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知识者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小说精神——论方方小说的知识者身份特征
李俊国
20世纪中国，随着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作家已经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社会职业。但是，因为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特殊性，比如战争年代的社会政治革命，共和国时代的政治一元化历史，经济时代的阅读市场化态势，客观上导致了作家身份的模糊与移位。百年中国文学历史，多见的是政治型作家、市场型作家。知识者写作，知识者身份的文学作家，则成为现当代文学难得一现的风景。
面对当下文坛，区别与辨认作家是否具有知识者写作身份，既有相当的文学意义，又有相当的研究难度。确认作家文学创作是否具备知识者身份意识，恐怕关键在于从他（她）的生存创作状态中分析其生命情怀、致思方式、书写姿态、价值选择是否具备知识者必备的质素，这是我们重新确认方方知识者身份意识的基本出发点。
一、身份还原与价值坚守
身份还原，用一句最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指文学作家将自我的写作还原为纯粹的写作者身份。
1.从“广场”和“市场”中抽身而立。我们之所以重申和强调当代作家的身份还原，是因为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即中国作家过于粘附“时代意志”和“广场意识”，往往将自我的文学创作或作为“时代意志”的阐释品，或作为“广场意识”的理念符号。这样，从作家身份而言，要么成为“时代意志”的代言者，要么成为“广场意识”的布道者。90年代以降，随着市场经济的骤起，作家们大多又成为阅读商品市场的制作者。早有学者指出：“中国新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学，一种对民族的精神传统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学。从审美的角度讲，这些反思和批判当然都不是文学的本分，可到目前为止，你在新文学历史上简直就找不到一个真正恪守本分的作家。”【1】
的确，中国现代作家自文学创作的开端，便受到许多非文学非审美的时代外力的牵扯。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作家已经丧失了文学创作者的职业性特征。作家，它的职业内涵，行为动机与目的，被夸大了；作家，已经成为没有边界限定的，近乎无所不能的全能性职业。
显然，对于作家的职业边界限定，身份重新确认，是相当的必要。且不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知识者（作家）的边缘化生存尴尬，单就现代社会对人的秩序化、身份化、职业化要求而言，知识者（作家）的身份确认及其身份还原，怎样确立作家职业的行业规范，就是一种正本清源式的工作。
方方，是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少有的，悄悄地实现作家身份还原的作家之一。如果说，她的处女作《“大篷车”上》还处在对某种时代意志的有意迎合阶段，那么，1982年以后，方方则坚决地从“时代广场”意识笼罩中抽身而出。这种抽身而出的对“广场意识”的疏离姿态，使她将创作注意力放到她曾经生活的装卸站和个人成长史，以“集点生活”的方式去“阅读识人”，从而悄悄地实现了创作立场与写作身份的还原。还原的标志是：焦聚人性，阐释生命，探究命运。文学创作，在方方这里，不再承载揭示重大社会问题，描绘时代风云，文明与野蛮、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一类的时代意志或“广场意识”，而是作为以文学方式去体验解读，传达人生的复杂与神秘。
身份还原的方方，因其定位为一位纯粹的文学创作者身份，一位以文学的方式去察史、阅世、识人的职业身份，所以，方方的小说创作免除了新时期文学（“伤痕”“反思”“改革”与“寻根”等文学时潮）作家常见的情绪外露型和道义裁判式的创作风气。方方小说题材也涉及诸如“文革”“反右”甚至更早的“大革命”时期的人生悲剧与世事荒唐的历史，但是，方方小说风貌却是冷静旁观式的真实裸露与历史宿命因缘的揭示（如小说《闲聊宦子塌》），在一种看似随意的闲聊式叙述语式中，展现历史与人性里最隐秘也残忍的真实。没有亢奋的激情歌颂，没有凄惨的悲剧控诉，也没有恼怒的忧愤，有的只是冷眼逼视下残酷的真实的人生世相。
