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回到本文：刘震云小说的“双声话语”及其它
董之林
刘震云因小说《新兵连》《塔铺》《单位》《一地鸡毛》[11]而成为“新写实”麾下的一员主将。尽管“新写实”这个概念的准确性，它是否能够概括它涉及的创作现象值得怀疑，但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它的争议，却使人们对这部分作品的印象产生了某种定式：或者认为，它们突破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使作品回到现实的“原生态”；或者认为，它们欣赏的是人生种种琐碎庸常的现实欲望，实际上是对平庸的认同。
的确，这些概括或由概括产生的印象都具有现实的依据，它们为我们研究近年来的小说形势提供了一个热点。但是，正如任何一种概括都是以牺牲另一部分鲜活的、具体的感受作为代价，如果按照这样的起点去进行推演，本文的具体分析及其多样性就变得无足轻重。库恩（Thomas Kuhn）在论及学术革命时曾说：“一个规范只是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achievement），它不是为取得未来的成就或对其评价的一套严谨的指令。它也不是一个规则的系统：它不能提供类似于许多机械推理的规则，以便使科学家遵循这些规则去解决问题。”[12]在此意义上，如果对“新写实”小说的已有概括，有可能形成评论作品时潜在的规范；那么，它们只代表过去研究的结论，而不应该成为引导未来的“指令”。一旦我们介入具体的作品，新的感受就使固有的成规退入背景。在阅读领域，本文永远充满活力，具有难以穷尽的生产性与可阐释性。因此，刘震云小说中的“双声话语”现象，就成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喜剧性与聪明的呼唤者
读刘震云的小说，读者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人物灰色的命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做无望的挣扎。所谓无望，并不是他们的能力或手段不足以应付眼前的沟沟坎坎，而是那种挣扎本身没有意义，无非是循着一个先在的怪圈永劫难返。
然而，当我们就要得出结论，说这是作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向平庸认同时，我们感觉到了“故障，这故障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告诉我们文字与意义并不相配”[13]。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曾指出这种现象：“作家们常常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不要照直接受他们的故事。文学传统和日常语言中有很多表示文字表达与意义之间不符的名称——反讽，讽刺，夸张，寓言，嘲弄，滑稽模仿，这类词汇的众多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为了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引用本世纪俄国批评家M.M.巴赫金所说的“双声话语”，强调只要“作为滑稽模仿对象”的本文的代码与“进行滑稽模仿者”的代码“同时在场，就有两种意义”。[14]刘震云的小说恰恰具备类似的功能。
如果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刘震云的小说，不难发现“进行滑稽模仿者”的本意在于揭示现实生活中许多悲剧的因素。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兵连里积极争取进步的新兵们（《新兵连》），还是现实机关里要求入党、提升的大小职员（《单位》《官场》《官人》），人与周围的环境之间无不存在着一种紧张。这两者相互抗衡的结果，是人的妥协与让步。《单位》与其续篇《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刚参加工作时是个学生气十足、张口“贵党”闭口“阴阳失调”的大学毕业生，清高里透着鄙俗的可爱。但在机关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为爱人调动、孩子入托、住房问题，不得不千方百计讨好领导、见人脸色行事，最终“成熟”了，成为瘸腿老头的微波炉的受礼者。虽然作品并没直接描写环境对人的胁迫与腐蚀造成的人的精神痛苦，读者只能沿着小林的视角去体味环境对他的压抑，但作品结尾的梦境描写，却是对这种心态所做的生动的隐喻，小林梦见他睡在“许多人掉下的皮屑”上，“上边盖着一堆鸡毛”，固然“柔软舒服”，但梦境的虚幻缥缈，映现出人的精神在“一地鸡毛”的琐碎之中无以附丽，那也是一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慨叹。
