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乱语讲史 俗眼看世——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漫评

张新颖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又一次让我感觉到批评的多余。面对优秀的作品，批评能够说出些什么？它能够提供与作品的优秀程度相比肩的思想吗？事实上对于优秀作品的说三道四，除了显示出批评和作品之间的差距之外，其他的意义并不大，所以，聪明人不说话。倒是相对不那么优秀的作品需要批评，因为这时批评比较容易站得比作品更高，能够发现作品里被语词遮盖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我无意把这样一种一般的感受在理论上普泛化，只是想以此点明我将要说的一切和《故乡相处流传》这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它基本上是多余的，作品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尴尬还不仅止于此，在一个巨大的话语规则之内，我所做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批评，毋宁说成言不及义的闲言碎语。

一

小说包含四个部分，分别涉及的历史和政治大事是：曹操、袁绍之争；朱元璋移民；慈禧下巡和太平天国的失败；以及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和一九六〇年的自然灾害。因此，这部作品很容易被看成是历史小说或政治寓言。但是这种类型化的看法很可能极大地局限了小说的价值，实质上它正是以打类型化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可以称它为“非历史化”的历史小说或“非政治化”的政治寓言。历史与政治，在我们的现实和意识中，总是要人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去对待的，它“内含”了一种超越众生之上的威仪、神秘和禁忌，并通过一套奇特的意识形态话语作用于我们的无意识，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震慑、同化和催眠，认为它具有一种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动的铁律，我们只能屈服它、跟从它，对它顶礼膜拜，讨好谄媚。但刘震云从卑躬屈膝的行列中跳了出来，他像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像大闹天宫的孙猴子，无所顾忌，不知深浅，随随便便讲出他眼中的历史和政治。讲话的方式和讲话的内容是紧密联系的，小说的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以一种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讲，历史和政治也就变得嘻嘻哈哈，非常好玩起来。因此，小说对于“历史化”和“政治化”的拒绝是彻底的，不仅拒绝它的“内容”，而且拒绝了它所要求对待它的方式。它被“解冻”了，我们的脸色也可以放开一些。

事实上小说对待历史和政治的方式并非小说家的独创，它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地下”，来自你我的嬉笑怒骂、异想天开。但异想天开、嬉笑怒骂没有成为“文章”，是小说家让它成为“文章”，即浮出历史地表、以合法化的形式存在。它本来是“野史”，但正/野之分本身便是历史偏见的产物，它对抗这种偏见，登堂入室，独立成体。曹操、袁绍闹翻，焉知就不是为了争夺对沈姓小寡妇的性特权？而朱元璋千里移民，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骗局；慈禧太后下巡，说穿了不过是寻找旧情人，鸳梦重温。历史原来是几个特权人物为掩盖一己目的的幌子。

这幌子是怎样挂起来的呢？《故乡相处流传》演示了一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奇特逻辑和巧妙操作，比如说几十万浑浑噩噩的庸众，什么也不懂，曹丞相来了，就“教”他们“明白”了两件事：一、谁是我们的敌人？刘表；二、谁是我们的朋友？袁绍。刘表赤眉绿眼，烧杀奸淫，罪大恶极，虽说谁也没见过刘表和他的军人，可是“每日这么讲，几个月下来，我们也真恨上了刘表。我们过去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来吃我们小孩奸我们妇女干什么？”有人从刘表所占的地面回来，说刘表的军队并非如此，激起众怒，“刘表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的军队怎么会不是红眉绿眼？怎么会不吃人奸人？”于是一致认为此人摇唇鼓舌，涣散军心，便乱棒打死。等时过境迁，刘表成了朋友，袁绍变了敌人，自然也会有化敌为友和化友为敌的道理。所谓“教”人“明白”什么“道理”，就是意识的作用，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外”到“里”的过程，所以先要“教”，要不断地讲，等听众“明白”了，“内化”便是毫无困难的了，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最终就可能达成意识作用最初期待的效果，即一种所谓的“发乎于心”的“自觉”的实践性行为，像把异己分子乱棒打死、集体归顺某个政权等等。值得深思的是，意识形态话语逻辑之奇特、操作之巧妙，常常达到使众人皆迷的高超境界，仿佛集体吸毒一样，陶陶然不能自主。只要肯正视事实，被意识形态话语“催眠”后的历史情境就会纷至涌来，不仅中国，而且世界，或隐或显，时强时弱，显者如希特勒政权及其发动的世界性战争，灾难和残酷的结局谁都接受不了，所以容易回过头来反思；隐蔽性特别强的话语作用几乎就无从说起了。尤其是正在“催眠”的过程中时，谁敢保证自己是个特殊的清醒者？于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以一个悖论显示了它的不凡成就：等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什么的时候，其实正是它使你最迷糊的时候。

