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方方：超越与品位——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
王绯 华威
文人品位和超性别意识
华威 一直忙着准备画展，方方的小说还没有看。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多次向我推荐方方？
王绯 因为她有独特的文学风采。因为华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对女性独特风采极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因为一些看法，我很希望能从你这样的画家那里得到验证，或者寻找共识。当然，还因为我希望得到共鸣，我总喜欢与人分享，或者在理性上征服别人，不然，做批评家有什么意思？
华威 你现在就是一个可以入画的征服者形象。批评家等于理性征服家，妙。
王绯 那么，今天的目标就是彻底征服华威先生了，让你五体投地。你对视觉方面的东西总是敏感得令人吃惊，我只好先用一个照片的例子征服你。
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红罂粟丛书”，以被称之为“跨世纪行动”的性别大集合式的推销策略，推出二十二位女作家小说的同时，也推出了与她们的个人隐私相连带的生活经历照片。可以说，这些照片不同程度地暗示了出品人内心自我出示的欲望内容。群芳展露之中，方方的一组照片因着她聪明又机智的语言操作，显得与众不同，乃至使人觉得这位女士所要出示的，绝不是个人荣耀或自我感觉良好的形貌，而是远离矫揉造作或搔首弄姿且超越了自身经历的幽默与洒脱，所以，当她写下诸如“半年以后，我就成了这样一个胖子”“三十二岁，自在够了，就嫁给了这个男人”[10]之类戏言的时候，就好像那胖子和嫁给那男人的并不是她自己。
华威 这确实很有意思。这种漫画式的注示，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谐谑美。这就是你要说明的独特风采？
王绯 不完全是。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超越二字，也就是方方在创作中的自我定位。方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自打带着《风景》站到文坛引人注目的地界，似乎就为自己选定叙述人小八子——一个生下仅半个月就死掉了的亡者的具有超越意义的位置，于是在写作中获得了可以超越性地注视处于与无限关联中的有限之物的自由：既可轻松自如地超越自我，又能恰到好处地超脱现实，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这个世界，她都要凭借着这样一份来自超越的自信，尽情尽兴地品尝和玩味其中。
这样，我们在读方方小说的时候，很难像读一般女小说家的作品那样感到某些私人经历或情感不由自主的投射，即使在直书个人情怀的散文里，她也是以超越自我的目光去反观自我，尽管是实打实地书写自己，但所呈示的却是一种仿佛与己无关的率性忘我状态，好像她早已“走出个人的心境”[11]，自己至高的幸福与欢乐，切肤的痛苦与遭际，均被私下嚼烂咽到肚子里而没有留在大脑中。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把方方看作一个有着极深在个人经历和情感记忆却绝不吐“核”的人，也可以把她看作一个因看透世事而善于粉碎记忆——乐于遗忘或超越自我的人，还可以把她理解成一个缺少或没有什么隐秘的阅历单纯的人。总之，方方一点不给人们造成故意或无意以女性隐私隐情设诱惑的期待，她的大气便在她无惑的坦率之中。
所以，你读方方的随笔《矮人的幸与不幸》，首先感到的是她超越时代审美趋向也超越个人存在的洒脱，在高人和矮人全部的幸与不幸的对比中，她（方方当属矮人）显然已打破时尚的自我拘禁，于是带着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坦率与自信，去品玩欣赏矮人之幸——“同样的钱，矮人可穿两件新衣而高人却只有一件。在物价漫天上涨的今天，高人可谓可怜。”“夜里逃窜，后有追兵，偶尔发现一小洞，矮人一钻而过，高人却卡在其间叫人抓住。”[12]如此不乏恶作剧或顽劣心态的品论，渗透在方方散文的字里行间，显出一种自我超拔之美，一种摒弃女性书写所特有的幽怨及缠绵悱恻之情的潇洒品性。正是在这种超越的意义上，方方的散文几乎没有丝毫的小女儿情态，也绝少人们阅读期待中的女人味，就是写身边琐细、儿女情长，也大都透着豪气与帅气，于喜怒哀乐中放笔上下古今，在纵横天下间现出女性书写少有的文人气质。
华威 你说方方是一个少有的具有文人气质的女作家，这种文人气质如何体现？
王绯 气质是一种潜性的十分内在的东西，体现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总体结构中。方方作品的文人气质，集中体现在其风貌上，另外，还含纳在其意蕴中，需要通过一种阅读感觉的体味或领略。你看她这两段散文：
