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凶极恶的引诱者

1941年年底，“最终解决方案”的含义已经完全转向“毁灭”（Vernichtung）。由于艾希曼宣称是他“创造”出了“最终解决方案”一词，甚至还吹嘘说，戈林的命令使他从此能够“径自排除其他部委和机关的一切异议与影响”，因此这种含义上的变化也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前往东方，以便亲自视察各种灭绝设施，而且他的造访当然都被记录了下来。艾希曼日后描绘自己是一名为了机密任务而独自出差的文书人员，与事实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他自己甚至曾不经意间嘲讽了这个形象。在阿根廷时，艾希曼称他一直担心在面对恐怖场景的时候不能维持自制力，“因为总有下属像一条尾巴似的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会把这种表现解读成软弱，并且消息马上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出去”。小小的听命行事者或许能够表现得踯躅不前，可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呢？——“那可绝对不行！”他有义务扮演好自己的象征性人物角色。

密切盯着他的不只是艾希曼自己的同僚。虽然世人对疯狂的大规模谋杀感到难以置信，因而起初未曾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没有见诸报纸。国际新闻界在1942年3月即已消息灵通地报道了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的计划，从5月起更开始报道了大规模谋杀，而且早在同年春天，报纸已威胁要采取反制行动来收集犯案者的姓名。流亡者报刊记录了对“鲍姆反抗小组”（Widerstandsgruppe Baum）成员的滥捕滥杀，而且有证据表明艾希曼曾经参与此事。同样受到公开谴责的还有华沙的情况、遣送法国犹太人出境的恶劣情状，以及“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e）列车的背景——今天我们知道是艾希曼下令让那些火车“滚”向毁灭。1942年11月的报道首度提到海乌姆诺（Chełmno），以及艾希曼在当地视察过的毒气卡车。披露纳粹谋杀计划的报道中所引述的数字非常骇人听闻（但后来证明正确无误），以致盟军在1942年12月17日公开威胁要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犹太人政策方向的改变，意味着新闻媒体失去了可能的用处：只要艾希曼继续跟犹太人讨论移民配额和资金事宜，并为此需要国际组织的合作，威胁恫吓就是有用的手段。然而，等到目标变成谋杀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协商的必要了；之前或许有利于谈判的威逼恐吓的形象，如今已然成为遮掩谋杀意图时的障碍。于是不可再做出威胁，反而要让人安心、放心、转移注意力，并加以安抚，否则就没有办法顺利组织大规模的遣送行动。若必须先把人运送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尽可能不为人知地加以杀害，那么就一定要让这些人或多或少卸除心防，愿意登上火车。谁要是不抱着一丝希望，相信事情或许还有转圜余地的话，就完全不会有动机这样做。汉娜·阿伦特很贴切地称之为“较小的恶的逻辑”（die Logik des kleineren Übels/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艾希曼总是有办法引诱他的犹太谈判对手们做出让步与合作。其唯一的凭借就是让他们期待，跟艾希曼进行“谈判”能够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有鉴于此，不难想象一旦那些人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会是何等莫名惊骇。在运输途中、在集中营内，以及直接面对灭绝机器的时候，那些非自愿的合作者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曾被卷入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在此觉醒的时刻不产生这种印象，认为自己已沦为一个恶魔般的凶手——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的牺牲品，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日后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标签，诸如“卡利古拉”、“大审判官艾希曼”、“无情的怪兽”等等，都根源于被迫认清纳粹犹太政策真正意图的那些时刻，但也源自那种像真正的暴力威胁一般，让人成为受害者的心理机制。

就一个权高位稳的操纵者而言，他自己是否名实相符基本上无关紧要。他的名气决定了别人对他的期待，以及相应做出的表现。如果把一名党卫队官员看成生死的主宰者，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余地了。外在的期待会让他变成最受人畏惧的那种模样，于是所看见的一切都将确证相关的谣言，传说也就成了现实。如果谁有办法利用这种相互作用，感受到别人的期望，并有意识地反映别人期望中的形象，便足以完全混淆别人的判断能力。谁要是懂得利用这种依赖、恐惧和期望的循环来玩弄自己的受害者，就能够从一名部门主管升格成为“犹太人的沙皇”。艾希曼及其同僚非常明白：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操控获得巨大的跃升”。

“艾希曼”变成了那种机制的具体化身，因为这是犹太社区代表们所知道的名字，而且人们相信那些代表。于是这个名字宛如幽灵般在受害者中间广为传播，即便艾希曼根本不可能亲自在场，或者直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劫后余生者虽然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跟他碰过面，却能够回忆起当初遇见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时的情景。显然人类自我保护机制所起的作用，让我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命运的那号人物，想象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货色或者低下猥琐的家伙。

凡是经历过苦难、屈辱和死亡的人，都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完全平庸之人的受害者。因为掌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家伙竟然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只会比有人控制着我们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机制让人无法清楚看出罪魁祸首的面目，更推波助澜地促进了象征符号的创造，通过单方面限缩自主判断的空间，强化了当权的一方。最终，迫切地想要起码看上自己的折磨者一眼的愿望，导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投射性回忆。艾希曼曾“被看见”出现在会议上、机构中，甚至集中营内，然而证据表明，他从来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或者只是在其他时候去过。但我们不可低估那些回忆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它们反映心理投射的一面：受害者们之所以会把穿着长筒皮靴的咆哮者或傲慢的视察官员都当成艾希曼，那是因为“艾希曼”早就不再只是一个具体人物，而是成了人们受其摆布的权势之象征和保证。至于究竟是谁实际体现出并且粗暴地利用了那种权势，反而变得不再重要。这个名字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出了任何缺乏个性的匿名官僚体制所能达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