也正因此，历史的幌子在风雨中招摇，一招摇就是几千年，总也不见收起来。这是为什么有句话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历史比喻成一个舞台不免有些滥俗，但想想还就真是那么一回事。刘震云想得更简单，历史舞台上唱戏的其实只是同一拨人，这个朝代死了，下个朝代活了，甚至连名连姓都不改，你就是古人，古人就是你。小说写千年历史，一幕幕大戏小戏，就是由这几代人从头唱到底，让人生出无限的悲哀：同一拨人借尸还魂，唱来唱去，能唱出什么新花样来？“无非过去大路旁粪堆上插的、迎风飘的是‘曹’旗，现在换成了‘袁’旗。”所以，人的进化、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前进，以及改朝换代、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等等，如果不是善意的神话，就是蓄意的欺骗，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历史，因为过去的都不会过去，太阳底下无新物到如此彻底的程度，后来者似乎不必再多啰唆什么，且只听先辈的至理名言：

曹成语重心长、故作深沉地说：

“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

我一通百通：

“是呀，是呀，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历史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曹、袁都佩服胡的说法。袁说：

“什么涂抹，还不是想占人家小姑娘便宜。”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有历史的幌子——占历史的“便宜”——从古挂到今。

二

在历史的舞台上折腾来折腾去的人又是什么东西呢？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分三六九等，这不仅是高居最上等的大人物的思想，最下面的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曹丞相，日理万机，多个捏脚的，多玩几个妇女，大家都想得通：二十万大军一律不准强奸民女，延津几十万人，管一个丞相连吃带日，还管不起？这算不上“生活特殊化”。但是，如果仅仅看到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的区分，那就太肤浅。大、小人物之间其实难解难分，小人物“需要”大人物，“丞相，离开了你，我们变成了一堆毫无趣味的人。我们前进没有方向，我们生活没有目的。我们成了几十万浑浑噩噩的、没头没脑、多一个不嫌多、少一个不嫌少的苍蝇”。接下去讲，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是因为芸芸众生就是风和雨，等待着呼唤，像小说中人物真切感受到的，“曹丞相把我们这些糊涂愚昧的人带进了一种大事业，使我们人人都成了英雄，变得只关心大事，一切大而化之，不计小节”，“记起我们是身负重任、天下皆在我身的人，不是稀里糊涂过日子、只惦着柴米油盐没有开化和觉悟的老百姓”。但是这一点也未尝不可往俗里看：芸芸众生，是墙头草，随风倒，曹操与袁绍，大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谁得势拥护谁，“毕竟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但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

往深里说，大人物小人物其实都一样，一样到就是一个人，当初一国丞相沦落为猪狗，前朝柿饼脸姑娘脱生成慈禧太后，甚至说今天在朝为官，明天即为阶下囚，哪有一成不变的事？

不固执于大小人物之分，明白这二者其实相通、相同，通、同到“人”字上来，才好明白人是什么东西。人是什么东西在《故乡相处流传》的世界里，答案倒也简单，平时人自己把它复杂化了，讲一下孬舅的故事，就该明白了：孬舅当村支书，“大跃进”办食堂时安排两个炊事员，后来撤掉一个，只剩下了肯和自己睡觉的曹小娥，再后来，曹小娥也撤掉了，支书亲身做炊事员，因为粮食少到了连一个人了也吃不饱的地步。“再支书也是间接，不如直接当炊事员。”关于撤掉曹小娥，孬舅说得很干脆：“当初让她当炊事员是为了睡觉；现在睡不动了，还让她当干什么？”曹小娥后来被乱棍打死，孬舅看着一堆肉酱，却更可惜一只风干的猪尾巴随风而散，化成尘埃。

就《故乡相处流传》的众生相来说，任何个人的故事都是普遍的人的故事，孬舅的故事同样具有类的意义、抽象的意义，同样是普遍的人的故事，那么，人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好说？

三

《故乡相处流传》展示给我们看的，就是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人物，这个世界热热闹闹，嘈嘈杂杂，声色犬马，一应俱全。但是这个世界毫无意义。世界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之所以没有人能够做出圆满可信的回答，是因为意义本身不可能被具体指实。意义的存在依靠抽象性、差别性做保障，需要超越性的精神能力来感知和体会，但是这一切与《故乡相处流传》的世界无缘，意义几乎是彻彻底底地从这里被放逐了。禁不住想，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样一种惊怪化为一个实质性的提问，即是意义是怎样放逐的呢？