我因读过点子古书，知道古人中顽劣者也不少，比方东床袒腹的王羲之，青眼白眼的阮籍，病酒的刘伶，等等。一部世说新语写尽那些放荡不羁者，难说他们不都是顽劣之徒。古人们如此这般地率性而为且并不遭人讨厌，这又何尝没给我提供理直气壮的由头。[13]
读书之人常患有怪癖，古时尤甚。像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红袖添香、范进中举之类故事，早已是脍炙人口。照我看，这多少都有点儿病态……为此古书中有许多关于读书人的形容。嗜书成癖，沉溺于书中，不问他事者谓“书淫”，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者谓“书簏”，好广读书而不解其意者谓“书簏”，书读得太多以至钻牛角尖无以致用者谓“书痴”。读书读得一脸木然，双目呆滞谓“书呆子”。这样的人在现如今实用主义哲学泛滥的生活中已委实不多见了。[14]
不用多说，你就会感到她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浸透一种文人气质，换句话说，非文人气十足的人，便不会有这样一派油然而生的谈古论今之笔墨。所以我说方方创作具有文人品位。
华威 这只能说明方方的散文显示一种文人品位，作为小说家是否依然具有这样的品位呢？
王绯 是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文人品位，使方方书写芸芸众生本态的小说，并没有因为其观照视点向着庸常凡俗人生世相的“滑落”或“下沉”，而写成池莉那样的名副其实的平民小说。方方虽然也写世俗，写女人，却依然是在对女性对世俗的超越中，保持着她固有的文人品性，似乎她在精神气质或情感距离上，总是占有一份或许是文人才执有的自信与优越。如果说池莉之于所谓的“新写实”，显示出的是一种女作家少有的平民化和下层情怀，那么，方方的引人注目，则在于她有一种同样是女作家少有的文人气的“高贵”，这决定了方方的小说是以超越的视点向世俗人生滑落或下沉，而不是像池莉那样出色地以彻底下沉或滑落下来的视点观照和书写世俗人生。这便使方方大大区别于那类平民化或私人化的女小说家，构成了她超拔自我的文学洒脱，并显示出书写主体对历史、文化及人生哲理领会的力度。
华威 记得你在向我推荐方方时，特别说到过超性别意识一词，这种说法很新鲜，至少我在别处没有听说过，它同你刚刚用来“征服”我的文人品位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绯 这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或厘定尺度，并不一定构成关系。我认为，如果从性别的角度看方方，她当属那类具有超性别意识的女作家。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女小说家书写的性别姿态可分为两种：女性姿态书写，中性姿态书写。前一种，是作为女人，带着纯然的女性意识进行写作；后一种，是作为普泛意义的人，摒弃性别意识的写作。综观新时期，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书写姿态呈开放的走势，有、无性别姿态与女作家的书写品位并不构成必然联系。就方方而言，她并不是那种无女性意识或以无性姿态书写的作家，而是具有较强妇女意识却又能超越性别意识的女作家。超性别姿态，是方方典型的书写姿态。这种超性别姿态，来自她对女性（作家）价值实现的独特认识，她说：
因为中国女性在几千年中都处于极其低微的人生地位上，女人的声音在浩瀚文学咏叹和呐喊中显得微乎其微。她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和男性根本不是处于同一地平线上。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离家远足，所以无法见识名山大川，而写出气势壮美的诗篇；她们不能参与政治，所以她们不曾有过官场上的大起大落并由此写出充满愤懑情绪、充满锋芒思想的文章；她们无从接触到各种思潮，她们的作品中也难以渗入理性的色彩。她们如同笼中之鸟，生来就只能囚于其中，久之渐渐连思飞的念头都消失了。因此，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地动荡，在女性的文学作品里都只能依稀地见得一点淡淡的痕迹。她们始终被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所纠缠着，纵是才情洋溢的女子，也大多是曲曲折折地道出个人的忧郁和愁思。至于早熟者的压抑、厌世者的超然或孤独者的觉醒在她们的作品中很难见到。
“五四”以后的中国女性越来越主动或被动地走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由此而纷纷地走出个人的心境，面对整个世界……于是她们要在所有的领域内同男人抗衡。这种抗衡体现在女作家的笔下即变成了她们什么都敢写的勇气。
这篇叫作《驯顺与反叛》的文字，可以看作方方超性别意识的宣言。
文化逼真
