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高中第一位英文老师默里是艾拉·林戈尔德的哥哥，我是经过默里结识了艾拉。一九四六年，默里刚退伍，阿登战役中他在第17空降师服役。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参与著名的莱茵河空降战，打响欧洲战场最后一场战役。那时，默里脾气暴躁，性急，秃头，个子没有艾拉高，四肢颀长，结实，时刻警觉地守着我们。他对人态度举止毫不做作，讲起话来则是口若悬河，智识近乎令人生畏。默里最喜欢作释义剖析，让我们去领悟，凡我们谈及的论题，他都一一细细分解，达其要素，那种精细不亚于他在黑板上图解分析句式。他独到的是让知识的求索生动起来，即令是对我们的阅读和写作做严谨分析，口头讲授解析时，也充满叙事魅力。
林戈尔德先生带进课堂的是他的健壮体格和过人智力，他的课堂氛围自然、开放，对我们这帮听训守礼的孩子来说，不啻为一种启蒙，日后我们才领悟到，遵守老师制订的行为规范，与心智发展其实风马牛不相及。题若答得不对，一只黑板擦就迎面飞来，他这特别的癖好，意义之重大，怕是他自己也没想到。也许并没有。也许林戈尔德先生心中有数，我们这些孩子，要学的不仅是如何精准表达及培养对语言的敏锐触觉，还应学会如何能活跃却不愚鲁，如何不会过于内敛或过度恭敬，如何在对聪明孩子威慑最深的体制规矩中，解放自己的阳刚生命力。
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的高中男教师身上，人们能感受到男性的力量，不为宗教虔诚所规正的男性权威；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的高中男教师身上，人们能看到其职业的神圣意义，他不曾迷失于美国式漫无边际飞黄腾达的梦想，他与学校里那些女教师不同，他本来做什么都可以，却选择了做教师，以此为终生事业。他整日孜孜以求的是与他能够影响的青年人相伴，并以青年人的回应为平生至大乐趣。
他大胆的教学风格给我的自由观刻下的印记在当时并不突显。孩子不太会那样分析学校、老师和自己。但我对自立的希冀则是在那时萌芽，大抵是由于默里的榜样，我把这点对默里讲了，那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九五〇年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遇到默里。他已九十高龄，风采一如当年，实实在在，既无自嘲亦不做作，为学生演示他特立独行的格言“管他的”，他教给学生，越界违规，无须成为阿尔·卡彭，只须思考即可。“人类社会里，”林戈尔德先生教我们，“思考是最伟大的逾越。”“批、判、式、思、维，”林戈尔德先生指节叩桌，一字一顿说道，“是终极颠覆。”我对默里讲，中学起就从他这样的男子汉嘴里听到此话，看到他亲身演绎，这给我的成长提供了最珍贵的指示。我这样一个小地方的高中生，没经过风雨，心性又高，追求理性，向往着有所作为和自由自在，对当年默里的话虽似懂非懂，却紧握不放。
默里则把我少年时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个人生活全讲给我听，那是困苦厄境，闹剧充斥其间。艾拉去世已有三十多年，默里仍不时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毁了，为了信仰，成为政治牺牲品，历史牺牲品，”默里道，“但我不记得有谁是像艾拉那样被击垮的。没有倒在他会为自己选择的伟大的美国战场上。或许，不论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如何，真正的灾难，其本质总是个人的平庸化吧。生活它使人平凡琐碎的功力可是不容置疑的。生活它剥夺人的意义，使人的尊严傲骨荡然无存的手段信手拈来，不由得人不折服。”
我问起默里他的经历，他也说了他被剥夺意义价值的经历。他的事我知道个大概，细节知道得不多，因为我在一九五四年大学毕业后也参了军，有多年不在纽瓦克，而默里所受政治迫害是从一九五五年五月才开始。开头，我们聊的是默里，直到下午将尽，我问他可愿留下来共进晚餐。此时，他才仿佛与我有了共识，认为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接下来坦率谈谈他弟弟的事儿也没什么不妥。
我住在新英格兰西部，附近有一所叫雅典娜的小型学院，为老年人开设为期一周的系列暑期课程。九十岁的默里报了一门课，题目宏大：《千禧年之莎士比亚》。他周日抵达那天，我在镇上碰到了他，我没认出他，幸好他把我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六个夜晚。就这样，往日再现，寄身于老人，他从不会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多想一分一秒，除了正经话题，仍不愿将时间虚掷在空谈上面。时光将他昔日健壮体格吞噬得一干二净，但他那股鲜明的执拗劲儿使他仍有坚毅饱满的风骨。望着默里以他坦荡严谨的态度谈着，我想，这就是了——人类的生命力。这就是坚韧的生命力。
一九五五年，广播上宣布将艾拉列为共产分子黑名单后近四年，默里因拒绝配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纽瓦克的四天听证会，被教育局解聘教职。后来复职，但是在历经六年诉讼后，才终以州最高法院五对四的裁决得以复职，补发工资，不过要扣除六年来他做吸尘器推销员养家的收入。
“不知道还能干什么，”默里微笑道，“就卖吸尘器吧。挨家挨户，把满满一缸烟灰倒在地毯上，再给人家吸干净。给人家把整座房子都吸一遍。这样才能卖掉吸尘器。那时候我把新泽西一大半的房子都吸过尘了。内森，有不少人对我不错的。我妻子常生病，要花钱治病，我们还有个孩子，照顾我生意的真不少，吸尘器我卖给了不少人。多丽丝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上班了。回到医院实验室工作。做验血工作。后来当上实验室负责人。那时还未区分技术工作和医学研究，多丽丝全都做：抽血，做抹片。操作显微镜非常耐心非常细致。受过专门训练。观察力敏锐，做事精准，知识渊博。贝斯以色列医院就在我们家对面，她穿过马路就回家了，穿着实验服做饭。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我们家是用实验室烧瓶放色拉酱的。爱伦美氏瓶。用移液管拌咖啡。家里所有玻璃用具都来自实验室。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多丽丝在撑着。一起对付过来了。”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认为是。但他们找上我，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按教师该有的那样吧。也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还是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教师职业的尊严。这可能是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教师受到何等轻侮，你不会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几点钟到，按时考勤。在学校要待那么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并没有。各式各样的破事儿。让人觉得被彻底轻视。”
“我投入组织工会的工作，很快升到委员会领导层，任执行委员。我讲话没顾忌，我也承认，有时候不假思索。我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我关注让教师获得尊重，付出的劳动获得相应的尊重和合理的报酬，等等。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有问题。”
“教育厅长跟我关系不怎么样。我是反对升他做厅长的主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掩饰对这混蛋的反对，他恨透我了。一九五五年，该来的终于来了，我被传唤去市里联邦大楼，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会议。去作证。主席是议员沃特。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成员。三人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党在纽瓦克市各方面的影响，主要调查他们所谓在工会和教育界的‘共党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底特律，芝加哥。我们料到这会来的。躲不过去。他们在一天内拿下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五月一个周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吧。为什么不坦白交待呢？我们搜集情报而已。此行别无其他目的。我们是立法的。不是惩戒机构。诸如此类。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跟他们说的，‘不关你们的事儿’。”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上了电业工会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工会。周一晚上，联合会一千名会员包车，从纽约赶到调查委员会入住的罗伯特崔特酒店外抗议示威。在《星纪报》笔下成了‘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种入侵。委员会有位国会议员对媒体指出，很多示威者用西班牙语喊口号，在他看来，这证明示威者对自己手上牌子写的什么并不明白，只是愚昧地当了共产党的‘傀儡’。这位议员对自己言论里暗含的‘非美’态度丝毫不觉惭愧。纽瓦克警局‘反颠覆队’已将游行者监控起来，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途中经过哈得孙县后，那边某警察据称曾放话：‘我要是知道这帮人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全关起来了。’周四第一个传讯我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媒体报道就是这种基调。”
