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文的血脉
我一直喜欢写字。
写字最早留下来的纪念,是我四岁时给正在农村下放的妈妈写的一封信,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大稿村,妈妈收”,“稿”字是按姥姥写好的样子,一笔一笔地描下来的。
在电子邮件、短信、微信很发达了以后,我依然保持着写信的习惯。我出差多,每到一地,就用当地的明信片或者酒店里的稿纸给我女儿写信。女儿跟我一起度假的时候,我们俩便会一起给她留在家里的姥姥和爸爸写信。我始终认为电子邮件上不会带着异域的阳光或风雨,不会有海腥或青草的味道,更不会带着手指上的微汗和偶尔滴下来的泪水。特别是笔迹,每一个人独特的笔迹,可以把每一封信书写出唯一的样子。
不写信的时候,我写日记。从六七岁开始直到今天,我的身边一直有日记本子,并不见得每天书写,但是带在身边有一种类似心绞痛患者带着硝酸甘油的踏实感。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书信,和微博上发的从本质上就不相同。
日记是一种私密书写,所以我把繁体字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看得见造字法的来处。我一向觉得中国字的象形渊源充满感性的智慧,每写下一个字,都隐耀着一幅画的秘密。
画儿一样的象形字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的。发现了这一点,教幼小的女儿认字就变成了一种游戏。
女儿的小名叫苗苗,我告诉她,这就是田地里冒出来的庄稼和小草的嫩芽。两三岁的时候,她饶有兴趣地“画”自己的名字,往往把“田”字的边框画成一个圆圈,里面的十字写成一个叉。草字头写得又扁又宽的时候,就像一个地雷,有时候草字头画得又细又长,“苗”字就像一个手雷。
认识草字头的“亲戚”们是从厨房开始的,韭菜、芹菜、菠菜、蒜苗、茼蒿、莲藕、茴香、萝卜、洋葱……有一阵子,苗苗是把黄瓜、冬瓜、西红柿排除在蔬菜之外的,因为看名片非我族类。后来我告诉她西红柿也叫番茄,她恍然惊喜,从此把红茄子、紫茄子、白茄子也归入了蔬菜组织。
在苗苗三岁的那个春天里,我们特意去认识了茉莉、蔷薇、芙蓉这些美丽的花儿,当然还有花儿的“萌芽”“芬芳”,以及不开花的苔藓和藤萝。我一手举着茶杯,一手搂着她小小的身子,给她讲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她才知道原来“茶”与“药”是同源的,至于认识苍茫、萧萧、蒹葭之类,都是上学以后的事情了。
就这样,我成功地用汉字的偏旁,在一个小幼童的心里种了草,以至于她两三岁时玩得最多的日常游戏就是表演偏旁。
我问:“苗苗的小手可以做什么呀?”她就抓挠着十个粉嘟嘟的小手指说:“可以抱妈妈、拍桌子、捏豆豆、打蚊子、扔垃圾、攥拳头给姥姥捶腿……”
我就把这些字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再一个一个地画,一个一个地让她认。换一天到了“苗苗的小脚可以做什么?”那就是一场大型表演秀,各种蹦、跳、踢、跺、跨、跃,也包括不小心的踉跄和跌,都会在家里真实上演好几遍,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搬到纸上。
苗苗对于这些抽象的汉字显然是不感兴趣的,她要求的是“画出来”。我虽然是中文系出身,但一直在古典文学这一脉里,对语言学、文字学只是粗知通识,为了给三岁小孩儿“画”中国字,逼得我从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开始啃起,认真琢磨说文解字。那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书是瑞典人林西莉耗时八年写出的《给孩子的汉字王国》,满纸都是画,深入浅出。
我恍然大悟,原来给幼儿讲汉字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外国人学中文的入门,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可以用来讲故事,一幅“画”的背后就有一个观念的秘密。
这个懵懂的想法,直到我遇到白乐桑先生的时候,终于得到印证。
在巴黎,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用他纯正优雅的汉语和我闲悠悠地聊天,他的汉语里含着许多敬辞和委婉的说法。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白先生就作为第一批法国公派留学生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我不是很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对外国人说学习汉语汉字很难呢?”白先生交叉着修长的十指,慢条斯理地抛出这个问题,“仅仅是因为方块字需要一个个去单独记忆吗?也许这正是汉字传播最有趣味的地方。”
白先生说,他受法国教育部委托,曾经编辑过一本包含了400个汉字的汉语工具书。书很厚,专业性也很强,但是居然有一个接一个的法国家庭主妇来买这本并不便宜的书。她们觉得这些“图案”可以刺绣在孩子们的裙摆、领口和家里的桌布上。
这就是汉字之美,汉字本身的象形结构在跨文化传播中,不仅不是劣势,而且很可能具备直观想象的优势。只要我们回到人类童年的天真,暂且放下字词负载的复杂含义,那么汉字的象形指事甚至可以延伸到现代设计领域中,走进万户千家,作为文创产品,装点生活。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有个著名的观点:“百姓日用即道。”如果汉字独特的形态美,通过各国青年的认知走向百姓生活,中国文化之“道”是不是可能以有形载无形,完成一种有趣味的国际传播呢?
