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略论方方小说的两大创作题材及其特色

周水涛 江胜清

市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是方方的两大创作领域[49]。这两大范围内的创作充分体现了方方的艺术思考和创作个性。

我们先讨论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最突出的特色。

方方、池莉都是湖北作家，二人都擅长于市民生活的描写，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受到文坛的关注，评论界常将这两位作家相提并论。但方方的市民生活描写与池莉的市民生活描写有着明显的差异。池莉以认同、赞美的态度看待市民生活，而方方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市民生活，这是与池莉市民小说最明显的不同点。从表面上看，方方似乎一直在展示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但这种展示之中包含着作者对都市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描写下层市民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是方方市民题材小说的重要内容。她通过对这种“凡俗”生活的描写展示了小市民的困窘和生存境遇，以及市民人格在这种生存状态中的扭曲变异。《风景》展示了一道黑色的人生“风景”：一家十一口挤在只有十三平方米的“河南棚子”里，窘迫的生存环境造就他们粗鄙的人生；《黑洞》中的姐弟因住房的尴尬而反目成仇，亲情在反复的人格碰撞中流失殆尽；《落日》中的两代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而配合默契地制造了老祖母的“死亡”：丁如龙要丁太快死是为了免除老太太与自己老婆之间的纠葛，丁如虎要丁太快死是为了早日讨媳妇，孙子成成巴望丁太快死是为了使自己的私生活不再处于老太太的监视之下——私利挤对了孝道和良心；在《桃花灿烂》中，粞的父母劫后重逢，但他们见面后就开始争吵，他们互相谴责互相攻击，直至最后离婚。亲情、道义、良心等许多美好的东西在窘迫的生存环境中发生变异，生存空间的促狭、生活物质的匮乏等等物质方面的因素使市民人格扭曲。方方小说的思考是一种哲理性的思考，她所探索的是窘迫的生存环境与市民人格变异这二者之间的某种必然性的联系。

这种思考也是一种文化的思考。当代评论认为方方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但方方并不完全赞同）。笔者认为，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与《一地鸡毛》《烦恼人生》等“新写实”小说的区别是前者蕴含着更多的文化思考。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突出了小市民的本质的一个侧面：俗——粗俗、庸俗。

首先，方方把小市民作为一个一般的文化阶层来进行考察。小市民阶层主要由小手工业者、从事简单劳动（主要是出卖体力）的工人、低收入的下层知识分子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小市民构成，因而小市民的文化特征往往代表了整个市民文化的特征。小市民文化处于城市文化的最底层，其个性特征与知识分子文化、官场文化等文化（丛）有着较大的差别。小市民与其他阶层的市民一样沐浴于城市文明之中，但小市民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普遍的接受教育程度构成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城市人的文化素质差距，同时也造就了“俗”。“俗”是这一阶层的文化特质，言行粗鲁、讲求实利、工于心计是“俗”的主要表现。《司机秦大宝》《风景》《黑洞》《落日》《白驹》《一波三折》以及后来的《一唱三叹》等市民题材的作品都凸现了一个“俗”字。“俗”消解了都市生活的诗意，冲淡了亲情的温馨，遮蔽了道义、良心、正义等具有崇高性质的人格内涵的光泽。《风景》中的一家除了二哥之外皆言语粗俗、行为野蛮；《黑洞》中的姐姐与弟媳妇明里恶语相向，暗里钩心斗角；《落日》中的丁太与孙媳妇用污秽猥琐的语言对骂，与孙子开粗俗的玩笑；秦大宝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他追恋的姑娘面前俯首帖耳，但一旦追求落空则反目相向，“又洒脱又漂亮”的外表包裹着自私而庸俗的灵魂；而《一波三折》中的公共汽车司机在指认打人凶手时，避开金苟凶残的目光，把自己的情敌（胆小怕事的卢小波）指认为“凶手”。方方还注意到了既定的小市民文化对“新生代”的巨大浸染作用与精神制约作用。七哥、丁如龙等人都出身于小市民阶层，从小就接受小市民文化的熏陶，他们后来脱离了小市民阶层而进入政界，但他们最终难以“脱俗”，他们的言行处处露出小市民的精明与庸俗；善良单纯的卢小波几年之后变得厚颜无耻玩世不恭，其关键因素是玩弄权术的基层行政官员的捉弄和狡诈的下层市民的欺骗：金苟为了逃脱罪责以老婆要离婚为借口请求领导“照顾”，装卸站的领导则出于顾全本公司的声誉而要求卢小波顶替金苟受罚，并以种种优厚的条件为诱饵引诱卢小波去为大家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但当卢小波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带着沮丧和伤痛从公安局出来后，装卸站不仅翻脸不认旧账，反而以有劣迹的青年不宜在装卸站工作为由而开除了他，而在这期间，他的老父亲被活活气死，他的女朋友已成为他人之妻。