“我那五分钟快结束的时候，对于我的拒绝配合，主席说他很失望，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见识，居然不愿协助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我默不作声。我仅有一次对抗，是有个家伙最后来了一句：‘我质疑您的忠诚。’我就说：‘我也质疑您的。’主席称，如果我继续‘中伤’委员会成员，就赶我出去。他说：‘我们不必坐在这里听你诽谤。’我说：‘我也不用坐这儿听你们诽谤，主席先生。’就这样。律师低声示意我别说了，我的听证就这么结束了。可以离席了。”
“我起身要走，有个议员叫住我，估计是要激我犯下藐视听证会的错，他说：‘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效忠共产党去教苏联那一套？你怎么能身为自由个体，听共党驱遣教他们那套？为什么不退党弃邪归正？我恳请你，回归美国生活吧！’”
“我可没上钩。我没告诉他们，我教的不过是作文与文学，没受任何人的摆布支配。然而最终看来，我说什么和没说什么也无关紧要。当晚，《纽瓦克新闻》体育版头版刊登了我的头像，头像下有个大标题：‘共党调查证人拒绝配合’，下面写着：‘你的假话我们不信。”调查委员会告知纽瓦克教师。’
“委员会里有个纽约州国会议员，布赖登·格兰特。你记得格兰特夫妇吧，布赖登和卡特里娜。美国人都知道这对夫妇。我们林戈尔德家就是格兰特夫妇手下的罗森堡夫妇。这个精于社交的小子，恶毒的家伙，毁了我们家。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有天晚上，艾拉和伊芙在西十一街办聚会，格兰特偕夫人参加，聚会上艾拉跟格兰特顶上了，以艾拉独有的那种方式。格兰特是韦纳·冯·布劳恩的同僚，或者说艾拉认为他是，艾拉对他猛烈抨击。格兰特这人，一看就是那种矫情的上层人士，让艾拉厌恶至极那种人。他夫人写那些妇人爱读的流行言情小说，格兰特那时还给《纽约新闻报》写专栏。在艾拉眼里，格兰特就是滥享特权的化身。他受不了格兰特。格兰特一举一动都让他厌恶，格兰特的政治观点也让他憎恶。”
“两人吵得很激烈。艾拉大吼，大骂格兰特。艾拉始终认为，那晚以后，格兰特与我们结下了怨。艾拉是不掩饰自己的，本色做人，不加保留，不找托辞。对你那是他的魅力，仇敌恨他的也正是这一点。格兰特就是他的仇敌之一。那晚就吵了三分钟，但据艾拉认定，这三分钟决定了他和我的命运。他侮辱了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后裔，哈佛毕业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员工，更别提还是一九三八年及一九四二年最畅销的《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和《加利莱奥之恋》的作者的丈夫。我们完了：艾拉公然辱骂布赖登·格兰特，挑战的不只是这丈夫无可挑剔的资历，还有他夫人那万事都要占理的心气儿。”
“现在想想，我也吃不准是不是都要怪那晚的事儿。当然了，格兰特滥用职权并没有逊于其他尼克松同党。他进国会前给《纽约新闻报》写专栏，一周三次，写百老汇和好莱坞的八卦，穿插一些抹黑埃莉诺·罗斯福的内容。格兰特的公共服务事业是这么起步的。凭此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占了一席。早在社会新闻演变到今日这般红火之前，他就开始写社会新闻专栏了。最早入行，在伟大先驱的黄金时代。那些人，有乔利·尼克博克，温切尔，埃德·沙利文，厄尔·威尔逊，戴蒙·鲁尼恩，鲍勃·康西丁，赫达·霍珀。这伙人里头，格兰特是势利的那个。他不是街头混混，不是底层犯罪分子，不属于混迹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尔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语消息灵通人士，他是上层，泡在壁球俱乐部那伙的。”
“格兰特写专栏起家，专栏名为‘格兰特内幕’，后来呢，你记得的吧，他差点当上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格兰特议员颇受尼克松青睐，和尼克松一样坐镇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耍了不少尼克松总统在众议院的那种强硬施压的手段。我记得一九六八年尼克松新内阁提名格兰特任幕僚长，后又放弃，太可惜了。尼克松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如果尼克松发现，在掩盖水门丑闻行动上假如不用霍尔德曼而用格兰特这个波士顿上层庸才，政治上会有多少好处的话，格兰特的仕途说不定就是以入狱告终了。布赖登·格兰特在狱中，夹在米切尔和埃利希曼中间的牢房。格兰特的坟墓。可惜永远不会了。”
“白宫的录音里能听到尼克松对格兰特大加赞赏。录音文稿里有。‘布赖登立场正确，’总统对霍尔德曼说，‘强硬。什么手段都敢用。任何手段。’他对霍尔德曼说起，关于对付政府的敌人，格兰特奉行的格言是：‘用媒体整垮他们。’这位醉心诽谤热衷诋毁的总统随后赞赏补充道：‘布赖登有杀手的直觉。没人的活儿能做得比他漂亮。’”
“格兰特议员于睡梦中去世，坐拥富贵权势的老政治家，在纽约斯塔茨堡仍很受尊崇，那儿的高中足球场以他命名。”
“听证会中，我观察布赖登·格兰特，想着他应该不会只是个为了与我的个人积怨就借全国反共潮伺机报私仇的政客。追求理性，我总想探寻有没有更高尚些的动机，更深层些的意义。那时候，我还是习惯对不合理的讲求理性，在简单中寻求复杂性。我会要求自己去参悟一些其实完全无需参悟的情况。我会想，他不会真是看上去那么狭隘乏味吧，不可能全是这样。一定不止如此。”
“其实何必呢？狭隘乏味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狭隘乏味更加坚定的呢？狭隘乏味难道会妨碍他精明强硬吗？会有损于他做要人的目标吗？醉心权术并不需要对人生有何深刻认识，没有成熟的人生观一样可以当权。其实，成熟的人生观也许恰恰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对生活并无成熟的体味恰恰是最大的优势。要了解格兰特议员，不必从他的贵族少年时代挖掘不幸遭遇。毕竟他的国会席位前任是原本憎恨罗斯福的汉密尔顿·菲什，跟罗斯福一样是哈得孙河畔上流人士，就在罗斯福后进哈佛。菲什羡慕罗斯福，也恨他，却因为菲什的选区包含海德公园，最终成了他的国会议员。彻底的孤立主义者，愚蠢。三十年代，菲什是首位出任那恶劣委员会前身的主席的。典型的自以为是的狂热爱国主义者，偏狭的混蛋权贵，汉密尔顿·菲什。一九五二年重新划分这老笨蛋的选区，布赖登成了他部下。”
“听证结束后，格兰特离开三个委员及其律师所在的讲台，径直走向我的座位。就是他对我说了‘我质疑您的忠诚’，此时他亲切微笑着，仿佛这笑容是他自己独创的。他伸出手来，这手令我厌恶，我还是握了。像拳击手开赛前互碰对方手套，彬彬有礼地握了这只无理性之手，后来好多天，女儿洛兰都震惊于我这一行为。”
“格兰特说：‘林戈尔德先生，今天我远道而来，协助你证明自己清白。你能再协力一些多好呢。对我们这些同情你的人，你都不配合。你知道吗？原本并不是安排我带队来纽瓦克。听说你要做证人，我才要求来的。如果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唐纳德·杰克逊出面的话，我看对你不会有大好处的。’”
“杰克逊接任了尼克松在委员会的位子，加州的唐纳德·L.杰克逊。思想不凡啊，动辄公开宣称：‘依我看，谁要做美国人，谁不要做美国人，眼下即见分晓。’带头搜捕新教神职人员共党破坏分子的，就是杰克逊和维尔德。他们认为此事紧迫，事关国家利益。尼克松退出委员会后，格兰特就成了委员会的智囊，为他们做重大决策。他也确乎不枉担此名。”
“他对我说：‘比起那位来自加州的尊敬的先生，我以为也许我更能帮得上你。不管你今天的表现如何，我还是认为我可以帮你。我想要你知道，你先好好休息一晚，然后如果你决定要证明自己清白——’”
“就在这时，洛兰迸发了。她才十四岁。和多丽丝坐在我后面，听证会整个过程中她都怒气冲冲，比她母亲动静还大。十四岁身体内怒火难抑，坐立不安。‘证明他什么清白？’洛兰问格兰特议员，‘我爸爸都做过什么？’格兰特对她露出亲切的微笑。他长得十分好看，一头银发，身材匀称，一身昂贵的特里普勒西装，彬彬有礼，不会冒犯任何人的母亲。嗓音恰恰好，富有尊严，既温和又有男子气，他对洛兰说：‘你对爸爸很忠心啊。’洛兰可不会就此罢休。我和多丽丝也没想插手。‘证实他的清白？他不需要证实，他就没有污点，’她告诉格兰特，‘你才是玷污他清白的人。’‘林戈尔德小姐，你离题了。你父亲犯过事。’格兰特说。‘什么事？他犯过什么事？’他又微笑道：‘林戈尔德小姐，你这个年轻人很不错——’‘我是不是不错与此无关。他犯过什么事？他做过什么？他要证明什么清白？我爸爸做过什么，你说啊！’‘那得你父亲来告诉我们。’‘我爸爸已经讲了，’她说，‘你们歪曲他的话，捏造一堆谎言，只为让他出丑。他是清白的。晚上能安心入睡。而先生你呢，我想不出你怎么才能做到。我爸爸为国效忠，跟大家一样。他知道什么是忠诚、奋斗，什么是属于美国的。你们就这样对待效忠祖国的人吗？他拼搏就是为了这个吗？为了让你们坐在这里抹黑他？给他身上泼污水？这就是美国？你们所说的忠诚？你为美国做了什么呢？写社会新闻专栏？这就是真正美国的？我爸爸有原则，正派的美国原则，你们才别想去毁我爸爸。他去学校，他教孩子，尽心工作。应该有成千上万他这样的老师。问题就出在这儿？他太优秀了？所以你们要编造他的谎言？离我爸爸远点儿！’”
“格兰特仍未作答，洛兰喊道：‘怎么了？你坐在台上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话说吗？现在变哑巴了？闭嘴了？’她说到这儿，我探手按住她手，说：‘好了。’她冲我发火了。‘还没好。除非他们不这样对你。格兰特先生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因为我十四岁就什么都不跟我说，这就是美国？就因为我没有选举权，是这么回事吗？哼，我当然绝不会投票给你和你那帮烂朋友！’她哭了，格兰特对我说：‘我的联系方式你有。’然后对我们三人微笑一下，就回华盛顿去了。”
“这事儿就是这样玩儿的。整了你，然后告诉你：‘整你的是我，不是加州那位先生，这是你运气好。’”
