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向公众之路

他人缘很好，在哪里都受到欢迎。

——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论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1932年在奥地利的林茨（Linz）加入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和党卫队（SS）。他们一家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德国搬到了那里，因为艾希曼的父亲认为自己能在林茨开拓一份理想的中产阶级职业生涯。儿子的事业却发展得很不一样：他不愿担任教区管理委员的差事，也无意在父亲的公司谋得一职，反而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被取缔的机会，于1933年跟随林茨的一位纳粹党高级干部返回德国，来到当时那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核心地带。时至1934年——无论是因为目标明确、受到高人指点，抑或基于敏锐的权力直觉——艾希曼进入了党卫队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 SD）。当时这个安全单位的规模还小得很，却早已声名狼藉。因为人们知道SD这两个缩写字母背后的那群人曾积极卷入“罗姆事件”（Affäre Röhm）。艾希曼后来虽千方百计把自己调职到党卫队保安局一事解释成“纯属意外”或“张冠李戴”，但此说法未免荒唐透顶。假如艾希曼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当初他恐怕是唯一处于状况外的人，竟然还不知道党卫队保安局的凛凛威风，其神秘万分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那位深具领袖魅力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934年年中加入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虽然无法期待获享高薪，却可望赢得党内同志的尊重和敬畏，更何况还有那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地点：位于帝国权力中枢首都柏林威廉大街102号（Wilhelmstraße 102）的宏伟宫殿。对一个年纪未满30岁，两年前还是上奥地利州（Oberösterreich）一个普通汽油推销员的小伙子而言，这无疑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跃升。艾希曼感觉自己已经站稳了脚步，这也体现在他所做出的（在党卫队内部同样有助于升迁的）一个决定中：想要结婚成家。于是他娶了比他小四岁的薇拉·利布尔为妻。薇拉来自波希米亚的姆拉代（Mladé），她将跟两个替盖世太保工作的兄弟一样，因为其丈夫的社会地位上升而受益。

党卫队保安局的人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殊地位。他们是纳粹党内部的情报单位，因此有些法条和规定不适用于他们。军事操练已成为过去，党卫队的制服大多数时候都只放在衣柜里。1935年4月之后，一般党内同志已被禁止与犹太人有任何私下往来，而保安局的情报职能却让其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置禁令于不顾，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义成“一直在执勤”。微服调查更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任务，艾希曼即便时隔二三十年仍对此津津乐道：他造访犹太人举办的各种活动并建立联系，让人觉得他求知若渴、思想开阔。他曾找来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以致他的上司两度明令禁止他那么做），而且和他的所有同僚一样，研读犹太读物，从600页的大部头著作到每天的报纸。他还经营国际关系，甚至应一位犹太人的邀请前往巴勒斯坦参观访问。艾希曼后来称之为一门“至少长达三年的学习课程”。但他从未提及的是，上司时而不得不因为他的无组织纪律和迟到早退而当面告诫。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种生活方式属于一个洋溢着学术气息，但政治观点略嫌原始的文人雅士。然而除了在咖啡馆谈天说地、写写文章、发表演讲报告，以及晚上与同僚一起研读专业书籍之外，官方档案中也披露了艾希曼如何把告密者打的小报告仔细整理成卡片、做反犹太宣传、进行逮捕，以及与盖世太保联手审讯逼供。党卫队保安局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世界观的精英（Weltanschauungselite）又是权力的工具（Machtinstrument）。正因为如此，它对自诩“新而不同”的那一代人深具吸引力。

艾希曼向更广大的公众（这回是犹太公众）展现出来的第一个形象出现在1937年年中，是一位“聪明活泼”的年轻人。可是若有人对他指名道姓而非称呼其头衔的话，他就会变得很不友善。恩斯特·马库斯（Ernst Marcus）在回顾1936—1937年的时候指出：“他喜欢保持匿名，而且把在‘专员先生’（Herr Kommissar）这个官方头衔后面加上其姓名的做法，看成不被允许的冒犯行为”。艾希曼自己显然无力摆脱“没有脸孔、穿着皮革长大衣的执法力量”这种刻板印象，此刻板印象同时塑造了党卫队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早期形象，反正它们的受害者很难分辨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艾希曼喜爱的这种匿名状态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艾希曼与他的同僚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联袂前往中东旅行时，英国特勤机构注意到他们，并阻止二人进入巴勒斯坦。当时拍摄的照片也被保管在相关档案中。到了1937年年底，这个“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名字也在柏林的圈子里为人所熟知。对于纳粹通常不予理会的那些事项：犹太复国主义、非自愿移民出境时的钱财转移问题、犹太人内部的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利益代表团体、人员和协会，艾希曼都“令人费解地一清二楚”。

如今已很难重建艾希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安静、隐蔽的默默观察者变成了优等民族（Herrenrasse）张牙舞爪、颐指气使的发声者。至少在柏林，最晚在1937年6月，艾希曼默默无闻的名声即已被完全打破。有一次他几乎砸了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Rabbi Joachim Prinz）欢送会的场子，横冲直撞、喧宾夺主，使2000位来宾无法对那名党卫队官员视而不见。从此只要一谈论起“那个恶心讨厌，让人跟他握手以后恨不得马上洗手的家伙”，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为求安全起见，艾希曼在上司面前辩解：“我从来不跟那些犹太人握手。”不露声色地获取信息的时代显然已成过去。

此种转变与保安局全新的自我形象若合符节：他们不想继续待在幕后了，而主张保安局要在犹太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希特勒一直念兹在兹的问题，攸关荣誉，并且随着《纽伦堡法案》的颁布，出现了新的机会。在艾希曼的配合下，这个目标在第二年就已经得到实现。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迫不及待地等待那个新时代来临，希望终于可以表明立场，向“敌人”展现改变后的风向——或者套用艾希曼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让他们终于意识到，炸弹开始要爆炸了。”到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时，艾希曼已是柏林犹太人社区内的知名人物，而且显然一点也不在乎自己逐渐受到“敌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