王绯 华威，我很遗憾你没有看过方方的小说《风景》。这篇作品曾被称之为“新写实”（我对这种提法一直持保留态度）潮流的扛鼎之作，使方方一时成为领风骚的热闹人物。仿佛立下了一块里程碑，从这以后，方方的创作便以一丝不苟且精雕细刻的文化逼真，进入对国人不同生存处境的关怀。
华威 文化逼真？
王绯 是的。我不过是希望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理解方方所呈示的那些文学形象的逼真。在这里，我所讲的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整一全体，这也是一个时空交融的整一全体，可以分为三阶层：物质的人生为文化的第一阶层；社会的人生或政治的人生为文化的第二阶层；精神的人生或心灵的人生为文化的第三阶层。这里的阶层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层次、层面。物质人生，即在求生命之存在——也就是求生存，就是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社会的人生，所面对的已不尽是物世界，还有人世界——人世界的发现，即是自我世界的扩大，不仅要求自我生命之存在，而且求其生命的安乐；精神的人生，所面对的又不只是社会人生中人与人的生活，而是心与心的生活，它深入到人类内心所共有的一些祈望与要求，是既求安乐又求崇高的人生。可以说，方方被称之为“新写实”的作品，也就是她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笔墨精雕细刻的那一类作品，大都以极逼真的形态揭示或触及了作为国人生活整一全体而存在的文化的各个阶层。
华威 所以你用文化作逼真的定语，把逼真圈定在文化范畴内。
王绯 不错。这样的限定有很大的容涵性，是生存（或存在）逼真、社会逼真抑或心灵逼真所不能涵纳的。当然，这一阐释只是批评家的定义，我想，重要的是应把握住方方如何展示这种文化逼真。我在阅读《风景》时，特别注意到她的叙述方式。你看：“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这一下层平民生存风景，因为采用了一个死者上帝般无所不在无所不晓又充满血缘亲情的全知叙述视点——“第八个儿子生下来半个月就死掉了……父亲买了木料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把小婴儿埋在了窗下。那就是我。我极其感激父亲给我的这块血肉并让我永远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彼此间殴斗……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便以特有的超越性叙述方式，切入文化现存本真，轻巧地从家庭不同成员的人生变化，延伸到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在一系列充满文化逼真的文学形象剪影中，勾勒出一种文明与愚昧、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及痞性文化冲突的时代处境脚本。
华威 痞性文化？怎么讲。
王绯 这里所说的痞性文化，就是痞子的文化，属于底层市民中流氓无产者的文化。《风景》中的父亲和母亲所带来的，无疑是安贫乐道于社会底层传统的男人与女人，粗陋又愚昧的痞性文化逼真。那里，看不到父爱和母爱共造的人类家庭温馨，“河南棚子”里的父母之情，显然已为老牲畜对小牲畜的低级情感所取代。狭窄的生存空间和艰窘的生活条件，使牲畜般活着的男人和女人，遵循着自己在粗糙与粗俗中的特有的活法，于是任情放纵他们为特定文化所注成的那些生命的豪爽与恶习：在“风骚了一辈子”且“会从许多语言中挑出最俏皮最刻毒且下流得让人发笑的话来骂人”的母亲那里，在“打架斗殴像抽了鸦片一样难得戒掉”“喝酒骂人然后‘叭’地在屋中央吐一口浓绿浓绿的痰”的父亲那里，这些生命痞性的表现形态，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以一种鄙视或背离现代文明教养的生存本态，逼真地呈示出它的滞重与惰力。所以，父亲面对“老汉口人提起河南棚子这四个字如果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那简直是等于降低了他们的人格”时，永远骄傲地对人们说他是那“下里巴人”居地的老住客。然而，时代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迁并向前发展着，在父亲为告别“陈旧的板壁屋”住进“沾不到地气”的楼房而愁眉不展中，方方让人们看到的正是一种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文化逼真。
华威 他们的子女自然也属于这种痞性文化的造物了？