然而，关键在于本文表现深层结构所采用的语言是颇具喜剧性的，这就增加了作品的复杂多向的蕴意，而并非仅是悲剧的内涵所能囊括。用滑稽的语言表现悲剧性的内容自然不是刘震云小说的发明，但在这里，它的确是本文的主要特色。本文的叙事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并感受到作品在情节设置与人物描写上显示出的机智。库·费舍（Kuno Fischer）曾对机智的特征做这样概括：“机智是一种玩笑判断（Playful judgement）。”同时他认为，玩笑判断来自于审美的自由，它“摆脱了世俗约束和行为法则的判断”，因此，“机智不是别的，而是观念的自由自在的游戏”[15]。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本文的机智首先在于它使读者与角色拉开一段距离，本文中的隐含作者似乎正带领读者观看一场熙熙攘攘的闹剧，而他本人也是台下特别热衷于看热闹的观众之一。因此，尽管台上演的就是台下的生活，角色与观众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台下的人此刻毕竟是在观看别人的表演，而不是被别人观看。这种观察的视角或距离感，使主体获得一种审美的自由。于是，我们在《单位》中看到的是，小林为了入党而上下周旋，在办公室扫地打开水，挨着满身“狐臭”的女老乔谈心，为张副局长搬家擦便池、倒手纸；老孙为当处长先是巴结讨好张副局长，在张副局长的丑闻传开后，他又带头揭发，最后“机关算尽太聪明”，不但没当上处长，反而气得得了肝病；女老乔平时爱随便乱翻别人的抽屉，这种窥视欲不但被“头脑也容易发热”的女小彭狠狠地当众羞辱一场，她本人还被老张的老婆“捉了奸”。这些人物都自以为聪明地在生活中竭力表演着，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同时这也构成喜剧的氛围，它成为使作品“增色生辉的那部分，而且我们和它的关系是一种优越的主从关系（Superior Subject），绝不是顺从关系（Voluntary Object）”[16]。因此，角色才有可能成为颇具滑稽色彩的揶揄嘲讽的对象。
在这里，本文的机智主要表现为它对“喜剧性之种种有意识的聪明呼唤，不管喜剧性因素是存在于个人见解抑或是情境本身之中”[17]。里普斯在《喜剧与幽默》中为机智所下的定义，使人进一步思索“聪明的呼唤”的具体所指，以及喜剧性因素的构成。这里举《一地鸡毛》中的后段为例。《一地鸡毛》是紧续《单位》之后，叙述小林家庭生活的流水账。故事的起因是小林家的豆腐馊了，为此，小林的老婆大发脾气，当夜深人静、老婆入睡后，小林暗想：
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经常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过去老说单位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事物发展的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
对小林这个大学刚毕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琐碎而平庸的生活正铺天盖地向他砸来，把他的生存空间挤得越来越狭窄，这种现实是滞重且全无喜剧性的。但是在本文的具体运作过程中，“馊豆腐”与“宏伟理想”的间距却形成一种滑稽的对比。或者说，本文中滑稽的对比，构成一种喜剧性的表达方式。“弄好”“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比单位的工作更为旷日持久的“工作量”；负载“宏伟理想”的“千里之行”，皆始于从处理这块“馊豆腐”做起。这些似乎并无正常关联的语言，此时却不期然地构成一种合理的联系。这种对比造成的反差，并没有顺从小林的苦恼，将读者直接带入悲剧性的情境，而是展示了小林内心独自本身具有的一种幽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构成喜剧性的“个人见解”与“情境本身”的那个聪明的呼唤者——本文，它使叙述与蕴意的“双声话语”效应成为可能。
通过喜剧性的语言来表现现实的平庸与滞重，使叙述本身具有一种离间的效果，它在表现人物面对无奈的现实的同时，表明本文中隐含作者对这种现实的察觉，以及调侃背后的难以认同。或者说，隐含作者与其叙述之间“绝不是顺从关系”。实际上，不向平庸认同的方式并非只一种，它既可以表现为洁身自好的孤独，也可以采取激烈的批判，还可以是一种机智的幽默。像《单位》《一地鸡毛》《官人》这样的作品大概倾向于后者。它构制的反讽的氛围，使读者在世俗庸常可笑的人生状态中，感受到一种鄙俗的叙述视角；换言之，只有本文与其叙述者并非视角合一，才会出现这种喜剧性的叙事效果。
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不满足于这种结论，因为它毕竟没有清楚地阐释本文之所以采取不同方式的原因。如果我们深入那种喜剧性的反讽，从其特有的对平庸并不作激烈的批判，来推测本文视角与角色之间在情感上的联系，就会觉察一股对小人物命运的流连与体恤之情始终回荡在本文的语境中。
隐含者“自白”