“我没去和他联系。其实我在政治方面的主张是很地方化的。从未像艾拉那样庞大崇高。我不像他那样关心世界的命运。我比较关心从我专业的视角来看社区公众的境遇。我关心的，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社会学方面的，具体到纽瓦克市教师的工作条件和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长对新闻媒体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来教孩子，教育局以行为与教师身份不相称为由对我进行审查。上级看出这是一个可趁机甩掉我的正当理由。我没有回答政府主管部门的质询，据此可认定我不称职。我对教育局说，我的政治信仰无关我在纽瓦克的学校任英文教师。解雇只有三条依据：不服从安排，不胜任工作，道德败坏。我认为这三条无一条适用于我。从前的学生到听证会上作证，证明我在课堂内及其他场所都没有对任何人灌输过意识形态学说。学校所有人，家长，学生，同事，只知道我教导学生重视英文，从没有人听到过我向任何人灌输任何其他思想。以前我部队里的上尉为我作证。从布拉格堡赶来。很让人感动。”
“卖吸尘器也挺有趣。有的人看到我来了就绕到路对面去，他们也不好意思吧，但又不想受牵连。我其实没所谓。教师工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我，外界也有很多支援。有捐款，多丽丝挣工资，我还卖吸尘器。我结识各个行业的人，接触教书以外的真实世界。你知道，以前我是专业人士，教师，阅读书籍，教莎士比亚，让孩子分析句子、背诵诗歌、赏析文学，我以为除此以外别的生活方式都没有意义。后来呢，我走出去推销吸尘器，碰到的人里有许多人我都很欣赏，现在我还是心存感激。这段经历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好的认识。”
“假使法庭没有判您复职。您还会有这美好认识吗？”
“如果我输了？我应该还能过得不错。能好好地过下来。或许会有一些遗憾。但性情不会变。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再差也还是有条出路的。丢了工作，报纸上称你为卖国者，确实极其令人难过。但还不是极权的情况。我没入狱，没受到拷打。孩子没有因此失去什么机会。夺去了我的工作，是有人不跟我讲话了，但另外也有人钦佩我。太太钦佩我。女儿钦佩我。许多从前的学生钦佩我。公开表达的。而且我可以诉诸法律。我有行动自由，可以与记者见面，筹集钱款，雇律师，上法庭对质。我都做了。当然，你可能会一味郁闷苦恼，竟至突发心脏病。但你也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我也做到了。”
“话说回来，如果工会失败了，那就会影响到我了。我们没失败。奋起抗争，最终赢得胜利。使男女同工同酬。初中和小学教师同工同酬。确定下来所有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首先是自愿的，而且是有报酬的。争取到更多病假。据理争得五天假期，休假目的完全由个人决定。以考核决定升职，反对靠关系，弱势群体都有公平机会。吸收黑人加入工会，并随着入会人数增长，进入到领导层职位。但那是许多年前了。现在的工会大大令我失望。变成了敛财机构。有钱拿就行。没人关心教育。太令人失望。”
“您那六年处境很恶劣吧？”我问道，“把您给拖垮了？”
“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垮了的。真没有。当然了，是有无数个夜晚辗转难眠。难以入眠。思绪纷杂，这件事要怎么做，接下来要做什么，去找谁，等等。总是把发生过的重过一遍，再预估会发生什么。晨曦降临，起了床，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对您的事儿艾拉怎么想的？”
“他非常难过。可以说是垮了，虽然他其实早被其他一切遭遇拖垮。我一直坚信我会赢，都跟他说了。说他们没有合法理由开除我。他总说：‘别骗自己了。他们不需要有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人被开除了。最终我是赢了，但他依然觉得是他害我摊上这些事儿。他余生一直没能搁下。还有你的事儿，知道吗？你碰到的事。”
“我？”我说，“我没什么事儿啊。那时候我还小。”
“哈，你可是有事儿的。”
发现自己的人生竟包含了一项重大事件，自己却全然蒙在鼓里，自己的人生竟然自己知之甚少。当然，这在现在看来也不算意外。
“还记得吗，”默里说，“你大学毕业没有申请到富布莱特奖学金，就是因为我弟弟。”
自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四年，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后一年，曾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去牛津读文学研究生，但遭到拒绝。在班里我是成绩拔尖的，还有人热心举荐，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事后第一次想起此事，当年我很震惊，不仅仅是因为申请被拒，而且因为这个去英格兰研习文学的富布莱特奖学金给了班级排名远远落后于我的一位同学。
“默里，是真的？我当时只觉得有点古怪，不公平而已。命运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以为是被夺去了个机会，后来就应征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的？”
“是一个特工告诉艾拉的。联邦调查局的。跟踪调查艾拉多年。顺道去看他。想让他举报别人。说是这样才能自证清白。他们以为你是艾拉的侄子。”
“艾拉的侄子？怎么会呢？”
“我怎么知道。联邦调查局也会弄错。可能是有时候就不想弄对。那家伙对艾拉说：‘你知不知道你有个侄子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芝加哥那个。他没拿到奖学金就是因为你是共产党。’”
“你认为确实如此。”
“没错。”
我始终倾听默里，望着他这样一个敏锐的人，想着他的体格是他那种连贯条理的体现，源自他一生对一切事物的淡然，唯有最严正意义之自由除外……想着默里是个本质主义论者，他的个性不是随性任意的，无论在何种处境，即使是推销吸尘器，他都能做到不失尊严……想着默里（从前我不爱他，也不需要去爱他；和他之间仅是师生关系）是更具精神、理性又切合实际的艾拉（艾拉则是我确实热爱的），他是有着更实际、更清晰明确社会目标的艾拉，没有艾拉夸张的英雄主义抱负，不像艾拉那样对事事都抱有热烈的满腔激情，是不为冲动和处处较真所困扰的艾拉——我的心中有一幅画面，默里裸着上身，四十一岁的年纪，仍魁梧挺拔，充溢青春。这幅画面是一九四八年一个秋日，周二近晚时分，我看到的默里·林戈尔德在勒海大道上，从他与妻女住的那处二楼公寓窗口探身卸下纱窗。
卸下纱窗，再把纱窗安上，清除积雪，化冰，清扫走道，修剪树篱，洗车，将落叶归拢起来烧掉，十月至来年三月，每日两次下到地下室，照料取暖的火炉，添燃料，用灰掩上火，把灰铲走，装在桶里从楼梯拖到外面的垃圾房：租人家的房住，要在上班前和下班后做完这些杂活，体格要好，要自觉，勤快，强健。妻子也要长得结实，才能稳稳站定在地板上，身子探出洞开的后窗，不管什么气温，立在那里，仿佛缆索上工作的船员，将湿衣服晾到外面衣绳上，一件件用衣夹夹好，直到湿衣物都挂了上去，绳子上满满的，在纽瓦克工业区的空中吹动。待衣服干了可以熨烫了，又将绳子拉进屋里，一件件取下来，叠好放入洗衣筐，搬进厨房。养一个家，首要是维持生计，有规有矩，同时也有这些粗重活，爬高，拖拽，收线放线——每次我骑车两英里从家到图书馆，这一切打我身边晃过，滴答，滴答，老式美国城市家常日子的节拍。
林戈尔德先生勒海大道房子的对面是贝斯以色列医院，女儿出生前，林戈尔德太太在那儿做实验室助理，街角是奥斯本街图书馆分馆，我每周骑车去借次书。医院、图书馆，以及由我老师所代表的学校，所有这老一套的日常事务，可说都在这条街上了，尽在眼前，令人感到可亲。一九四八年那个下午，邻里的家常日子正红红火火，我看到林戈尔德先生自窗台上探身卸下前纱窗。
我刹着车从勒海大道斜坡上滑下来，看着他将绳子穿在纱窗的一个角钩上，对下面喊一声“来啦”，纱窗沿两层半高的楼面滑降到花园里一个人那边。那人解开绳子，将纱窗靠门前台阶摞起。林戈尔德先生完成这样一个既有运动性又家常实用的动作，我看了很是惊叹。要有他那样的优美自如，体格得极结实。
我骑到房子前，花园里那人戴着眼镜，身材高大。他就是艾拉。他到我们学校礼堂演过亚伯拉罕·林肯。身着戏服，一个人在台上，做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讲，结尾那句之优美，媲美以往任何美国总统及作家所写词句，长长的句首如隆隆作响的火车头，以一串沉沉的车厢收尾，演讲者的兄长林戈尔德先生后来花了整整一节课要我们以图示分析讨论此句：“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有好感，上帝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事，我们就坚定地信那正确的事，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去治疗国家的创伤，去照顾艰苦作战的志士和他的孤儿遗孀，尽力实现并维护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余下的时间，亚伯拉罕·林肯脱去大礼帽，与支持奴隶制的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辩论。道格拉斯是反黑人中最狡诈的，我们当代俱乐部课外小组对他大发嘘声。他的台词是由安排“铁林”来学校的默里·林戈尔德朗诵的。
林戈尔德先生不着衬衫领带，连汗衫都没穿就出现在公共场合，已经让人不知所措，但这还不够，铁林穿得几乎跟拳击手一样少。短裤，运动鞋，没别的，差不多是裸着身体。我近距离见到过的人里，属他最高大，也最有名。每周四晚上，广播里有铁林的节目《自由勇敢者》，这是个很受欢迎的系列剧，每周一集，取材自美国历史上的励志事件，他在剧中扮演内森·黑尔、奥维尔·赖特、怀尔德·比尔·希科克和杰克·伦敦等人物。实际生活中，他娶了伊芙·弗雷姆，她是“美国广播剧场”首席演员，剧场每周播出“正剧”剧目。我母亲在美容院看杂志，以掌握铁林和伊芙·弗雷姆的所有轶闻动态。那些杂志她从不会买，她是极不赞许这类读物的。我父亲也是，他希望自己有个模范家庭。母亲坐在烘发机下看这些杂志，周六下午去她朋友斯沃斯基太太那里，斯沃斯基太太和先生在贝根街上开了家时装店，母亲在那儿帮忙的时候会把所有时装杂志看一遍。紧挨着那家店就是昂特伯格太太的女帽店，母亲偶尔也会在周六和复活节前生意忙的时候去帮帮忙。
