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新闻，坏的新闻

从艾希曼卷入所谓“菲亚拉新闻事件”（Fiala-Presse-Affäre）一事，即可看出当时德国方面为了各种令人不快的公开报道有多么焦虑，以及艾希曼对国际舆论了解得多么清楚。尽管纳粹不断告诉自己，消灭犹太人乃是维护其自身生存的唯一手段，他们却没有足够信心把这个观点告诉世人。遍布全国各地的密探与监视网络，更意味着他们担心就连本国百姓也无法认同那些谋杀行动。希姆莱很早便意识到，永远也无法把这个“我们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形诸文字。他更禁止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为莱因哈德行动的“英雄们”立碑纪念以流传后世。其他许多不小心留下的痕迹已经给希姆莱带来了足够的麻烦，于是他在1942年夏天下令想办法避免搞出更多新的万人冢，并且要把旧有的那些都清除干净。任何形式的公开曝光都只会造成伤害。

在德国百姓与外面世界接壤的边陲地带，亦即在被武力夺取或者主动归附但大致仍保留原有政府的那些地区，新闻媒体最有可能带来危险。每当“大规模谋杀”和“灭绝”之类的字眼甚嚣尘上时，艾希曼与同僚们便愈发频繁地遇到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还遭遇反对。于是他们产生了用新闻报道来反制的念头。据维斯利策尼称，他曾向艾希曼推荐了一位名叫弗里茨·菲亚拉（Fritz Fiala）的斯洛伐克记者。在德文版《边境信使报》（Grenzbote）的德国犹太裔拥有者被没收财产之后，菲亚拉成为该报主编，并且担任其他许多欧洲报社在斯洛伐克的特派员。菲亚拉曾经自告奋勇，愿意以调查记者的身份来实地调查集中营内的“真实情况”，借此纠正它在公众眼中的阴暗形象。

1942年夏天，当希姆莱因为国际新闻界的报道而日益担忧世界舆论的反应时，艾希曼想起了菲亚拉的提议（艾希曼后来却称那是按照希姆莱的交代），在同年盛夏为菲亚拉安排了集中营参观之行。维斯利策尼于是与菲亚拉一同前往位于日利纳（Žilina）的一座斯洛伐克集中营，第二天早上接着驶向卡托维兹（Katowice）。在那里，国家警察局的一名刑事专员陪同二人来到索斯诺维茨——本津（Sosnowice-Bendzin），参观了当地的犹太人隔离区和强制劳动工厂，且在吃过午餐并与犹太老人们交谈之后，继续前往奥斯维辛（Auschwitz）。在下午两点到达之后，维斯利策尼与菲亚拉二人受到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接待。赫斯向菲亚拉展示了指挥官办公室，以及集中营的个别分区，然后与他们乘车来到斯洛伐克和法国女性进行强制劳动的洗衣房。菲亚拉获准向她们问话并拍摄照片。维斯利策尼显然设法礼貌地婉拒了赫斯的晚餐邀请，即便他后来称那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问题。根据维斯利策尼的回忆，他们二人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或者甚至更早”，便离开了那座集中营。