《塔铺》是刘震云小说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篇作品。在其他作品中，如《新兵连》《单位》《官人》，人物和隐含作者的视角具有一定距离感，或者说，“双声话语”的效果比较明显；而《塔铺》中的主人公“我”则与隐含作者的视角比较一致，或者说，比较直接地承担了故事说话人的角色。这是一个描写农村青年“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考上大学的故事。虽然我们不能据此说主人公“我”的经历就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但作品对当代农村青年的生活景况感同身受的描写，流露着对人物命运真切的同情，这些都展现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向，基本顺从本文的叙述。这篇作品对人物命运的同情褪去了本文语境中常有的对生活的反讽之色。对于那些在贫困的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磨桌”、王全、李爱莲们来说，现代生活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强烈了，因此，他们对命运采取的抗争的手段，以及他们的形象本身，都是在许多冠冕堂皇的“奋斗者之歌”中很少见到的。例如，作品描写“磨桌”在准备考试期间饿得烧蝉充饥：
“磨桌”盯着那火，舌头舔着嘴巴，不时将爬出的蝉重新投到火中。一会儿，火灭了，蝉也不知烧死没有，烧熟没有，“磨桌”蛮有兴味地一个个捡起往嘴里填。接着就满嘴乱嚼起来。我见此情状心里不是滋味，不由向后倒退两步……
“磨桌”、王全也许并不具备考取大学的才能，他们如此执着以求，虽与报效国家的宏图伟愿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生动地展示了他们不屈从于现实命运、背水一战的情景。在这种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比起理想化的人物来有些形容委顿，却深得同一处境下“我”的同情，并唤起“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于是，这些人物与“我”的视角合在一起，或者说，“我”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意识到真实的自我，不论今后每个人的境遇如何，他们都将是具有共同出身背景、不可分割的一体。
“我”与李爱莲的爱情也写得异常凄美。在他们之间，几乎任何一种现代人的缠绵都显得奢侈，只有物质上虽然很少，却十分真诚的接济，赶考前共同复习的紧张与焦虑，以及对前途的希冀中潜藏着对命运未卜的不安。在这一对农村青年特有的与恋人的结识和体察中，他们的爱情透出自然的美的光泽。最后“我”考取大学，李爱莲却因为家里急需一笔钱抢救病重的父亲而放弃高考嫁了人。这是一幕爱情悲剧，但李爱莲与“我”告别时的话却意味深长：
以后不管干什么，不管到了天涯海角，是享福，是受罪，都不要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两个。
这虽然说不上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绝唱，但的确是长久地回旋在刘震云小说中的一种叙事格调，而且不仅是指爱情。人物永远背负的是这样的故乡情结，贫困的煎熬与不甘命运的抗争。即使“我”终于冲出困境，也仍然是来自乡土中国那广袤无垠的农村中的一员，无论“是享福，是受罪”，奋斗有成者所经历的痛苦与失败者加倍的痛苦都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因而不断生发出他对小人物——那些来自乡土或沾着乡土气的人们特有的宽宥与同情之心。
随着作品视角的不断延伸，从农村青年的生活到乡镇、城市的生活场景，“小人物”概念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例如，《官场》《官人》中那些地区专员、局长一级的领导干部也都逐渐纳入这样的叙事氛围。当然，隐含作者的那份同情并没轻易地施予这些人物，而是伴随着对他们种种弱点的展示。以《官人》为例，作品描写某部机关的一个局内，七名局长之间闹不团结，最后由部领导出面调整：离休的离休，调离的调离。作品从七个局长的不同角度，描写他们相互拉帮结派、攻击检举对方，每人都企图保住自己的位置，扩大自己的势力，每人却又是他人争取或排斥的对象，人事关系因此而变得复杂微妙。在这种权力的角逐中，这个部或这个局究竟是做什么的已无关紧要，因为人的才智与精力全部卷入“窝里斗”的内耗中。然而，当我们还来不及对这种社会学的分析表示赞同，就立即被隐含作者对人物同情的视角攫住而不知所措。例如，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内耗”中，整人的与挨整的人不仅都有苦不堪言的一面，而且还有义正词严、堂而皇之的理由。前任局长老袁面对六个副局长搅成一锅粥的局面，他的内心独白是：
头疼还头疼不过来，哪里还恋战？所以有时倒早点盼望六十岁到来，早点退下，离开这是非之地。但等到听说新部长到任，真要让大家离开，连老袁也不例外，老袁心里像刀割一样疼，感到万分委屈。这几年单位没搞好是事实，但这纯粹是下边几个副手闹的，他并没有加入宗派斗争，还在苦苦维持大局，等待有一天重整局面；现在新部长一到任，就不分青红皂白连窝端，这就有点是非不分了。
