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理想国译丛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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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活动

作为东部人口迁移工作的协调者,不论在受害者还是他的同僚看来,艾希曼的自信都显而易见。1941年1月,希姆莱出于自我吹嘘和公共宣传的目的,下令筹备一项将在同年3月举行的名为“大返乡”(Die große Heimkehr)的展览,以庆祝“引领回家”(Heimholung)人口迁移政策的成功。艾希曼迫不及待地要趁此机会大显身手。他竭尽全力,终于成功地“在人口迁移展览中,为强制撤离行动争取到一个特别展厅”。虽然纳粹党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由于担心负面的舆论反应而宁愿避开这个部分往来信件展览:AGK,EWZ/L/838/1/2.BArch R 69/554.Dazu Götz Aly, “Endlösung”: 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Frankfurt a.M.1995,250.许多展品以照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艾希曼还是力排异议,实现了他向德国公众展示其“成就”的愿望。所以一方面是欢天喜地的新移入者的照片,另一方面则是被驱离的人数以及图片资料。但不管艾希曼再怎么信心满满,到头来依旧无济于事。开展的日期先是被延后到1941年6月,又在希姆莱视察过后于最后一刻喊停,敷衍那些大失所望的部门专家们开展日期推迟到1942年3月。结果那个展览从未举办,部分原因在于实际取得的“成功”不尽人意。然而这个过程表明,韬光养晦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纳粹的理想,他们自我炫耀的冲动往往甚至必须被压制,因为国家领导们有时会觉得,对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情选择隐瞒才是更聪明的做法。* * *

1941年年初,“艾希曼办事处”再度扩大编制,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都改称第四局B处4科。“IV B 4”这个缩写即便在战后依然维持着标志性的名声。艾希曼的名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从伦敦流亡者日报《报纸》(Die Zeitung)在1941年10月24日引述瑞典报道发表的一篇专文中即可看出:

 

大规模谋杀柏林犹太人

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en)针对5000多名柏林犹太人被强制遣送至东方一事进行了报道,详细内容如下:

行动在10月17日夜间开始。党卫队将受害者从床上叫醒,命令他们穿好衣服并打包随身行李。接着他们被立即带走,住宅被贴上封条,屋内留下的私人财物则被视为已遭没收。遭到拘捕的犹太人被驱赶至铁路货车站和一些犹太会堂的废墟,然后在10月19日被集中遣送到东方。他们都是50岁到80岁之间的年迈男性,以及妇女和孩童。他们将在东方“投入有用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要排干罗基特诺(Rokitno)沼泽的水。这项工作将在俄罗斯的冬季由老人、妇女和孩童完成——身上穿着他们被拘捕时所携带的衣物。由此可见,这项行动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此次行动的领导人是党卫队集团领袖艾希曼。《报纸》引述相同的消息来源,在10月28日报道:“10月21日展开了第三波运输行动,将大约800名犹太人从格鲁纳瓦尔德铁路货运站(Güterbahnhof Grunewald)遣送至东部地区。位于选侯大街的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于同一日遭到关闭,但并未说明任何理由。”

 

党卫队集团领袖的位阶相当于中将,对艾希曼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毕竟他在那时候还只是一名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亦翻译为“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位阶相当于少校。——译注尽管艾希曼在以色列法庭上声称,他只不过是帝国保安总局里面一个小小的官员而已,但人们在20年前可并不这么看待他,那么高的官阶显得完全合情合理。艾希曼曾在萨森面前对此大开玩笑,表示曾经有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将军。在以色列的时候,他却称之为“恶意的夸大其词”。当时的文件表明,艾希曼在遣送柏林犹太人的行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40年夏天,戈培尔提出要求,务必要在即将获胜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于不超过八个星期的时间内,将6.2万名仍居住在柏林的犹太人全部运往波兰”。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Zürich,München 1998,282.1941年3月20日,艾希曼在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与已获希特勒批准的遣送六万名维也纳犹太人的行动结合起来,驱逐1.5万名柏林犹太人将是可能的事情。根据会议记录,此次讨论的结果为:“委由艾希曼同志针对遣送柏林犹太人一事,为省党部领导人(Gauleiter)戈培尔博士戈培尔除担任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之外,并在1926—1945年兼任大柏林地区的“大区长官”。——译注研拟建议方案。”纳粹党全国宣传总部(Reichspropagandaleitung Hauptamt Reichsring)1941年3月20日的会议记录,整理于1941年3月21日。H.G.Adler, Der verwaltete Mensch:Studien zur Deportation der Juden aus Deutschland.Tübingen 1974,152-153.这个方案固然暂时还需要从长计议,因为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生产工作需要每一名具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但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已经参与了那个构想。受莫斯科战役的影响,行动方案又发生了改变,而一场灭绝战的暴戾氛围,更进一步让之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某些“解决办法”变得可以接受。戈培尔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早在1941年8月18日便重新提起“柏林犹太人”的问题。他不但和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接着还展开了长达好几个星期之久的反犹太新闻宣传活动。德国境内的第一波遣送行动开始于1941年10月15日,柏林的第一次运输工作则发生在10月18日,将1013名犹太人送往罗兹(Lodz)。

这个消息立即得到广泛传播,再一次登上了《建设》的头版。那篇文章给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它剪下来拿给自己的朋友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看,并且保存了下来。兹维·罗森在霍克海默档案馆找到了这篇文章。Zvi Rosen, Max Horkheimer.München 1995,40.接下来的几天,这一事件受到国际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以致戈培尔在1941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柏林清空犹太人的行动,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初步行动,还是成了敌方宣传的一大主题。”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Im Auftrag des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s Staatlichen Archivdienstes Rußland hrsg. von Elke Fröhlich. Teil II, Bd. 2. München u. a. 1996, 194.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消息正确无误,只不过“5000多人”并非柏林被遣送离开者的数目,而是自10月18日至出刊日期之间被遣送的总人数,还包括了来自维也纳、法兰克福、布拉格和科隆的犹太人。根据记录,1941年从柏林遣送犹太人出去的行动分别发生在10月18日、10月24日、11月1日、11月14日、11月17日,以及11月27日。这些事件过于骇人听闻,以致负责组织的那个人被冠上了如此高的位阶。艾希曼的形象与此一点也不冲突,这表明他后来宣称自己“只负责运输相关事宜”的说法显然只是为了自保而已。对1941年的艾希曼来说,那种角色未免太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