小市民文化的“俗”是在整个城市文化的“雅”这一背景中显现出来的。但从方方的整个市民题材小说创作中，我们似乎还能体味到另一种潜在的文化价值参照：以农民文化的质朴与凝重来衡量小市民文化的虚浮与轻薄。

方方还把小市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阶层来观照。许多研究湖北作家的学者认为，“汉口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和地域色彩。武汉（尤其是汉口）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类型”，武汉人大都来自周边的几个县市，如黄陂、新州、汉川、洪湖、孝感等，这些“移民”把农民文化带进了都市，“武汉人生活了几代都脱不了那种俗气”[50]。方方也探讨过武汉“俗”的成因，她说：“北京属文化城市，又被当作国都，文化气氛比较浓；上海是沿海城市，吸收外来成分比较多。武汉自古是个商埠，从来没做过国都，商业城市就是重利轻义，加上整个文化层次不高，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风格：俗。”[51]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写出了小市民的生活环境、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落日》中的丁太看不惯孙媳妇的风骚，跺着双脚骂她像花楼街的婊子，汉琴满不在乎地反击：“我是婊子，那你孙子是嫖客，你是嫖客他太，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瓜。”这是一种充满了“汉味”的小市民语言。《风景》中“父亲”和“母亲”的主要对话方式是互骂、对打和做爱，他们在困窘的生活中既显露出生存的顽强与韧性，又显露出他们品格的粗鄙庸俗。在《一波三折》中，装卸站的行政运作具有浓郁的小市民风格，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部门的正统光环被小市民的庸俗所掩盖，小官员们的言行时时处处流露着“九头鸟”的精明与刁钻。武汉小市民身上既有农民的勤劳、克俭、粗鄙、豪爽，又有都市人的精明、尖刻、油滑、刁泼，但“俗”是这种复合型的文化的综合表现之一。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充分地展示了武汉小市民的地域文化特色。

总而言之，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尤其是后期的作品）既展示了小市民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展示了它的特殊性。对都市凡俗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和对小市民阶层的文化考察，使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具有极强的反思色彩。这种思考既是对小市民阶层的重新认识，也是对以往文学对小市民阶层的评价的再评价。

我们再来讨论方方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特点。与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相比较，方方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最明显的特点是：集中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格。方方没有承袭“伤痕”“反思”文学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悲剧来揭露或控诉时代的套路，而是把知识分子置于种种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考察他们的人格变化。

综观方方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我们发现她先后描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一代知识分子是方方的祖辈。在方方的笔下他们是既受过传统文化浸泡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文人，他们一般都学识渊博，人格挺拔。《祖父在父亲心中》的“南京爷爷”“祖父”可以说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南京爷爷在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他个性开朗又耿直，终身勤勉治学，年老中风偏瘫后仍著书立说；祖父既有文人的儒雅、学者的学识，又有武将的胆略与刚毅，他不足一米六零的身躯包容着伟岸的人格。方方认为，“人格是一种综合力量，高深的学识和强大的人格相结合，就能成就一个大知识分子”，而“以前有些知识分子人格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注重的就是人格”[52]。方方怀着崇敬的心情描写第一代知识分子。

