门都试图从匈牙利犹太人那里榨取一切有用的东西，而在压榨的时候就用艾希曼那个大坏蛋来吓唬他们。”运用这种策略，库尔特·贝歇尔不仅组织了灭绝犹太人背景下的最大规模劫掠行动之一，同时也为纽伦堡审判成功制造出了不在场证明。最后，匈牙利的犯案者也尝试使用这种策略，并设法亲近犹太人代表。就像此前迫害犹太人时那般，同样疯狂的反犹太主义使他们过分高估了那些代表们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一两个犹太人帮忙讲好话，就足以让人忘却十年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结果这种期望只在极少数几个案例中得到实现。维斯利策尼与卡斯特纳的各种谈话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最后连卡斯特纳的缓颊之辞也还是救不了他。不过他的那些言论为艾希曼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库尔特·贝歇尔就幸运许多。墙头草两边倒的作风固然拯救了他，但他保住一命的原因也在于：尽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掠夺案都必须算到他的账上，他却成功地抹除了自己卷入谋杀方案的一切痕迹。许多人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仿效他的范例，利用一切机会与艾希曼公开保持距离，从而在此过程中预先表明了艾希曼的独特角色。这在战后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自保举措。
赖热·卡斯特纳和约埃尔·布兰德则把“怪物艾希曼”的形象传播到了国外。布兰德在土耳其被逮捕之前和之后，以及在开罗被关押期间，都曾向“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艾拉·赫希曼（Ira Hirschmann）以及英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艾希曼在灭绝犹太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间接促成了全球新闻界对臭名昭著的“用货物换鲜血”（Blut-für-Ware）交易的报道。卡斯特纳在战时记载日记，战后立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卡斯特纳报告》（Kasztner-Bericht），与他其余（曾受到维斯利策尼和贝歇尔强烈影响）的声明共同构成美国和英国当局筹备纽伦堡审判时的主要书面资料。这些结合早些年由艾希曼本人自豪地公开建立起来的形象，便形成了一种再也不受其创造者控制的局面。最后他别无出路，只能借着那个名声进一步实现自己凶残的目的，直到再也用不下去为止。接下来他就只能改名换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