2.价值坚守：生命的内化结构与小说的隐性文本。方方的身份还原，并不是对价值的放逐，相反，是对人生精神价值的执着坚守。区别在于，绝大多数身处于“广场意识”的作家，习惯于将某种精神、某种理念作为文学创作所要阐释的样本，作为一种直接呼号的口号，或者作为作家直接在小说中臧否、裁决人物的价值标杆。而方方，则是将科学理性、人性良知、进步文明内化为自己的生命结构，内化为小说创作的潜在文本，以此制导着自己选择、处理创作题材，科学而真实，准确而独到地探索人世的奥秘。
与鲁迅、肖霍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等人类命运与人性奥秘探求者们的创作方式近似[55]，方方的小说创作，也做到了“作者并不表明自己的道德标准，可是他是在一个隐喻的道德框架中叙述一切的”【2】（P.186）。方方把对人性精神价值的坚守，内化为自己生命中“一种隐喻的道德框架”，一种可与小说文本相对应的、互涉性隐性文本。正是基于对人类生存的健朗、文明精神价值的坚守，方方才敏感地捕捉住、描写出《风景》系列那非人式的物质生存与精神畸变状态。人性价值论的坚守，作为方方创作生命中“隐喻的道德框架”，与方方笔下裸示的河南棚子“非人”的生存与非人性化的恶俗画面，形成一种显豁的价值对峙。在这种价值对峙的互文空间，作家虽然不对现世风景、人物世事作任何道德裁决，但是，读者依然感受到人性溃败文明夭折的灵魂悸颤。
同样的，基于情爱价值论的执着坚守，方方才创作出“我”、星子、靳雨吟、黄苏子等一系列情爱绝望者的人生悲剧。方方笔下的这一群知识女性，不是先天拒绝爱情，相反，她们如丁玲小说中的莎菲女士，是如此地渴望爱情，但是，对待男女情爱，她们决不苟且敷衍；她们坚守爱的纯洁与纯真，忠诚与愉悦，相互融汇又各自独立自尊；她们需要男人，但绝不做男人的工具和妾（《随意表白》）。正是因为情爱价值论（而非情爱操作论）的执意坚守，方方的知识女性们洞穿了男性的委顿与自私，采取了对情爱的绝望与叛逃姿态。需要男性渴望情爱（包括性爱）的女人，却一个个从男性怀抱里挣扎了出来。即使如黄苏子（《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去做鸡卖淫，即使如叶桑（《暗示》）与妹夫宁克偷欢，也绝不再回到男人的怀抱，虽然如此地叛逃又是另一类人生悲剧的开始。透过这类男女同居（《随意表白》）、偶合（《桃花灿烂》）、卖淫（《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偷情（《暗示》），近于通俗文学文本那隐秘且富于挑逗性的描写，读者依然能将它们与时下坊间的通俗读本区别开来，因为方方情爱小说在热闹且刺激的阅读文本背面，隐藏着另一种精神价值框架：男性绝望与情爱绝望——情爱价值论的坚守及其悲剧性轰毁。即使方方近来愈来愈执着偏好采用如主动卖淫、渴望诱惑偷情的方式，看似是对情爱价值论的怀疑与亵渎，但是，透过叶桑、黄苏子的生命心灵历史，我们仍然能感到她们对情爱价值的执着，只不过当现世难以保全那份执着时，她们才采取了有意亵渎的方式，但骨子里透出的依然是一种无奈的驻守。
二、发现市民与抗拒“市俗”
1.亲近民间与发现市民。方方身份还原的另一个收获，便是对市民的发现。
自觉地从“广场意识”抽身而出，作家的创作基点自然地向民间文化接近。80年代前期，“知青作家们正是在亲近民间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时候，开始接近了民间的文化，寻根文学的最初提出者都是知青作家，这个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3】。没有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经历的方方，因为她五年装卸工生活的经历，或者，更早的童年生活经历，使方方的民间概念自然而然地不是广袤的农村乡野，而是球场街、“河南棚子”一类的城市市民生活画面。当方方撤离“时代广场”，向民间文化亲近时，自然，这种亲近便是对城市市民生存本相的发现。原有的童年见闻、装卸工经历，一下子被重新激活，凝铸为日后被文学史家定评为“当代生存意识的经典文本”的《风景》【4】。发现市民，在中国文学史背景下“《风景》开拓出了一种写作的新空间”【4】。
《风景》系列用近于法国作家左拉所开启的自然主义手法，极其残酷的写实画面，裸露出长期被时代主流意识话语所遮蔽的市民生存状态。“河南棚子”那恶俗的生存环境，恶俗的人性膨胀与畸变，是一幅当代城市“市俗”生存的风俗画。对待七哥一家人的“市俗”与恶俗，对于丁太的儿孙们欲置丁太死而后快的歹毒阴谋，方方并不作出任何的道德评判。在这个意义上，方方包容、理解着具体人物的“市俗”行为。但是从另一层面，即作家隐蔽的创作意念创作姿态层面看，我们坚持认为，方方一直抗拒着“市俗”意识的侵入。具体说来，不虚饰，不做作，以残酷的写实显现生存本相赤裸裸的真；不人为调配生活的所谓亮色，不迎合读者市民趣味的“幸福”感，始终将“市俗”生存置于生命的深渊境界加以力透纸背式的真实描写【5】，是方方守着创作理念层面抗拒“市俗”意识的表现。
