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星期三

在北巴斯镇的主路上，一排排住宅区映入眼帘，绵延三条街之长，那里僻静宜居，北边还紧邻着长达两个街区的商业区。沿着27A这条老旧的公路走下去，便是越加僻静的乡下地段。只见这条双车道柏油公路蜿蜒穿过纽约州北部的阿第伦达克山脉，途经之处破旧的度假村点缀其间，一路蜿蜒直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那里的蓬勃繁华。北巴斯这条所谓的“主路”，虽从IGA连锁超市和太妃冰激凌店一直延伸到位于上端的无忧宫酒店，其实连四百米都不到。主街两边的房子大多是些颇有年代的庞然大物，不是木板外墙的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就是乱糟糟的希腊复兴风格的建筑。如果这些房子处于州界那边的佛蒙特州，或者它们当初没有盖成或改建成两家甚至三家合住的单元房，或是它们未经历几十年的租客之手被逐渐糟蹋损坏的，或许还能值几个钱。然而，在这条上主街上，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倒也不是房子，而是那一棵棵古老的榆树。榆树顶上茂密的枝叶，像少女的刘海一样平分开来，形成拱形的模样，笼罩着老房子的屋顶和下面的街道，如同绿色教堂的穹顶一般。树荫之下，微风吹过，树影摇曳，它巧妙掩盖起脱落的墙皮，这时再看倾斜的门廊、歪歪扭扭的屋檐反倒显得古朴雅致起来。往北去的城里人为找寻饭馆或给车加油，常在车子驶出州际高速公路穿过镇子时，放慢车速，带着怀旧的心绪望向车窗外的老房子。他们会随意猜猜老房子的价格，想象着里面的模样；还会幻想着住在老房子里，在树荫下散步的感觉。当然，那样的生活肯定更惬意吧！过完长周末返城时，始终对此地念念不忘的一些人，还会想着要不要再次驶出州际高速公路重温小镇风情，也许还可以趁机去房产商那儿打听打听市场行情。不过，之后思绪就会回到现实，一来小镇距这高速公路的出口也着实不近，加上回到城里的时间也已经比预计的晚了，除此之外，还要颇费口舌地和坐在后座的孩子们解释为什么要特意绕道，专门去体验从那只有三个街区的绿荫道驶过的感觉，然后再返回到高速公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镇子就好像是漂亮的绿色墓地，充满诱惑却又不敢轻易靠近。因此，想要再看它第二眼的冲动，还没有说出口，就无疾而终了。于是，这些车没有减速，而是飞快地驶过了北巴斯镇的出口。

也许，他们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因为最吸引他们的那延展三个街区的上主街，还有那粗壮的榆树形成的绵延的拱门，大多是骗人的，住在树下的居民就可以证明这点。这些榆树神奇般地躲过了荷兰榆树病的厄运，好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引以为傲。只是最近，这些榆树都毫无征兆地开始暗藏祸端。1979年的冬天，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席卷而来，到了第二年的夏天，三伏天的八月，将近一半的树叶一反常态，都奄奄一息地耷拉在树杈上，枯黄颓败，纷纷掉落——往常可都是十月中旬才开始落叶呢。治树专家乘坐三辆面包车应邀而来，每辆车的车身都有醒目的“快乐树”商标。只见车上下来的年轻人都身穿白大褂，好像还真把自己当成医生了。他们神气活现地绕着树踱步，并用手指戳戳树皮，用锤子敲敲树干，好像在怀疑这些树里藏有什么暗室似的。他们还从排水沟里取了一些腐烂的叶子，举起来对着午后渐渐暗淡的日光，仔细地观察着。

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在贝丽尔·皮普尔斯家前院的榆树上凿了一个洞，只见他把戴着手套的食指伸进洞里，沾了汁液，然后用舌头尝了尝味道，随即露出一脸苦相。自打面包车停下来，皮普尔斯太太——这位退休的八年级教师就一直躲在起居室的百叶窗后面观察着他，看见这人脸色变了，老太太哼了一声。“他以为会是什么味儿？”她大声地说着，“草莓蛋糕味儿吗？”贝丽尔·皮普尔斯，也就是“贝丽尔小姐”——在北巴斯镇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叫她。长期独居的她，已经习惯了听自己的声音，她也不大能区分这声音到底是她说话时听到的，还是她想事儿时脑袋里发出的。在她看来，既然说话和思考的是同一个人，那么自言自语就没那么尴尬了，因为这和独自思考是一回事。她十分确信，如果自己憋住了一个声音，那么另外一个也就没了。所以即便只有她自己一人在听，她也不想憋着，她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比如，她很想给那位咂摸着手套上的汁液，脸上露出苦相的年轻人一点忠告，在她看来，他正是这个荒谬时代的典型。如果说这个时代有什么主题反复出现的话，那就是思想太过开放。八十岁的贝丽尔小姐已然不知自己还能否跟得上如今这个世界的节奏。“你还没尝试过，怎么知道是什么样？”很多年轻人会这么问。而素以自由思想为傲的贝丽尔小姐的想法，只要你稍加留意，就能知道。那个刚刚尝了榆树汁液并且尝到苦头的年轻人，没有必要和她的朋友格鲁伯太太一样，因为尝到了怪味道就感到失望。那天，在诺斯伍兹汽车旅馆的主餐厅里，格鲁伯夫人大声嚷嚷，说她不喜欢刚刚吃的那个蜗牛的味道和质感，并一口把它吐到了餐巾里。贝丽尔小姐对她朋友扭曲的表情无动于衷。“你怎么会觉得蜗牛好吃呢？”

格鲁伯太太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因为她正想着，该怎么处理那块包着蜗牛的餐巾。

“这东西灰不溜秋，黏糊糊的，看着就恶心。”贝丽尔小姐向她的朋友提醒道。

格鲁伯太太承认她说得没错，但还是立即解释道：“吸引她的并非蜗牛本身，而是它的名字。”“它专门有一个法国名字，Escargot。”她一边告诉贝丽尔小姐，一边悄悄地把弄脏了的餐巾跟邻桌的新餐巾对调了一下。

贝丽尔小姐指出，蜗牛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呢，Snail。很有可能马粪也有一个法国名字，但这并不表示上帝想要你吃马粪吧？然而私下里，她为朋友敢试吃蜗牛而感到骄傲，而且她不得不承认，格鲁伯太太比任何人都敢于冒险，包括那两个名叫克莱福的人——她嫁给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则是由她带到这世界上的。冒险和理智的中间地带在哪里？这就是一个有关人性的问题了。至于那个尝榆树汁液的人，贝丽尔小姐断定：他一定比格鲁伯太太更愚蠢，因为他脸上刚刚露出苦相，就马上摘了手套，又把手指塞进树洞里沾了沾，然后尝了一下，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确定这难吃的味道是树汁液的还是手套的。不过，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一定是汁液的味道。

过了几分钟，这些穿白大褂的人开始把工具搬回“快乐树”面包车。出于好奇，贝丽尔小姐走到前廊上，凶巴巴地盯着这些人看，直到有个人走过来，向她招呼道：“您好哇。”

“你好。”贝丽尔小姐回答。

年轻人面无表情。

“你们有结论了吗？”她问道。

年轻人耸了耸肩，向后仰着腰，抬头看着错落交叠的黑色树杈解释道：“这些树就是年纪大了，没别的。”他一边回答，一边平视了一眼，此刻他站在贝丽尔小姐家门廊的最下面一个台阶，而贝丽尔小姐正站在最上面的台阶。“天啊，这棵树，”他指了指贝丽尔小姐家前的榆树说道，“如果是人的话，它可得有八十岁喽。”

这小年轻发表意见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顾虑，照他的说法，面前的这位瘦小、佝偻着背的老妇人，显然和这棵树是同龄人。“也许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些维生素，让它精神点儿，但是——”他有意只说了一半就打住了，显然他知道贝丽尔小姐足够聪明，能够理解他欲言又止的后半句话。“祝您今天愉快。”他边走边说，然后回到“快乐树”面包车上离开了。

就贝丽尔小姐看来，如果说维生素有什么效果的话，对树而言也是副作用。还是这个冬天，一根巨大的树杈不堪积雪和冰碴儿的重负，就像脆生生的骨头一样咔嚓断掉了，从鲍迪克太太门口的榆树上轰然掉落下来。树杈并没有砸到鲍迪克太太的屋顶，而是砸在了邻居梅里韦瑟太太的屋顶上，把她家砖砌的烟囱给削了下来。烟囱落地的时候，又把格鲁伯太太院子里摆的石头鸟浴盆砸得粉碎——就是那个不喜欢吃蜗牛的格鲁伯太太。自从这第一次事故之后，小镇每个冬天都逃脱不了这厄运。最近，上主街的居民们与以往不同，他们抬着头，眯着眼睛，恐惧地盯着拱形的大树冠，之前对大树的虔诚与喜爱不复存在，仿佛是感觉到上帝开始亲自整他们了。仔细检验了这好似迷宫的黑色树杈丛后，他们从邻居家的大树里找出了那些看上去尤其危险的枝杈，并建议他们开展昂贵的修剪工作。可事实上，这些树那么大，树顶的枝杈那么高，想要看清楚实属不易。所以，要判断哪些树杈属于哪棵树，谁都说不准，万一树杈从天而降，是谁的错，谁也说不准。

老榆树的事儿，正是又一桩坏运气。北巴斯镇的居民们喜欢这么自我解嘲：如果连点坏运气都没有，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严格来讲，这倒也不尽然。因为这个社区之所以存在，还得归功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运气——它拥有几个极好的富含矿物质的温泉；而且在殖民时期，它还是个避暑胜地，说不定还是北美地区头一个呢，那时候就连欧洲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到了1800年，一位颇有魄力的商人——杰迪戴亚·哈尔西，在这里建了一栋大型度假旅馆，取名无忧宫酒店，内有将近三百间客房。不过，当地人把这旅馆称作“装饰性建筑”。因为人人都知道，不久前这里还只是蛮荒之地，怎么可能有人住满三百间客房，但是杰迪戴亚还真做到了。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几个稍小的旅馆也开张了，专门接待无忧宫容纳不下的客人。前来北巴斯镇泡温泉的人络绎不绝，漂亮的马车将镇上的土路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这个地方叫作巴斯，“北”是一个世纪以后才添上去的，以区分本州西部另一个同名大镇，不过固执的北巴斯镇居民一直拒绝使用这个前缀）。其实那个时候，客人们来此，绝非只因那可治病的、富含矿物质的温泉，还在于教徒杰迪戴亚将无忧宫转手后，新东家把蒸馏水市场也垄断了，所以，夏季的漫漫长夜里，无忧宫酒店的舞厅和起居室挤满了寻欢作乐的人。如此繁盛的巴斯小镇一时间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以至于北边几英里外的一个小镇又发现了几个优质的矿物温泉，人们都无暇顾及。而这个小镇（就是后来的斯凯勒温泉镇）最终成为巴斯温泉的终极竞争对手。当时，不管是无忧宫酒店老板，还是巴斯镇的居民，都对斯凯勒温泉镇的出现不以为然，直到1868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巴斯镇所有的温泉，和他们的运气一样就这么毫无征兆、毫无理由地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干涸了。随之一起干涸的，是这个镇子的财富和未来。

不得不说，对于一跃而起的斯凯勒温泉镇而言，除了用运气好形容外，再想不出其他词汇。因为虽然两者的泉眼属于同一断层，但是斯凯勒的温泉却依旧在欢快地流淌着，它最终成了巴斯镇温泉干枯的直接受益者。因此，那些一直以来停在无忧宫酒店门口环形车道上的漂亮马车，现在便都多行几里路，停在了更豪华、更典雅的斯凯勒温泉镇旅馆的门口。而这家旅馆还刚好就是在巴斯镇温泉干涸的那年开业的（这运气！）。这也许不完全是运气的事儿。因为这些年来，斯凯勒温泉镇一直都在投资促进发展，来自下州的投资商和本地的商人一直在推销无忧宫酒店没有的服务。在斯凯勒温泉镇，整个夏季都有拳击赛、赌博，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正在建一条属于纯种马的赛马跑道。而巴斯镇的居民对他们这些创新项目当然了如指掌，只是刚开始时，他们还在扬扬得意地看着，幸灾乐祸地等着它们失败，因为他们觉得，斯凯勒温泉镇的这些把戏比当初的“装饰性建筑”还要蠢。毕竟，在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根本没必要弄两个度假胜地、两个豪华旅馆出来。所以，这一切都证明斯凯勒温泉镇将是昙花一现，必死无疑了。但蠢也要看蠢到什么程度了。说实话，杰迪戴亚·哈尔西的无忧宫可能不是蠢，而是“有远见”，这不就是人们说的弄巧成拙嘛。而当温泉干枯，游客离开后，大家也很快意识到，昙花一现的无忧宫掩盖不住他的蠢，就跟人们当初预料的一模一样，旅馆的近五百个房间（在温泉干枯前不到三年里，旅馆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现在基本都空着。于是，人们开始庆幸自己当初是多么明智。他们就这样在这个曾经走运、现在背运的地方，坐等着好运再度光临。然而，并没有。