不但老袁，其他几位“副手”也都是满腹壮志未酬的牢骚。原来的班子经调整被解散后，这人与人之间是非恩怨的糊涂账总算一笔勾销，但是在作品的结尾，新局长又开始扩充自己的力量，局长队伍日渐壮大，人多自然分派，于是老调重弹，酝酿着新的争端。这种经验的轮回对于那些“当事者迷”的官人们来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已被预先安置在又一轮内耗之中。他们仿佛被吸入一只巨大的轮盘不能自已，随着轮盘无情地转动，有的人被碾碎，有的人被挤出，但更多的人跃跃欲试，全不顾及前行者的下场。尽管人物自身对悲剧的意味并无觉察，或有所觉察也无法不承担这样的角色，才不遗余力地把攻击对手作为自我拯救与自我发展的途径；然而，那个站在一旁始终窥视这一次次官场角逐全景的隐含作者，却看到他们由于无法摆脱这种角逐，内心产生的疲惫、厌倦与痛苦，这也就是作品向读者展示的官人生活中的那一份尴尬。
语言在这里同样扮演了双重角色。从叙事的表层话语来看，人物的表白是推诿、扯皮，本文呈现的仅是不加判断的现实；而无形之中，由于最终承担责任的角色的缺席，人物的表白就有言不由衷的一面，因而成为隐含作者为角色所做的一种开脱。对此，既可以看作是本文通过不同的官人的角度进行叙事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同时，这种叙述效果也可以看作是对个人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一种消解。这些人物绝非通常所理解的“敌人”或“坏人”那一类角色，尽管这种角色在描写官场生活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它显然不是《官场》《官人》这类作品的意旨。
如果从刘震云小说语境中上下文的关联来看，那种出自《塔铺》的乡土情结，使本文对生活在乡土中国文化场中的人物具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对他们的命运，甚至对他们在人生舞台上一些滑稽的表演也赋予一定的同情与宽宥。因此，作品虽然流露出契诃夫式的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同情，但在对人物的整体描述上，却不同于契诃夫式的愤懑与冷漠。对这些作品来说，故乡永远是难以割舍的话题，是本文中无时不在的背景。即使小林这样的人物已远离故土，在大城市工作、安家，也还得接待家乡的客人，为他的小学老师的去世“难受一天”，无论他怎么抱怨，甚至想躲开那些家乡人，都无法逃脱这种命定的安排。当然，本文并不想以此展示人物对故土的恋情，而是通过人物对故乡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来细细打量小林们在现实中的生存景况，以及他们并不如意的城市人生。如果说，这种叙述视角确定了作品特有的表达方式，那么，这种表达方式不是别的，而是从本文与之相系的乡土文化的纽带中升发出来的对现实的体察。这也是使刘震云的小说在1985年后瞬息多变的文坛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历史机缘的背后
对本文分析或许可以更清楚地展示刘震云小说的历史机缘。回顾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不断引进，“新潮小说”异军突起，一批青年作家不再延续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为旨归的创作流向，于是，文学以其特有的标新立异、特有的不安分，发起一场小说文体的革命。应该说，这场变革80年代初已经兴起，只是至此时声势显赫，形成高潮，但也即将成为强弩之末。这场革命带来的喧嚣，随着小说形式不断花样翻样而渐渐吞没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经验的表述，于是曲高和寡，从者寥寥。因此，1987年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塔铺》，以及其后发表的《新兵连》《单位》等作品，在形式上虽没有立意求新的借鉴与模仿，反而给那些受到文体革命困惑的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执着于个体经验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这在强调一种中心话语的时代是难免要受到排斥，或驱之于边缘的。只有在文学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之后，这种执着才能找到成就的土壤。刘震云的小说恰恰是在小说的写作背景与小说的自身发展这两个方面都适逢历史的机缘。
