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这里，而且无所不在”

但即使是最高明的公关工作，也只能把美丽画面的逐渐黯淡推迟很短一段时间。人们慢慢对最终胜利产生了怀疑。当初只不过是因为对胜利充满信心，才使他们不怎么在意清理痕迹的工作。将来还有时间清理现场的希望正逐渐消失，涉事者与知情者对战败后个人声誉和个人前途的忧虑则与日俱增。

当其他人已经开始考虑战后时期之际，艾希曼的名声正传遍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和毗邻地区。这不仅是“艾希曼办事处”里那些“犹太事务顾问”（Judenberater）所起的作用，更要归功于不辞辛劳在各地穿梭旅行的部门主管本人。艾希曼日后曾说：“我曾在这里，而且无所不在。别人从来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只需看看艾希曼的出差行程即可明白：在阿姆斯特丹的会议、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招待会、在海牙的钻石交易谈判、在尼斯的外交晚会和前往摩纳哥散心、在巴黎召开的部际会议、闪电式访问哥本哈根，此外还到访犹太人隔离区、特莱西恩施塔特与各个毁灭营，以及东方的分支机构，一直到基辅和柯尼斯堡。艾希曼一直喜欢强调：“从前我是个旅行者。”“我们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有办法钻进去。”“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名字”更在各处都是敲门砖，甚至比他那红色的官方通行证还要来得有用——即便许多曾经为艾希曼及其同僚打开大门的人，后来都宁愿自己当时没有被找上门来。

然而艾希曼的事业发展早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帆风顺。1943年的时候，有两起事件更是特别产生了妨害。一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行动，完全撼动了艾希曼对犹太人的认识；另一则是丹麦人成功抵制了遣送犹太人出境的计划，这被艾希曼视为个人的挫败。其原先的计划根本没有把抵抗行动纳入考量，更遑论是被视为“缺乏战斗意志的”犹太人的肢体暴力，以及纳粹想“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所展开的破坏行动。对于一个只晓得诡计、讹诈，以及玩弄各机构于股掌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意味着真正的巨大威胁。艾希曼不得不同时针对两方面的转变采取应对措施，来反制其同党和同谋者在态度上，以及对手在行为上出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他一方面必须巩固控制，另一方面则必须确保权威，于是因应时势塑造出另外一种自我形象，并且在其同僚的帮助下成功地广为传播：这个艾希曼不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还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

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的突然死亡，使艾希曼失去了最主要的靠山，不仅在公务上如此，在情绪上亦然。自己的顶头上司遭到暗杀，想必让艾希曼感觉是对自己的人身威胁。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艾希曼设法用防弹玻璃和汽车后备箱内的移动武器库来自保，并开始确保没有人拍摄他的照片。家庭成员的安全防护也得到升级，他的孩子们在上学途中都有一名保镖跟随。保住自己的权力则是更大的问题。希姆莱起初试图自行接手海德里希的职责，但希姆莱是一个大忙人，且众所周知其反复无常的个性会带来许多麻烦。虽然在外人看来，艾希曼与希姆莱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但实际上他无法指望希姆莱一直成为他的靠山。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的负责人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盖世太保米勒”（“Gestapo-Müller”）——虽然不是个事业狂，不会在公开场合抢着出风头，但这仍不足以减轻艾希曼适应新局面的困难。

尽管如此，与希姆莱的密切联系还是成为艾希曼及其同僚在敌人和己方竞争者面前自我吹嘘的工具。正如艾希曼派往各个占领区的“犹太事务顾问”表示自己来自“艾希曼办事处”、自称为“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那般，艾希曼在各地旅行穿梭以及与德国各机构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打出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名号。艾希曼真正的合法地位实际上更高，因为他出远门是为了“执行元首的特别任务”。然而在一个建立于关系之上的政权中，只有与当权派的私人接触才可带来真正的影响力。尽管帝国总理府的撑腰有助于在和内政部谈判时壮大声势，但暗示自己有办法当面向希姆莱禀报事情，显然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自1943年以来，艾希曼于谈判陷入停滞时动不动就威胁要立刻飞去见希姆莱的做法，在局外人看来跟小孩子口中的“我要向我的妈咪告状”同样可笑。可是就一个像纳粹领导阶层那般依赖个人关系的体系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威胁是不容小觑的。

有不少例子显示，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一个决定，往往就能出人意料地把本来无法改变的一切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让他人原本飞黄腾达的事业毁于一旦。艾希曼曾在阿根廷向萨森吹嘘，1943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对着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大声咆哮——这或许只是一个吹牛皮大王的白日梦，然而它也显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等级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谁要是真有办法接近希姆莱，即可成为影响别人计划的巨大不确定因素，从而成为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当艾希曼宣称必须立刻飞去希姆莱那里讨论事情的时候，他所表明的是什么含义：他这个一级突击大队长（甚至包括维斯利策尼那样的一般成员），竟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红军的炮火声已遥遥可闻、物资和燃料严重短缺之际，随时有一架飞机可供差遣，而且不必预约就能立刻见到希姆莱。

如果跟艾希曼打交道的人们，包括其同僚在内，的确认为他具有这种权力地位的话，那么艾希曼的趾高气扬和自我标榜也就收到了效果。这远远不意味着艾希曼果真拥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也不表示他的派头与职位相称。但艾希曼显然靠着自己的派头给了别人那种印象。如果那种印象需要升级，他就必须具备一种可相对应的派头，或者至少不能与之格格不入。艾希曼深谙其中的道理：只因为其同僚们也“以如此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他才有办法做出名过其实的表现。

在党卫队保安局的那些小喽啰粉墨登场之际，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当时最伟大的舞台剧演员和最聪明的观察家之一，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单方式，向自己的演员们解释了那种机制：“国王总是由别人演出来的。”舞台上权强力大的国王，未必要由杰出的演员来扮演，因为演技精湛的臣仆就足以让舞台上的幽灵变成君主，而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对他做出的行为。权力结构是群体互动产生的现象，永远无法由“强人”独自实现，因为“强人”是被那个现象创造出来的。若是看穿了这种现象，不管经由什么途径，便可进而利用其受害者的无助表现来增强效果。艾希曼的同僚们显然在这方面极具才能，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是随便找来的角色。于是艾希曼也就令人印象深刻地扮演了“强人中的强人”。结果，维斯利策尼（艾希曼显然也一样）甚至宣称自己与希姆莱有亲戚关系，而那只不过是这种尝试的最终强化，以便在变幻莫测的权力网络中攫得一席之地。但就连这种事情也被人相信了，并且留下深刻印象——不仅艾希曼的受害者和同僚如此，到头来甚至连二战以后的历史学家们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