到了1900年，斯凯勒温泉镇已经击败了这个行业的所有竞争对手。而1903年，无忧宫酒店的那场大火为这场战役画上了象征性的句号，当然，巴斯早就输掉了。而且大家一致认为，无忧宫大火并不能算是走霉运。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火是旅馆老板为了获取保险赔偿金自己放的，而他自己最终也葬身火海。显然，他当时意识到风向已变，除非采取点儿机灵的措施，否则着火的就只是最古老的木质结构的房子，而不是那些更新更豪华的房子，于是他试着重新点了火。但当“运气”这两个字用到人类以及人类的奋斗上时，总是很难定义。当你不想风向改变的时候它改变了，这可能就是坏运气吧。但是如果一个人疯狂地把油桶滚到靠近自己放的火，一点火花就能终结他的一生，这还是因为运气不好吗？

无论如何，在1984年的深秋，也就是现在，北巴斯小镇还在等待着转运。也确实还有些令人重拾信心的迹象出现：一个装修一新的无忧宫预计在明年夏天重新开业。在酒店宽敞的庭院中，还成功钻出了一眼新温泉。真的就像老话常说的那样：风水轮流转。

五年前的冬天，在缅因州北巴斯镇的上主街上，第一个不速之客从天而降——一根榆树杈，它劈开了梅里韦瑟太太的屋顶，砸碎了格鲁伯太太院子里的鸟浴盆。那是感恩节的前一天，清晨时分，略感不安的贝丽尔小姐比平日醒得更早。她靠在床边，试图找寻这不安的源头，鼻子却毫无防备地喷出血来。所幸鼻血来得凶，去得也快。她用摆放在床头柜上的纸巾堵住了大部分的鼻血，等血止住了，她就猛地把染红的纸巾扔进了抽水马桶。那一刹那，她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不知是迅速销毁证据让她有如此感觉，还是流鼻血本身给她这种感觉。于是她去冲了澡，穿好了衣服，此时的她身心俱爽，想到起居室去喝茶。这时候，她惊喜地发现，头一天夜里居然下了雪。没有人料到今天会下雪，但雪就是下了。院子里的栏杆、树杈裹上了厚厚湿湿的白雪，整个街道都是银装素裹。在黎明前的灰暗中，外面的世界看上去和现实世界那么不同。她一口口抿着杯中的茶，看着窗外昏暗的街道。一辆车子歪歪扭扭地经过，悄无声息，只在初雪的雪地上留下车辙。这时，那种不安感再次造访，虽并不那么强烈，却再一次使她警醒起来。这样的寒冬里，到底是谁会驾车在外呢？她一边思索着，一边用手指撑开百叶窗的缝隙，以便可以望到树林深处。

被生活洗礼和磨炼过的贝丽尔小姐，还不至于会相信神将彰显正义这回事儿，但有那么几次，她几乎真的看见上帝的旨意在自己看不见的什么地方盘旋着。到目前为止，她算是走运的，因为上帝只默许树杈掉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而不是自家的屋顶上。但她想：在这场天降树杈的事件上，上帝是否依旧会将她忽略掉，这仍旧是个谜。可能今年冬天，上帝就会垂青于她，降下厄运。

“今年大概要轮到我了，”她大声地对丈夫老莱克福说道，而他的照片正放在电视机上，正睿智地对着她微笑。老克莱福可以称得上性情温和，至今为止，他已经离开尘世二十年了。他从镜框后的有利位置洞察着一切，但无论多大的事儿都无法使他动容、焦急，所以即使他真的担心这个冬天对于太太而言绝非寻常，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异常。“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天上的明星？”贝丽尔小姐催促了他一下，但老克莱福一脸无可奉告的样子。她生气地冲他皱起眉头并说道：“我还是和艾德去说吧！”“那就去吧。”老克莱福好像在回答她似的，但依然躲在镜框玻璃后，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艾德，你觉得呢？”贝丽尔小姐问到。“今年该我遭殃了吧？”

艾德是贝丽尔小姐从非洲买来的面具，只见墙上的他神情严肃，正居高临下地盯着贝丽尔小姐看，再加上头上的羚羊角、锯齿状的嘴，使得他显出一脸的窘态。二十几年前，因觉得这副面具的表情像极了当时的老克莱福，所以贝利尔小姐买下了它。那时候，老克莱福是学校的橄榄球队教练，可之后的生活却与他的计划大相径庭。最初校橄榄球队开始输球的时候，学校要他去教德育课。后来橄榄球队还在继续输球，学校又安排他去教驾驶课。再后来由于战后入学人数的不断减少，加上人口的流动，又逢巴斯受到主要竞争对手“斯凯勒温泉镇球队”持续的羞辱，最终橄榄球课夭折了。也因为此，老克莱福感到无所适从，整日神情恍惚，紧接着驾驶培训课成了他走向断头台的刽子手。那天早上，在崭新的教练车上，奥德丽·皮奇坐在驾驶位置上，而坐在副驾驶上的正是老克莱福，正当他睡眼惺忪时，突然，一个急刹车将他甩出了座位，直接撞在了前挡风玻璃上，一切都是那样的毫无防备。老克莱福从不系安全带，因为他不喜欢那种被束缚的感觉，但在车子开动前，他会确保学生和乘客系好安全带。于他而言，一旦挤进逼仄的汽车里，就如同带上了枷锁一般，动弹不得。而身材魁梧的他，确实和学校申请过自己需要一辆宽敞的车。因此，他怀疑教育局购买这辆窄小的破教练车，是在惩罚他现在带的橄榄球队又在输球，可笑的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橄榄球。只要他一进到这辆小汽车里，他就觉得自己患了幽闭恐惧症，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上。车顶那么低，他得向前弓着身子才能看到奥德丽·皮奇所指的地方。当她把脚猛地踩到全新的刹车上时，这辆小车骤然间就停下了，但是老克莱福仍像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只见他那子弹形状的脑袋正中前挡风玻璃，头卡在了里面，这一幕像极了过去戴着枷锁的囚犯。然后车子猛烈地前后摇晃，把他扔回了座位上，脖子就这么咔嚓断了。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是纽约州唯一一个在工作岗位上送命的驾驶课老师。

“看见了吗？”贝丽尔小姐对着她丈夫的照片说道，“艾德也这么觉得。”

不过她安慰自己，当神突然降下树杈的厄运时，她完全可以承受得起，因为与邻居相比，她的经济状况更为优渥。她庆幸自己不仅有丰厚的保险，而且财务状况也相当稳定。和住在上主街的许多房主一样，贝丽尔小姐是位寡妇，所以理论上来讲，并不能称她为“小姐”。她丈夫临终时给她留下了一份退役军人养老金、一份退休金，再加上她自己的退休金和社保，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经济状况远比格鲁伯夫人以及其他人好多了。仔细盘算后，贝丽尔小姐感慨：虽然生活总是往残酷的一方倾斜，但至少使她免受经济拮据之苦，对此，她心存感激。

不过在其他方面，生活就没有那么仁慈了。她之所以在北巴斯镇被人称为贝丽尔小姐，是因为她教的那群顽皮好斗、没有长进的八年级学生，他们都认为她长相畸形古怪，根本就嫁不出去。实际上，哪怕摆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们仍然不肯相信她嫁得出去。所以，出于本能，他们在开学第一天就称呼她为皮普尔斯小姐或者贝丽尔小姐，即使被她纠正也毫不在意。照老克莱福看来，这是孩子的天性使然，他们只不过是天生就以为老师都是老处女，而且他觉得这事儿挺好玩，所以自己也常常喊她贝丽尔小姐。虽然老克莱福并没傻到不可救药，但他对于贝丽尔小姐所指出生活中的微妙之处，都不甚了了。其中一点就是，当他把妻子也唤作贝丽尔小姐时，无意之中对她造成的伤害。这么叫她，就表明他也和那些人一样看她。在贝丽尔小姐心里，这样做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老克莱福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觉得她有魅力的男人，但他竟然想都不想地就把本已送给她的这份爱一次又一次地收了回去，而且每次都咧嘴大笑。

但是他真的爱过她，这一点，她心知肚明。正因为了解这一点，她就又找到自己比大多数邻居优越的地方了：她们的丈夫去世时，留她们独自在这世上，余下的一二十年里，她们将毫无准备、孤苦伶仃地生活。譬如格鲁伯太太，一辈子都未曾出去工作过，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了解，只停留在样样东西都在涨价的表面上。实际上，在这些胆小怕事的寡妇中间，贝丽尔小姐是唯一的职业女性。她们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可以呵护着她们免受生活中出现的“落杈”之扰。但是现在，作为老兵家属的她们，领到的福利和那点少得可怜的社保根本入不敷出，为了生计，她们只得把房子的二楼租赁出去，可收到的租金常常还不足以支付必要的维修费：一会儿是上百年的水管断了，一会儿是陈年的电路超负荷了，现在连树杈都往下掉了。更糟糕的是，下州的那些炒房的投机商哄抬房价，使得房产税也在飞涨。大多数投机商似乎都认定了，巴斯镇以及位于纽约市和蒙特利尔两地之间的每一个小镇子，都会在八九十年代大幅增值。也许看上去不太可能，但是巴斯镇确有升值空间。不单单是老无忧宫被装饰一新，计划明年夏天重新开业，而且位于高速路和镇子之间的那一大片沼泽地，也有人考虑要开发成主题公园，取名“终极逃亡”。贝丽尔小姐的儿子小克莱福在北巴斯储蓄信贷社已经做了十年的董事长，正带着当地的一群投资客，竭力促成主题公园的建成。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观点：正因土地有限，所以未来无限。“二十年以后，”他总是喜欢这么说，“就再也没有地段不好这回事儿了。”

对此，贝丽尔小姐没有同他争执，但也从未持有相同的乐观态度。在她看来，世界上一定会有地段不好的地方，而且她坚信，儿子投资失败之日就是他明白此道理之时。小克莱福是个市侩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人们破产不外乎两个理由：愚蠢和目光短浅。他说：“别人的愚蠢是好事儿，因为这样才能从中牟利；而他人的投资失败则是机遇，而非使人谨慎的原因。”他喜欢在事后分析失败的原因，结论终归是目光短浅、志向局限、缺乏胆魄。他为自己从这种不健康的观念中挽救了北巴斯储蓄信贷社而感到自豪。多年来，储蓄信贷社一点点一步步地走向倒闭的边缘，这正是他的前任干的好事。这个来自缅因州的家伙极度多疑、极度悲观，他就是讨厌给人贷款。一个人因为真的需要钱而跑到他那里贷款这件事本身，就会被他看成是他们很可能无力偿还的原因。他看得到这些人眼里的渴求，因此也就无法想象他们能有不再渴求的那天。他深信，银行的钱在金库里躺着远比在这些人的口袋里揣着更安全。这个人后来还真就死在银行里了。那是个周日，他坐在皮椅上，办公室的门和往常一样紧闭着，好像他怀疑在银行大门锁着的周末晚上，依然会有人来求他借钱似的。人们在星期一早上发现他时，他的尸体已经变得硬邦邦了，后来有人说，这倒和他管理的这家机构并无二致。

小克莱福一接管，所有的事一下子就放开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银行的大厅换上了一块新地毯。旧地毯早已磨得毛都没了，只有从走廊通往总裁办公室的地方还保存完好，因为这里少有人走动。小克莱福未来的十年计划是将储蓄信贷社的资产增长十倍。他放出话，要把银行现有的钱都大胆地投资出去，而且如果形势需要，还可以把钱贷出去。小克莱福认为，悲观了这么多年，是时候乐观一点了。再说了，现在全国上下整体形势都很乐观。

小克莱福和他死去的前任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打心眼儿里不信任北巴斯镇的居民，因为他们都认为这里的居民没出息。在小克莱福眼里，他的中学同学就都是些没出息的人，他们长大了也还是没出息。他更乐意与下州的那些投资商和贷款人打交道，甚至是跟外州人、最好是像德州那么远的外州人打交道。他相信，这些人才是巴斯镇的未来，就如同他们拯救了克利夫顿公园和郊区的奥尔巴尼那几个最近富起来的地方那样。“下州的钱已经顺着北方公路流进来啦。”他告诉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他母亲总会从老花眼镜的边框上头瞥他一眼。于贝丽尔小姐而言，钱在州际高速公路上流动的画面怪可怕的。“妈，”他紧接着说，“记住我这句话，当时机成熟，把这房子卖掉，你一定能大赚一笔。”