有天晚上，听完“美国广播剧场”的节目——自我记事儿起就听这节目了——母亲对我们说起伊芙·弗雷姆和铁林的婚礼，还有出席婚礼的戏剧界及广播界人士。伊芙身着灰粉色两件套羊毛裙，袖口镶两圈同色狐狸毛，头上那顶帽子，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戴上去如她那般动人。母亲把它称作“勾人的面纱帽”，式样因伊芙在和默片男星卡尔顿·彭宁顿合演《来啊，亲爱的》中戴过而出名。在那部剧中，她演一位娇纵的年轻社交名媛，演得极传神。这顶面纱帽正是她在美国广播剧场演出时所戴，为人所熟知。她立在麦克风前，手持剧本，戴着这顶帽子。她在麦克风前的照片，也有戴着垂边软毡帽的，还有平顶小圆帽、巴拿马草帽。母亲记得，有一回她上鲍勃·霍普节目做嘉宾，戴了一顶黑色卷边小圆草帽，垂着魅人的蛛丝般面纱。母亲告诉大家说伊芙·弗雷姆大铁林六岁，她的头发一个月长一寸，她为百老汇演出将头发染成浅色，她女儿西尔菲德弹竖琴，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是她与卡尔顿·彭宁顿所生。
“这些谁关心啊！”父亲说。“内森啊，”母亲辩解道，“铁林是林戈尔德先生的弟弟。林戈尔德先生是他偶像。”
父母亲看过伊芙演的默片，那时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如今她依然美丽。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就在四年前，我十一岁生日，头回跟父母去看百老汇剧，约翰·P.马昆德的《乔治·阿普利遗事》，伊芙·弗雷姆就在剧中。父亲对伊芙年轻默片时代显然是仍有着爱慕的记忆，看完剧后，他说：“她英文讲得太好了。”母亲不晓得有无领会到父亲的赞美之辞由何促成，也说道：“是啊，可是她太不注意保养了。她话讲得美，戏演得好，短短的齐肩发样子可爱，不过伊芙这样小巧的身材，重了几磅，穿着那样紧身的白色提花夏裙，不管裙摆宽不宽，都不太好看。”
轮到母亲请她麻将会的女士们来家打牌的那周，她们一定会议论伊芙·弗雷姆是不是犹太人，特别是几个月后我跟艾拉去伊芙那儿吃了晚饭以后。她们与我一样迷恋她，总忍不住要谈起人们都说她其实姓弗鲁姆金。查娃·弗鲁姆金。布鲁克林有家弗鲁姆金，她去好莱坞后就改名易姓，与家庭脱离了关系。
客厅里正打着麻将，一本正经的父亲如果恰好走过客厅又正巧听到这个话题，就会说：“谁会在乎这个！好莱坞的人都改过名字。她开口讲话，就是一堂演说技巧课。她上台去演淑女，你知道淑女就是她演的那样子。”
“人家说她是弗拉特布什的，”女帽店昂特伯格太太照例要插上一句，“听说她父亲是犹太肉贩。”
“人家还说加利·格兰特是犹太人，”父亲提醒诸位女士，“法西斯分子说罗斯福是犹太人。说什么的都有。这个我不关心。我看重的是她的表演，照我看那是无与伦比的。”
“好吧，”和丈夫一起开时装店的斯沃斯基太太说道，“鲁斯·图内克的内弟娶了弗鲁姆金家的人，纽瓦克的弗鲁姆金。她有亲戚在布鲁克林，他们发誓说伊芙·弗雷姆是他们的表妹。”
“内森怎么说？”考弗曼太太问道，她是家庭主妇，母亲少女时代结交的朋友。
“他没说什么。”母亲答道。是我让她这么说的。我是怎么做到的呢？也简单。她代表大家问我，我可知道美国广播剧场里的伊芙·弗雷姆其实就是布鲁克林的查娃·弗鲁姆金。我跟她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麻醉剂！这种事情无关紧要，我不关心。我不清楚，也不关心！”
“她家里什么样子啊？她穿着什么？”昂特伯格太太问母亲。
“她都上了什么菜？”考弗曼太太问。
“她梳什么发型？”昂特伯格太太问。
“他真有六尺六寸吗？内森怎么说？他穿十六码的鞋？有人说只是炒作罢了。”
“他皮肤真像照片里那样满是痘痘吗？”
“内森怎么说她女儿的？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谢塞太太问道。她丈夫和我父亲一样是足科医生。
“是她的真名吗？”斯沃斯基太太问。
“不是犹太名。”考弗曼太太说，“‘西尔维亚’才是。西尔菲德是法语名吧。”
“孩子父亲不是法国人啊，”谢塞太太说，“卡尔顿·彭宁顿。伊芙同他一道演了那么多电影。那部电影里头，就是他演老男爵的那部，她跟他私奔了。”
“就是她戴那顶帽子的那部吗？”
昂特伯格太太说：“这世上没人戴帽子能像她那样的。干净小巧的贝雷帽，镶花小礼帽，卷边草帽，带面纱的黑色大宽边浅顶帽，随便哪顶帽子，缀着羽毛的棕色蒂罗尔式毡帽，白色针织头巾帽，镶毛派克风帽，不拘什么帽子，她戴着都美极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张照片，”斯沃斯基太太说，“她穿着一件金线刺绣的白色晚礼服，捂一只貂皮手笼。那样优雅，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一出戏，叫什么来着？姑娘们，我们一起去看的。她穿了件酒红羊毛裙，上身丰满贴身，裙摆上呢，是最迷人的那种蔓叶绣花——”
“对啊！还有那顶相配的面纱帽。酒红高顶毡帽，”昂特伯格太太说，“垂着绉纱。”
“还记得有出什么戏，戏里她穿的荷叶边吗？”斯沃斯基太太说道，“没人像她那么会穿的。黑礼服裙上镶双层的白色荷叶边！”
“可是西尔菲德那名字，”谢塞太太又问了，“西尔菲德是什么起源呢？”
“内森知道。问内森吧，”斯沃斯基太太说，“内森在吗？”
“他在做功课。”母亲说。
“问问他。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
“我以后再问他吧。”母亲说。
母亲不会来问我，这点她懂，虽然我自从进了那奇妙的圈子，私下其实憋不住见人就要说一说。他们都穿什么？吃什么？吃饭的时候都谈什么？那里到底什么样子？样子太华美了。
在林戈尔德先生房前第一次遇到艾拉的那个星期二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那天，远远望到他们兄弟俩正合力卸下纱窗，若不是世界棒球大赛周一刚结束，我也许就会碍于对老师私人生活的尊重，畏怯地打房前加速骑过去了，既不挥手，也不喊一声打个招呼，直接骑到街角，左拐上奥斯本街。然而巧的是，就在前一天，我刚在林戈尔德先生办公室那层楼听了广播里印第安队击败老波士顿勇者队的决赛。那天早上，他带了一台收音机。放学后，他请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上完他第八节英文课后就从教室直接出来，沿走廊涌进英文系主任那间小办公室，听广播里的决赛，比赛已在勇者体育场开赛。
于是，出于礼节，老远我就减慢车速，对他喊道：“林戈尔德先生！昨天的事谢谢啦。”同样出于礼节，我对院子里的大高个儿点头笑了笑，生硬地停下车，嘴巴发干，向他介绍自己。他直接来了句：“老兄，都好？”我怔了一下，傻愣愣回他说，那天下午他在礼堂，朝斯蒂芬·A.道格拉斯大发嘘声的学生里就有我，当时斯蒂芬对林肯宣称：“我反对黑人获得任何形式的公民权。（嘘声。）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建立在白种人的基础之上。（嘘声。）我相信它是为白人而设，（嘘声。）永远为白人及其后裔谋福利。（嘘声。）我赞成将公民权限定给白人，反对将它给予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劣等种族。（嘘声。嘘声。嘘声。）”
有一种比礼节更深层、更内在的东西（渴望着凭借道德信念使自己为人欣赏），驱使我打破羞涩，告诉他，告诉在艾拉身上合为一体的那三个人——舞台上为爱国殉身的亚伯拉罕·林肯，广播中自然坚强的美国人铁林，纽瓦克一区出身的野汉艾拉·林戈尔德，告诉他说是我煽动了大家喝倒彩。
林戈尔德先生从二楼公寓楼梯走下来，只穿着卡其裤和一双莫卡辛软皮鞋。林戈尔德太太跟在他身后，在一只托盘上摆放了一罐冰水，三只玻璃杯，又上楼去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四点三十分，一个炎热的秋日，我年少时光中最神奇的一个下午，我把自行车撑好，与伊芙·弗雷姆的丈夫、《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一同坐在我英文老师家门前台阶上，聊世界棒球大赛，鲍勃·费勒丢了两局，难以置信，拉里·多比二十二球击中七球，他是美国联队首位黑人队员，对他我们都很欣赏，不过不同于对杰基·鲁滨逊。
接着我们聊到拳击：路易斯在杰西·乔·沃尔科特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将他击倒获胜；托尼·扎尔从罗基·格拉齐亚诺手中夺回中量级冠军，六月份，就在纽瓦克路珀特体育馆，第三轮中一记左勾拳将他击败，又在几周后，九月份，泽西市，败给一位法国拳击手，马塞尔·塞尔丹……铁林本来正和我说着托尼·扎尔，突然又说起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几天前的一次讲演令他气愤，他在演说中建议美国不要销毁核弹储备，因为全靠核弹来防止共产党统领世界。他讲温斯顿·丘吉尔与他讲里奥·杜罗切和马塞尔·塞尔丹没什么两样。他称丘吉尔是混蛋反动分子、战争贩子，恰如他将杜罗切唤作牛皮大王，称塞尔丹是个懒汉。他说起丘吉尔就好像丘吉尔是在莱昂斯街上开加油站的。我们在家里谈论温斯顿·丘吉尔不是这样的。倒更像我们说起希特勒。他和他哥哥一样，谈话中不存在某种无形的尺度分寸，也没有传统意义上那些禁忌，可以把随便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体育，政治，历史，文学，无所顾忌抒发意见，引经据典展开辩论，理想主义情怀，道德品行……令人振奋，带人进入一个迥异的世界，危险，严格，直接，积极，无需取悦他人。没有学校的束缚。铁林不仅仅是广播明星。他是我课堂外认识的人，畅所欲言，无所畏惧。
我刚读完一本关于另一位无惧畅言的人——托马斯·潘恩的书，霍华德·法斯特所著的历史小说《公民汤姆·潘恩》，就在我自行车篓中，要去图书馆还的那些书里。那堆书已从车篓中翻倒在门廊下走道上。艾拉对着我谴责丘吉尔的时候，林戈尔德先生走过去细看书脊，看我都在读什么书。一半书是关于棒球的，约翰·R.图尼斯的，另一半是美国历史，霍华德·法斯特所著。我的理想主义（以及我对于人的理念）由两条平行线构建，一条线来自写棒球冠军的小说，他们在逆境、屈辱和失败中奋力拼搏，最终赢得胜利。另一条线则来自以英勇美国人为主角的小说，他们与暴政和不义作战，是美国和全人类的英雄。英雄磨难。我专攻的领域。
《公民汤姆·潘恩》情节不用一般的小说模式，书中贯穿极华美的词句，刻画了这位声名不太好的作家兼革命者身上的矛盾，才智过人，拥有最纯粹的社会理想。“他是全世界最为人憎恨的——也许又是最为一些人所热爱的。”“人类历史上极少有人有他这般不息的精神。”“以一己之灵魂承天下人之苦痛。”“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这就是法斯特笔下的潘恩，有野性的赤诚，不易为人亲近，非凡的传奇斗士，不修边幅，邋遢，穿着乞丐式的衣服，在战时费城混乱街道上端一把步枪，锐利苛刻，常常喝醉，出入妓院，为刺客追杀，没有朋友。他独来独往：“惟以革命为友。”读完这本书，我认定，若决心为人类自由而向冷漠统治者和粗俗民众寻求社会变革，惟有像潘恩那样去生与死。
