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人物

艾希曼一再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谈起他的记忆，尽管到了最后往往只剩下具有阿谀意味和反犹太色彩的部分。他曾经以“犹太人的沙皇”之名出现在国际媒体的头版，获得了今日许多人依然梦寐以求的知名度——只可惜那批“巴黎写手”非但不懂得赞赏他的“工作成果”，反而只知道“抹黑”。从那时起，艾希曼的新闻剪报文件夹就持续变厚：“在1939年之前的和平时期，国外关于我的文章数量十分庞大，以致《冲锋报》（Der Stürmer）从前当过老师的保罗·武尔姆（Paul Wurm）把外国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然而我们颇有理由怀疑，帮艾希曼收集剪报资料的人是否果真为保罗·武尔姆，因为艾希曼早在1937年就主动结束了二人的密切合作关系。其实艾希曼根本不需要这些原始资料，因为许多部门都在收集外国的新闻报道，犹太事务部门当然也包括在内。毕竟监视“犹太世界的新闻媒体”就是该部门的每日例行工作。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艾希曼不想让别人怀疑是他自己收集了那个据称已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销毁的剪报集。可是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自吹自擂的时候，其话中的骄傲仍显露无遗：“在国内和欧洲其他各国，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敝人这般，成为犹太政治生活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艾希曼的下属中间，他们那位上司的赫赫威名当然更非什么秘密，况且他还登上了国内的煽动性报刊。

根据艾希曼的讲法，下一篇关于他的报纸文章似乎是针对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Prague Central Office）而发。他告诉萨森：“当我被派到‘保护国’的时候，又有一家外国小报写到了我。”这一回的“小报”是《建设》（Aufbau），即为“纽约德国犹太人俱乐部”发行的月刊。1939年9月号在第8页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公告：

布拉格：在突击队领袖艾希曼的主导下，“移民办公室”已开始将保护国的全体犹太人迁至布拉格。无论以何种方式，每天必须有200名犹太人离开那个占领区。

艾希曼当时的官阶为“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文中提到的“突击队领袖”并非任何纳粹官阶，而只是一个军事职位，这可能是党卫队千奇百怪的新创官阶名称屡屡在国外造成的又一个误解——毕竟艾希曼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突击队领袖”的职务。但就其他方面而言，那篇短文的来源也算可靠。同年3月以前，艾希曼除了维也纳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之外，也忙于建立柏林的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如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保护国”的名义并入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他更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布拉格中央办公室的组织工作，甚至还跟家人一同移居布拉格。薇拉·艾希曼于是在1939年年底，当她身怀六甲、即将生下第二个男孩的时候，与丈夫搬进了捷克犹太作家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昔日的住所。她的一些家人也跟着搬进了同一栋楼房——作为一名事业新贵的妻子，她能够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从1939年7月14日开始，艾希曼在布拉格的活动皆有明确记录可寻，因为在那一天，他作为瓦尔特·施塔勒克（Walter Stahlecker）的“代表”，出面与保护国的政府进行谈判。施塔勒克是党卫队区队领袖，与艾希曼私交甚笃。他不但把艾希曼介绍为自己的代表，还介绍艾希曼是一些样板机构的负责人，而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就将按照那些机构的模式—即按照“全国模式”或“柏林和维也纳模式”—建立。施塔勒克还邀请在场人士前往维也纳实地参观。布拉格犹太社区的代表人员从一开始就明白他们在跟谁打交道，而且知道自己既然奉命成为日后在布拉格的联络对象，毫无疑问将被迫与维也纳那些非自愿的“同事们”交流。早在1939年8月，也就是在艾希曼官方领导的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单位已收到一份关于犹太百姓在保护国处境的内容翔实、来源可靠的报告。文中呈现出的艾希曼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艾希曼已于7月接掌了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人问题的部门，此前他是维也纳和东方边区负责犹太人问题的重要官员。艾希曼享有特别全权，据称直接向希姆莱汇报。他前往布拉格的目的是要让整个保护国摆脱犹太人。