正是“时机成熟”这样的用词让贝丽尔小姐深感不安。从小克莱福口里说出来，这些词语就有了一种威胁性质的弦外之音。她想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谁来判定“时机成熟”呢？是她自己，还是小克莱福？他每次来看望她时，都会带着房产经纪人那种特有的目光上下打量这栋房子，还会找些理由跑到地下室瞅瞅，或者爬到阁楼上转转，就好像他要确保，他继承这套房子的“时机”到来时，这房子必须要保养得完好无损似的。他反对把二楼租给唐纳德·沙利文，对这个人，小克莱福一直以来都心存敌意。每次小克莱福来看望母亲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他都要旧话重提，劝母亲把沙利也赶出去，免得他哪天点着一根烟就睡着了。小克莱福表达担心的那种语气，让贝丽尔小姐确信，她儿子担心这房子会在火灾中灰飞烟灭，更甚于担心他老妈会葬身火海。

贝丽尔小姐对自己唯一的孩子心怀如此无情的念头，她自己也觉得不光彩。有时候，她甚至试图说服自己摒弃这种想法，而用天然的母爱来度量这个孩子。唯一的难处在于，到了小克莱福身上，那种天然的母爱就是没法儿纯粹起来。电视机上父亲对面的小克莱福，倒是一脸欢快的表情。照相机捕捉到的那张脸，与忧愁焦虑的中年银行家的脸截然不同。相反，他的脸上还带着些许孩子气，似乎生活里还充满了可能，而与他年龄相仿的其他男人，脸上大多已经烙下了这辈子诸事已定的印记。小克莱福（至少是这个摆在电视机上的小克莱福）尽管就要五十六岁了，但给贝丽尔小姐的印象依然是他人生的路还很漫长，而真实生活中的小克莱福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每次他来探望母亲，在母亲的额头上冷冰冰、干巴巴地亲一口，然后就四处检查起居室的天花板有无水渍。他的性格，如果性格这个词用在这里合适的话，就跟连任五届的保守派政客一样顽固不化。贝丽尔小姐忍受着儿子的拜访，忍受着他喋喋不休的理财建议，尽最大努力做出开心的样子。他会告诉她做什么，给她分析这样做的原因，而她则尽可能有礼貌地、耐心地倾听着，最后再婉言谢绝他的建议。在她看来，小克莱福脑子里满是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鬼点子。他对这些计谋信以为真的架势，就好像它们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他自己异想天开。“妈，”在她坚定地拒绝听从他的建议时，他通常会说，“你这个样子，简直好像是不信任我。”

“我就是不信任你。”贝丽尔小姐大声说道，对着电视机上她儿子的照片。然后她又对着丈夫的照片说道：“对不起，我就是忍不住，我不信任他，你是理解我的，对不对？”

老克莱福只是朝她微笑，在她看来，有那么点无奈。自他过世后，在她和儿子有矛盾的时候，他似乎越来越多地站在儿子那边了。“相信他，贝丽尔，”他对她窃窃私语道，好像怕艾德偷听似的，“他是我们的儿子，他现在就是你的依靠了。”

“我正努力呢。”贝丽尔小姐向丈夫保证，而且她确实努力了。这五年里，她总共借给小克莱福两次钱，连他要钱干什么都没问。第一次是五千块钱，第二次是一万块钱。如果这些钱没了，她自然不会高兴，但说实话，她也能承受得起。可是这两次，小克莱福都按时把钱还回来了。贝丽尔小姐本来一直在寻找不信任儿子的缘由，所以发现这些钱重归原主的时候，她还有些小小的失望。说实话，她感到有些羞耻，因为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重复——小克莱福根本不需要这两笔钱，他之所以向她借钱，只是为了向她证明他是可信的。她甚至开始疑心，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这点很快就会到他名下的钱，而是为了能够控制全部的财产。但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呢？贝丽尔小姐不得不承认，她的这些怀疑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毕竟，她的钱，上主街上的这栋房子，还有房子里的绝大部分物品，这一切最终——正如他所说的，等“时机成熟”的时候——都会属于小克莱福。

贝丽尔小姐猜测，她的儿子之所以如此烦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并不知道这“全部的财产”到底值多少钱，当然了，他知道有这栋房子，还有她曾经借给他过的那一万块钱，但是到底还有多少呢，他不清楚。而这些财产信息正是贝丽尔小姐不敢交给儿子的东西。她在斯凯勒温泉镇雇了一名会计每年为她报税，并且要求他千万不要把她的任何信息透漏给小克莱福。至于法律上的建议，她委托了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维尔夫的本地律师。而小克莱福却不断地警告她，这人根本不称职，还是个酒鬼。对于这一点，贝丽尔小姐心知肚明，与其说他不够称职，不如说他没有野心，没有野心的律师可谓天下难寻。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这人绝对忠诚，当他向她保证绝不向小克莱福透漏半点她的财务和法律信息的时候，她相信了他。虽然从来没有明说，但亚伯拉罕·维尔夫似乎对小克莱福也心存疑虑，因此，贝丽尔小姐就更加信任他了。小克莱福越来越恼火，这就又证明了贝丽尔小姐的判断完全正确。“妈，”他可怜兮兮地祈求她，在她的前厅踱来踱去，“如果你不许我帮你，我怎么能照管好你的财产呢？要是你生病了怎么办？你难道想把所有钱统统都交给医院吗？这就是你的计划？还是等你中风动弹不得的时候，让医院每天拿走几千块，一直等到你的钱全都被花完，一贫如洗吗？”

她儿子的逻辑确实难以辩驳，他的理由也并不前后矛盾，尽管如此，贝丽尔小姐还是忍不住觉得小克莱福有自己的密谋。她对儿子的经济状况也知之甚少，但是据她估计，儿子正在稳步迈向富裕。她还知道，虽然他带着房产经纪人的眼光盯着这栋房子，但是他对这栋房子本身没有任何兴趣，如果他明天继承了这栋房子，那么后天就会卖了它。他最近在位于北巴斯和斯凯勒温泉镇之间的新斯凯勒温泉乡村俱乐部刚买了一套豪华的联排别墅。贝丽尔的这栋房子也许会带给他十五万美元的收入，也许更多，这么一大笔钱没人会小觑，哪怕小克莱福并不“缺”这笔钱。但她还是无法相信，这点流于表面的东西就是儿子的全部计划。他的视线从房间的一个角落扫到另一个角落，他的样子就好像在找魂儿似的，这确实让贝丽尔小姐相信他能看见她看不见的东西。只要她还没搞清楚那是什么，她才不会完全相信他。

在贝丽尔小姐房子的前窗外，一团厚厚的雪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虽然雪团很大，但不一会儿就会融化的。别看现在这冰天雪地的景象，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冬天，真正的冬天还没来呢。尽管如此，贝丽尔小姐还是走到后厅，拿出了去年四月收在楼梯下面的雪铲，把它靠在了门上，这样谁出门都能看到，包括沙利。回到屋里，她听到了轻微的嗡嗡声，这是她房客的闹钟响了。自从沙利的膝盖受了伤，他睡得比贝丽尔小姐还要少。贝丽尔小姐靠每晚五个小时的睡眠过活，白天她还会打三四次盹，不过她坚决不承认那一刻钟自己是睡着的。沙利每晚都会醒来好几次，贝丽尔小姐能听到他从楼上的卧室里轻手轻脚地走到卫生间，耐心地等着小便出来。老房子里的声响泄漏了很多秘密，比如，贝丽尔小姐知道，沙利最近开始坐下小便了，因为马桶总是在他的体重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有时候，根据他从卫生间返回卧室的时间上判断，他有几次肯定是在卫生间里睡着了。如果不是睡着了，就是前列腺有毛病。贝丽尔小姐记下一段小时候学的顺口溜，想要和沙利分享：

她不知道沙利会不会被逗笑，这也许还得看他晓不晓得莉迪亚·皮肯牌药水是个什么东西。人到八十，就会积累大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典故，这也是困扰老人的问题之一，因为其他人往往听不懂你的隐喻，而且还会说这是你的错。不知是从历史上哪个时期开始，贝丽尔小姐猜大概是殖民时期吧，老年人的知识就被大打了折扣，到了现在简直分文不值。如果贝丽尔小姐再年轻一些，追溯老一辈的智慧是怎么被贬到今天这个地位，也许会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曾几何时，老年人是备受尊重的文化历史的宝库，如今竟成了布满灰尘、积着晦涩无用信息的博物馆。没关系，反正她还是会和沙利讲这段顺口溜，给他的生活增添点诗意没什么不好。

楼上，闹钟还在嗡嗡作响。沙利说，他现在仅剩的一点儿深度睡眠就是在闹钟响起前的那一个多小时里。他最近刚买了一个新闹钟，因为那个旧闹钟总也叫不醒他。不过现在这个新的也一样叫不醒他。贝丽尔小姐第一次听到那遥远、奇怪的嗡嗡声时，错以为是自己的大限将至。她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人脑只不过是一个由电波脉冲组成的迷宫，尽职地在脑壳里传递电流。她断定自己听到的那些嗡嗡声一定是脑子里哪儿出错了。哪怕这个嗡嗡声每天早上都在同一时间响起，也并没有让她意识到这声音其实来自外界。她以为，小克莱福总是暗指的那个时机真的要到来了。后来她发现，嗡嗡声每次突然停止后紧接着就是沙利沉重的脚步声，这才让贝丽尔小姐就此解开了这个谜团，对此她心存感激。因为她终于不用再忧心忡忡地摇晃着脑袋，到处寻找大脑短路的地方，自己给自己平添烦恼了。

也许是因为最初的错误判断，楼上轻微的嗡嗡声依旧令她有些不安。因此，今天早上，她做了基本上每天早上都会做的事情。首先她去厨房拿了扫帚，然后回到卧室，用扫帚柄对着天花板狠狠戳了一两下，等听到沙利呼噜着醒来，稀里糊涂地大声咕哝着，她才收了手。她怀疑沙利压根就不晓得这么多个早晨到底是什么把他叫醒的——可不是他的新闹钟。

贝丽尔小姐承认，也许她儿子要把沙利赶出去的想法是对的。有一点不可否认：沙利的确粗心大意。他对烟头总粗心大意，对人对事也是如此，虽然他不是存心这样，但这的确意味着他这人很危险。贝丽尔小姐转身走向前窗，探头望向那黑黢黢的纵横交错的树杈，这时她突然意识到，也许沙利就是那个冥冥中会掉下来砸中她的树杈。她知道，人老了就是不免会心生疑虑。和那些独居的寡妇邻居们相比，疑神疑鬼还未导致太多困扰，这是因为她坚持勤动脑筋，并时刻保持警觉。到目前为止，她依旧很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严厉地质疑他人的判断。在这方面，有小克莱福在身边倒是帮了不少忙。贝丽尔小姐总是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她儿子的建议开始变得有道理，就说明她在走下坡路了。也害怕小克莱福对沙利的判断成为现实，这就是开端。

不过，一旦她下定决心，便不会轻易认输。毕竟在关键时刻沙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盟友，比如一个月前，她绊了一跤，扭伤了手腕，痛得不行的时候，是沙利伸出了援手。她怕手腕骨折，就让沙利开车带她去斯凯勒温泉镇的医院，给手腕照了X光片并缠了绷带，整个过程花了不到两个小时。医生给她开了泰诺止痛片，就打发她回家了。药片让她昏昏欲睡，她只吃了两片，而且在她知道了伤情以后就不那么介意疼痛了。一旦知道手腕没有骨折，她便感觉神清气爽。沙利受伤后一直都在四处买止痛药，所以第二天，她把剩下的泰诺当作礼物送给了沙利。

她知道，沙利值得信赖，而且能替她保守秘密。她希望也能同样信赖格鲁伯太太，但是贝丽尔小姐怀疑，小克莱福在利用格鲁伯太太监视她。格鲁伯太太当然否认自己会给小克莱福通风报信，毕竟贝丽尔小姐明确禁止过她的朋友向小克莱福通报任何有关她的个人信息。但她敢肯定，格鲁伯太太还是一样会去打小报告的。要知道格鲁伯太太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就是在背后议论他人的生老病死，小克莱福大可以借此讨好她。贝丽尔小姐不相信她的朋友能抵制住像小克莱福这样油嘴滑舌的人来跟她套话。

贝丽尔小姐仍站在前厅的窗边，透过百叶窗，朝上主街格鲁伯太太家的方向张望着。六点三刻，街道依然寂静一片，初雪像崭新的地毯一样白茫茫地铺满大地，两道黑色的车辙分外醒目。贝丽尔小姐叹了口气，抬头盯着交叠的树杈，光秃秃的黑色枝丫映衬着清晨苍白的天空。“掉下来呗，”她说，听到自己斩钉截铁的声音，她总是愉快又振奋，“倒要看看，我在乎不在乎。”