刘震云眼光太毒，看得太透，他所刻画的芸芸众生，一举一动，无不具体、实际，目标直接、干脆，不含糊，不玄虚，食色权欲，都是基本的人性人伦，精神、抽象、超越之类，比较起来全都矫揉造作，华而不实。更重要的是，一切的差别在这里都消失了，历史/现实、伟人/庸众、真实/虚假、庄严/嬉闹、大事业/小事情、表面文章/幕后新闻、国家战争/个人性欲，这一切全都搅和在一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消解了，差别取消了，而没有对立和差别，对个人来说，即没有选择，干什么都一样，都天经地义；对社会来说，时代的变化也毫无意义，因为所谓的变化其实是假象，不过是时间的流失而已。二元对立的瓦解和等级差别的消失据说是社会进化的标志，特别是在所谓的后现代神话中，它成了最基本的文化规则，一时之间，好像只有在这种“超前”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实现某些理论奢侈的欲望，不知道《故乡相处流传》的出现，是否可能成为新潮理论近在眼前的理想文本，庖丁之刀，或正可用。

但是，如果不只为寻求理论游戏的快乐，在比较不那么理论的眼光看来，意义的丧失其实正源于《故乡相处流传》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观察眼光。站在特别高的高度，以大智大慧的眼光俯看尘界烟火，或许会觉得一切皆是徒劳，一切皆是空幻，一切皆无意义。但是刘震云显然不是这样的大智大慧者，与其说他居高临下看世界，倒不如说他是从比平常的高度更低，并且尽可能低的层面看历史、看现实、看人生的，不料想从更低处看，却看出了更多的破绽和真相。说得更明确一点，从更低处看，即是把所入眼者皆“庸俗化”。曹成曾一针见血，说“我”“把庄严的历史庸俗化”，“我惭愧地一笑”。

历史本来是庄严的还是庸俗的，这且不去说，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这种“庸俗化”的眼光与《故乡相处流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故乡相处流传》显示出来的写作心态的自由在当代创作中是不多见的，作家从心所欲，随兴而至，意到笔到，往往令人忍俊不禁。《故乡相处流传》的特殊效果事实上正导源于对一切的“庸俗化”，对历史、对世界、对伟人，太正经、太严肃、太当回事，历史、世界、伟人往往就可能太不把你当回事，甚至把你压垮或者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刘震云反其道而行之，即何不把历史、世界、伟人玩弄于股掌间？但区区一个写字的，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刘震云的做法就是：先把这些庄严的东西“庸俗化”，“世界观”先确定了，剩下来的大多属于技术操作层面，是基本功，相对好办得多。

“庸俗化”观念的产生和强化，亵渎意识的涌动和释放，从根子上说是个现实问题，这样一种创作心态、创作方式说绝对一点是“无中生有”的“创作”。如果在“创造”和“虚构”的意义上理解小说（Fiction），强调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绝，这未尝不可以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精致化、机械化的人为“神话”，许多创作上的问题，按照这种受宠的“神话”去解释，常常显得做作与不适，相反，倒是一些“古老”的观念来得自然、容易理解，而且能够获得一种现实的深度。就《故乡相处流传》的写作心态和写作方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言，不妨把这样一段自我交代看作一种“象征”，“象征”了现实向写作的过渡：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栽了一棵狗尾巴树，可没有过三天，就死了，村支书偷偷换了一棵新的。“我面对着新的狗尾巴，不禁‘吃吃’乱笑一阵，觉得心中无名的解气。支书，你真是伟大。狗尾巴是假的，大槐树焉知一定会是真的？别人可以顺嘴乱说，我为什么不能顺嘴乱说？”世界的意义就在刘震云“解气”地亵渎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时候流失了，也就是说，写作能够创造意义，也能够把意义杀死。中国人感受不到上帝之死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也从未有上帝，换一种说法，也许却是我们从未追求和献身意义，《故乡相处流传》的世界也许只是有点夸张地显示了某种真相，但这对我们不构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刘震云杀死的也许只是虚假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既然我们从未拥有过它，现在明白了自己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好在乎的，我们怎么过来，就怎么过去，时间还在走，戏还在唱，人还在活，如此而已。

但是，“世界混沌纷繁，千古一泡血泪，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