他孤身一人。法斯特笔下的潘恩有着与生俱来的叛逆独立。法斯特用笔并不渲染感情色彩，但潘恩身上最吸引人的无疑就是这一点。潘恩去世时也是孤身一人，年迈多病，穷困潦倒，独身一人，遭众人排斥，被出卖——为世人所嫌恨，因为他在最后的自白《理性时代》中写道：“我不相信无论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会还是任何教会所信奉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即是我自己的教会。”读他的事迹使我感到勇敢、愤怒，最重要的是，勇于为信念而奋斗。
《公民汤姆·潘恩》正是林戈尔德先生从我车篓中选出来的书，拿到了我们坐的地方。
“这本书你知道吗？”他问弟弟。
铁林伸出阿贝·林肯的硕大手掌接过书，翻看头几页。“不知道。没看过法斯特的书，”他说，“但应该读一读。这人很不错。有胆识。一开始就是华莱士一派的。每次看《工人报》，我都读他的专栏，不过我没空读小说了。在伊朗的时候读小说，那时读了斯坦贝克、厄普顿·辛克莱、杰克·伦敦、考德威尔……”
“如果要读法斯特的书，这本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林戈尔德先生说，“我说得对吗，内森？”
“这本书非常好。”我答道。
“你读过《常识》吗？”铁林问我，“读过潘恩的作品吗？”
“没读过。”我答道。
“读一读吧。”铁林仍旧翻着书对我说道。
“霍华德·法斯特引用了不少潘恩的文字。”我说。
铁林抬头说道：“‘群众合力就能革命，人类历经数千年奴隶制，却毫不醒悟。’”
“书里有这句。”我说。
“我想该有这句。”
“潘恩的天赋在哪里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问我，“这种天赋是杰弗逊、麦迪逊那些人身上都有的。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的。”他说。
“反抗英文。”
“这个很多人做过了。不是这个。是用英文来阐述理想。那场革命完全是不可预见的，无组织的。内森，这是不是你从书中获得的印象？他们要为这革命寻找一种语言。为崇高事业寻求诉诸文字。”
我对林戈尔德先生说：“潘恩说：‘我写这本小册子，希望人们能明白他们攻击的是什么。’”
“这点他确实做到了。”林戈尔德先生道。
“这一段，”铁林指着书里几行字，“写到乔治三世。‘若我迫灵魂为妓，立誓效忠一个愚蠢顽固，无用残忍的家伙，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
铁林用他《自由勇敢者》式大众热爱的沉哑嗓音背诵的潘恩这两句话，正是我自己抄写记诵的十多句中的一句。
“你喜欢这句话。”林戈尔德先生对我说。
“对。我喜欢‘迫灵魂为妓’这句。”
“为什么呢？”他问道。
太阳照在我脸上，我开始大汗淋漓，因为遇见铁林兴奋激动，现在又要像在课堂上一样回答林戈尔德先生的提问，坐在身长过六尺、赤着上身的两兄弟之间，两人生得高大，态度又亲切，一身智慧果断的男子气概，令我神往。他们可以聊棒球和拳击，现在谈的则是书籍。谈书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打开一本书，不是为了崇拜它、提高修养或迷失于周围的世界。他们阅读是为了与书交手。
我说：“因为通常不会把灵魂与娼妓相比。”
“‘迫灵魂为妓’，他要说的是什么？”
“出卖灵魂，”我回答，“出卖他的灵魂。”
“对。‘若我迫灵魂为妓，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这样的表达，比‘若我出卖灵魂’要有力多了，你看出来了吧？”
“看出来了。”
“为什么会更有力呢？”
“因为他把灵魂拟人化为‘娼妓’。”
“对——还有呢？”
“嗯，‘娼妓’这个词……不是常用的词，公众场合听不到。没有人会经常写到‘娼妓’这个词，或者，在外面说到‘娼妓’。”
“为什么不会呢？”
“羞耻心吧。觉得尴尬。守礼。”
“守礼。说得好。对。所以这样写够大胆无礼。”
“是。”
“你喜欢潘恩的就是这一点吧？他的胆识？”
“我想是的。是。”
“现在你能知其所以然了。内森，这你就大大领先了。怎么做到的呢？研究他用的一个词，只要一个词，思考他用的这个词，就这个词给自己设问，到后来你就把这词研究透彻了，像是透过放大镜，看到了这位伟大作家力量的源泉之一。他是大无畏的。托马斯·潘恩有胆量。这就够了吗？这只是一部分而已。胆识必须有目标，否则就是低级的，太容易做到，而且平庸。托马斯·潘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识？”
我说：“为了他的信仰。”
“这就对了！好孩子！”铁林突然说道，“不愧是给道格拉斯喝倒彩的！”
就这样，五天后，我作为铁林的后台嘉宾，参加了在纽瓦克市区最大的剧院“清真寺剧院”举行的一次聚会。聚会是为新成立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而举行的。华莱士任罗斯福内阁农业部部长七年，在罗斯福第三个任期中担任副总统。一九四四年，华莱士不再任副总统，由杜鲁门接任，华莱士转而短期担任商务部部长。一九四六年，总统开除华莱士，因华莱士公然宣称支持与斯大林合作以及美苏友好，而恰就在此时，杜鲁门和民主党人开始视苏联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西方必须抑制苏联在欧洲和其它地区的扩张。
民主党这次分歧，发生在以总统为首的反苏派和以华莱士为首的反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进步”亲苏派之间。在我自己家，这种分歧反映在我们父子之间。父亲对过去在罗斯福门下的华莱士还算欣赏，但他不支持华莱士参选总统，因为美国人一般不支持第三方政党竞选人，华莱士参选会拉走杜鲁门的民主党左翼选票，由此使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市市长托马斯·E.杜威的当选几成定局。华莱士竞选团队称其党派可获六七百万张选票，占普选票比例大大高于以往任何美国第三方政党所得。
“你支持的人只会使民主党落选，”父亲对我说，“如果共和党当选，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少苦难。你没经历过胡佛、哈定、柯立芝的时代。对共和党的无情没有切身体会。你讨厌大企业吧，内森？你鄙视你和华莱士所说的‘华尔街大人物’吧？但你不了解大企业的政党是怎么践踏普通民众利益的。我了解。我知道什么是贫穷，知道经济困难的滋味，你和你弟弟有幸没经历这些，感谢上帝。”
父亲出身纽瓦克贫民区，白天在一家卡车面包店工作，晚上去夜校学习，就这样才当上足科医生。即便在他赚了些钱，我们全家搬进自己的房子以后，他始终都认为自己与他称为普通民众而我沿袭华莱士叫法称为“平民”的那些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华莱士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我努力说服父亲，父亲断然拒绝投华莱士的票，我大感失望。华莱士要建立全国医疗系统、保障工会和工人福利，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和虐待劳方，反对《蒙特—尼克松法案》和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蒙特—尼克松法案》如获通过，所有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阵线”组织均须向政府登记在案。华莱士曾说《蒙特—尼克松法案》是迈向极权国家的第一步，意在使美国人民惧怕从而缄默，他说这是国会提出的“最具破坏性”的法案。进步党倡导思想自由参与华莱士所称的“思潮市场”里的竞争。我印象最深的是华莱士在南部竞选宣传时拒绝对种族隔离之下的听众做讲演，他是第一位如此勇敢和正直的总统候选人。
我对父亲说：“民主党永远不会着手去结束种族隔离，不会将私刑、人头税和《吉姆·克劳法》定为非法。他们从来没做到过，也永远不会去做。”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内森，”父亲说，“你注意看哈里·杜鲁门，他政纲中有公民权条款，现在他已经甩掉了南方那些种族偏激分子，你留心看他的作为吧。”
那一年，脱离民主党的不只是华莱士，还有父亲提到的那些“种族偏激分子”，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即“南方民主党”。推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他是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南方民主党也会拉走南部通常投给民主党的选票，这是杜威在选举中获得支持、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击败杜鲁门的又一原因。
每晚在厨房吃晚饭，我都劝父亲投票支持亨利·华莱士和恢复新政，父亲则尽力要让我明白在这类选举中妥协的必要性。然而我是以托马斯·潘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不妥协的爱国者为英雄的，单是听到“妥协”这词的第一个音节，我就会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对着他，对着母亲和十岁的弟弟说，以后只要父亲在，我就绝不在这张饭桌前吃饭。每次我要离开，弟弟都用夸张的愤怒语调对我说：“投给华莱士就是投给杜威。”
有天晚饭时，父亲换了一种策略，他给我深入剖析共和党如何轻视我所珍视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公正，但我不买账：两大党派在黑人权利方面，同样缺乏良知；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不公正，同等漠视；对于因我们国家蓄意挑衅热爱和平的俄罗斯人民而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等无视。我含泪郑重对父亲说：“你真让我惊讶。”仿佛他才是那个毫不让步的儿子。
更令我惊讶的还在后面。周日下午，将晚时分，父亲对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去参加当晚在清真寺剧院举行的华莱士聚会。如果我们谈过以后我仍旧要去，他不会拦着我，但希望我起码听完他的话之后再做最终决定。周二从图书馆回家后，晚饭时我得意地宣告，我应邀作为广播剧演员铁林的嘉宾，参加在市中心举行的华莱士聚会。结识铁林我实在太兴奋，他对我的关注令我得意忘形，母亲干脆不许父亲对聚会提出保留意见，但现在父亲要我听他讲，他认为他作为父母有责任跟我探讨，我还不能生气。