第二代知识分子是方方的父辈。她通过“父亲”、席先生（《祖父在父亲心中》），丁子恒、苏非聪、欧阳白沙、孔繁正、林嘉禾、刘格非（《乌泥湖年谱》），言午（《言午》）等形象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描写这些人物的过程中，作者着重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在“十七年阶段”的变异过程。“父亲”毕业于名牌大学，曾经像祖父一样风流倜傥，但从“反右”开始他就变得忧心忡忡，“文革”的风暴来临之后他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他高度紧张的神经在扬声器播放的枪炮声中断裂。在《乌泥湖年谱》中，丁子恒由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变为一个畏首畏尾的庸人，其他人或因清高天真而遭劫，或因出卖同志而自保。在时代的重压之下，这批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格先后发生变异。言午在经过十三年的劫难之后以折磨曾经诬陷自己的人的灵魂为乐事——故意在研究所的大楼前翻捡垃圾，故意捡吸他们吸剩的烟头。当年“言午大博士”的书生意气变成了钩心斗角的庸人情怀，最后他在平庸之中无声无息地离开人世。在描写过程中，指责时代的偏激与过失不是方方文笔的落脚点，作者的用心在于展示一代文人的人格的弱化、委顿过程，她甚至有意把父辈文人同祖辈文人进行对比（如《祖父在父亲心中》），从而探索两代知识分子在逆境中的不同表现。方方实际上是从人性变异的角度展示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畸变。这种展示之中隐含着深沉的哲学意味和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方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独特之处。当然，方方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同情父辈的不幸，理解父辈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中的不同选择以及他们在保全人格与保全性命二者之间的困难选择。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你说是被杀伟大，还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伟大？你很难判断。苏武牧羊是一种屈辱，李陵投降也是一种屈辱。知识分子无法左右自己时，只能选择屈辱……”[53]

第三代知识分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社会舞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创作于80年代的《行云流水》《无处逃遁》等作品中，方方着重描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之际的彷徨与困窘。彷徨来自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在经济“转型”之际，出现了“体脑倒挂”的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被贬低，他们传统的精神优越感迅速消失。因为尽管“臭老九”在“十七年阶段”及“文革”中一直受到压抑，但他们传统的文化地位仍在，他们只要有资格付出自己的脑力劳动，其劳动回报远远高出一般的体力劳动，他们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往往令体力劳动者艳羡不已。困窘来自生活的窘迫：“体脑倒挂”使知识分子的劳动回报率降低，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导致他们心理失衡。此外，他们的彷徨与困窘还来自社会的价值观念乃至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两重冲击：一是“知识”的性质的变化——伦理因素及与传统价值观相关联的文化因素、情感因素的流失，技术性、科学性以及与物质实利相关的现代因素被强化，因此精神支柱被抽掉之后的失落感、现代科学理性的陌生感、现代知识的功利性困扰着他们的心灵；二是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体认困惑与社会价值选择困惑。高人云、严航等知识分子面临的就是这种彷徨与困窘，他们陷入了“义”与“利”的抉择的两难境地。进入90年代之后方方创作了《定数》（1992），这一作品继续描写知识分子在“义”“利”之间的徘徊。在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之际，大学教师肖济东被“向钱看”的流行观念所动而改行当了出租车司机，但在钱包鼓胀之际肖济东感到了精神的空虚。最后，肖济东舍“利”而取“义”，又回到了他站了十几年的讲台上。

如果说方方笔下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发生畸变的话，那么第三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则是在特殊的经济环境中发生萎缩。坚持操守是使知识分子人格免于世俗浸染的屏障，追求崇高是知识分子人格得以不断升华的动力。然而，在新的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这两大人格修养功课都受到冷遇。部分知识分子力避时俗的诱惑，死保传统文化在胸中遗留的一方净土，甚至采取了外圆内方的处世策略，但最终还是有许多人被世俗所同化。这是一种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但遗憾的是方方把它看作是一种“定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每种活法都有自己的定数”。

总而言之，执着于知识分子的人格思考，是方方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区别于同时代同类型小说的最显著特征。这一思考之中包含着深邃的历史感与文化内涵。

市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是方方的两大创作领域。从新时期的整体创作看，这两大创作领域内集结着大批作家，但方方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较大的思想深度而在这两大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天地。至今，方方还在这两大领域内开拓。我们相信，她一定会有新的精品奉献于世。

原载《当代文坛》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