王绯 这便是《风景》的意义所在。尽管父亲执守着他的粗陋和愚昧，自以为已像一条好汉那样骄傲地活在了世界上，可他的儿子们不再甘心遵循自己老子的活法，他们疏离或者反叛父母所代表的痞性文化。二哥则是对父亲为代表的痞性文化的反叛者，也是人生高层次精神追求——求崇高的精神人生的献祭者。大哥和三哥则与二哥完全不同，他们一方面为河南棚子实在的痞性文化所训练，一方面则在这种文化的磨难和沉沦中，生长出受害者的痛苦与憎恶。还有五哥和六哥，也是背叛父亲活法的儿子。正是在这样一片由人物剪影展示的文化风景中，方方使我们看到了现代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同时也看到了传统痞性文化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衰落与变迁。作品中侠客式的红衣女子和五哥六哥，显然是这一文化变迁下的造物，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痞性文化新形态的呈示。
华威 痞性文化新形态，这说法好，在影视剧里常见，并不陌生。
王绯 最后还有四哥和七哥。比较起来，四哥是活得最安稳平静的，因为他是聋哑人，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个形象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说明只有失去听力和根本不会讲话的人，才可能在与世界隔膜的状态下获得一般人寻求不到的安宁。就是这样，四哥也疏离了父亲的活法，进入了求生存也求安乐的文化层面。
这篇小说最精彩也是最被批评界注意的是七哥。在这个家庭中，七哥对父亲生存文化根基的颠覆是最彻底的，是政治的，权力的。他不像二哥，执着于高尚精神层面的价值观，达成对父亲的反叛；也不像大哥和三哥，以一味将自己拘囿于交织着仇恨和心理畸变的颓唐人生，背离父亲的活法；更不像五哥和六哥，只为实现物质的欲望所驱遣，以为靠金钱的力量就可以完全改变父亲带给自己的低微身份。与他的哥哥们相比，七哥有着在父亲粗暴的铁拳下更屈辱和痛苦的人生记忆，这使他比大哥更仇恨父母——“他以往常想着长大了他将首先揍父亲还是首先揍母亲这个问题”，也使他比三哥更憎恶女人——“他曾发过一个誓：若有报复机会，他将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姐姐全部强奸一次。”可是，上山下乡时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去镀金的幸运，使七哥获得了改变下层社会低微处境的机会，于是，拥有了为自己确定另一种人生奋斗目标的条件，那便是：从此一心去“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这之中，全部的奋斗动力则来自他对自己社会低微地位与日俱增的强烈意识，来自他对以往遭受的人生痛苦和社会歧视的不断重温。曾经在家人面前不如一条狗，在社会上被人当作鬼一般的七哥，最先瞄准的自然是进入社会上层的资格——政治权力，可是要向上攀缘，这个穷小子唯一的资本只有肉体和青春，于是他便不择手段地贩卖出自己的这一“资本”，以此换取了一个永远不可能生育出后代的有缺陷的婚姻，从而如同在男性中心社会里的卖淫妇女一样，通过间接性权力（没有生育能力的大龄妻子的有权势父母）的实现，获取了通达社会上层的阶梯。我给你读一段七哥和他未婚妻的对话：
她问七哥：“如果我父亲像你父亲一样的人，你会这样追求我吗？”七哥淡淡一笑，说：“何必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然后说：“如果你还是一个完整的人，你会接受我这样家庭这样地位的人的爱情吗？”
……七哥说：“……我选择你的确百分之八十是因为你父亲的权力，而那百分之二十是为了你的诚实和善良。我需要通过你父亲这座桥梁来达到我的目的地。”
你看，七哥实际上是靠一种男性政治上的“妓”意识，成为自己扎根于河南棚子家庭中，唯一能使父亲引以为自豪并真正生出谦卑之态的——“省里头的人”。在以痞性的阳刚和愚昧鄙弃文明，鄙视金钱，鄙薄所有违背自己活法儿子的父亲那里，只有七哥是他不敢小视的，因为：在与无数老百姓一样别无选择地为政治权力所钳制的父亲心里——“七哥是政府的儿子而不是他的”。通过七哥的人生剪影，方方揭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七哥之接近现代文明的活法，正是以对父亲囿于痞性文化同时也囿于传统的观念准则（信念）的叛逆，他抛弃了父亲痞性中的愚昧，也抛弃了其洋溢着阳刚之气的为人豪爽与侠义，却将这种痞性中的人性之恶尽情膨胀开去，衍生为获得进入现代社会上层资格的不择手段。
华威 让人惊心动魄。使我一下子就想到《红与黑》里的于连。
王绯 已有评论家这么讲，说七哥整个一个现代于连。华威，我最后还要回到方方叙述手段的分析上。虽说《风景》是书写底层平民人生的风景，但是由于它以特有的超越性叙述方式展示这风景，便在阅读接受上有意制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间离效果”，使人难以把它认作本色的平民小说。如果你读原文，会有一种像读诗一样朗朗上口又回环往复的感觉，方方其实是在用诗的节奏或韵律，操练毫无诗意而言的底层平民“原汁原味”的人生故事，这自然会贡献出一种有阅读价值的距离。
还应说到的是，《风景》以超越的方式呈现的文化逼真，也是通过对不同人物类型的生活或生命史（片断）有意味的缩写来完成的。这一特征，体现在如《桃花灿烂》[15]《一唱三叹》[16]《行云流水》[17]等作品中，使人不断感到方方小说所提供的人物类型和人生样态的价值。