父亲对我很认真，这点和林戈尔德兄弟一样，但是父亲没有艾拉那样政治上的无畏，没有默里的文采，最主要是父亲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不关心我举止是否得体，会不会长成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快拳左右开攻，把我引入大赛，引我探知何为真正广泛意义上的人。他们推动我进行严谨缜密的思维，现时的我回顾当年，对此也很认同。他们不在意我会不会做个好孩子。只在意我的信念。他们对我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规避各类潜在危险。这些事父亲是要操心的，老师则不用。父亲要操心儿子的行为，操心怎么让自己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所接纳，他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父亲要担心可能出现的危险陷阱，他不担心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父亲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只能将父亲甩在一边，背叛父亲，义无反顾跨向人生第一个陷阱。然后独自一人，这样才达成人生真正的统一，从人生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穴。若无意外，这总归是他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听我说完，”父亲说，“你再拿主意。儿子，我尊重你是独立的。你要戴华莱士的徽章去上学吗？戴吧。咱们是自由国度。但你要掌握全部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没法做出明智决定。”
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后来何以不再支持亨利·华莱士转而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伟人，他何以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转而反对他呢？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工会工业组织联合会又何以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呢？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莱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想让我去集会，是因为共产党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父亲说亨利·华莱士不是太天真，毫不知情，就是太狡诈，不愿承认——不幸的是，后者更有可能。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来自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已经被工业组织联合会开除的那些——
“你这个反共分子！”我吼道，随后离家，坐14路车去了集会。我遇到了保罗·罗伯逊。艾拉给他介绍说我就是艾拉曾跟他提过的那个高中生，他伸手与我握手。保罗·罗伯逊是黑人演员和歌手，任华莱士总统竞选委员会联席主席。几个月前，在一次发生于华盛顿的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五千名抗议者面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蒙特—尼克松法案》听证会上，当被问及如法案通过他会否遵守法案规定，他大无畏回答：“我会违反这项法案。”当被问及共产党支持什么，他同样回答得直截了当：“支持黑人取得完全平等权利。”保罗·罗伯逊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不要丧失勇气。”
我与演员和发言人站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同时浸润于两个崭新的独特世界，左派的氛围和“派系”的世界，那种兴奋，堪比在大型棒球联赛与球员一同坐在休息室。我立在舞台一侧，听艾拉再次化身亚伯拉罕·林肯，这次斥责的不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是两党派的战争贩子：“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抗组织，把西欧武装起来对抗俄罗斯，将美国军事化……”我看到了亨利·华莱士本人。他上台对群众发言前，我就在他身边不过二十英尺。集会后的酒会上，艾拉趋前对他耳语时，我就站在他身旁。我凝视这位总统候选人，他来自艾奥瓦，父亲是拥护共和党的农夫，他跟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美国人一样，有美国人的容貌和声音。这位政治家反对高价、大企业、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蒋介石此类独裁者实行绥靖政策，我忆起法斯特对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那晚，这位代表普通民众、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候选人站在讲台上，紧握拳头，大声疾呼“我们的自由正被肆意践踏”，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清真寺剧院那晚六年后，一九五四年，我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被拒。
我并没有过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力，然而这股打败共产主义的狂潮还是连我都席卷到了。
铁林一九一三年生于纽瓦克，早我二十年，他家那片儿很穷困，家里没有温情。他上过巴林杰高中，时间不长，除体育课外无一门功课及格。他视力很差，眼镜也不管用，课本上的字几乎看不清，更不用说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看不清，学不进，于是有一天，照他说是这样的：“我就没起床去上学。”
默里和艾拉的父亲，艾拉谈都不愿谈及。那次华莱士聚会后几个月，艾拉跟我说的最多不过是：“我没法跟父亲讲话。他对两个儿子从没有过丝毫关注。不是故意的。是兽类本性。”艾拉的母亲在他记忆中是他钟爱的，在他七岁时去世了。替代她的，是艾拉形容为“童话故事里那种继母，地道的贱女人”。进高中一年半，他退了学，几周后，永远离家，那年他十五岁，在纽瓦克找到一份挖沟的活儿。二战爆发前，全国经济大衰退期间，他四处漂泊，先在新泽西，后来走遍全美国，有什么干什么，大部分是重体力活。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入了伍。他看不清视力表，查视力的队很长，艾拉绕到视力表前，把表上能背的都背下来，再站回队列，就这样通过了体检。一九四五年退伍后，艾拉在伊利诺伊州卡柳梅特城待了一年，和他部队里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奥戴同住，约翰尼是钢铁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一起在伊朗码头上做过装卸工，卸下由铁路经德黑兰运往苏联的援助物资装备。因为艾拉做活力气大，奥戴给他起了个绰号“铁人艾拉”。到了晚上，奥戴教铁人如何阅读书籍和写信，把马克思主义教授给他。
奥戴灰发，比艾拉年长约十岁。“他这个岁数是怎么混进部队的，”艾拉说，“我一直没搞明白。”奥戴六尺高，瘦得跟电线杆一般，却是艾拉遇到过的最厉害的家伙。奥戴随身带一个轻便拳击袋，训练击拳速度。他出拳又快又猛，“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能一次击败两三个人。奥戴还极有才华。“那时候我对政治、对政治运动一无所知，”艾拉说道，“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不同流派我一概不懂。他跟我讲了不少。他讲了劳动者。讲到美国的社会状况。政府对工人利益的损害。他说的都有事实依据。特立独行是吧？奥戴就是极其特立独行，没有一件事按规矩来。奥戴为我做了很多，我明白。”
那时奥戴和艾拉一样没结婚。“牵缠不清的关系，”他对艾拉说，“我永远都不想掺和。在我看来，孩子根本就为人性之恶所控制。”奥戴也就比艾拉多上了一年学，但他靠自己练了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口头和书面辩论方面技艺娴熟”，方法是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不作甄别大段大段抄写，再借着小学语法书辨析句子结构。就是奥戴给了艾拉那本艾拉说是重塑了他生命的袖珍词典。“这本词典我在夜里读，”艾拉对我说道，“像读小说。我让人寄来一本《罗热同义词汇编》。白天卸一天船，晚上学习词汇。”
他发现了阅读的乐趣。“有一天，他们寄来整套的文库丛书，这一定是部队犯下的最大过错之一，”他笑道，“后来我把那些书差不多都读了一遍。他们搭了座活动房藏书，打好书架，对大家说：‘想看书就来拿。’”是奥戴告诉艾拉去拿哪些书，现在也还是。
艾拉早先给我看过三页纸，上题“给林戈尔德的几条具体建议”，这是他们在伊朗的时候奥戴写的。“第一条：手边常备词典一本，富含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好词典，给送奶工写便条也要用。词典要用。不要按老习惯胡乱揣测单词拼写和确切含义。第二条：隔行书写，以便日后添加批注和修正。我不管这不符合个人书信的正确用法，因为这样才能做到表达准确。第三条：不要把文字排得紧紧的、不作分段。每论及新的概念，或进一步阐述已有论题，要另起一段。可能会显得不那么平整流畅，但能大大提高可读性。第四条：避免用词陈腐。即使非用不可，也要把你读过听过的换种方式表达，不要原文照搬。读书会那天晚上，你用来陈述观点的那句话：‘我简要说了现存体制的一些弊端……’铁人，这是你读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听着像罐头里出来的。假使你这样来表达同一个观点呢：‘以我在伊朗的所见为依据，我论述了土地私有权的影响及外国资本的垄断。’”