作家创作上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外部的机遇，但是，当我们看到这种历史机缘的同时，也看到了本文对历史自身的思考所显示的力度。这一点具体地表现为《温故一九四二》这部中篇小说对过去本文语境所做的一种追述、强调或补充。在这里，作家似乎要为他的人物寻找他们的历史位置，或者证实他们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已经被现实社会的霓虹遮掩得踪迹不清。虽然作家本人并没有做这种解释，而仅仅是本文语境提供的线索，但这种分析的方式也许更加符合作家本人的想法：作家的“人生体验”和“对人情世故的特别洞察，这一切都凝聚在作品中，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作品的价值”[18]。
《温故一九四二》以纪实的笔法叙述1942年河南省110个县遇到的“水旱蝗汤”特大灾害。尽管全篇引证了许多史料，并且是在一种采访式的客观实录的口吻中进行的，但本文反讽的意味特别强烈。作品呈现的是1942年河南灾荒期间死亡300万人口的历史背景，平静的叙述展现的是老百姓“易子而食”“易妻而食”惨不忍睹的场面。就像这一幕人间惨剧被历史无关痛痒地一笔带过，叙事与事件本身的反差形成对历史猛烈的抨击，历史疏漏了它绝不应该疏漏的人物：
300万人是不错的，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300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
这是有关历史疏漏的反讽，历史所关注的只是声名显赫的一族，面对小人物的命运熟视无睹。与此同时，历史的失误不仅是忽略与遗忘，而且在于它剥夺了当事人说话的权利。记者去采访那次灾难的具体承受者——小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她曾在逃荒的路上被人“卖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这五年不光彩的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可是到80年代后期，她的经历却被那些热衷于“我的妓女生涯”的畅销书的写字的人们发掘出来为自己赚钱。
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
本文对蔡婆婆的这段描写无形中构成一个隐喻，历史在制作的过程中，使历史的真实承受者变成她的儿女们脸上一块不光彩的胎记。叙述人嘲弄的并不是灾民的经历，而是现实趋时逐势的人们逃避历史的态度，特别对那些为自己赚钱“写字的人”，似乎已割断了与历史的最后的一丝血缘的联系。这段描写使本文从历史直接指向现实，使刘震云过去作品中那些来自农村，却与大城市的文化始终隔膜的人物突然站在“寻根”的立场上，发现他们陷入的困顿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之源。
因此，叙述人以那些从实地搜集的资料，汇编成一张真实的历史之网，借以说明这些灾民或历史上的小人物在时代的天平上实际的分量：灾民事件牵动了从美国《时代》周刊到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们、从西方传教士到南京政府的官员们，直到河南战役中“5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这样触目惊心、牵动战争整体格局的事件。于是在本文中，这些被历史一次次遗忘、衣衫褴褛的饥民们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老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这些犹如唯物主义启示录的言辞，只有放在本文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发现它们真正的含义。换言之，从本文对小人物命运不无调侃的慨叹，到它对乡土社会中人的同情，刘震云小说在表层叙述结构中一直潜藏着的某种愤愤不平之气，终于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在这部作品的结尾，有两则启事文告显得意味深长。这是当时的报刊标榜“时代的进步”而刊登的两对男女离异的声明。将此作为现代社会人性解放的进步也未尝不可，但把它放在文字表征如此鲜明的位置，与300万人丧生的惨剧在文字的记载中那种默默无闻的景象相比较，那么，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显得实在过分注重时髦了。
或许这是作品隐含者的叙事导向所致，或许这就是本文不甘于做现代文明的俘虏，以致丧失自身的一种挣扎。尽管读者难以穷尽本文的动机，但无论如何它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痕迹，使我们在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那些肥皂剧、卡拉OK、时装表演等等，似乎将吞没一切的历史的喧嚣声中，看到我们自身也许并不光彩照人，然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或者说，本文将读者的视线从现代声色的骚动中转向本土的历史与故乡的文化。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