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总理

1938年3月中旬，奥地利经历了所谓的“德奥合并”（Anschluss）。艾希曼随即被派往维也纳，主管一个隶属于“II 112部门”的特别单位。这次调职使他终于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艾希曼从一开始就不掩饰他如何设想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在一次维也纳各界犹太名流奉召出席的集会上，艾希曼大剌剌地以“曾赴巴勒斯坦游历者”之姿现身，非但手持马鞭、身穿党卫队黑色制服，而且还大肆炫耀自己关于犹太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知识。刚刚完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Geschichte der zionistischen Bewegung）第二卷的阿道夫·伯姆（Adolf Böhm），必须洗耳恭听艾希曼如何自诩为其最狂热的读者之一，而且确实对该书第一卷的内容烂熟于心。重要的是，这位时年65岁的老人家被迫意识到，党卫队如今将把他潜心收集的知识用作进入犹太组织的锁钥，从而成为对抗犹太人的武器。艾希曼还向伯姆表达了他对第三册的期待：应该要有一章长篇大论地讲述艾希曼自己。把阿道夫·艾希曼写成犹太复国主义的开路先锋吗？纵使不知道后续发展，也显而易见阿道夫·伯姆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于是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

艾希曼塑造的自我形象不再是羞怯、拘谨和不事张扬的了。他在世界历史上要求一席之地，理由仅仅是自己属于一个初具雏形的党卫队组织。这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所谓优等民族“世界观的精英”看待自己的傲慢方式。当时的一位见证人这样描述对艾希曼的印象：“然后艾希曼走了过来，就像一个年轻的神明。他那时长得非常好看，高大、黑衣、容光焕发……”他也表现得宛如神明一般，握有大权，能够决定逮捕或者释放人犯、查禁或者重新核准某些机构。他还是一家犹太报纸的创办人和审查者，最后甚至能够决定谁可以动用犹太社区的银行账户。尽管纳粹党人在维也纳的权力架构混沌模糊，从一开始就在管辖范围上争执不清，但艾希曼还是有办法向外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在写给柏林上司的报告中宣称：“我完全控制住了他们，在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之前，他们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他对此的骄傲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如您所能想象的，至少其中的领导们，我都已经让他们了解了新情况。”同样让艾希曼引以为傲的是，在其督导之下，很快将推出《锡安主义评论》（Zionistische Rundschau）: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将是‘我的’报纸。”

艾希曼的知名度随之快速提高。他的名字在同年3月底已开始出现在奥地利和境外犹太人的信函及报道当中。艾希曼到处宣扬，“他命中注定要指挥和领导维也纳的犹太人事务”。他是直接与犹太机构和社区代表们打交道的最高阶纳粹党人。汤姆·塞格夫（Tom Segev）非常贴切地写道：“犹太人把他和希特勒看成制造大屠杀的两个阿道夫。”阿道夫·艾希曼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犹太政策的表现，而且不只对犹太人来说如此。艾希曼主动与国际犹太组织建立起来的联系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需要争取它们的合作——尤其是它们的金钱——来提高外移者的比例。结果有不少被迫移民国外的人带着艾希曼这个名字一同走上了流亡之路。战争爆发仅仅三个月后，大卫·本—古里安就会首次在日记中写下“艾希曼”这个名字。

艾希曼在1938年8月正式接掌新成立的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Wien），他的名气从此也在自己人的圈子内迅速流传开来。不久后，海德里希邀请他到柏林参加一场由戈林主持的会议，使他有机会在诸如戈培尔、弗里克（Frick）、冯克（Funk）和施图卡特（Stuckart）等重要人物面前炫耀其“实际执行……的经验”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外移人数。艾希曼的表演使他在那些圈子里赢得了“非常规组织大师”的称号，而“非常规组织”（unkonventionelle Organisation）正是那个时代诸多充满魔力的字眼之一。“中央办公室”作为一个跨部门的机构引起了轰动，许多部长和纳粹要员都派代表前往维也纳实地考察这项试验。它以新颖、快速、果决、有效的行动打破了传统官僚组织的藩篱，因而完美契合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名闻遐迩的艾希曼，名声一直向上传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其他部长那里”。那个构想是如此吸引人，让戈林恨不得把它推广到全国。艾希曼则满心期待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海德里希自己也没有错过前往维也纳视察的机会，并以他特有的同时夹杂着赞许、讽刺和宣传口号的含混表达方式，称呼艾希曼为他的“小总理”（kleiner Ministerpräsident）。

艾希曼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系内，声誉不亚于直接的权力：“这一切给了我巨大的推动力量。”这名32岁的男子明显已经跻身纳粹精英之林：他成为维也纳电影行业舞会的座上宾、参加了入侵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阅兵仪式，还获得了纳粹高层领导的签名题赠。艾希曼的地位已经如此稳固，以至于他被批准安排自己的人展开实验，率先在多普尔（Doppl）和桑德霍夫（Sandhof）两地成立了奥地利的犹太人强制劳动营。他的上司们对维也纳这位富有创造性的部属非常满意，以至于干脆对他的滥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艾希曼后来在1957年回忆道，“那时我眼看着就要成为解决犹太事务的帝国专员”，只可惜别人对他飞黄腾达的嫉妒“阻碍”了此事的发生。尽管设立维也纳机关的过程中也有其他人的投入和想法，但这并没有妨碍艾希曼的自吹自擂——更何况那些“其他人”是犹太人。要等到数十年后，当艾希曼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谋杀和驱逐行动辩护之际，他才会重新想起他们。在维也纳接下来的几年，艾希曼出色地将自己描绘成“时代的风云人物”。1938年年底，他那“独一无二的机构”出现在了维也纳《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周日图片增刊上，甚至还登上了匈牙利的《佩斯特劳合日报》（Pester Lloyd）。即便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可是他从一开始就大搞公关活动，以致那些文章充斥着典型的艾希曼式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