总共有二十条，艾拉给我看是为帮助我写作，不是我写的那些高中广播剧，而是我的日记，我零散记下的“思考”，我计划中是“政治性的”随笔杂记。我仿照艾拉开始记日记，艾拉则仿照约翰尼·奥戴。我们三个用同一个牌子的笔记本，伍尔沃思商店出的一种简易笔记本，一页五十二行，四寸长三寸宽，页眉装订在一起，斑驳棕色底子的硬壳面。
奥戴来信中每提到一本书，随便什么书，艾拉都会去弄一本，我也是。我是直接去图书馆借。“最近我在读鲍尔德《青年杰弗逊》，”奥戴写道，“同时也在读其他有关美国早期历史的著作。那个时期的通讯委员会是具有革新思维的殖民者推进了解和协调计划的主要代表机构。”我就是这样在中学时读到了《青年杰弗逊》一书。奥戴写道：“几周前，我买了《巴特里特格言集》第十二版，说是作参考书用，其实翻读起来乐趣极多。”于是我到市中心的大图书馆，坐在参考书区，依我想象中奥戴翻读的样子去翻看《巴特里特》，手边放着日记本，一页页翻读，找寻可促我成熟、成为不容小觑的人的智慧。“我定期买《共产情报局》杂志（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官方刊物）。”奥戴写道。共产情报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简称，我知道本地图书馆不会有。谨慎起见，我也没去查询。
我写的广播剧是对话形式，比起奥戴的具体建议，倒更容易受艾拉和奥戴谈话的影响，艾拉把他们的对话复述给我听，或是逐字演示，仿佛他和奥戴一起就在我眼前。剧本也带有工人阶层惯用语色彩，艾拉去了纽约成为广播剧演员后很长时间，言语中仍常会突然冒出这类用语。剧本的观念深受奥戴写给艾拉的长信的影响，这些信我常请艾拉诵读。
我作品的主题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广播剧作家诺曼·科温在《胜利手记》中赞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他这出剧六十分钟长，欧洲战役结束当晚，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剧（应大众要求，八天后重播了一次），这出剧使我沉湎于以文学救世的抱负，期冀借写作匡正这世上的弊端。时至今日，我不愿去判断我曾如热爱《胜利手记》般热爱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它给了我最早关于艺术神奇魔力的感受，加强了我对自己希望和期待中的文学家语言作用的最初认识，即为铭记战争中人民的斗争。（它也教我可以在句首用“而且”，跟我们老师坚持的正相反。）
科温的剧本形式松散，没有情节——“是试验性的”，我对足科医生父亲和居家母亲这么说。风格非常口语化，用头韵，这种风格部分源自克里福德·奥德茨，部分源自马克斯韦尔·安德森，二三十年代美国剧作家为舞台打造的一种独特朴实格调，自然又带抒情色彩和严肃的寓意，是诗意化的语言。在诺曼·科温作品中体现为日常用语的韵律与略带文学矫饰的语言结合为一种语调，在十二岁的我看来其精神是民主大众的，其影响又是英雄风骨的，与公共事业振兴署艺术家计划中艺术家所画壁画极为相像。惠特曼称美国属于粗犷的人，诺曼·科温则认为美国属于小老百姓——这小人物正是刚打了爱国战归国并为人民所爱戴的美国人。这名小人物正是美国人自己！科温的“小老百姓”正是“无产阶级”的美国人，以我现在所理解的，美国工人阶级战斗并赢得胜利的革命，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论如何卑小，都是这宏大事物的一分子，这场革命证实了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神话般的国民特性。
包括我在内。我是犹太孩子，毋庸置疑，但我不愿带上犹太民族的特性。我甚至都不清楚它是什么。也不太想明白。我想有的是国民的特性。对于生在美国的我父母来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自然、更合适的了。对于我而言，没有其他方式比共用诺曼·科温的语言意义更深刻，战争在人民中激起的振奋情绪在他的语言中升华了，是二战的祷告文，高尚的大众诗歌。
历史取了缩影，人格化了；美国取了缩影，人格化了；对于我，这即是诺曼·科温及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你投入历史，历史也涌入你。你汇入美国，美国汇入你。一切都是由于十二岁的我，活在一九四五年的新泽西，守着收音机听广播。那时大众文化充分连结着上个世纪，仍易受老百姓语言影响，这一切令我着迷。
终于可以讲了而不会破坏这场运动：
衰落的民主，拙劣的布尔什维克，容易上当的、软弱的人，
最终却比纳粹恶棍更顽强、更机智；
因为他们并未鞭笞牧师，焚烧书籍，打犹太人，没有把女人关进妓院，从孩子身上取血，
各地民众，普通的自由人，从家常日子中醒来，清晨起床，活动肌肉，学习用武器，越过危险重重的平原与海洋，击败正规军。
他们做成了。
若需确认，请看上期公报，上有最高联合司令部标记。
从晨报上剪下来吧，交给孩子好好保存。
《胜利手记》单行本发行后，我马上买了一本（是我没用借书卡去借、自己直接买下的第一本精装书）。几周内，我背下了六十五页自由诗形式的篇章，尤其喜欢那些游戏般随意使用日常市井用语的句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古镇上今晚一度气氛热烈”），或是把看似无甚关联的专有名词放在一起，产生给人意外刺激的反讽效果（“在来自巴尔的摩的杂货店员面前，那非凡武士搁下了他的日本武士剑”）。这场大战让我这年纪的人牢固树立了爱国情绪，战争开始时我差不多九岁，结束时差半年十三岁。战争终了之时，广播中单是提到美国的城市和州名（“新汉普顿刺骨夜风中”，“自埃及直至俄克拉何马草原上的小镇”，“在丹麦的哀悼与在俄亥俄的哀悼是出于同样的缘由”），就足具令人敬仰的效果。
他们投降了。
终于精疲力竭，叛徒死在威廉斯特拉斯后一条小巷。
鞠躬谢幕吧，美国兵，
鞠躬谢幕吧，庶民。
明日的英雄就在今日午后你们这些平民的脚下。
该剧以这首颂诗拉开序幕。（广播中果敢的声音与铁林相仿，将赞美坚定地献给我们的英雄。那是学校教练——教练还教英文课——在中场休息时的声音，坚定，饱含热情有些沙哑，带点威吓阵势，这是平民大众共同良知的呼声。）以下是科温的尾声部分，是一段祷文，扎根当下，在已是坚定无神论者的我看来，一方面是完全世俗和非宗教的，同时却又比我在学校每日清晨听人背诵的祷文，或是陪父亲在至圣日礼拜时读到的祈祷书，都更强大、更勇敢。
主啊，挥剑开辟……
主啊，新鲜面包，宁静的清晨……
主啊，外套，薪水……
将新自由精准分配……
公布证言，使大家相信兄弟情谊……
坐在谈判桌前，越过重重困境，为庶民的希望护航……
数千万美国家庭在收音机旁收听，虽然比他们过去常听的要复杂，但我窃以为，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股曾同样作用在我身上的变革与忘我的冲动，从没有哪个广播节目能对我产生这种影响。这广播节目的力量！收音机里走出灵魂，如此奇妙。平民精神激发了民粹崇拜，语言喷涌而出，从美国人民之心升腾，自美国人民之嘴释放，一小时节目献给科温所谓的普通美国人民——“广大民众，平常但自由”——身上的高贵品质。
对我来说，科温将汤姆·潘恩现代化，将事业的危险大众化，使之不单是一位正直狂人个体的问题，而是集全体正直人民力量为一体。高尚的事业，于是民众同心。崇高的追求，于是民众同心。令人激奋的理念。科温为之奋斗，实现理想，至少是在创作的作品中实现吧。
战后，艾拉首次自觉加入阶级斗争。他对我说，自己一辈子忙忙碌碌，不知忙些什么。在芝加哥时，他在一家唱片厂工作，周薪四十五美元，电业工人联合会为工厂订立的合同严密可靠，甚至有工会职业介绍。奥戴则回到印第安纳港国内钢厂做装船固定工。奥戴常想着辞去工作，晚上在他们的房间里对艾拉发牢骚：“如果我能有六个月全职来做，不受限制，我就能在这个港口建起我们的党。这儿好人不少，缺的是能把全部时间投入组织的人。没错，组织方面我不是太好。要跟胆小的布尔什维克示好合作，我却更想敲他们脑袋。但其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的党太拮据了，招不起全职人员。搜罗到的每分钱都要用来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用来作宣传，以及很多不容延缓的事情。付完上一份账单后我就没钱了，靠赊账过了一阵子。可是还有税啊，车啊，这样那样的……铁人，我应付不了——必须去工作。”
我喜欢听艾拉跟我转述他们工会里粗汉之间用的那些切口，就连约翰尼·奥戴这样的人也说这些行话。奥戴用的句子结构不像一般工人的那么简单，但他很明白他们用词的力量，同义词汇编可能给奥戴一些不良影响，但这类工人用语奥戴一直运用自如。“我得缓缓……管理方高举斧头……我们一跟他们掰……他们一旦上街……他们要是逼我们接受黄犬契约，不让我们加入工会，那就是砖头上溅血……”
我喜欢听艾拉说他们电业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听他跟我讲他唱片厂里的人。“工会很团结进步，由普通人领导控制。”普通人——这个词使我激动，就如为辛劳工作、坚强意志以及融合两者的正义事业而激动。“每组轮班的一百五十名工人当中，有一百多个参加每两周一次在厂里的聚会。虽然大部分工作拿的是时薪，”艾拉对我说道，“但厂子里没人耍威风。你懂的？老板有话要跟员工说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工人就算是犯了大过错，被叫进办公室的也还有主管。这就很不错。”
艾拉跟我讲工会例会都有什么内容——“一些例行公事，比如新合同提案，旷工的问题，对停车场的投诉，讨论战争逼近”（他指的是苏联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工资与物价相互作用之迷局”——不停地说啊说啊，不仅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为，他们如何说话、做事和思维。艾拉在离开卡柳梅特城到了纽约，在广播界工作，牢固树立《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形象后，还是会谈起唱片厂和那些工会会议，用的是他工人同事那种吸引人的语气和词汇，仿佛他还每早去那里上班一样。其实是每晚，因为没多久他就转到了夜班，空出白天做“传道工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发展新人入党。