菲亚拉针对德国的集中营和斯洛伐克遣送出境的犹太人，撰写了好几篇图文并茂的报道，而且他知道那些文字必须先通过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审查。至于那些文章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1月才刊出，此事就令人费解了。也许希姆莱打算把正面新闻留到他亲自前往布拉格视察之际，也许他们只是在观望舆论的发展，或者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已经丧失信心，毕竟那些专文提到了一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提起的地名。但不论实情如何，1942年11月7日、8日和10日，《边境信使报》刊载了三篇很长的文字，配图的照片上呈现出笑脸迎人的白衣少女、整洁的生活环境，以及对德国集中营内状况的赞扬。菲亚拉提到了一些能够在斯洛伐克证实的地名，而他所引用的女性的话反而完全揭穿了整个把戏的恶毒用意。一位年轻女性不仅嘲笑了菲亚拉关于外国“暴行宣传”的讲法，还语带讽刺地告诉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日子比在巴勒斯坦要好过多了”。菲亚拉在这个背信弃义的把戏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于是我们无法晓得，同时身为党卫队保安局线人的菲亚拉是否受到操弄，以致果真“在奥斯维辛只看见了微笑的脸孔”，还是他自行在文章中炮制出了那一切。那些文章的删节版也被其他报纸转载，后来被艾希曼用作拒绝所有官方参访集中营活动的理由。他把不自由的媒体作为世界观斗争的武器，以宣传来反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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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借由推出相反的报道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做法虽然不无效果，但现场展示终究还是可以产生比菲亚拉的造假报道更好的效果。纳粹党人习惯了德国势力范围内受到严密监控、仰人鼻息的新闻媒体，于是他们才会大惊小怪地一口咬定国外媒体也受到了其死对头——犹太世界阴谋（jüdische Weltverschwörung）——的控制。从种族理论者的角度来看，实现新闻自由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艾希曼于是通过其他手段化解了人们最初的疑虑，成功将特莱西恩施塔特宣传成一座模范的犹太人隔离区。在1942年3月出现的第一批媒体报道中，特莱西恩施塔特仍然被视为“犹太人在保护国的殉难”，是通往灭绝的“恶魔计划”的下一步。但自从1943年6月安排德国红十字会参观了整理得焕然一新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后，舆论便开始转向。用一套只能用成绩斐然来形容的戏码，艾希曼和他的同事们给到访者变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营区—其中充满了祥和的氛围，没有任何人再从那里遭到遣送。访客们关于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的批评开始消退，而他们竟然获准参访一事，更有助于集中营的声誉。尽管此次演出仍不足以抵消其他营区的灭绝行动和大屠杀所不断引发的指控，但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是让人立场动摇，甚至就连已看出其展示功能因而抱持批判态度的新闻记者，也都受到了误导。结果如纳粹所愿，他们用过于正面的眼光来看待特莱西恩施塔特：那是一座“终点营区”，条件相对较好，以战时标准看还能说得过去。1943年8月27日纽约《建设》报细节丰富的封面故事《特莱西恩施塔特：一个“模范隔离区”》（Theresienstadt: A“Model Ghetto”）在结尾写道：

当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创造出来之际，纳粹的势力已在消退中。一些纳粹领导人由于害怕未来不可避免的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于是开始寻找无罪证明。艾希曼，那名会说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曾在布拉格犹太社区制造恐怖的盖世太保专员，想必已经变得紧张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氛围，与戈培尔和罗森贝格（Rosenberg）的集体迫害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等到对纳粹“保护者们”的报复之日来临时，他们将会如此为自己辩护：“在那个极度暴虐蛮横的时代，我们竭尽所能表现出了人性，特莱西恩施塔特就是我们的无罪证明。”

人们没有质疑那种被刻意营造出来的环境，而只是怀疑德国人的动机，因而从根本上低估了其暴戾和谎言的程度。艾希曼及其同僚们竟然如此大费周章，为了一天的对外展示而粉饰整座城镇，紧接着第二天又重新回到日常的腾腾杀气，这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汉娜·阿伦特早在1943年9月的一封读者投稿中，即已反对将特莱西恩施塔特解释成无罪证明（她最晚是在这个时候听到了艾希曼这个名字），然而就连阿伦特也无法想到这种罪行的真实程度。她试图解释，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真正原因”，因为即便所谓的模范隔离区也是整个遣送手段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是“一个前后一贯的政治路线”中的一环：犹太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被容忍，甚至得到还过得去的待遇——不是因为能够在当地利用犹太人煽起反犹太主义，就是因为附近有太多目击证人，于是不得不让犹太人逃过一劫。“为了安抚百姓，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一再重申，他们并不打算灭绝犹太人，而只是要将之隔离开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就用作这个目的，因为它地处保护领地的中央，位于由平民百姓控制的地方。”甚至在流亡海外时期，汉娜·阿伦特即已惊人清楚地看出，“大屠杀的发生地要不然是在俄罗斯大草原那样人烟稀少之处，要不然就是在至少可望争取到部分居民或多或少积极参与的地区”。谁要是想对希特勒统治地区的实况进行可信的描述，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释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与纳粹国家机器之间的关联”。“无罪证明”的想法在此毫无立足之地。

然而汉娜·阿伦特的声音依然是个例外。倘若知道国际红十字会在1944年对特莱西恩施塔特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之后所撰写的报告有多么脱离现实，就无法不赞叹艾希曼的公关杰作。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这个居住点给每一位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整体印象。”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工作人员汲取教训，上一个代表团表达的不满，例如过度拥挤，已及时用最粗暴的手段加以改正，所以这次没有任何事情破坏所欲获得的好印象。艾希曼跟他的同僚们创造出一种错觉，让恐怖几乎消失于无形：不期待看见地狱的人，比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1943年和1944年年初，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项上。虽然原因主要是战事的发展，但我们还是不能轻忽“转移注意力策略”通过有针对性的新闻攻势所收到的效果。更何况艾希曼的做法，比戈培尔通过其煽动性文章进行的笨拙宣传可要高明多了。艾希曼甚至有办法诱使“敌方媒体”为他传播他自己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