“如果我真从楼梯上掉下来，你肯定不会在乎，”身后一个声音说，“我赌你还会笑呢。”

贝丽尔小姐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都没有听到起居室的门打开了，也没有听到她的房客走进来的声音。离听到他在楼上的卧室咕哝着醒来，似乎才过去几秒钟，他肯定来不及起身、穿衣、干完所有文明人在早上该做的事。但是当然了，男人是奇怪的动物，严格来说，大多数男人并不是文明人。这位站在她面前的男人，脚上穿着袜子，手里拎着工作靴的皮质鞋带，靴子还在空中晃来晃去。毫无疑问，他就是那种刚刚一骨碌爬起来，就马上钻进衣服里的人。她估计他睡觉也不穿睡衣，也许和老克莱福一样，穿着短裤睡觉，早上随便抓起视线内的第一条裤子就套上，这裤子要么是挂在椅背上的，要么是摊在床尾的。照沙利的作风，也许他为了节省时间连袜子也不脱。

倒不是说，她的房客比其他男人更邋遢。他有着工人的习惯：不是每天早上洗澡，而是干完一天的活之后才洗澡。这就意味着，他醒来以后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解手，二是喝杯咖啡。他通常在两个街区以外的海蒂之家喝咖啡，他到餐馆时还没有完全睡醒。他总把工作靴搁在楼下门厅的后门边。出于某种原因，他喜欢在贝丽尔小姐楼下的房间穿靴子，而不愿在自己的房间穿。靴子总会在地上留下脏脏的鞋印，冬天在硬木地板上留下的是泥印，夏天是一摊干土粒。贝丽尔小姐总会在他走了以后把干土粒扫进簸箕。贝丽尔小姐发现：男人一般总是很少会注意到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什么，不过这位沙利先生尤其健忘，留下的痕迹尤其脏乱不堪。但贝丽尔小姐也不喜欢挑剔讲究的男人，她不介意每天早上跟在沙利的后面收拾。因为她的生活就是缺少类似的琐事来消磨时间，而他正好让她有事可做。“老天，”贝丽尔小姐说，“你怎么跟在一个老太太后面鬼鬼祟祟的。”

“我还以为你在和我说话呢，皮普尔斯太太。”沙利附和道。沙利是她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称呼她为“太太”的人，这一举动使他在贝丽尔小姐心里留下了特殊的位置。“我就想过来看看你是不是一觉睡过去了。”

“还没呢。”她告诉他。

“不过你在自言自语呐，”他指出，“估计日子不远了。”

“我没在自言自语，我是在跟教练说话呢。”贝丽尔小姐和她的房客说道，并向他示意挂在墙上的面具。

“哦，”沙利说道，假装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你脑子出问题了呢。”

他重重地坐在贝丽尔小姐的安妮皇后椅上，贝丽尔小姐本能地皱了下眉头。这椅子是老克莱福送她的礼物，挺脆弱的，是在斯凯勒温泉镇的一家古董商店买的。其实，是她说服他买的。老克莱福觉得这椅子不太结实，椅子的腿和扶手都太细。他说，他身材高大，肯定会把这家伙坐塌的，身上还会给戳个窟窿。“我又没叫你坐，想都别想，”贝丽尔小姐说，“其实，这椅子谁也不能坐。”听她这么说，老克莱福皱起了眉头，开口准备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买一把不让人坐的椅子没什么意义啊——但当他看到爱人的表情，就闭嘴了。和很多沉迷于运动的男人一样，老克莱福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从小就学会包容生活中的神秘事物。比如，神圣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又比如，女人的推理逻辑。还有，他正好想到，那个冬天，贝丽尔小姐刚刚送了一件礼物给他，是他一直很心仪但被她称作世上最丑的椅子——一把灯芯绒沙发椅。老克莱福一点儿都没觉得那把椅子丑，它比这堆细细的桃木棍子结实多了，实心结构，泡沫填充，布料也结实。不过他知道自己八成逃不掉了，还是签了支票。

贝丽尔小姐现在回想起来，两个人都没错。那把灯芯绒椅子的确是世上最丑的椅子，现在躺在闲置的卧室里，眼不见心不烦；安妮皇后也的确太易损坏了，她不喜欢任何人坐上去，更何况是沙利。有许多最基本的概念，她这位房客永远也搞不明白，其中之一就是拥有某些东西带来的优越感。沙利没有一样他珍惜的东西，所以他往往无法理解为什么东西坏了主人会心疼。生活中充斥着破铜烂铁是常态，所以他觉得这和天气一样，没什么好担心的。好些年前，贝丽尔小姐曾经跟沙利谈起过这个敏感的话题，想要沙利明白她是不愿看到她的某些物件受到半点损坏的。但这段谈话似乎不是让他感到无聊，就是惹恼了他，所以她还是放弃了。当然，她可以单单要求他不要坐在这一把椅子上，但是这个要求同样会惹恼他，他会有一阵子不进来看她，直到他忘了他到底在生她什么气。等他再重回这间房间的时候，又会径直走向这把椅子。

所以，贝丽尔小姐决定豁出去了，不管这椅子了。她喜欢她的房客每早顺道过来“看看她是不是死了”，因为她一直都喜欢沙利，也知道沙利喜欢她。喜欢一个人这样的事，像沙利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轻易承认的。当然，他也没有告诉贝丽尔小姐他喜欢她，但是贝丽尔小姐就是知道。有些方面，沙利和小克莱福有着天壤之别。小克莱福很肯定地坚持说他来拜访母亲是出于爱和关心，但是他慢腾腾地踏上她门廊台阶的那一瞬间，就显得极不耐烦，贝丽尔小姐全都看在眼里。他总是在去别处的时候顺道过来，好像看上他母亲一眼他就满意了；在电话里也是，只要听到他母亲的声音就行。所以，贝丽尔小姐止不住怀疑，每次打来不讲话就挂断电话的人就是小克莱福，他只是想确定他母亲还活在世上而已。

“我这儿有热茶，你想喝吗？”贝丽尔小姐问，边说边紧张地盯着安妮皇后，这把椅子正在沙利扭动的身躯下嘎吱抗议着。

“我才不喝茶呢。”沙利回应道，他的前额正淌着汗。穿靴子、脱靴子是他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那条好腿还不那么费劲，但是另外那条，自从摔坏了膝盖骨，每天中午之前腿都十分僵硬，疼痛难忍。早上这个时候，他能做的就只是解开鞋带，努力想法子把脚塞进鞋口，至于鞋舌和鞋带就之后再说。“不过我要和往常一样去喝杯咖啡。”

鉴于他和靴子还要较一阵子劲，贝丽尔小姐说：“我想，我倒也可以煮一壶咖啡。”

他停下歇了一会儿，咧嘴向她笑笑：“不了，贝丽尔，谢谢。”

“你怎么还穿这笨重的工作靴啊？”贝丽尔小姐感到好奇。实际上，沙利穿的是事故发生前的衣服——灰色的工装裤，褪了色的牛仔布衬衫，里面是一件保暖内衣，衬衫外面是一件无袖的棉马甲，头上还戴着一顶鸭舌帽。从九月以来，他穿的是另外一套行头，是为了去附近的社区大学上转岗培训课程，学习的是修理冰箱和空调，这是他能得到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赔偿的条件。

沙利站起身——贝丽尔小姐又担心地皱起了眉头，因为沙利把整个身体都压在了安妮皇后的扶手上——他已把脚趾头塞进了松开鞋带的工作靴里，然后拖着鞋在硬木地板上一直走到墙脚，抵着墙，才强行把整只脚都塞了进去。“我该回去上班了，你觉得呢？”他说。

“如果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他朝她咧嘴笑笑。“你不会出卖我的，是吧？”

“我该出卖你，”她说，“也许把你这样的人交出去，会有什么奖励呢。这笔钱我倒可以用上一用。”

沙利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点点头说：“教练死得早确实是件好事，要不然他会看到上了年纪的你变坏了。”

贝丽尔小姐叹了口气。“我实在不知道，指出显而易见的问题，会有什么好处。”

沙利摇了摇头。“也许有用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你现在打工会伤着自己，到那时他们也不会再给你付学费了，最后你会比现在还要惨。”

沙利耸了耸肩。“也许你说得对，贝丽尔，但是我想试一试，反正现在我的腿站着和坐着一样疼，所以还不如站着呢。而且我很确定，我不想我的后半生一直修空调。”

他又在地上跺了几下脚，以确保整只脚都塞进了靴子里，身上的小物件儿随之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不过，我发誓，如果你每天早上能帮我把这鞋子套上，我就娶了你，还陪你喝茶。”

当沙利耗光了体力，又一次瘫倒在安妮皇后椅上，拿出香烟时，贝丽尔小姐转身走到厨房，拿来她家里仅有的一只烟灰缸。贝丽尔小姐不许别人在她家里抽烟，沙利是个例外，但这主要是因为他实在不记得有不许抽烟这回事，而且他也从来没注意到过房间里没有烟灰缸。事实上，他向来想不起要用一个烟灰缸，每次都是等香烟要燃尽了，长长的烟灰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才意识到该找个烟灰缸。甚至到了这时候，他也是不慌不忙，只是把烟竖起来举着，好像烟垂直于地面以后就掉不下去一样。有时，当烟灰最终掉下来时，他反应很快，能用腿接住。然后烟灰就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直到他站起身来，又全然忘了烟灰这码事。

当贝丽尔小姐拿着那只五年前在伦敦买的水晶烟灰缸返回时，燃尽的烟灰已经相当惊人。“话说，”沙利说，“今年你定下来去哪了吗？”

这二十年来，每到冬天，贝丽尔小姐都会“出征”，这是她对旅行的叫法。她在每年的元旦左右离家，在三月也就是冬天接近尾声时回来。她的房子里堆满了她出门远行带回来的纪念品，墙上装饰着一支埃及长矛、一片罗马胸甲、一只铜制的龙、一支提基火把，桌面上堆满了韦奇伍德的陶瓷、伊特鲁里亚的神船、长着两个脑袋的中国福犬，地板上有柳条编的大象、陶瓦罐，还有一只木质的航海水手箱。在启航之前的几个月，她会阅读有关目的地的旅游攻略。今年，她已经查阅了一些有关非洲的书籍，想着能给教练找个伴儿。教练艾德其实是她在佛蒙特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非洲货。佛蒙特是她能劝动老克莱福一起出征的最远的地方。对老克莱福来说，如果走在街上不能被认出是北巴斯镇中学的橄榄球教练的地方，他都不想去。这样，他们能去的地方就很有限了。

“今年冬天我哪儿也不去。”她告诉沙利。她惊讶地发现，就在几分钟前，抬头望向那些树的时候，她就下定了决心。

“这么说来你一定已经哪儿都去过了。”沙利说。

“这场雪下得比以往早，我感觉今年该轮到我们了。上帝就要降下厄运了。有一根树杈要掉下来砸在我们身上了。”

“听起来是个去刚果的好时机。”沙利提议。

“刚果已经没了。”

“没了？”

“没了，再说了，”贝丽尔小姐提醒他，“上帝甚至能在鲸鱼的肚子里找到约拿，神意是逃不掉的。”

沙利点点头。“上帝和警察都是这样。所以我哪儿也不去，就待在家附近。这样他们就知道上哪儿找我了，说不定还会对我网开一面呢。”

贝丽尔小姐朝他皱了皱眉头。“你不会又招惹警察了吧，唐纳德？”的确，她的房客偶尔会沦落到看守所里，大多是因为在公共场所喝多了，不过他年轻的时候倒是爱打架生事儿。

沙利咧嘴朝她笑笑。“据我所知还没有，皮普尔斯太太。我现在老实着呢。已经不再是年轻人喽！”

“嗯，”她说，“不过跟大多数人比，你不老实的时间比较多。”

“这我知道，”他说着又吸了一口烟，头一次发现烟灰已经积累到了危险的程度。“你至少会出去过感恩节吧？”

贝丽尔小姐拿走了他的烟，放进了烟灰缸，然后把烟灰缸放到桌边上。对于沙利而言，只把烟灰缸放在他边上，指望他自己能识别出烟灰缸的功能是不可能的。“格鲁伯太太和我会去诺斯伍兹汽车旅馆，那里有自助餐。只要十块钱，所有的火鸡和配料任你吃。”

沙利呼出一口烟。“听上去对诺斯伍兹来说可真是桩好买卖。你和爱丽丝一个周末也吃不完十块钱的火鸡。”

贝丽尔小姐也承认这没错。“格鲁伯太太喜欢那里的气氛，那里都是我们这样的老家伙，他们放的音乐也不闹腾。还有一个很大的色拉吧，格鲁伯太太喜欢把所有东西都试吃一遍，甚至还有蜗牛呢。”

