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北京印刷学院作为全口径培养印刷出版人才的传媒类高校，在近60年的办学历程中，不仅在印刷出版文化传承和历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好的积淀，而且以此在国际同类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5年10月，我应邀带队出席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85周年校庆。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一所培养印刷类高级人才的高校，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历史悠久，是享誉世界的知名学府，名师荟萃，英才辈出。85年的文化积淀和沧桑砥砺，为传承人类印刷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北京印刷学院是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的好朋友，双方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3-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派8名学生和工人到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的前身）留学，其中谢普南、魏志刚等教授学成回国后参与新中国印刷高等教育创建工作，为我国出版印刷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兄弟院校，近60年来，教师互访、学生交换，交流合作从未中断、友谊绵延不绝。而从事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和交流也是双方合作的内容之一。

在推动两校合作的过程中，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前任校长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симавич Цыганенко（亚历山大·马克西莫维奇·茨冈年科）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他出席了北京印刷学院50周年校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顾并总结了双方合作的历史，并签署了双方进一步完善战略合作的协议，掀开了两校交流的历史新篇章。茨冈年科教授因其学术地位和在印刷高等教育领域的突出成就深受国际同行的尊敬。退休后他在受聘俄罗斯媒体工业研究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编著了《世界图书出版与印刷博物馆》一书。在出访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期间与他的交谈中，他希望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作为两校之间合作的见证和中国印刷博物馆建馆20周年的贺礼。北京印刷学院本着对茨冈年科教授的郑重承诺，组成了张养志教授牵头的翻译小组，编译此书，并依托中国印刷博物馆等机构对图书中有关中国印刷和图书出版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本书详细介绍了60个国家200多个出版与印刷博物馆的文化特色、保护传承、建设发展，为出版印刷历史文明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建馆20周年纪念和国家筹建出版博物馆的重要历史时期，本书的编译恰逢其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博物馆建设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在《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强化国家共同记忆、留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保障，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树立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通过编译图书，了解出版和印刷史知识及世界各国出版和印刷博物馆信息，无疑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学术实践。我们认为，博物馆既是藏品的汇集宝库，又是人类的历史记忆现场，更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殿堂。而作为文化成果和载体的图书、报刊、音像版本既是传承文化的载体，也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的媒介。《世界图书出版与印刷博物馆》一书，为人们了解世界书籍文化发展和出版事业进步打开了一扇窗。本书的关键词是“印刷术”，而印刷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很早就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书中关于印刷术及印刷机的诞生对现代精神交流的巨大推动作用就被提及30多次。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文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也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印刷术对知识传播的作用是其他媒介无与伦比的，它和造纸术被誉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母”。由印刷术的发明、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印刷文化源远流长，北京印刷学院围绕新闻出版全产业链设置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无不与印刷有关，我们需要深入加以梳理、总结，并深入探究印刷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关系、印刷与社会道德协调发展的关系、印刷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印刷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印刷与媒体融合时代文化安全的关系。应该说，相对于数字媒体的蓬勃发展而言，我们拥有广泛使用纸张和印刷术所带来的大量珍贵图书，并注重纸张文献资料的保藏，拥有技术含量较高藏书手段和藏书楼，却重藏不重用，把本该作为优良媒介的纸张和印刷品束之高阁，违背了知识传播的目的。因此，需要以史为媒、阅读为要，启迪思想，传播正能量。

是为序。

刘超美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