2.悲剧的流产：新写实小说的“市俗”意识。比较而言，池莉小说《烦恼人生》系列作品（《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及短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等）同属新写实小说，都是对城市（武汉）市民生活本真的写实性作品，方方与池莉都是展示市民“市俗”生存的文坛高手。但是，仔细阅读比较，你会发现，池莉尽管用极丰满的细节写实，极真实表现市民烦恼人生的尴尬、艰难、无奈，但是，随着小说情节的铺展延伸（如印家厚疲劳工作一天后返家、赵长天结婚生儿子），人物生存的现世悲剧感无奈状，被作家让她的人物自譬自解，悄悄地化解掉，或让人格升华而变了形与味【6】。本来极具生存本相真实意义的叙写，都因为作家潜意识中的“市俗”愿望的干预而变了形状。再比如，近年极为红火的一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一个典型的以人物自譬自解方式，化苦涩为幸福的“市俗”文本。张大民极逼仄的现实生存、苦涩的现世生活、无奈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与印家厚们，与“河南棚子”居民们极为相似，但是，就凭张大民那只贫嘴，那化苦为乐的心性，竟然将原来艰难苦涩的日子搅拌得有滋有味，有趣有彩。
由此，我们从池莉、刘恒的创作，联想到现代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以及描写城市市民生活的文学家老舍。为了使“市俗”生活的基调不过于灰暗和无望，张恨水、老舍不约而同地偏好喜用一些情节逆转。比如：张恨水在《啼笑姻缘》中有意安排了杀富济贫的义士关家父女；老舍也不时地在小说中穿插能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的进步人士，以显现在灰暗“市俗”人生中的希望亮点。对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曾经给予清醒的研究性反思：张恨水、老舍们的这类作品，本质上，是作家的“市俗”人生理想的渗透与干预，期望善恶有报，期等突发性的高人拯救与命运解脱。
3.方方：力透纸背的市民书写。方方以实证科学的真实性，以生物学的思维方式，准确、真实（残酷的真实）地描写“市俗”人生的风俗、物质生存方式、生命欲望的压抑与膨胀、精神意识的恶俗与畸变，由“市俗”人生可视可见的物质生活层面的真，逼视这恶俗环境下人性表现的真，这是其一。其二，方方绝不让自我的任何意识去干预、支配，或改变这现世生存的本相。也就是说，方方绝不人为地制造亮点，添加希望，或者人为地替人物释放苦痛，调配幸福；不让现实变形变味，不让烦恼人生作悲剧的流产。同样可以作为比照的，方方也偏好运用偶然逆转情节，比如，秋月偶然下车买苞米讨水喝（《何处是我家园》），叶桑偶然从丈夫衣袋中发现那张情书（《暗示》）；但恰恰相反，方方的偶然逆转不是指向柳暗花明的人生亮点，而是将人物命运步步逼向深渊。
发现市民，并能够相当宽容地包容每一位具体人物的“市俗”人性，尽管这种“市俗”人性已经膨胀畸变为恶俗的状态。但是，方方并不拯救市民，也绝不给市民生存指点任何的意义和方向，同样，也绝不人为地为市民人生制造希望。方方坚持抗拒着作家（自己）任何看似善意实则浅薄“市俗”的观点情感对创作文本的干预或侵入。在发现市民与抗拒“市俗”的辩证处理过程中，方方的知识者创作身份再次得到确认：忠诚于自我感知的真实，也绝不消解、肢解或曲解真实。
三、理性认知与世事虚空
1.理性风骨，混沌血肉。方方知识者写作身份的又一特征在于：清醒的科学理性精神与神秘的世事虚空的感觉。
从作家的生命形态考察，方方无疑是偏于理智型的小说家。在描写现世人生的风景与状态和过程的系列作品中，冷峻的逼视，从容而冷傲的叙述，犀利而残酷的解剖，是方方偏于理智型的创作路数。其中，清晰显现的，是科学理性精神，而非一时间的感性灵动。比如，早有论者指出方方小说中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生物学生理学的人物描写方式，以及文化学的历史视野，心理学对于人性复杂性及角色的心理变态分裂的处理方式。的确如此。从小说《风景》《落日》《黑洞》等作品对当代城市市民生活的逼真的原生态描写，那些毛茸茸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细节、对话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自然主义的创作思维，一种实证科学显微镜逼视下的残酷的真实性。从小说《闲聊宦子塌》《暗示》等作品对人生情欲纠葛的代际轮回的处理方式，如祖辈的秦妑妑与胡爹爹的野合，与孙辈的喜鹊与天壮的恋爱，又如叶桑父母一代的乱伦性婚恋与叶桑自己又陷入与妹夫的私通，这些家族情欲的代际轮回，又分明有着自然主义生物遗传学们的创作印记。