出于这个想法,我们筹建起“汉字之美”暨全球青年设计大赛的组委会,聘请北师大德高望重的文字学泰斗王宁先生作为总顾问,白乐桑先生及日本汉学家海村惟一教授等作为顾问团成员,我和北师大文学院王立军教授、清华大学设计学院陈楠教授分别担任总召集人、文字召集人、设计召集人,并且邀请了中国书法院管峻院长现场书写,让汉字按照偏旁部首做一场面对文化的“看图说话”。
2015年年初,《于丹:字解人生》首次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我和白乐桑先生一起策划的“汉字之美”活动也在这一年拉开帷幕。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的郝平副部长帮我们在埃菲尔铁塔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找到了报告厅。教育部驻教科文组织大使张秀琴大姐帮我们动员了起码十几个国家的大使——基本都不太懂汉语,大家和七八十位大学生、媒体记者一起玩了一场嗨爆棚的拼字游戏。
首届“汉字之美”暨全球青年设计大赛选择发布的偏旁是心字底和竖心旁。30个心字底和竖心旁的汉字都被拆分开来,左边的展示板上是偏旁,右边的展示板上是另外的部分。大使们和大学生们随意组出一个字,这个字后面的观念就浮现为一个故事。
——什么是“思”呢?上面是象征大脑的“囟”,下面是一颗心,头脑的理性与心灵的感性平衡在一起,才是“有所思”。
——什么是“意”呢?“心音为意”,听懂弦外之音,方为会“意”。
——人为什么会“急”?这个象形字的中间部分就是手指攥着心,心里窄了,自然会急。
——“快”和“慢”为什么也从“心”?人们用“快乐”“欢快”“爽快”组成的都是愉悦的词,高兴的时光总是很“快”;而“怠慢”“傲慢”背后的原因都是不敬,这种体验当然度日如年。这就是中国人心理感受的相对论。
——又如,“忙”和“忘”之间有关联吗?两个字都是指一颗“心”已经亡逸,不在场了。我们现在的都市人真的很容易忙着忙着就“忙忘了”……
每拼出一个字,我就讲一段文字的故事,现场的书法家就写出一幅作品,作为礼物交给拼字的人。从汉字最早的构造到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象形的一个“心”字藏了多少中国人的哲学。
记得《于丹:论语心得》翻译成英文版的时候,我的翻译埃丝特从标题就和我有理解上的分歧。作为爱丁堡大学翻译学的教授,她很严谨地告诉我“心得”这个词要译成acquaintance或者experience。我问她可以用heart体现吗?她说宁可用soul。经过很久的一段朋友般的相处,特别是经过埃丝特的丈夫——一位贵州人的反复阐释,这个书名最终被翻译成Confucius from the Heart。这是一个简练透彻的标题,充满情感的温度,我非常喜欢。后来超过30个语种的翻译都以这个英文版为母本,也一致沿袭了这个标题。
这件事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动辄拍着胸膛说的“天地良心”,在西方文化里往往被表达为一个更为深邃理性的词“soul”,而不是热腾腾、痛切切的“heart”。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一颗心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其中的表达,如果用英语去翻译“肝肠寸断”“肺腑之言”“肠子都悔青了”“一肚子学问”,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那么,“汉字之美”推出“心”和竖心旁延展到设计大赛中,我们面向的十八岁到四十四岁的全球青年设计师会准确抓住要义吗?
