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希伯来专家

《泰晤士报》刊出那篇专文三天后，艾希曼奉命掌管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Amt IV des RSHA，即“盖世太保”）辖下的“R特别部门”（Sonderreferat R）。该部门后来在1940年1月30日与全国犹太移民中心合并，划归到负责被占领地区的第四局D处（IV D），更名为第四局D处4科（Referat IV D 4）。这个改变大大扩展了艾希曼的职权范围：除了逼迫犹太人移民之外，现在他还要负责协调将犹太人迁移到东方的各种计划。艾希曼随后的晋升更加表明，没有人怀疑他组织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能力。从1940年4月起，他和一位同僚还另外接手了位于波森（Posen）的移民安置中心，负责执行希姆莱“清空瓦尔特高（Warthegau）的异族人”的计划。于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强制迁出，以便让位给来自沃里尼亚（Volhynia）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德裔移民。有趣的是，艾希曼的声名此时已经传到了波兰。当时住在索斯诺维茨（Sosnowitz）的弗里达·马齐亚（Frieda Mazia）后来在1961年出庭作证：

我们大约在1940年年初就已经知道，如果有高阶的德国官员或军官过来，大家还是躲藏起来为妙，千万别在街头露面。……有传言说绝对不能跟他们接触，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国殖民地，不但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而且熟悉所有犹太习俗。

马齐亚女士在这里的证词，并不是受了战后才知道的信息的影响。除了前面引述的《巴黎每日新闻报》的专文，另一篇关于艾希曼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亦表明了这一点。1940年12月6日，纽约的《建设》刊发了一小段文字。这回不但完全集中于艾希曼，甚至还出现在头版：

完美的希伯来专家

艾希曼专员是盖世太保新派往罗马尼亚的密探和刽子手，他已经在本周抵达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艾希曼来自巴勒斯坦，诞生在特拉维夫（Tel-Aviv）附近萨罗纳的圣殿骑士封邑。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并且熟悉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以及犹太复国运动各个团体的人物、影响力和政治倾向。

这篇短文几乎没有讲对任何事情，也正因为如此，艾希曼才特别感到沾沾自喜，毕竟所有那些传说的来源恰恰就是他自己。艾希曼来自莱茵兰的索林根（Solingen），不过他知道那个位于巴勒斯坦、名字铿锵有力的圣殿骑士聚落——虽然即便在《迈尔大字典》（Meyers Lexikon）上面也查不到“萨罗纳”那个地名。或许艾希曼是从利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Leopold von Mildenstein，他的顶头上司和受人钦佩的近东问题“专家”），或者从他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Otto von Bolschwing）那里，听说了有关特拉维夫附近这群激进反犹的德国群体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在1871年之后自诩为圣地的最后一个基督徒堡垒。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浏览犹太报刊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圣殿骑士聚落的名字。艾希曼很早就有意使用萨罗纳这个地名，既在自己的阵营之内，也在犹太社区代表及其周遭人士面前，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印象。海因里希·格吕贝尔（Heinrich Grüber）是柏林市一位专门替不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发声的牧师，曾经在1940年直接向艾希曼询问他所谓的出生地。尽管我们不太清楚艾希曼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但格吕贝尔听完之后显然相信了那个传说。

艾希曼也向维也纳的犹太人讲述了同样的事情，用以假乱真的流利说辞谈论起弗拉基米尔·泽埃夫·亚博京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及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同观点，还提到只有犹太人才感兴趣的名字。本亚明·穆尔默斯坦也曾亲耳听过艾希曼讲他的身世故事。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爱恨交织）曾讲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内容都可以总结为：艾希曼讲了自己的故事之后，欣喜地发现人们相信了，于是意识到这个传说能派上多大的用场——例如让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谎称自己会说希伯来语，而且对犹太人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个故事更宛如一根红线，贯穿了艾希曼的公众形象。1943年人们在荷兰谈论它;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更积极靠它来巩固自己的威权。维斯利策尼也利用它来使犹太社区对他的顶头上司心生畏惧——因为艾希曼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读得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又打扮得那么像犹太人，随时都有办法不知不觉地混进他们当中。这种恐怖情景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以至于人们在战后都还担心艾希曼会冒充犹太人秘密前往巴勒斯坦，躲藏在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当中。据说艾希曼也曾在私下谈话中，向官阶高出他许多的党卫队指挥总部（SS-Führungshauptamt）的集中营督察长里夏德·格吕克斯（Richard Glücks）讲过萨罗纳传说。那个传说在许多方面对他的声誉产生了助益。

鉴于艾希曼两三下就足以在同事们面前装出完美希伯来专家的样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他如何有效打造自己角色和形象的方法。艾希曼根本不会希伯来语，而且也只能说一点点意第绪语。或许是受到他所钦佩的米尔登施泰因的激励（米尔登施泰因同时通晓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艾希曼曾试图学习那两种语言，但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限度。事后回顾时，他把第一次尝试的时间定在度蜜月之际，也就是1935年3月。有证据表明，他在1936年夏天首度提出申请，想找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但被海德里希拒绝了，并且向他推荐了一位“雅利安人”语言老师。虽然那位老师愿意效劳，后来却没有了下文。米尔登施泰因大约在同一时间被调离，部门的语言问题随即在第二年变得越发严重，因为已经再没有人能够阅读希伯来文了。尽管尝试了“自学”，但艾希曼还是对希伯来文一窍不通，而他在1937年6月第二次提出的拜师申请又遭到了拒绝。艾希曼称他随即买来一本教科书，扫罗·卡莱科（Saul Kaléko）编著的《大家来学希伯来文》（Hebräisch für Jedermann）。然而既不同于书名，也不同于艾希曼的讲述，那本教材即便对训练有素的自学者来说也相当不容易，顶多只适合作为艾希曼办公桌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摆设品罢了。

于是1938年，艾希曼自掏腰包，在维也纳跟本亚明·穆尔默斯坦上了几小时希伯来文课，但这也没有带来多少帮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证人们都认为，艾希曼不过是很有技巧地用一些简单的句子虚张声势罢了。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显然完全听不懂希伯来语，而且也无法阅读。然而，他仅仅靠着几个短句和不至于把希伯来文书拿颠倒的本事，便足以扮演内行人的角色。

这必须归功于艾希曼的表演天分和良好的记忆力，但同时也是由于德国的犹太人并不习惯有人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况且对方还是一名纳粹党员。纳粹成员当中竟然有人这么了解犹太人，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反过来也说明艾希曼必然已经是纳粹政权特别引人关注和特别出名的人物，否则那些传说根本不可能出现并流传得这么广。

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并千方百计设法加以影响。连他最后的那些注记，也只能视为对别人关于他的书籍和论断所做出的回应。1961年出庭受审时，艾希曼的反犹太主义偏执导致他过分高估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沆瀣一气”；同样，1939年在柏林对着犹太代表们大发雷霆的时候，艾希曼也高估了外国新闻媒体在他自己国内的影响力。那些报刊根本不准输入德国，即使连拥有它们也是危险的事情。“世界犹太集团”与“国际新闻界”和“遭到渗透的学术界”之间密切互通消息，这仅仅存在于纳粹的噩梦之中。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出现在欧美报刊上的公众形象只不过是来自远方的幻影。消息来源是纳粹暴力所及范围内的线人，因此即便最不切实际的文章，也多少能够向我们呈现此人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