又比如，在淑女→荡妇妓女模式的小说叙述过程中[56]，尤其对小说人物那人格分裂、角色变异、心理变态的描写，又凝注了相当的心理学特别是变态的心理学、生理学的丰富内容。综上所述，科学理性精神，理性认知方式，是方方小说创作的明显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理性精神，在方方小说创作中，并不意味着作家对现世生活与人物作任何理性裁决，而是导致作家对生命与人性的复杂性与隐秘性的探究。因此，方方的小说世界又呈现为集纳着现世无聊、荒诞、虚妄，集纳着人性的残忍与自私、欲望的膨胀与畸变，命运的无奈和神秘的世事虚空世界。
2.“一丝不苟地忠实于自我感觉到的真理”。为什么方方这位清醒而理智的作家，以鲜明的科学理性精神却描写出一片虚空荒诞的人生状态与人性风景？这应该说不仅是涉及到方方的创作研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
关键在于，方方坚持了“一丝不苟地忠实于我自己所感觉到的真理”（海明威语）这样的创作原则。
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剖析派”作家比较，茅盾也好，张天翼也好，大多数30年代“左翼”进步作家，往往简单地将各种学说、主义直接当作真理去套用，裁剪生活。科学理性直接演化为作家表现反映生活的逻辑和程序，从而对社会生活作出清晰而简洁明了的条分缕析，从而损耗了文学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与审美感知的艺术个性，因此成为一个“因为过分顺从理智而窒息了艺术活力的悲剧”【7】。上海学者王晓明通过对茅盾、张天翼等作家创作的精研细读，得出结论：“那种认识论方面的幼稚病，那种由此造成的艺术知觉的贫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上的浮浅，在几乎绝大多数现代作家身上，都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8】
方方能免此病。
关键在于，“一丝不苟地忠实于自我感觉到的真理”。而方方寻求真理的致思方式，并不是救世济民式的药方，也不是未来明灿鲜亮的希望，而是阅世识人，是聚焦人性、阐释生命。世相的真，人性的真，是方方力求“自我感觉到的真理”。因此，在方方这里，一切社会科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的思维精神，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都帮助了作家对世相、人性、命运的奥秘的探究与传达。
自1982年方方自觉性身份还原，经过1986年她痛苦的生命蜕变，方方深刻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生存的荒诞。把握自己感受的真实，成为方方成熟期小说的创作指向。如果说，《白梦》的“三白系列”展示的正是社会转型期人生价值的错乱，“一个世界破碎了”的无序荒诞，那么，《风景》系列则更具象更逼真地裸露了在“世界破碎”期“市俗”人生的生存真相与人性风景，胶着于家庭亲情间的人性撕咬。此后，方方又将这生存的混乱与人性的芜杂升华为“行为艺术”。在“行为艺术”这真实而富于真理性的生命视野中，方方所传达的是人生连环套式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生存表演，甚至死亡也具有了游戏的性质。母子恩仇、父子亲情、警匪恩怨也好，男女情爱也罢，一切人事，都处于意义的背离状态和操作的游戏层面。
意义的背离虚空，世事的混乱荒诞，人性的自私狠毒而又脆弱狂乱，这些，正是方方对转型期社会生活和当下人性的真实性把握。虽然这种真实又是以世事虚空的神秘混沌状态再现于小说之中，但是通过这些虚空的世相，我们又分明觉察到方方那清醒的理性精神的流动[57]。
既坚守着科学理性精神，又一丝不苟地忠实于作家的自我感觉到的真理，在方方小说创作中，理性精神服务于、有助于作家生命感受的准确而真实的表达。因此，方方的创作由理性认知切入，渐入人生世相那看似神秘虚空的深层意蕴。也因此，方方小说既避免了现代中国作家们常见的“过于明晰的图景”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避免了当下文坛一味放逐精神价值，一味摒弃科学的理性认知而导致的平面化、庸俗化的创作趋向。在一个失却“广场意识”后的精神废墟年代，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无所不在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一元化年月，方方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再次显示出知识者写作身份的新姿态。