在伊朗码头上工作时，奥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产党。孤单一人的艾拉正是奥戴最合适的目标，正如我最适合艾拉发展入党，虽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艾拉工会举办的华盛顿—林肯诞辰募款会，是他到芝加哥第一年的二月，会上有人想到把艾拉扮成阿贝·林肯。艾拉瘦高结实，关节粗大，头发粗黑像印第安人，走路懒洋洋步子很大。给他装上络腮胡，戴上大礼帽，穿上高帮鞋和不合身的老式黑礼服，让他上台，朗读一段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词，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对奴隶制的谴责。他把“奴隶制”这个词演绎为浓重的工人阶级政治语调，赢得一片掌声，自己也陶醉其中，接着诵读了他上了九年半学唯一能背诵的葛底斯堡演说。最终那句，有史以来无论天国抑或人间最辉煌果决的句子，博得满堂喝彩。有三次，他举起关节多毛的灵活大手，挥舞着，以他异常修长的手指中最长那根直指工会听众眼球，压低嗓音，说出“为民”一词。
“大家都以为我是太激动，以致不能自已，”艾拉对我说道，“以为我是为了激情。其实不是。我那是第一次为智慧深深感动。一生中第一次明白自己讲的到底是什么。我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意义。”
那晚以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游遍芝加哥地区，足迹远至盖尔斯堡和斯普林菲尔德，走入林肯的地道美国，在产业工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文化节目，游行，野餐会上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他上了电业工会联合会广播节目，即使没人能看到他比林肯还高出两英寸。他演得极好，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将林肯带给大众。艾拉·林戈尔德登台演出时，人们带着孩子去看。演出结束后，一家子上台去和他握手，孩子们要求坐在他腿上，对他说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他演出的那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产业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一九四七年开始肃清联合会内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共产党成员后，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决裂或者被联合会开除的那些当地工会，这也不奇怪。
但在一九四八年，艾拉是纽约正值上升期的广播明星，刚娶了美国最受尊敬的广播剧女演员，当时他是安全的，还没被那场要从工会运动中及全美国肃清亲苏亲斯大林政治势力的运动所波及。
他如何从唱片厂的工作发展到演广播剧的？他最初是为了什么离开了芝加哥和奥戴？那时我绝不会想到与共产党有关，主要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据我所知，广播剧作家阿瑟·索科洛有次到了芝加哥，有天晚上在西区一处工会会堂看到了艾拉演林肯。艾拉在部队时就见过索科洛。那次他作为军人到伊朗演出《这是部队》节目。一同巡回演出的有不少左派分子，有天深夜，艾拉和几个左派分子去了场自由讨论会，艾拉记得，会上他们讨论了“世上一切政治问题”。其中就有索科洛，不多时即为艾拉所推崇，艾拉眼里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索科洛年幼时就是底特律街头与波兰人对抗的犹太孩子，艾拉很认同他这点，一见他就有亲切感，对无根无底的爱尔兰人奥戴，艾拉没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索科洛那时是个正在写《自由勇敢者》的平民。那次他恰巧到了芝加哥，当时艾拉已在台上演了一个小时的林肯，不光是背诵或朗读演讲词和文书，还假亚伯拉罕·林肯之名，回答观众就当前政治论争的提问，用林肯式尖厉的乡下鼻音，笨拙巨人的手势，风趣直率的言谈方式。林肯支持控制物价。林肯谴责《史密斯法案》。林肯捍卫工人的权利。林肯批判密西西比参议员比尔博。工会会员热爱他们这位坚定的自学成功者极具说服力的口技，他对林戈尔德主义、奥戴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林肯主义的大融合。（“加油！亚伯！”他们冲黑发络腮胡的艾拉大喊，“别饶了他们！”）索科洛也是，他把艾拉介绍给另一位犹太老兵，这人是纽约肥皂剧制片人，有左倾倾向。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制片人，艾拉在试演后得到了一部日间肥皂剧余下的一个小配角，扮演住在布鲁克林的房客。
报酬一周五十五美元。哪怕在一九四八年来看也不算多，但工作稳定，比他在唱片厂挣的多。新工作也跟着纷至沓来，处处都有活儿接，跳上候着的出租车，从一处录音室冲到下一处录音室，从这场日间演出冲到下场演出，一天演出多达六场，演的都是劳动阶级出身的角色，言辞粗鲁，艾拉说删去他们的政见才能通过审核，“为了上广播把无产阶级搞成符合美国标准的，拿去了胆气和头脑”。这些工作将他推上了索科洛每周一小时知名节目《自由勇敢者》主角的位置。
艾拉在中西部的时候开始身体不适，促使他转回东部换新工作。他肌肉酸痛难忍，一周要有好几次——不用忍着疼痛去演林肯或发展新人的时候——直接回家，在房间外门厅那边，浸在一大缸热气腾腾的水里泡上半小时，随后上床，带上本书、词典、笔记本和就手找到的吃的。他觉得这病是他在部队里挨的那几次打落下的。最厉害的一次，码头上一伙人认定他“同情黑鬼”便揍了他，他因此住院三天。
这帮人在艾拉和三里外河边那片隔离区几个黑人士兵结交后就盯上他了。那时奥戴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活动房碰面，在他指导下讨论政治和书籍。有九名或十名士兵每周两三晚在饭后聚到图书馆，讨论贝拉米的《回顾》、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隔离区两名黑人加入小组前，基地上几乎无人留意这图书馆和那些士兵。
艾拉先是和部队上这帮叫他黑鬼分子的人论理。“你们凭什么侮辱有色人种？对黑人全是诋毁。你们不仅反黑人，还反劳工，反自由主义，反智。反对一切对你们有益的东西。你们怎么会这样？在部队服役三四年，看着朋友死去，受伤，生活被打乱，却丝毫不明白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你们就知道是希特勒挑起来的。只知道是征兵局找你们的。其实呢？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处在德国人的位置，会跟他们一模一样。可能比德国人要晚一点，因为我们社会的民主因素。但是因为人们如你们一样满嘴胡言，我们最终会整个变成法西斯，独裁者，诸如此类。码头这些官员的歧视就够恶劣了，可是你们呢，你们出身贫寒，没几个钱，不过是流水线、血汗工厂和煤矿的饲料，被社会压迫剥削，低工资，高物价，庞大利润，可你们竟成了一群吵吵嚷嚷、一肚子成见、还迫害赤色分子的浑蛋。你们不知道……”然后艾拉跟他们说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这类激烈争论于事无补，艾拉也承认因为他的脾气反而使事情恶化。“我一开头就太激动，本来想打动他们的，结果大部分没达成。后来我学会对这些人保持冷静，用事实影响到了一些人。和这些人对话是非常艰难的，他们脑中的成见根深蒂固。给他们分析种族隔离的心理起因、经济起因、他们热衷使用‘黑鬼’一词的心理原因，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说，为什么喊黑鬼，因为黑鬼就是黑鬼——我一遍遍跟他们分析，他们的回答就这个。我反复说儿童教育和个人责任，没用，还是被他们痛打，打得厉害到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艾拉给《星条旗报》写了封信，控诉部队中的种族隔离，呼吁种族融合，这件事后，他同情黑人的名声给他自己带来很大危险。“写这封信就用上词典和《罗热同义词汇编》了。这两本书我啃透了，通过动笔写东西来操练。我写信好比搭脚手架。真正懂英语的人也许会持批评意见吧。我那语法实在没法看。但我还是写了这封信，我觉得应该写。我气坏了。你懂吗？明白吗？我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
那封信刊出后，有一天，他在装货筐里干活，正在舱底上方，管拉筐的家伙威胁他，说如果他对黑人的事再不放手，就把他摔下舱底。一次次把他降下十尺，十五尺，二十尺，说下一次就会松手，摔他个粉身碎骨。他也害怕，但就是不说他们要听的话，最后他们还是放他出来了。次日早晨，在食堂，有人叫他犹太杂种。和黑鬼鬼混的犹太杂种。“是个大嘴巴的南方土老帽，”艾拉告诉我，“老是在食堂说犹太人和黑人。那天早上我饭快吃完了，屋里也没多少人了，他开始大声胡扯起黑人犹太人什么的。我还在为前一天船上那事憋着一肚子火，忍不下去了。我把眼镜摘下来，递给和我坐一起那人，他是唯一还会和我坐的人。然后我穿过食堂，屋里坐着两百多号人，我为着政见完全被他们排斥。我冲着那浑蛋扑了上去。他是列兵，我是中士。我把他痛踢一通，从食堂这头直踹到另一头。后来军士长走过来说：‘你要指控他吗？列兵冒犯士官？’我心想，我照做肯定就完了，不照做一样完了。对吧？但打那以后，只要我在，没人再说过一句反犹太的话。说黑鬼还是照样。黑鬼这个黑鬼那个，一天上百遍。当晚，那山里人又来找我麻烦。我们正洗餐具。那里用的那种臭烘烘小刀你知道吧？他拿着那么一把朝我扑来。我又把他收拾了，收手以后没再怎么样。”
几小时后，夜色中，艾拉遭到埋伏，进了医院。他在唱片厂干活时开始肌肉酸痛，就是那次凶暴殴打造成的伤害所致。老是拉伤肌肉或关节扭伤，脚踝，手腕，膝盖，脖子，而且常常是压根没做什么，光是坐公交车回家下车，在吃饭的小餐厅从柜台那头拿个糖罐。
这就是为什么艾拉一听到去为广播剧试音，不管希望多渺茫，还是迫切抓住了这个机会。
艾拉移居纽约，在广播界一夜成名，其中也许还另有原委，当时我没有多想。用不着想。这个人，是他把我带到诺曼·科温以外的世界，让我知道科温没谈到过的美国兵的情况，这些士兵不像《胜利手记》中的人物那样好或那样反法西斯，出国作战前，作战归国后，他们脑中的词一样是黑鬼和犹太鬼，没变。艾拉这人，慷慨激昂，饱经风霜，科温没触及的美国残暴的一面，你都能在他身上看到第一手证据。艾拉在广播界一举成名，我看无需和共产党有什么关联。我就是觉得，这人太厉害了。他就是个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