我们真是低估了世界青年对于汉语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在1500多份作品角逐中获得金奖的设计是关于钟表的创意。钟表外圈刻度都是竖心旁字的右半边,而长长的分针头上有个精巧的竖心旁,每走到一处就拼成一字,这一天中要一轮一轮地走过时而“愉悦”、时而“惆怅”、时而“性情”、时而“忏悔”、时而“快”、时而“慢”的光阴。而钟表盘正中心是个“心”字,表盘内圈都是“心”部字的上半部分,时针是个连接线,每走一小时就连成一个上下结构的“心”部字,有时“意志”很强,有时“慈悲”很重,有时滞留于“思想”,有时沉浸于“感恩”。每个人每一天都拥有公平的二十四小时,但是那些私密的情绪染就了这些时光不同的调性。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份相同的时光,谁能说清表面的不动声色里隐匿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时刻?一瞬永恒。
达利的时光瘫软在他的白马边,中国人的心灵时光流动在汉字的刻度里,每个人的今生过得都不一样。
一位二十六岁的韩国姑娘给我们展示了她的巧思。一份打开的贺年卡,赫然只有“不念”二字,倘若打开的人愤然不屑地将它丢在一边,那么有个秘密就会被永远封存;倘若打开的人在错愕之外还存有感念,脑海里重温过往只需一二十秒,手心中的“不念”中“不”字的左半边就会因为掌心的温度隐隐浮现出一个淡粉色的竖心旁,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切,直到转成深深的艳红色,“不念”成为“怀念”。这个设计的题目就叫作“心有温度”。
第二届“汉字之美”活动启动依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这一次的主题是以宝盖头为偏旁的“家和万事兴”。对于家国一体的中国人来说,宝盖头下面有个“女”字就是安,一个好母亲就是满堂的门风;宝盖头里养个“豕”就是人畜和谐,小富即安成其为家;宝盖头里的人,如果口舌纷争,就成为“害”;宝盖头里望子成龙,太惯着孩子就成了“宠”……从“家室”到“宇宙”,中国人修齐治平这条路从宝盖头开始。
宝盖头的设计作品提交量有2600多件,美国团队、法国团队开始打造系列汉字作品,甚至延伸到了社交软件应用中。汉字这一幅幅观念的图画,以这样一种天真而美丽的形态,走到了跨越国界的对话中。
写这本书再版序言的过程中,2020年来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作品里,2020年是最多的被设定为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大概半个世纪的时光,充裕到足以实现所有社会理想和科技愿景,又不至于远到作家们在有生之年看不见。《银翼杀手》还有一个名字,叫作《2020》。
无论人类走过的历史多么悠久而残酷,但每一代人憧憬未来的时候,依然不免天真:2020年,战争、苦难、烈性传染病应该可以消除了吧?美好一点的幻想总是容易得到原谅的。
然而,真实的2020年,刚刚过去六分之一,已经有不少人喊着要重启一遍。
中国过了一个不能拜年的春节,到了春风初度的时节,口罩依然没能摘掉,现实生活中没有game over,没有时光可以重来。
脆弱和惶恐会让人变得谦卑。都市的嚣张和强势都安静下去,没了影院的贺岁片,没了酒楼的年夜饭,也没了商场大促销,平民百姓不可能一夕之间了解专业的病毒原理,更多的人选择了敬畏,安静地遵守规则,回归常识。
许许多多宅在家里的人开始练字,重新体会在键盘里已经迷失了那么多年的汉字的横平竖直,未尝不是一种仪式感的回归。我重新想起了《弟子规》里的教训:“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中国的小孩子在红模子里一笔一画地体认“永”字八法的童蒙发轫又回来了。
我一直相信,文字并不仅仅是表情达意的载体,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意义。
汉字是握在中华民族掌心里的纹路,循着它的指事象形,可以触摸到所有观念由来的秘密;汉字也是笔尖下流淌的乡土,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即血脉。
愿2020年是一个回归常识的开始,愿我们爱写中国字,能懂中国心。
于丹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