四、写作使命与远避时髦
1.立此存照：转型期社会的风景与状态。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就其职业工作特点而言，“所有的写作都是艰难的，而创造性的写作是知识分子的苦役中最为艰难的”【9】。
即使如此，方方仍然痴情于文学写作并乐此不疲。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方方一直视文学创作为自我生命存在的方式之一。
即使对文学创作如此钟情，但方方从来拒谈写作使命。或许，使命这个词语过于严肃过于神圣，而方方一直与严肃神圣一类的事物不仅无缘，且有意捣乱一下的生命个性，从来不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神圣意义扯在一起。
我们依然坚持以写作使命这样的词语概括方方的创作作风。不过需要说明的，方方的写作使命，绝不是走向象牙塔的圣洁，而是对现世人生的极度关注，乃至于焦灼。借用鲁迅杂文的题目与手法，是为现世“立此存照”。用方方代表性作品的名称，可以显现作家的写作使命：描绘现世人性的“《风景》”，展示当下生存的“《状态》”，叙述人世间“《行为艺术》”的“《过程》”，续写着知识者的“《乌泥湖年谱》”，“《暗示》”着男女情爱的“《船的沉没》”，追问人生命运“《何处是我家园》”。
综观方方的小说创作，它以人的当下生存及其命运为轴心，分别从市民的生存状态及其人性表现，知识者们的历史命运与当代困境，人生情爱的当下困厄及其消解与绝望，人生命运的历史轮回与历史宿命等方面，真实、广泛而深切地收纳描写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形式和命运形态。从这种意义来说，方方小说是一位生命智者穿行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当代生命的年谱与心史，是有着相当真实程度的当代人生浮世绘，有着相当的生命体验深度的人性写真，有着相当历史理性的命运交响曲。
方方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精神逻辑性的小说世界。在方方小说世界里，既是开放的时空，也是具有方方的生命体验独特性与精神自足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方方，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生命独行客。她孤独而执着地潜入现世人生的生活根须，潜入人性灵魂的幽隐层面，潜入现世生存与历史命运的时空迷障，描摹世相，裸示生存本相，解剖男女人性，探究命运的神秘与幽远。方方孤独而执着地潜入，使她自然而然地远避着文坛的时髦与流行。
2.远避时髦：方方与湖北作家比较。一个有趣的，也是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在90年代初期，一向以“无创造性”为特点而在80年代浪潮迭起的中国文坛不为他人注目的湖北作家群，却在沉寂而惶惑的90年代文坛，一次又一次引领或制造了文坛的时髦与流行。池莉的市民写作，邓一光的兵系列小说与硬汉文学的英雄情结，刘醒龙“《分享艰难》”式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湖北作家的小说发表后，常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国文学》《作品与争鸣》等杂志转载，其后又屡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及所发刊物创作奖，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又获各类奖项，成为读者和评论家广泛关注的对象。”【10】
方方，作为湖北作家的一员，因其生命独行客的精神特征，方方与时髦且流行的湖北文学，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区别。
方方与池莉，是经常被人并提并论的两位湖北女作家。她们同居一城，先后以对城市市民生活的描写而闻名于文坛。但是，比照方方的《风景》系列与池莉的《烦恼人生》系列，它们的差异从一开始便显现出来，并且是本质上的差异。
方方是基于现世的荒原感，一种不可言诉而又无处不在的忧人情怀[58]，一种“隐忍着的无奈与痛楚”，以直逼真实——残酷的真实描写，展示出河南棚子里各式人性风景，并对“市俗”人性及其恶俗畸变给予深切地解剖，这是近于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者”的深层人性体验。