华威 是吗？很想听听你对另外几篇作品的评说。
王绯《一唱三叹》写的是一个模范母亲从理想向现实回落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为特殊时代政治所塑造的英雄神话，从而展示出一种大众心态失落于求生存求安乐的文化逼真。
还有《桃花灿烂》，这是一个以独特文化眼光审视人生命运的故事，伸进粞和星子爱情的敌手，恰有他们自己为人性弱点所支配的一只手，于是生活本身和人“自保的弱点”相互联手，注成了这爱情的奇特结局。
对于你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最能引起共鸣的应该是《行云流水》了。小说里的大学教授高人云之日益走向现实生活的边缘，不仅不再享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精神与物质上应得到敬慕与优越，而且已开始为打工妹和自己的学生所嘲弄，并在妻子和儿女面前变成为一个无能的弱者，就因为他不过是一介书生，“纵然才智过人纵然出类拔萃”，只要“没能力巧取豪夺”，其“微薄的工资在飞涨的物价和眼花缭乱的新潮面前显然那么的干瘪和孱弱”，于是不能不“为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能让妻子儿女过上舒适的生活而时常责备自己无能”。无论作为一种人物类型，还是作为一种人生样态，方方通过高人云所剖示出的，正是现代处境中知识分子群体边缘化的文化逼真。
华威 是否可以把这些文化逼真总括为：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崇高的理想和浪漫的爱情必然走失，知识分子的阳刚之气也衰变成文化阳痿。
王绯 从方方本文的召唤和结构里发现意义，是每一个读者的权力。我所评论的就是我，你所评论的就是你。这之中，重要的是：在方方小说出示的一系列文化逼真中，几乎都可以使我们找到自己或他人生存及生命真貌的文化印记。
既然你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衰变，我想特别向你介绍一下《祖父在父亲心中》[18]。这是方方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她所出示的是自己祖父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精神人生的文化逼真。作品充满了亲情之恋，亲情之思，亲情之痛。我之所以非常重视它，是认为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时间召唤之作。
在我看来，方方是将祖父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精神人生的反思，指向内在于时代/民族/政治的逻辑与本体价值之中并呈线性展开的历史时间，引发人跨越祖父和父亲个人生命的时间限度，将其扩展到时代/民族/政治的集体时间之谜中，通过这一时间的召唤，达成对历史的深入理解和反省。
华威 时间召唤，这说法很新鲜。确实意味深长。
超性别姿态游戏
王绯 华威，你虽然不是文坛之人，但是有一个文学现象，你应该知道。八十年代末，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为标志，凝聚着血和泪的传统或严肃现实主义控诉，在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书写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从此，有意违反创作时代成规的捣乱性叙事作品或游戏形态的作品，堂而皇之地像女子足球队一样登场。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女作家以一种超性别姿态应合时代的文学时尚。
华威 你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一种超性别姿态，难道没有以女子的性别姿态应合这一时尚的吗？
王绯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女作家的文学游戏，也就是她们以游戏方式进行文学书写的姿态，让人分不清是男还是女，或者说是不男不女的。这里的超性别，主要不是思想意识上的断言，而是强调在书写姿态上超性别——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个作家的思想意识与其书写姿态无关联。你说的这种女性姿态的文学游戏，是以后才出现的，譬如蒋子丹在九十代以后写的一些小说——《桑烟为谁而起》[19]《绝响》[20]《从此以后》[21]等，就是纯然女性姿态的游戏，是施了半魔幻游戏和寓言诡计的小说，应该说，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性别意义上文学的游戏回归。我曾把蒋子丹的这类小说命名为中国当代的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