“蜗牛其实挺好吃的啊。”沙利说，这让她有点吃惊。

“你什么时候还吃过蜗牛？”

沙利挠了挠胡子拉碴的脸颊，仔细回想着。“我可是解放过法国的人呢，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从诺曼底一路打到柏林，我倒宁愿蜗牛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

“那人们真没说错，”贝丽尔小姐点评道，“战争确实可怕。千万别告诉我比蜗牛更难吃的东西是啥。”

“好的。”沙利同意。

“我就只吃几片胡萝卜卷吧，要留点胃口吃晚餐。如果吃得太多，我会胃胀气。”

沙利捻灭香烟。“嗯，这样的话，悠着点儿，”他说着，再次吃力地站了起来，“记着，你楼上住着人呢，别把窗户打开，太冷了。”

贝丽尔小姐送他走到门厅，他散乱的鞋带踢踢踏踏地敲着地板。

“等我喝完了咖啡再回来给你铲雪。”他注意到了靠墙的雪铲，“你急着出门吗？”

贝丽尔小姐说：“不急。”

在沙利的膝盖受伤之前，上主街上的其他寡妇都特别羡慕贝丽尔小姐有沙利这样的房客。她们好些人都想着法子把房间减价租给单身汉，好以此叫他们铲雪、割草、耙掉枯叶。但要找到合适的单身汉并不容易。年轻点儿的总是丢三落四，喜欢搞聚会，还带年轻女人回家。年纪大点儿的又总是因为老腰老腿等各种疾病而难以胜任。在北巴斯镇，年龄在四十五至六十岁之间，既是单身又能干活的男人真是太稀有了，因此贝丽尔小姐被人们羡慕嫉妒了有十多年之久。现在沙利瘸了，她怀疑，她的某些邻居怕是都在私下里幸灾乐祸呢。没多久他就会毫无用处，贝丽尔小姐到时就要负担一个做不了事情的房客了，多年来的好运都该还回去了。没错，贝丽尔小姐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沙利，她确实发现自从出事以后，沙利的状况大不如前了。她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探进头来查看她是否还活着，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先死了。贝丽尔小姐比很多人都命长，有些应该活得比她长的人也都先走一步了。而沙利，不管他曾经有多么结实、硬朗，最近看着却有点病恹恹的，提不起精神。

“别把我忘了就行。”她告诉他，想起自己过会儿要去趟市场。

“我忘过你吗？”

“忘过。”她说，但他也不是经常忘。

“嗯，我今天不会忘的，”他向她保证，“你怎么不和‘大银行’出去吃晚饭呢？”

贝丽尔小姐笑了，每次沙利这么叫小克莱福，她都会笑。这让她又一次想到，那些以为笨人都不懂修辞的人真是大错特错。她班上那些最愚钝的八年级学生一直都有一种天赋：善用比喻，且形象生动，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的其实是文字的字面意思，沙利就是这样。他是北巴斯镇上她教过的第一拨学生。智商测试明明显示这孩子有的是潜力，但他好像较着劲似的要证明这测试是错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事无成的典型案例，沙利——人们现在还是这么评价他——他这人可不好糊弄。沙利自然乐得接受这个评价，却从没感觉到话里话外所暗指的含义——六十岁的人了，和老婆离了婚，和别人的老婆将就在一起，与自己的儿子形同陌路，对自己毫无自知之明，还严重瘸腿，几乎无法工作，他却固执地把这些状况和独立自主混为一谈。

“‘大银行’邀请了我，但我宁愿自己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贝丽尔小姐撒了个小小的谎。其实，小克莱福上个礼拜打了电话来，说这个感恩节不在家过，神秘兮兮地提出假期要出门，似乎是想激起贝丽尔小姐的好奇心。这种小伎俩，估计他自己也知道会失败的。贝丽尔小姐不是没有好奇心，但他竟想如此明目张胆地加以利用，真是让她生气。既然小克莱福要诱她上钩，那她自然得做出与此相反的回应。“和一个金融机构吃饭多没意思。”她又加了一句。

沙利低头看着她笑了。“老小孩啊，我们都戴着自己锻造的锁链生活。”

贝丽尔小姐眨了眨眼睛。“我的天呐！从唐纳德·沙利文口中也能说出名人名言了，我估计你不记得这是谁说的了吧。”

“你说的，”沙利提醒她，“整个八年级你一直在说。”

沙利一走到和房东合用的宽敞的前廊，就一眼看见罗布·斯奎尔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雪地上。虽然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体格却很魁梧。他一边走一边盯着自己的脚尖，沙利假装这次相遇纯属巧合。沙利认识罗布的时间太久了，他才不会相信这是巧合呢。这小子耷拉着脑袋的样子，就好像是厚实的肩膀上架了个摇摇欲坠的健身球一般。沙利一看就知道，他是借看望之名来借钱的。其实，只要看看他，沙利就知道罗布想要多少钱（二十美元），他最少能接受多少（十美元），还有讨价还价要花多少时间（三十分钟）。

“早啊，傻蛋，”沙利说，“你难道就没双靴子吗？”

罗布抬起头来，装出吃惊的样子。“不知道放哪儿了，”他说着低头看看自己破旧的黑皮鞋，“我怎么知道感恩节前一天会下雪呢？”

“那你也该做好准备啊。”沙利说。尽管他自己也是那种不会未雨绸缪的人。他把一只穿着工作靴的脚搭在前廊的扶手上，系上了鞋带。“哎，你来得正好，”他接着说，“帮我把这只系上。”

罗布爬上台阶，跪在雪里，把沙利左脚的鞋带也系上了。

“别系太紧，勒得慌。”沙利说，“我的膝盖已经肿到原来的两个那么大了。”

罗布解开鞋带，又重系了一遍。“你穿的是工作服，不是去学校的衣服，”他注意到，“你要回去上班了？”

“是这么打算来着。”沙利说。

“那你还雇我吗？”

“如果我还用你，你能不再管我借钱吗？”

“好啊。”罗布说，不过发现借钱二字遭到否定，他不免有些失望。他的膝盖处此刻已经湿光了。“我好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罗布说，“我希望还能再像以前一样。”

“那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俩找个活。”沙利告诉他。

罗布皱起了眉头，“老皮普尔斯夫人又在偷看我们了。”他看到起居室的窗帘晃了一下。罗布脾气温和，但他就是对贝丽尔小姐怀有很深的敌意。这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他八年级的时候，贝丽尔小姐在她退休的前一年教过他。所以现在每次看到贝丽尔小姐的时候，罗布的眼睛就会眯起来，变得犀利，声音也变得尖锐而惊恐，好像贝丽尔小姐依旧有能力对他行使生杀大权似的。没错，她依旧在用心关注着他，而他并不喜欢太用心的人。因为他自己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他认为不用心才是正常的人类行为。八年级那会儿，贝丽尔小姐每天都在英语课上拿尺子用力敲着桌子，大声喊道：“走点心！”而那时他往往刚吃过午饭，正是犯困的时候。有时候贝丽尔小姐还会盯着罗布，加一句：“那样说不定你们还能学到点儿东西。”如今的罗布仍然憎恶太过走心的人，他觉得这是费神费力、有悖常理的事情。而在巴斯镇，既然没有比贝丽尔小姐更走心的人，那也就没有比贝丽尔小姐更讨厌的人。

沙利忍不住笑了起来。“趁她还没有出来说我交友不慎之前，我们赶紧去喝杯咖啡吧。”

他们穿过街道走向海蒂之家，此时地上的雪已经融化，与泥土混在一起，黏糊糊的。沙利没来由地觉得神清气爽，这种感觉又十分强烈，于是他告诉自己，人生得意须尽欢，至于是不是福兮祸之所倚那都是之后的事儿。因为他这辈子每当感觉幸福无比时，常常之后就会有灾难降临。久而久之，他已经总结出规律：自己就是个蠢货，在这种状态下，他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而且还会错上加错；有时候，甚至聪明的举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变得笨拙无比。这时候，无论你是粗心大意还是小心谨慎，最终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灾难。

通常来说，每年他大概会碰到一次这样的连环霉运，他还以为今年的已经过去了，不过也有可能还没有吧。再或者，也许今年他会被上帝垂青，凑个双数。也许带着受伤的膝盖去干活，就会开启这重量级的连环霉运。他已经预料到今天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说他傻，说他最好待在学校里，拿着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等待着膝盖完全康复；或者既然这膝盖看上去不可能完全愈合，那么就该让他的律师维尔夫帮他争取获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赔付。像他这样瘸着腿，还伴有关节炎就回去干活，这怎么行啊？

虽然沙利觉得这是可以的，否则他也不会自我感觉良好地去做。当然，也许辛苦工作一天后，他就不会这么觉得了。但此时此刻，当他一瘸一拐地沿着上主街走向海蒂之家去喝咖啡，当他心不在焉地听着罗布抱怨贝丽尔小姐时，他觉得回去打工远比开车去斯凯勒温泉镇北面的社区大学有意思得多。这几个月来，他在社区大学里和二十来岁的小孩子一起上课，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他唯一喜欢的是哲学课，但上那门课纯属被逼无奈，因为另外一门必修课满员了。讽刺的是，正是这门哲学课最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是一位年轻的教授，身材不高，有颗硕大的脑袋，要不是那头乱糟糟的短短的黑发，他长得和罗布还真挺像的。这位年轻的教授似乎以驳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为己任，一次否定一件。他先是否定了具体的物品，如椅子和森林里伐下的树木，然后他否定了概念，如因果，最近他否定了自由意志。沙利沉醉其中，眼看着世间万物一件件地消失；但面对考试，他和同班同学一起全军覆灭。如果回去打工进展顺利的话，哲学课将是他唯一想念的一门课。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后悔了——毕竟这个学期只剩下三个礼拜就要结束，目前只剩下上帝和爱情这几件事还没有被否定。他不确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年轻的教授如何让上帝和爱情也像和其他东西一样一起消失，不过沙利确定，他肯定能找到办法。

比哲学课上的树木消失得更快的是沙利微薄的积蓄。此外，他也很想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工作。连鞋带都系不上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而且最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膝盖比走来走去的时候更疼。因为教室里的桌子固定在地面上，桌子与桌子之间距离太近，他怎么坐都不舒服。如果他把腿伸到走廊上，可能会被别人撞到，那样会更疼，如果他把腿老老实实收回到桌子底下，膝盖就会伴随着教授低沉的嗓音而无情地抽痛。

去他妈的吧。最好还是回去打工，赚取微薄的收入，这才是他的生活。只要他当心点，会没事的，无论如何撑一段时间还是没问题的。就目前的状况，能有这么一段时间也就够了。能在这条他出生成长的大街上，悠闲地走向海蒂之家这么一个温暖的所在，这就足够了。那里有他认识的朋友，他们能一起畅所欲言。

“我可没法儿在他妈的皮普尔斯老太太的监视下过日子，”罗布在一旁说着，他还在生着气，“你都没法儿好好泡个妞。”

沙利像往常一样满脸惊讶地摇了摇头。罗布就算是到了妓院，戴着万元大钞做的套套，也找不到愿意和他上床的姑娘。罗布曾经向沙利承认：他和老婆布茨也已经有名无实了。“唉，兄弟啊，”沙利告诉他，“反正我现在也不怎么和人上床了。我倒也希望这是因为贝丽尔·皮普尔斯在一旁碍事呢。”

罗布显然接受了这个臆想，慢慢平静下来一点。“你反正还有露丝呢。”他思量后说道。

沙利在考虑怎么回应他。今天他要向好几个人解释自己的想法，露丝是其中之一。也许，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会碰到所有会说他蠢的人，那样一次说完就结了。“实际上，露丝是别人的老婆。她丈夫才是和露丝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罗布慢慢地领会着他这话的意思，也许还相信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镇上仅有的两位相信这话的人了，另一位是露丝的丈夫，虽然很多人对这事儿倒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就是有人一直在议论……”罗布向沙利解释。

“我才不管人家说什么呢，”沙利打断了罗布的话，“我只信自己说的。”

“连布茨都说……”罗布说着又停了下来，心想要挨打了，“我就是希望你约炮的时候，不用被皮普尔斯那老娘们监视。”

“好好，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沙利说，又补充道，“但是，如果露丝听到你说她是炮友，她会伤心的。”

想到露丝也许会听到他刚刚说的话，罗布害怕了。因为他对女人一般都有几分畏惧，对露丝尤其惧怕。他老婆布茨就够他受的了，但是露丝更令人惧怕。他很佩服沙利敢跟露丝这样的女人有染。她那张嘴伶牙俐齿，天不怕地不怕，任何人都不放过。“我可没有这么叫她。”他马上说。

“咦？”沙利说，“我刚才好像还听到你说了。”