池莉不然。池莉之于现世的感觉，无荒原感，而是一种自然主动地认同，一种平和温馨、默契的怡然自足者心态。“池莉对现实，对此岸的认可，不是隐忍着无奈与痛楚，亦未显露出一种几近殉道者一般的忍受；事实上，池莉以一种平和温馨、不无默契、赞许的叙事口吻在书写现在。”【11】池莉曾经多次明言，她是以小市民的身份眼光察世观人。小市民意识，为池莉贴近城市市民的烦恼人生，提供了近距离的方便；同时，小市民意识必然影响制约着池莉对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必要开掘。只要比较一下《风景》中的七哥与《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前者立体丰满，后者扁平单一（以至于某些时评者将印家厚式的平面化性格竟然视为新写实小说的特征，并与后现代性联系评说），一目了然。其次，池莉小市民意识的现世认同默契感，也必然使她的小说创作多粘附于人的物质生存、生活场景等物态层面，作平面滑动式的文字操作，采用一种出自女性本能（这种本能往往也与市民情趣相通）的女性唠叨式的叙述方式[59]，将人的现实物态生存唠叨得细密而缠绵，从而影响、忽略了对市民生存的深层次体悟，妨碍了作家对市民人性的精神透视。松散、平面化，过于粘附于物质态而冷淡了人世的精神态，不能不说是池莉一类的流行性市民写实文本的一个缺陷。或许，池莉自觉到这种缺陷，试图改变写作路数，由现世书写进入生命价值的思考。《化蛹为蝶》就意图用一个比较哲理的题名，书写着孤儿小丁由奋斗而富且贵的经历，继而抛弃已获取的财富，投资千万改造孤儿院，以应证人物化蛹为蝶的生命意义。可惜，池莉的努力更显出另一类的苍白无力。正如评论者指出的，故事文本不仅“是一个当代神话”，而且，“对人物生存和命运的铺排都过于理念化和主观情绪化”【10】。一个极好的题旨意境，却因作家生命感悟的相对浅弱和理性空间的相对逼仄而未能得以体现。由此，当我们读到池莉某些关于人的形而上文字，竟滋生出与当年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面对托尔斯泰硬要“加入小说中的那些令人尴尬的历史演讲”时的相近感受：“带有明显的自学者的特点。”【2】（P.150）。
邓一光以《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一系列兵系列小说，张扬起文坛久违的硬汉形象。战争的叱咤风云描绘，男儿血性抒写，以及作家发自内心的英雄崇拜心理，在嘈杂、私语、委顿、琐碎的90年代文坛祭起崇高的旗帜。但是，仔细品味邓一光的崇高与阳刚，总让人觉察出它们背后的某种做作与脆弱的成分。比如，战神关山月那看似伟岸的身躯（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主人公），又往往有山林莽汉式的粗鲁与非理性，带有粗暴与专横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如他与乌云的情爱关系）。邓一光出以纯真而显稚嫩的英雄崇拜心理，制约他难以从共和国革命历史的历史哲学高度，从人之个体与历史整体的交融际会角度，从人的现代人格质素的人性观照层面，去怎样认识我们的“父亲”。单向度的创作热情，肯定会迷障作家的创作理性，所以，邓一光只会以神话般传奇手法，和童话般的想象性虚构，去涂抹英雄、神圣、崇高、阳刚之气。
方方创作路数，与时髦的阳刚体决然无缘，因为，方方小说的创作思维，始终向现世人生和历史时空的根须部位渗透，而绝不朝所谓神圣、阳刚、崇高一类的天际升华。作为互论的是，方方也书写英雄。在《埋伏》《过程》，包括《行为艺术》一系列警匪恩怨题材作品中，杨高、小邰警察、叶民主、江白帆、李亦东，都是当代英雄。他们出生入死，破获大案要案。但是，方方始终以随意辉煌、角色互串、功过互逆的手法，有意删削、消解英雄的神圣、崇高、阳刚成分，还英雄为凡民，让卑琐与崇高，随意与辉煌相伴相随。方方，永远提防、抑止着人物向单维度的崇高层面攀升。结果是，邓一光的小说风貌更返还于古典形态，而方方的美学风骨，则更趋向现代。无论方方是否在当下时髦，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视域里，上述判断是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的。