华威 刚刚听你评说方方的“文化逼真小说”，印象里她是个很有思想厚度的作家，而且深沉，不喜形于色。可是超性别姿态游戏，使人联想到手舞足蹈，喜形于色，甚至玩世不恭，或是男性倾向的大大咧咧，恶作剧之类。这是两种反差太大的风格，很难想象怎么统一在同一个女作家身上。
王绯 我明白，你实际上是想说，难以想象一个如此有厚度的女作家（强调“女”字）怎么会肆无忌惮地手舞足蹈和喜形于色起来了呢？显然，这种文学姿态并不是传统阅读期待视野里对女作家的期待。可是，只有读过小说，你才能相信方方一旦手舞足蹈和喜形于色地做起文学游戏来，与她写的“文化逼真小说”一样有意味。超性别姿态游戏突破了传统，给人们带来的是崭新的阅读期待视野。
方方是这样一个作家：喜欢用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左右开弓，而且都可以称得上是“种子选手”。她一手以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新写实”，向人们出示极具文化逼真的时代处境脚本，并因为评论界公认为是这一手儿里的代表作家，而成为文坛的热闹人物；一手又在一些女作家不约而同地以超性别姿态的文学游戏，开始肆无忌惮地潇洒起来，调皮起来，幽默起来，乃至雄化起来——现出女性文学书写史无前例的开朗与帅气的时候，以她出色的充满聪明机智的反讽、幽默与滑稽模仿的游戏经营，出奇制胜，在嬉笑怒骂中轻轻松松地完成了对社会现存的批判，在这超性别姿态游戏中，她一如既往地作为女作家群队里一个出色的代表人物，首当其冲。
华威 看你，对方方游戏的欣赏，溢于言表。你好像很为这样的女性文学游戏自豪？
王绯 是的。读方方和别的女小说家（譬如蒋子丹、徐坤）的这类作品，会使我为她们不同寻常的聪慧与文学潇洒拍案叫绝，可以说，这样的女性智慧，或者说是女性文学书写的游戏召唤，是前所未有的，我当然会感到自豪了。因为：从来，文学潇洒的专利或主体都是男性。
《白雾》[22]《白驹》[23]《行为艺术》[24]《埋伏》[25]等，使人们看到：方方如何不再像传统期待女性作家的那样阴弱、缠绵而细腻，如何女足队员一般飞起大脚把小家碧玉的文学女气彻底踹开，或调侃或阴损或泼辣或狡诈或刚劲或散散淡淡不动声色，却又暗藏杀机地对传统女性文学书写的姿态进行颠覆。所以，在阅读这些捣乱性叙述作品的时候，反讽和幽默一类的调皮风格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你引领到这一技巧本身的面前，拉开阅读主体与作品间的心理距离，强迫读者以一种不必深入其中而是超乎其外的冷静，体味其间的深蕴。或许是因为一种性别姿态上的极度放松（解放？），一旦放弃拘执于女性的传统姿态，便最大可能地调遣出方方内在的潇洒和智慧，使她能把创作的努力方向集注在对想象力的巧妙扩张上。这样，方方便可以居高临下地注视处在与无限相关联的有限之物，使她进行话语表述的时候仿佛在事物的两极之间做着得心应手的倒置或颠倒游戏。因为与无限相联，无所谓大与小，大的也是小的，小的也是大的，方方的幽默旨趣也就是在这大与小的界限突破之后放飞出来的。于是，她便有意把标志事物两极的大与小混淆，正与反混淆，是与非混淆，上与下混淆，深与浅混淆……给人的感觉是：怎么这个狂人似的分不清是女还是男的女作家，能如此自由自在地盘旋在这个世界所有事物的上空，把她胜过男作家的聪明巧智和亵渎心态下的游戏恶作剧任意挥霍？
华威 太好玩了，能说说具体作品吗？
王绯 譬如《白驹》和《白雾》，就都是以一种别有用心地倒置或颠倒的游戏方式结构小说。你看《白驹》里市早报《社会临摹》栏目的女记者夏春冬秋亮记者证的恶作剧——“虽是很高档的咖啡厅，但女招待们依然很下九流地围着一个男招待打情骂俏。红衣红裙在一片浪笑中火一样刺人眼。且有一串串比粪便略为干净的语言从中穿越跃动。麦子千呼万唤无人搭腔。最后夏春冬秋起了身，很是优雅地掏出记者证说是想见见贵店的经理。这方使一团火迅速散开，忙不迭地致歉且殷殷勤勤端上咖啡，其浓度至少是过去的三倍。”——便能够使人在一“证”之下顾客从“孙子”升为“爷”——这个可以在小与大、下与上之间任意倒置的人间游戏中，领会方方对社会现存的讽刺与批判。
同样，王小男之死作为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也是被置于是与非、正与反随意颠倒的游戏里，因而使社会的种种假丑恶大观才可能得以漫画式呈现。
《白雾》中，这种在事物的两极任意颠倒或倒置的游戏也处处可见。航校教官贝贝带给人们的是游戏在生与死间的性命玩笑；出租汽车司机田平从被别有用心的人揭发而成为新闻媒体的反面教员，到别有用心地“痛改前非”而一跃为到处去宣讲模范事迹的先进青年，带给人们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社会玩笑或游戏；妙龄女郎李亚想出家为尼大捞一把的“鸡蛋梦”，带给人们的是在“并非看破红尘而消极人生”的出世和“对人生绝对持进取态度”的入世间的现代人生游戏……这些游戏，无一不是间接或直接地指向对社会种种假丑恶现象的嘲讽与批判。
华威 听你这样说，方方的这一类小说真是很有意思，如果搬上舞台或银幕，该是很有味道的讽刺喜剧。