罗布皱了皱眉头，设法把刚才的对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怯生生地说，希望自己的解释会有效果。在沙利这里有时倒是会奏效，在老家伙皮普尔斯那里可是从来也不管用，一次也没有。

海蒂之家是北巴斯镇上最老的店铺之一，现在由海蒂的女儿卡斯经营。她觉得这家店正在严格地按照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运作。她打算母亲一去世就把店盘了，搬到西部去。尽管老太太很想长生不死，但她毕竟已经挨到了将近九十岁的高龄了，在世上肯定活不了多久了。本来，母亲中风的时候，卡斯就以为这一切就能了结了，但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五年了，老太太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奇迹”一词是医生说的，无论这事儿有多么不可思议，卡斯自己才不会用这个字眼来描述她母亲复原的状况。看到海蒂这把年纪的女人猛然又硬朗起来，医生们都惊呆了，她对生命的顽强、执着和不向死亡妥协的毅力，更让医生们心中充满了敬佩。他们如是说：“这是人类精神的典范。”

而卡斯管这叫顽固不化。她爱母亲，但对母亲的长寿并没有医生那么激动。“其实她就是习惯了要什么有什么。”她这么和别人说。但是除了和老朋友沙利聊聊琐事外，她心里的怨恨对谁也不讲，她知道这怨恨既无人理解，也无人想听。而沙利则不同，她确信他在走出店门之前就会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海蒂在北巴斯可是个人物，再说了，人们总把老年人想象得太过浪漫，在他们身上仿佛总能找寻到自己已逝父母或祖父母的影子。大部分人过世后，给后辈留下的是名为愧疚的遗产，附赠选择性记忆这一礼物。大多数父母在自己不能自理之前就撒手人寰，可真是帮了孩子们一个大忙，那时，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把父母和尿液浸湿的内衣裤以及其他年老体弱的残酷现实联系起来。卡斯很清楚不会有人理解她，她也理解人们执迷于将老人看作纯洁无辜的化身，哪怕反驳的证据就摆在边上。有时候，比如今天，她就很想告诉店里的所有顾客一些有关她和她母亲的事，大多数是她自己的事。她想让人知道，每次给老海蒂换长筒袜的时候，她都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在消逝，她还想让人知道，每当这个老女人提出一个接一个不合理要求时，她都想给她一巴掌，把她打回现实。或许，卡斯可以承认她心中的恐惧，也许等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自己也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毕竟，她可不像母亲那样有强劲的毅力，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真的，她特别庆幸自己没有孩子，等她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她就不会成为让人讨厌的负担。以后不管是谁来照顾她，至少有钱可以拿。

今天早上，店里和往常一样忙碌。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六点三十分到九点三十分，店里的黑人厨师鲁夫都忙得不可开交，都来不及给所有点了特色套餐的客人煎蛋。特色套餐卖一美元四十九美分，包括两个鸡蛋、吐司、炸薯条和咖啡。沙利和罗布到店里的时候，都已经没位子了。就连吧台的六只吧凳都坐满了，十几个“富美家”卡座也是人满为患，不过最远的座位那里有四个建筑工人好像要走了。老海蒂自己占着一个离门最近的只有一半大小的小卡座。令罗布沮丧的是，沙利自己小心翼翼地溜到老人对面的座位坐下了，扔下罗布一人在拥挤的门口。“你好吗？老太太？”沙利问道，海蒂混浊的双眸循声望向了沙利，“你还盯着店里的生意呐？”

“还盯着生意呢，”海蒂重复了一遍，使劲地点着头，“还盯着……”和往常一样，收银机开关抽屉的叮当声将她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因为这是老太太最喜欢听的声音。这部收银机她操作了六十年有余，每次听到它叮当作响，她都想象着自己还在它边上。“啊，”她叫道，“啊……”

“那里有座位了。”罗布说。那些修路工正站起身，拿着账单向收银台走过来。

“不错，”沙利说，“坐进去，去啊。”

罗布不喜欢这么被人打发，不过他怕位子被别人占走，还是照做了。事实上，这个座位可太好了：位于店铺最后一排，远离拥挤嘈杂的人流，这样他们被打扰的概率就小多了，他就可以在相对私密的环境里求沙利借给他一点钱了。

“我们找个晚上去跳舞怎么样？”沙利大声地向海蒂建议道。一来是因为老太太的听力有问题，二来是为了逗乐这里的常客，他们里面有几个已经转动转椅望过来了。

“跳舞？”海蒂问，然后又大吼了一声，“跳舞？！”

这会儿，所有人都转过身来看着他们了。

“怎么不行？”沙利说，“就我和你两个人。我俩先跳舞，跳完舞就去我家。”

老太太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我们去你家就行了，还跳啥舞啊。”

“行。”沙利说着，向卡斯挤了挤眼，卡斯这会儿也在看着，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不满。

“就告诉我一件事儿，”海蒂大声嚷着，她兴奋起来的时候，声音总让沙利想起动物园里的海象，“你是谁？”

“你什么意思？我是谁？”沙利假装生气地回答，“你怎么了？看不清了吗？”

“你听着好像那个该死的沙利。”

“我就是沙利。”沙利告诉她。

“唉，我太老了，跳不了舞了，”海蒂说，“我年纪大了，也不合适去你家了，你可住在二楼呢。”

“我知道啊，”沙利说，他边说边揉着膝盖，“我自己这样子也很难上楼下楼的。”

“你多大了？”海蒂问。

“六十了，”沙利说，“不过我感觉要老多了。”

“我八十九了。”海蒂骄傲地咯咯笑着。

“我知道，你不准备去见见圣彼得吗？给别人挪点儿空出来？”

“才不！”

沙利溜出了卡座，他先把那条腿直勾勾地向前伸，再慢慢地把它安全地收回来，然后一点一点站起来。“悠着点，老太太，”他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海蒂布满老年斑的那只手，“你还能听见收银机的声音吗？”

“当然了。”海蒂向他保证。

“不错，”沙利说，“如果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听不着了，你就知道自己在睡梦中走掉了。”

实际上，听着旧收银机的叮当声，的确让海蒂倍感安慰。碟子碰在一起的咣当声，男人们放荡大笑的嘈杂声，再加上这台古老的收银机丁零当啷的声音，这些声音共同开启了海蒂的记忆之门，她从打开的时光隧道穿梭回去，和那些已经逝去二十年的老伙计一起度过一个个美好的早晨。而当最后一位用完午餐的顾客离开后，她的女儿关上店门，把母亲领回她们共同居住的狭窄小公寓的时候，老妇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她工作了一整天呢。

吧台的尽头有一只吧凳空了出来，沙利坐了上去，欣然接受卡斯责怪的目光。“人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卡斯问。

“我猜可能是啥事儿都不再他妈有趣的时候吧。”沙利回答道。

“你这穿戴不像是要去上学的样子啊，”她看着沙利，“今天没有课吗？”

“是，没课。”

她看了一会儿沙利。“那么，你想放弃了？”

“如果你指的是学校的话，对，我不打算回去上课了。”

“还剩下多长时间来着？不是还有三个礼拜学期就结束了吗？”

沙利承认她说的没错。“你知道学校是什么样子。”

卡斯扮了个鬼脸。“不知道，你说说看，沙利。”

沙利不想和卡斯解释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年届六十，又是单身，对世上的任何人都没有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这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解释什么。“反正我不知道你有啥好操心的。”

卡斯举起双手，假装投降。“我倒没有操心这个，其实，我可能已经赌赢了呢。你在学校里坚持了三个月，猜到的人可不多，所以不是露丝赢就是我赢。”

沙利忍不住笑了，因为她确实看上去挺紧张的。“那我希望是你赢。”

“你还在和露丝约会吗？”

“据我所知没有。我尽量不和有夫之妇走得太近，卡珊德拉。”

“我听说，你有时候不够尽力啊。”

“最近我很努力了，但这是我的事儿，跟别人也没什么关系。”

卡斯不再纠缠，过了一会儿，她向罗布坐的地方点了点头，“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人快晕过去了。”

沙利笑了笑。“这才是我回去工作的真正理由，没有我这个好榜样，罗布简直要完蛋了。”

自从沙利溜到吧台的吧凳这边坐下，罗布就一直在朝他挥手，想引起他的注意。沙利这会儿朝罗布摆了摆手，喊道：“嗨，罗布。”

罗布皱着眉，疑惑着，弄不明白是不是要离开那个卡座。本来，沙利让他去抢那个卡座的时候，他以为沙利的意思是他和那老太太聊完就会过来找他的。可是现在沙利坐在吧台这里和卡斯聊得正欢，好像完全忘了罗布和那个卡座。更糟糕的是，有几个人正进到店里来，站在门边等着座位空出来。他们不停地看着罗布，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占着这么大的一张桌子。如果沙利边上的吧凳空着，他当然会坐到他旁边，但是那张凳子有人坐着。这就是说，要么他一个人占着六张座位的卡座，要么他就得站着。他紧蹙着眉头，这个难解的谜题恐怕会让他引发脑血栓。

“他今年秋天比以往还要惨，”卡斯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刚才，他还来找过你。”

“我猜到了。”

“他已经张口问过你了？”

沙利摇了摇头。“总有事情打断他，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哭出来了。”

真的，罗布看上去眼泪马上就要溢出来了。沙利最后心软了，他向罗布挥手让他过来，他麻利地从座位上跳起，向沙利和卡斯一路小跑过来，就像只解开了困难指令的狗狗。

“没有凳子了。”他一到沙利跟前，便对沙利说道。

坐在座椅上转了一整圈的沙利面对着罗布，说：“真的哎，你说得没错。”

等在门边的客人向罗布腾出来的空座位走去，罗布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占了那个卡座，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卡座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沙利说，“他妈的没一点儿不好，说实话，卡座真是棒极了。”

罗布气恼地举起双手，脸上写满了愤怒。

“你花一分钟想想，”沙利提醒他，“刚刚在家那边你替我做了什么？”

罗布想了想。“替你系鞋带了。”他突然记起来了。

“这说明？”沙利提示他。

卡斯在沙利面前放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问罗布要不要也来一杯。

“别打断他，”沙利对卡斯说，“他在思考。”

“我不在意帮你系鞋带的，”罗布说，“我知道你的膝盖疼。我可没忘。”最后这句话说得实在太勉强，沙利和卡斯不由得交换了一下眼神。

“你要不要来杯咖啡？”沙利问。

“要，”罗布丧气地说，“我就是不明白为啥你能坐在海蒂的卡座里，却不能坐在我那边的卡座里。”此时，他的脸上泛红，努力想要理解。“我也不明白你既然能坐在这张吧凳上，为啥就不能坐在卡座里。”

沙利忍不住朝他笑了。“我真希望能把我这个膝盖换给你，让你感受那么十五分钟。”他说。

“好啊，我愿意。”罗布很真诚地说。罗布这惯有的真诚让沙利感到有些惭愧。“我只希望吧台这边能有空位子，没别的。我俩原本可以一起坐在那边的卡座里的。”

沙利和卡斯都对他笑了。被他们笑了几秒钟以后，罗布只能低头盯着地面。他对沙利绝对忠诚，但是只有一件事让他难过。和沙利在一起，每当有三个人在场的时候，最后总是两个人针对一个人，而他就是那个落单的。而且沙利可以就这么一直直勾勾地盯着他，脸上还挂着笑，这个时候，罗布就只好害羞地盯着地面。最后，为了说点什么，他问：“我们会回去工作吗？”

沙利耸了耸肩。“你觉得呢？我们该不该回去工作？”

罗布热切地点头。

“好吧，”沙利说，“只是你不要太担心。”

罗布皱了皱眉头，“担心什么？”

“我的膝盖啊，你不是从来都没忘吗。我还以为你会担心我把膝盖再伤了呢。”

罗布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能想到的就是两种答案：一是，不，他不担心；二是，是的，他很担心。但是这两种回答看着好像都不对。他知道他应该担心，但如果是这样，他就该说希望他们不要回去工作了，可这不是罗布心里真心希望的。因为今年秋天，他一直都很怀念和沙利一起工作的场景，他一点也不喜欢和堂兄弟一起干收垃圾的活，何况他们也不喜欢他。最近，北巴斯镇不再把垃圾清理的工作交给市政，在这之前他们家几代人都在清洁部门工作，这经历让罗布的亲戚们有勇气去大胆创业。去年，他们买下了这个镇子上车龄最老、车况最差的三辆垃圾大卡车，在车门上印了斯奎尔斯垃圾清理的字样，做好了在自由市场上竞争的准备。垃圾车摇摇晃晃地穿梭于巴斯镇，除了司机之外，总有至少两个斯奎尔斯家的小伙子挂在卡车的后部。车一停，他们就像蜘蛛一样从卡车上跳下来，快步地跑向放在马路边的垃圾箱。垃圾车后部可以让人安全站立的地方总共就这么点，都已经给斯奎尔斯家的男孩子占了，所以他们答应罗布可以跟着他们混的时候，罗布只得尽力抓着卡车侧面，每次车转弯时都特别惊险。有时候他甚至觉得他的表兄弟们正等着他被抛下车，这样，他们就用不着把原本就不丰厚的利润分给他这个多出来的工人了。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所以他们也不能拒绝他来干这活，但是如果是他自己在车子急转弯的时候掉下去，那就是他自己的错了。