方方是一位为现世而焦灼，极其关注现实的作家（正因如实粘附现实，所以，方方创作品格里尚待开发的是精神飞扬灵动的因子）。但是，方方为现世而焦灼，却并不以刘醒龙式的强烈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为现世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主张“《分享艰难》”。毫不置疑，刘醒龙对于乡镇畴域内的现实生活描写，对于乡民勤劳仁慈、朴讷的性格描绘，对于当下缠绕于社会多层面的矛盾艰难现状的反映，显出一定的熟稔与真实，然而，解剖刘醒龙的社会责任感，它多根植于一种道德主义情感，而且，也是重要的，刘醒龙的道德情感，又是生成于一域一地，一方一隅；它的精神母体又是较古老的农业文化精神。问题恰恰在于，刘醒龙往往用生成于一域一地的，较古老陈旧的道德意识，作为判断当下纷繁复杂社会现象的尺度，其结果必然是“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双向缺失”【12】。还有论者更鲜明指出，在刘醒龙看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道德冲动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刘醒龙小说的民间生活描写为表，而非民间的主流意识形态为里。这位自大别山走出的作家，从精神层面，正在步步撤离民间。
3.时髦年月里的生命独行客。时髦与流行在阅读已成商品的年月，成为当代作家自觉或不自觉追求的目标。因为时髦与流行，可使作家荣登畅销书排行榜，也能频频获取各式各样的文学奖项，更能带给作家满盆满钵的版税和稿费。方方在当下，并没有成为时髦与流行品。不是方方不愿，而是她不能。方方的许多优秀作品，如《闲聊宦子塌》《行为艺术》《埋伏》《过程》《暗示》等等，都是初发刊在地方性文学杂志上，而未被人关注。为此，方方曾经抱怨：“可惜的是，现在的读者往往是被评论家牵着跑的，现在的评论家往往只顾得上看选刊上的作品，而选刊编辑恰恰又常跟我自己的感觉错位。”【13】其实，这种错位，也是我们当下整个阅读感觉的错位。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说，方方的写作使命、创作思维，她立意真实而深刻地解剖人性风景，睿智而机趣地把玩世事荒诞的过程，幽隐而神秘地暗示人生命运境遇的创作路径，是逼向现世的真、人性的隐、命运的幽，而不是通向当下的时髦与流行之捷径对于自我在当下阅读市场的状况，方方已有清醒地把握。在“市俗”化年月，方方铸就的知识者意识受到了时代张力的拉扯。“理想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是完满的，但又不能不向现实妥协。内心和外表处于分裂状态。”【14】分裂，意味着苦痛。但是，方方依然执意坚守，因为“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14】，方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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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用鲁迅评萧红文句，见鲁迅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6】聂运伟.悲剧的流产——评池莉小说创作.湖北作家论丛（第5辑）.
【7】王晓明论茅盾.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王晓明自选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王晓明.过于明晰的图景，所罗门的瓶子[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9】[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易卜生[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0】有关90年代湖北作家的创作概况，见湖北大学中文系湖北作家研究室编.蔚蓝.90年代：湖北作家创作纵横论[C].湖北作家论丛（第6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11】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J].文学评论，1995，（6）.
【12】童庆炳，陶东风.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双向缺失[J].文学评论，1998，（6）.
【13】方方文集·埋伏·自序[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4】“市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J].长江文艺，1998，（1）.
原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