王绯 是的。我在前面说的方方是以倒置或颠倒的游戏方式结构小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喜剧手段。方方结构这类作品的一种倒置方式，是人物的身份及价值的明显颠倒，正是由于将作品的众多人物置于正反，上下，尊卑，好坏，强弱等多方面的两极任意颠倒或倒置中，才能使其在游戏的状态下通过对比的媒介而成为喜剧人物。另外一种是，愿望和效果的倒置，就像田平本想通过算计某乘客而获利，却反被那位心怀叵测的乘客所算计——正在与人争办公室主任的女乘客，利用此事被哄抬为精神文明标兵，原与人竞争的职位便非她莫属，在她走马上任的当天儿，“田平名声大噪几乎妇孺皆知，白白扣去半年奖金倒是小事，每夜里听他爸爸一至两小时的理论教育实在痛苦不堪”，落了个仿佛相声里“贼被偷”的下场。显然，其最初的愿望与最后的结果完全颠倒。更有意思的是，方方又沿反向重复这样的颠倒，使田平再游戏般地从反面转向正面，机巧地摇身一变，又作为一个佯装知错必改的楷模，继续借助新闻媒体而名声大噪。这显然也是一场游戏。人物身份的倒置，愿望与效果的倒置，以及倒置的反向重复，便成为方方结构小说的重要艺术手段。
华威 这种游戏方式在理论上对我很有启发。你提到的《行为艺术》还有……（一时说不上题目）
王绯《埋伏》。
华威 对。在这两篇小说里，方方也同样采用了这种颠倒或倒置游戏吗？
王绯 并不。在我看来，《行为艺术》采用的是在行为上别出心裁的荒诞夸张游戏。请你一定要注意“行为”二字，也就是说，这种荒诞且夸张的游戏是对人的行为而言的。这篇小说的题目是很有意味的，行为在这里充当艺术的定语，是什么样的艺术呢？是行为的艺术。不知你是否知道，近年来，有一门新兴的科学，英文叫作“Kinesics”，译为“人体动作学”或“举止神态学”，是一种以人的非语言交际的行为模式为基础的学问，它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人的行为（体态）也能构成一种具有交际意义的语言。譬如两个朋友间发生争执，常会不知不觉地以互相和谐的姿态表明他们并没有因为此而伤了感情；在一组人里想出风头显示与众不同的人，也会有意或无意做出与众人不协调的动作。既然行为可构成一种语言，这种行为语言的艺术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读方方的这篇小说就会知道，她要揭示的正是存在于人类行为中，像艺术一样虚构（或苦心经营）的并非真实的东西。这篇小说采用邰警察“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视点，以复线并行的结构方式展开情节，一条线索沿着邰警察的私生活——与飘云的恋爱徐徐展开，一条线索沿着邰警察的公务——侦察杀人凶手马白驹而曲折展开。虽然涉猎的是最能招揽大众的情爱+侦探的通俗题材，但是这篇小说没有流入俗文学的套路是因为它的两条线索最终都汇集于“行为艺术”主题的揭示。飘云自称为行为艺术家，是一个有意运用荒诞夸张的艺术手段设计个人行为的人。在小说中，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有三次出色的行为艺术表演：一次是她作为一个想象中失恋的杀人者，在假装准备投江的关键时刻被信以为真的邰警察救助（从此两人成为恋人）；一次是她躺在地上，并将一辆自行车倒在自己旁边，腿上涂了很多能以假乱真的颜料，看上去仿佛被鲜血染红，使得一伙出外游玩的男青年同样信以为真，并以极为小心的方式将她送回家；还有一次更加耸人听闻，她着一身白色立在滨江大楼之顶，以要跳楼自杀的险情引来人山人海，并且震惊了新闻界和警方，就在——“大楼底上一片混乱。已有许多的治安警察投入到这场抢救自杀女郎的战斗之中。拿着话筒向上喊话的人至少有三个，热心的善于为他人着想的人们也已自发地组织起来……几个记者已如穿梭般地在人群中奔来跑去……大楼下面视点最好的地方被两个电视台的记者占领着……一群武警或是一群消防队员在有可能成为飘云落点的地方拉开了藤网”——的情景下，她果真纵身往下跳了！可是，“正当人们的痛苦达到极点，不知道怎样承受这样一桩惨烈的事情时，奇迹却突然出现了。飘云的头上倏然间升起了一朵降落伞”。
华威 这种行为艺术使我想到绘画中的造型夸张，就是在空间或在平面对有形世界作出视觉感官所能认识到的夸张，一些讽刺画和漫画就采用这样的手法。我有些想不明白的是，从绘画角度看，夸张的意义在夸张本身，那么，飘云行为艺术的夸张，或者说方方想以这种行为艺术揭示什么呢？
王绯 首先，我觉得方方的“行为艺术”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义，她借飘云之口已经点明了这种意义，就是“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一件你觉得可以相信的事情”。方方以荒诞夸张的游戏方式，像在哈哈镜或显微镜下将人的行为变形或放大，从而强调了其中人为的虚假性与游戏性，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二字显然是带有讽刺或否定意味的。