“累活可以都让我干。”罗布说。

“你必须干啊。”沙利回答。

“我不在乎的。”罗布说，这倒是真的。

“我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找点明天的活。”沙利告诉他。

“明天是感恩节啊。”罗布提醒他。

“所以感恩吧。”沙利说。

“如果我感恩节出去干活，布茨会杀了我的。”

“她这两天可能是会杀了你，”沙利承认，“但不会是因为工作。”

“我在想……”罗布嗫嚅着。

“哦呦？”沙利说，“想什么？”

罗布又低头盯着地面了。“我在想既然我们都要回去工作了，那能不能借二十块钱？”

沙利喝光了咖啡，把杯子向吧台里面推了推，说不定能免费续个杯。“我很担心你，罗布，你知道吗？”

罗布抬起头来，脸上满是希望。

“因为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有二十块钱可以借给你，那你也太不走心了。”

罗布又低下了头。有时候，沙利和贝丽尔小姐一样，就是能把罗布逼到低头盯着地面。整个八年级，他敢抬起头来的次数总共不超过六次。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教室地面的几何图案。“我有走心啊，”他说话的声音，就如同贝丽尔小姐催他交作业的时候一样。“只是明天是感恩节，还有……”

沙利举手示意。“停一下，我们谈明天之前，先谈谈昨天吧。你记得昨天吗？”

“当然。”罗布说，虽然这个问题听着又有点像沙利在设套。

“昨天我在哪儿？”

罗布一下就蔫了，他记得昨天。“奥尔巴尼。”

“我为啥会在奥尔巴尼？”

“因为伤残级别的事儿。”

“那么他们怎么和我说的？”

罗布不吱声了。

“说啊，罗布。就是昨天的事儿，在白马酒吧，我一回来就和你说了。”

“沙利，我知道他们拒绝你了。天啊，我记得的。”

“那么今天早上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怎么就不能直接说不呢？”罗布说。他鼓起勇气抬起头来。他们的谈话果然令某些人投来好奇的目光，这也正是罗布一开始想坐得远一点的原因。坐在吧台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难为情的样子。“又不是我把你的膝盖弄坏的。”

沙利拿出钱包，从中取出一张十块的纸币。“我知道不是你，”沙利的语气柔和了下来，“你就是不停地要人为你担心。”

“布茨让我买一只火鸡回去，没别的。”他解释着。

卡斯走过来，给沙利的咖啡续满，又倒满了罗布的杯子。“我觉得你听错了。她说的可能是你就是一只蠢火鸡。”

罗布把十块收进口袋里。店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笑意，乐呵呵地看他如此艰难地从他最要好的朋友那里借十块钱。他认得其中一两张脸，他们是在八年级的时候，同样笑着看他拿不出作业给皮普尔斯老太太的人。“你们合起伙来整我。”他怯生生地笑了。总算不用再煎熬了，他可算松了一口气，可以走了。“出去工作挣钱可比在这里向人借钱轻松多了。”

“昨天那些人有没有看一下你的膝盖啊？”卡斯问。罗布离开后五分钟，小饭店就空了。现在，就只有沙利一人还坐在吧台这里。他现在总算有空间伸展一下膝盖了。很难说，不过肿的地方好像消下去了一点。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最难受，走一走就好一些。他并没有真的要责备罗布。罗布不理解他为何不能站太久，为何不能坐太久；也不明白如果他坐着，膝盖就会一抽一抽地疼，他不得不站起来缓解一下，但是站起来只消停一小会儿，就又开始一抽一抽地疼，然后他又得坐下，每过这么几分钟就反反复复，一直到膝盖完全活络，抽痛缓解成一大片区域的酸痛为止。接下来的一天里，疼痛就会像背景音乐一样，偶尔会有一阵灼痛的电流，就像连续敲击鼓边那样，然后往下辐射到他的脚跟，再直窜到大腿根，这时候就又该扭动扭动了。

“他们不会看我的膝盖的。”沙利告诉她。他将第二杯咖啡一饮而尽，摆手示意不用再续了。“他们看报告，看X光片。他们不会费时去看膝盖的。”

实际上，沙利提议过要给法官看一下他的膝盖，干脆走上前去，脱下裤子，让法官看看他鲜红烂透、肿得像垒球一样大的膝盖。但是他那一条腿的醉鬼律师——维尔夫劝他这个计策行不通。维尔夫说，法官，绝大多数法官，对于当庭脱裤子这样的事情，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不会有好印象。“而且，”维尔夫给他解释道，“膝盖长什么样无关紧要，有些东西也能让我的假腿肿得像个气球。打上一针，就能让你的腿看着像是生了坏蛆，过个二十四小时肿就又消了。所以保险公司不大会相信肿胀这回事。”

“我去，”沙利说，“他们可以把我留下来观察啊，留我一个礼拜，如果我的肿胀消失了，我请他们喝酒。”

“才没人想把你留下来呢，法庭也不想，”维尔夫向他保证，“而且那些家伙自己也都买得起酒。这事我来处理吧。轮到我们的时候，你他妈一个字都不要说。”

因此，昨天沙利一直都闭着嘴。他们等了整整一上午，案子的听审却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我不想再看你们的申诉材料了，”法官告诉维尔夫，“你的当事人是部分伤残，给他转了岗，再说培训的费用也已经支付了。这是他有权得到的所有赔偿，这事儿还要再重复几遍啊？”

“我们认为，我当事人的膝盖在恶化……”维尔夫又说道。

“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维尔夫利先生，”法官说，他像交通警察那样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学校还顺利吗？沙利文先生？”

“挺好的，”沙利说，“确切地说特别好。我需要上的课都满员了，所以我现在在上哲学课。九月的时候，我买书的那一百块钱还没给报销呢，止痛药的钱他们也不想给。”

法官耐着性子听完，很快就给了答复。“下个学期早些去注册，”他建议道，“不要把事情总怪到别人头上去。你老是抱怨，最后就会变成维尔夫利律师先生这样的人了。到时候你可怎么办？”

是啊，那可怎么办？沙利也想知道。说实话，他还真不愿意变成维尔夫那样。

“那你以后还要继续找他们吗？”卡斯问。

沙利站起来，试着给膝盖增加了点重量，摇晃了一下。“维尔夫想继续。”

“你想怎么样？”

沙利想了想。“能美美地睡一晚就好了。”

他开始往门口走的时候，卡斯用食指悄悄给他做了个手势，叫他回来，他们移到吧台里面，“你来我店里干活怎么样？”她压低了声音说。

“那不行，”沙利说，“不过谢了。”

“怎么不行了？”她坚持道，“这里暖和、安稳，反正你一半时间都在这里。”

这倒是真的。尽管沙利有一堆不想在海蒂之家干活的原因，但他不确定卡斯是不是能理解其中任何一条。比方说，如果他来海蒂之家上班，就不能在他想溜达进来的时候就进来，因为他已经在店里了。还有，他更喜欢现在坐的吧台的这一边，这里远胜于卡斯的那一边，“首先，你不需要我。”他指出。

“鲁夫提起过要搬回北卡罗来纳。”她说话的时候没往厨师那儿看，这会儿，厨师正坐在吧台另一边的一只吧凳上，享受着店里暂时的平静，同时观察着他俩。

“他这么说有二十年了。”沙利提醒她。

“我想这次他是认真的。”

“他一直说是认真的。这镇上有一半的人想要搬走呢，但是没人走，大部分都没有。”

“我知道有个人肯定要走的，”卡斯说，她这话听着像是认真的，“葬礼第二天就走。”

两个人都望向老海蒂，老太太脸上挂着笑容，正专心地把身体向前倾，好像正在和死神本人——这个她随随便便就能搞定的对手掰手腕一样。“也许葬礼前一天就走。”

卡斯声音里透出的那种绝望触动了沙利，他说：“听着，如果你哪天晚上要出去，告诉我，我来帮你照看她。”

卡斯迟疑地笑了下：“我能去哪呢？”

沙利耸了耸肩。“我他妈哪知道？看场电影？这也要我帮你想？”

卡斯笑了，没有立即回应。“我该让你帮着看一看，正好可以看看如果她尿湿了裤子要你帮她换，你会怎么办。”

沙利没能忍住，打了个寒战。

“就是嘛。”卡斯会意地点点头。

“我最好还是去给我的房东铲雪去吧，”他说，“真搞不懂这个镇上怎么到处都是老太太。”

“明天店关门，别忘了。”

“为什么？”沙利说。

“感恩节啊，沙利。”

“哦，对。”

在门口，沙利看到海蒂的身体往右边歪斜了一点儿，他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扶正了。“坐直了，”他说，“坐姿不正确，会驼背的。”

海蒂冲着没人的方向不停地点着头，沙利心里暗想：我要在变成这样之前就开枪崩了自己。

海蒂之家南边的一个街区外，有两名市政工人正在取一条横幅。自九月以来，这条一直悬挂在主路上的横幅招来了不少人的议论和嘲笑。横幅上写着“巴斯在走↑坡路”。镇上的一些居民抱怨说，这条横幅真是莫名其妙。画个箭头，是漏了一个字吗？漏掉的这个字是不是在箭头顶上的半空中盘旋着呢？想出这个口号的克莱福·皮普尔斯被人们的嘲笑惹火了，他公开说，如果这里的人连向上的箭头代表“上”都不明白，这个镇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镇子。他说，“我❤纽约”用的是一样的思路，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营销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把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是个人都能明白，这个口号应该读成“我爱纽约”，而不是“我心纽约”，心形只是个象征，是个简写。

但巴斯的市民可不买账。在大多数人看来，“上”根本不需要用一个象征符号简写，因为首先，简洁本身就是“上”这个字最明显的特点。其次，这条横幅横跨了整个大街，把这么一个只有三画的字放在中间绰绰有余。甚至，很多反对小克莱福这条横幅的人表示，他们对“我心纽约”这口号也是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至今也没看到这口号给上州带来了什么好处。再说，现在横幅已经挂了三个月了，主路上的商人亦未看到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巴斯在走↑坡路。他们在等待着具体的行动，比如无忧宫重新开张，或者“终极逃亡”破土动工。

新的横幅“前进，剑齿虎！痛打斯凯勒温泉！”比之前显得还要乐观。选用“痛打”这个词，与其说表明了什么实际的目标，倒不如说体现了巴斯镇对斯凯勒温泉镇的积怨之深，因为巴斯镇中学的橄榄球队已经连着输给他们很久了。要是用更平常的“击败”一词，又显得太平庸，不够抓人眼球。真正的争论是围绕着“痛打”和“斩尽杀绝”两个词之间展开的。最终，支持“斩尽杀绝”一词的人投降了，因为这个词有四个字，而巴斯镇可是一个连“上”这个只有三笔的字都要简写的地方。新横幅还成功地重启了另一场关于语法的争论。在大概三十年前，因战后该地人口数量下降，橄榄球队被解散，之后，巴斯镇中学的其他体育运动项目也显示出难与死对头斯凯勒温泉镇的中学抗衡之迹象。当时，巴斯中学的校长认为是时候把学校的队名“羚羊”改得更凶猛一点了，并希望以此激励小运动员们也变得更加勇猛。毕竟在巴斯方圆一千五百英里内本来也没有羚羊，而且这种动物最著名的特点就是会跑而已。于是就举办了征集队名活动，“剑齿虎”这个名字由此诞生，之后镇政府掏钱，把所有的羚羊标志粉刷一新。可以预见，这整件事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球迷们先是把队名简化成了“虎队”，而校长认为简化后的名字太过普通，不够激励人，违背了竞赛的原则。剑齿虎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就是它的剑齿吗，普通的老虎可没有这个。校长坚持不能毁了这名字，甚至平日聊天也不许人用简称。他为了重新粉刷标志可花了大价钱，虽然那剑齿看着跟海象牙似的。