艾希曼先生立刻积极投身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如他所说，他无法逐一跟每个犹太人交涉，于是总共委派了四个人担任保护国犹太社群的代表，他亲自接见这些人并向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的主席埃米尔·卡夫卡（Emil Kafka）博士、该社群的秘书弗兰蒂泽克·魏德曼（Frantisek Weidmann）博士，以及巴勒斯坦办事处的两位代表——卡恩（Kahn）博士和埃德尔施泰因（Edelstein）秘书长。艾希曼接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魏德曼博士送去维也纳24小时，实地考察当地的各种设施。等魏德曼博士回来以后，艾希曼便下令立即在布拉格的犹太宗教社群设置移民部门。

“中央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由盖世太保：艾希曼先生及其同僚金特（Günther）、巴尔特（Bartl）、诺瓦克（Novak）和富克斯（Fuchs）领导的机关”。个别捷克机构的代表人员也在此工作，“因为艾希曼先生已经下令，从现在起，任何其他机关都不可以向犹太人核发任何许可证……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向艾希曼先生保证，每天将有250名犹太人前往中央办公室申请移民许可”。然而完成这个配额成了很大的问题，于是该文继续写道：

犹太人正面临着一场真真切切的灾难的威胁，因为艾希曼先生确信：只要被逮捕两三次之后，每一个犹太人都会想尽办法移民出去。艾希曼先生处心积虑地在当地犹太人中营造一种氛围，即能够获准移民出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纵使身无长物也不打紧。如此一来，凡是有办法把大批犹太人运送出去的个人或“旅行社”都会特别受到眷顾。艾希曼先生更允许一些来路不明、收取高额费用的人员运输业者，将自己的办事处搬到布拉格。于是出现了那些臭名昭著的可恶非法运输行动，把人运往巴勒斯坦、南美洲和其他地区。全球新闻媒体纷纷刊登详尽的相关报道……

在组织移民行动的同时，艾希曼先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除保护国内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间营造必要的氛围，促使他们“渴望移民出去”。他更特别规定，所有犹太人都必须迁居到布拉格。……此举意味着摧毁他们的生计。艾希曼先生认为，这些人该怎么活下去、将要住在哪里，不是他要操心的事。如果布拉格的一个房间里面挤了10～15名犹太人，他们将会更努力地想办法移民国外。艾希曼先生在保护国这里所施展的手段，跟他在东方边区用过的方法如出一辙。

任何干预或解释都无济于事。艾希曼先生口头下达的指令就是法律规定，并且已经开始执行。

无论这篇报道的撰写者是何许人也，他显然认识艾希曼本人。字里行间清楚地呈现出艾希曼这名党卫队代表是何等重要。有别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个艾希曼在发号施令和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毫不困难地说出“我”这个字。这个艾希曼安排遣送、发出指示、给予许可、采取措施、下达命令、接见下属，无论如何，这篇报告都不会让人对艾希曼的行为产生任何疑问。至于《建设》文章中同样报道的将捷克犹太人全部重新安置到布拉格的做法，更完全符合艾希曼在维也纳已经有效遵循的一种模式：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搬到首都，以便能够最快速地从那里移民出去。在布拉格，艾希曼甚至不再试图隐瞒此一措施的真正意义：生活条件越是穷困艰难、所处环境越是危机四伏，那么被迫移民出去的压力也就越大。

借由一股脑儿地驱逐犹太人和没收犹太财产的行动，到1939年夏末，艾希曼已经在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所谓“国家老区”（Altreich）的犹太人团体中取得了显著地位。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面，这种不断上升的权力地位同样没有受被忽视，因为艾希曼很快就被看成“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设立移民中心的人”。与此同时，艾希曼也从海德里希的平步青云中获益良多。在一个不那么注重官阶，而是建立在庇荫关系之上的体系里，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艾希曼后来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这种“候见室威望”（Vorzimmer-Autorität）: “我从来不必在海德里希的候见室等很久。尽管待在那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可以遇见各式各样的人物。而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够进入海德里希候见室的人……无论官阶高低，都大有来头。”——类似阿道夫·艾希曼那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