还有，方方的“行为艺术”在社会批判之外，也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或人际存在的哲理。行为艺术的发现，表明了方方的独具慧眼。她通过飘云所说的“真正的（行为）艺术家是没人能抓得走的，无论他犯不犯罪……方法得当，就没人抓得了他”，是多么深刻而老辣的人生勘透啊。
华威 无论从积极的意义还是消极的意义，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行为艺术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它丰富的寓意全在“艺术”二字里。你形容方方这种人生勘透是老辣，我想，这种老辣，与她对“艺术”一词的借喻和消解有关。听你这一番评说，我确实联想到许多人和事，在接受行为艺术阐释的同时，也悟到了很多。
王绯 我们都能悟到许多，有的能够表达出来，有的难以表达或者不需要或者不能够表达出来。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的启悟。这篇小说具有启悟价值，“行为艺术”，是一个象征代码。
华威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王绯 可以这样说吧。那篇叫作《埋伏》的小说虽然没有《行为艺术》精彩，但是作为一个象征代码看，也是很有意思的。
女性隐含作者
王绯 因为超性别姿态是方方典型的书写姿态，在创作中她自觉的女性意识是否可以做到绝对超越乃至纹丝不露呢？这就涉及一个隐含作者的问题。
隐含作者的发现者或发明者是韦恩·布思，他认为：被写在书封面（作者位置）上的那个人，无论它是明显还是隐晦，我们都应该称这个人为“隐含作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指出，隐含作者是一个比“表层”的我更真实的“深层的我”。首先，它可能是这个“深层的我”无意识个性的无意泄露，再有就是通过故意模拟与真实个性不同的个性来表达真实的自我。所以我觉得，由于隐含作者的存在，我们在阅读作品时总是会程度不同地感觉到或联想到（真实）作者的形象。——当然，这里要排除热拉尔·热奈特所讲的那类无能或愚笨的缺少起码洞察力的读者。
华威 你说的这种起码的洞察力依据什么标准？
王绯 按照热奈特所讲的就是——从作品出发构筑出作者的最不忠实的形象，譬如以为加缪本人就是一个个惊恐不安、口齿不清的人，以为写作了《鲁宾逊漂流记》的笛福本人就在荒岛上度过了二十八年。这种起码的洞察力并不需要什么超人的智力，只是一种最平常的洞察力和对有关代码或语言的通晓，因为这是阅读接受的一个必要前提。
华威 为什么你特别强调女性的隐含作者？
王绯 就因为方方是一个具有较强女性意识却又能超越性别意识拘囿的作家。从隐含作者的角度看，她自觉的女性意识必然会通过真实自我的无意识泄露或者故意对反女性反真实个性的模拟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女性意义的隐含作者，主要是对以超性别姿态书写的女作家而言的。
在方方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反串男性角色和故意模拟反女性态度来泄露“深层的我”。譬如，《白雾》中的那个醉心于女性间接性权力实现的李亚——“李亚说她与亦光的相识是她生命的转折点。为此李亚爱亦光爱得热火朝天气势磅礴，大有爱不成毋宁死之架势。然而亦光却在李亚走过之后不记得她，要想记起得到明年。”“李亚爱亦光是全身心的，李亚有观点云：在社交的场合中，最受众人注目和宠爱的女人第一是家庭地位很高的，第二是自身容貌美丽的，第三是才华横溢的。而地位、容貌和才华都占有的女人可以征服天下。亦光给了李亚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一条，而李亚容貌经化妆也算得上漂亮。于是，李亚意欲征服天下，显示才华便成了她迫在眉睫的事。”——可见方方对一种显然为她所不屑的女性人生态度的故意模拟。李亚爱亦光是爱这个男人能够带给她的身份，她追求的受注目和宠爱也是被男人宠爱，她的自我实现无疑是甘为第二性的人生实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看，这其实是一种反女性的人生态度。正是女性隐含作者对这种反女性意识的否定，才使得本文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另外，《风景》中的父亲、大哥、三哥、七哥对女性一脉相承的仇视和贱视，《桃花灿烂》里粞的父亲关于女人关了灯全一样的见解，以及《行为艺术》等作品都处处显示出了方方反串男性角色的精彩。这一切，都能使我们了解方方真实自我的女性立场与人生态度。
华威 听你这样讲，女性的隐含作者就是方方作为一个女作家使人感觉到的真实形象。
王绯 隐含作者是作品中作者形象的定义，即是作品中能使我们了解作者的一切。请注意作品二字。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形象，是要与一定作品相联系的。我之所以在评论方方时强调这一问题，就是想说明女性隐含作者形象所特有的思想职能。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