这还没完。《北巴斯周刊》的社论版刊登了一篇文章，使得争论又爆发了：剑齿虎（sabortooth）的复数形式是sabortooths还是saborteeth呢？啦啦队队员们在喊口号时，应该怎么喊呢？校长认为，saborteeth听上去太自命不凡，特别迂腐，还让人联想到牙医。学校的英语学部主任可不这么想，他认为校长的暴行就是对英语语言的又一次戕害；如果非要他和他部门的教师认可tooths是tooth的复数形式，他就辞职。为什么不行呢？——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员在下一封给周刊编辑的信中写道。毕竟，这同一个英语学部不是也认可了羚羊（antelope）的复数是antelopes吗？这样的信件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源源不断地涌入报社，贝丽尔·皮普尔斯的社论成了终结篇——她可是因为校长当年迫于压力把初高中历史课改成了“社会科学课”而对他怀恨二十年——她提醒读者：剑齿虎是业已灭绝的动物。这一点，她写道，值得我们深思。

无论如何，新的横幅“前进，剑齿虎！痛打斯凯勒温泉！”写上了sabortooths。绑横幅的工人也更关心这条新横幅，旧的已经被风吹得破破烂烂，黯然失色了，等周末的比赛结束后，也不可能再把这条旧横幅重新挂在街上了，因为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一向来都要开始挂圣诞节的彩灯。因此当旁观的路人和工人相互呼喊着指令，确保横幅端端正正地挂在正中间，似乎如果歪了会直接影响到比赛的输赢时，被取下来的旧横幅随即就被扔到了街上的烂泥里。看着横幅稳稳地牢挂在正中间，工人们满意地从梯子上爬下来，其中一个工人正要将地上旧横幅的一头捡起来，此时，一辆车驶过，后轮勾住了横幅的绳子，拖着横幅一直穿过主路，消失不见了。这时候沙利正在按照事先的约定为贝丽尔小姐铲雪，他直起身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半天摸不着头脑那是啥。

无论沙利有多不情愿去找卡尔·罗巴克——这个欠了他钱不还的人，但他还是得去。他也很清楚此行最终还是会让自己沦落到给他干活的地步。尴尬的是，早在八月时，他才当着卡尔的面发过誓，再也不替他干活了。那时的卡尔就一脸鄙夷地看着他，笑笑说：“我们走着瞧。”

卡尔·罗巴克今年三十五岁，在沙利看来，恐怕他独自一人把这个倒霉的镇子上所有的好运全都包揽用尽了。就今年一年，他已经中了两次教堂抽彩和一张“今日号码”彩票（在三个不同的场次）。五年前，正当巴斯的房地产开始升值的时候，卡尔用父亲撒手人寰时留下的一部分钱，在格兰岱尔街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原房主死的时候既没有遗嘱也没有亲戚，所以卡尔只要补上税金，再偿付一笔以1940年的利率计算的小额房贷，就能将其据为己有。这还没算完呢。卡尔拿到房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上阁楼，他在那儿找到了一箱古币，价值四万多美元。这家伙真是走了狗屎运，躺着钱就来了。

卡尔在市中心有一个三层楼的办公楼，他那辆红色科迈罗轿车就停在办公楼下的马路边，后面停着他公司的埃尔卡米诺皮卡。沙利把他的皮卡停在卡尔两辆车的外侧，正好把这两辆车堵在里面。每当看到不想见的人从前门进来，卡尔就会从后门溜走，这是他的作风。沙利上到楼梯的最顶层，打开写着“顶尖建筑：C·I. 罗巴克”的大门，大喊道：“你什么时候能破费装部电梯啊？你个铁公鸡。”

卡尔的新秘书鲁比是他今年夏天才雇的，虽比不上前任，倒也长得漂亮。她一见到沙利就拉长了脸，没见他的三个月，她可舒心了。她说：“现在有三个理由见不到卡尔，你自己选一个吧。他打电话来说生病了；他正在打电话；他去巴哈马度假了。”

沙利拖过一把椅子坐下，揉着他的膝盖。因为刚刚爬了楼梯，它又开始抽痛了。他可以听见卡尔就在里间的办公室里打电话。

“去巴哈马度假听着不错，”他说，“拿上他的支票本，我们这就去。”

“你前面可有一千个人排队呢，轮不到你。”鲁比告诉他。

“别那么刻薄嘛。”沙利说，“这个镇子那么小，排在我前面的人一两百都不到吧。”

“只要还有一个人，就没你的份儿。”她皮笑肉不笑地说。

沙利耸了耸肩。“无所谓，不过你现在追求的这位可不合适你。”

鲁比脸上的假笑消失了，表情更加不悦。“你认为我在追求谁呢？”

沙利意识到要闯祸了，鲁比和卡尔这个有妇之夫搞在一起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可从鲁比脸上的表情来看，她还不知道。

还好，在沙利还没有把事情弄得更糟前，他听到卡尔·罗巴克在里间的办公室里挂了电话。“那是久违的唐纳德·沙利文的动人嗓音吗？”他喊道，“请他进来吧。告诉他我这里有份他轻而易举就能胜任的工作。”

鲁比的脸上重新挂上了虚情假意的微笑。“进去吧，”她柔声说道，“罗巴克先生现在可以见你了。”

沙利打开门，卡尔·罗巴克正懒散地坐在转椅上，露出扬扬得意的表情，这个表情和他八月听沙利发誓再也不给他干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亲爱的瘸子，你好吗？”他问道。

沙利一屁股坐到一把人造革椅上。“我他妈的不爽到家了，”他说，“我真想把你从这扇窗户扔出去，看你怎么着地。”

卡尔笑了。“我当然是用脚着地了。”

沙利心想恐怕还真是如此。“我们哪天试试，不就都清楚了？”

卡尔慢吞吞地在转椅上转着，咧嘴笑了。“沙利啊，沙利。”

不管有多不爽，沙利禁不住也笑了。卡尔·罗巴克就是这种让你没法儿一直生他气的人。他的父亲肯尼·罗巴克做不到，他的妻子托比虽然有一千种理由应该生气，但她显然也做不到。没人能一直生他的气，也许这就是卡尔的运气所在。难怪他与人往来有一手，尤其是对女人。他成功地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只有他们才能让他的生活充满意义。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卡尔大声说，仿佛真轮得到他做决定似的。

“把钱还我，我就不再烦你了。”沙利提议。

卡尔没有理会。“你的卡车还能开吗？”

“目前还可以。”

“那我有个活儿给你做。”

“你得先把上次欠我的工钱结清了。”

卡尔站起来。“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你们干的那破活儿，我是不会付钱给你和那个傻瓜罗布·斯奎尔斯的。你们他妈的挖了个坑，在坑里待了一下午，喝了一箱啤酒，又把坑填上，我的草坪全被挖开了，可是结果呢，和之前的相比，我们连一盎司水都没多出来。”

“我可没说过你会。”沙利提醒他。卡尔的脸一下就红了，这让沙利很高兴。“用不着这么恼羞成怒。”他又说。他完全明白，被他沙利指教一番，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易让卡尔恼羞成怒。卡尔在继承顶尖建筑公司的同时，还遗传了他父亲的心脏病，年纪轻轻就已经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了。

“你知道你这种人的问题在哪儿吗？”卡尔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却没有提高嗓音，“你们都觉得不管谁手里有几个钱，自己都有权从人家那里偷一点。就因为你的膝盖碎了，就因为你前途渺茫，我就活该做这个冤大头，好像这周的主题就应该是‘同情同情沙利’，呵，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的朋友，这周的主题是‘你活该倒霉’。”

卡尔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在办公桌后面来回踱步，不知为何他的这番演讲让沙利觉得心里有些舒坦，他把脚搭在了卡尔的办公桌上。“其实不是这周，是上周，还有上上周。”

“那你快滚吧，你的活干得乱七八糟，我才不会付你工钱。你以为我是靠着粗制滥造的活才混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吗？”

听到这话，沙利不禁笑了。也许今天晚些时候，他再想起卡尔这番混账话会很生气，但是眼下，看着卡尔·罗巴克的脸红得像甜菜根，还装出一副正义的嘴脸，这简直顶得上一部分欠款了。因此，当沙利终于张口说话时，他的声音比卡尔还要轻。

“不是的，卡尔，”他承认，“你不是靠粗制滥造的活才爬上今天这个位置的，你是根本啥活也没干过。你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你老爸累死累活地干，早早就躺进了棺材，所以你才有机会把他挣的钱浪费在滑雪和跑车上。”

沙利说完话，顿了顿，好让卡尔有时间回味这番话的意思，然后他接着说：“现在呢，我个人对你的滑雪和跑车并不感兴趣，你会不会破产我也无所谓，反正你很有可能会破产。但在那之前，你要把你欠我的那三百块钱还我。因为我顶着三十二度的高温在你的露台底下给你挖了一条一百五十米长的沟，费了老大劲才拽出你家上百年的水管，每隔半米那破水管还会在我手里断开。就为这你也要付我钱。”

说完沙利站起身来，隔着大桌子，与卡尔面对面。“我还要告诉你，啤酒的钱你也得付，这是我刚刚决定的。虽然当时我们只喝了半打啤酒，但是既然你认定是一箱，那你就付一箱的钱，算是耍无赖必须要付的税。”

这段话听着像是不错的离场词，于是沙利砰的一声摔门而出。不过，门上的玻璃还没有停止震动，他就想出来一个更高明的离场方式，所以他又返回了办公室。卡尔还在办公桌后面站着，因此沙利就从刚刚谈话停止的地方接着开始说了起来。“你必须要付钱给我，还有另一个原因。总有一天你会碰上心情糟糕透了的我，我的膝盖会疼到连‘同情同情沙利’这样安慰都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程度。到那时，只有看到你这个混蛋从窗户飞出去，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到那时，你在落地前两秒钟才会恍然大悟，敢情我没在和你开玩笑。”

沙利这回没有摔门而出，而是站在门口，等着看他言语攻击的效果。不过没一会儿他就后悔了，刚才应该摔门扭头就走的。卡尔的脸色非但没有继续变红，反而开始恢复了正常的颜色。随着脸色的恢复，卡尔脸上露出了常见的笑容，那个让人没法儿接着生气的笑容。卡尔没有从办公桌后面冲出来把沙利狠揍一顿——不过沙利倒是有点希望他这么干——而是转身回到转椅坐下，把一双穿着乐福鞋的脚翘到桌子上。“沙利，”他最后说，“你说得对。我不会付你钱，但是你的话没错，我的确运气好。这一点我心里知道，不过偶尔也会忘记。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是朋友，我就给你一个建议。你走的时候，下楼前，在外面的楼梯转角等五分钟，这样就省得等你想起什么的时候还得再爬上楼来找我。”

“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

卡尔·罗巴克让人气恼地摇着食指说；“如果我告诉你，就不会有惊喜了，笨蛋。”

鲁比在沙利离开的时候，也对着沙利坏笑。不管这个惊喜是什么，鲁比很有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在门外的楼梯拐角处，沙利按照吩咐等了一会儿，外面的冷风从街上钻了进来，沙利还是想不出到底会有什么惊喜。但他还是站在那里，系上了扣子，看着走廊里自己呼出的白气陷入沉思。事情基本上都是按照沙利设想的那样发展的。自然，他们就卡尔拒绝支付的那笔钱争吵不休，他也告诉了卡尔会从哪里把他扔出去，然后就冲出办公室。只消一会儿，卡尔就会在白马酒吧找到他，给他一份下贱的活儿干，算是重修旧好，而沙利则会让他滚蛋。卡尔然后会再给他别的什么活儿干，也许是一样的下贱，但是沙利会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叫卡尔滚蛋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得到了满足，这个周末，他和罗布就会重新回到顶尖建筑公司的薪水簿上。

只不过，卡尔这次的行为有点出乎意料，他已经给了他一份活儿，这样一来，他在盛怒之下冲出卡尔办公室的同时，也弄丢了一份他正要找的活儿。可话说回来，卡尔这次也没有太得意忘形。沙利最怕看到的正是他一脸坏笑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你还会回来的”。沙利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英语里最让人满足的一句话就是“我早就告诉过你”，在他的记忆里，自己从来都不会错过说出这几个字的机会。他不得不承认，卡尔没有幸灾乐祸，已经算是很好了。而且，卡尔对于楼梯的判断一点儿也没错。

沙利折返回来时，卡尔·罗巴克正带着笑容坐在转椅上，悠悠地转着。

“我要先拿到钱，”沙利说，“因为我正在给一个毫无信用的人干活。”

“先拿一半，等我验收了，再付另一半，”卡尔要求道，这是他们向来的做法，“因为我雇用的是唐纳德·沙利文。”

沙利拿了钱，边数边听卡尔介绍新工作。听着听着，他突然觉得自己解脱了。他太开心了：他很开心能回来继续为卡尔工作，即便有一半的时间他都想杀了他；他很开心以后不用每天开车去社区大学上课，他觉得自己并不属于那个地方；他很开心自己接受了法官的意见，不怨天尤人；他很开心自己没有把希望放在律师和法庭上。之前在哲学课上他还一度担心，卡尔给的活儿也已经跟着其他现实中的事物一起消失了呢。

“我本来该找我这儿的老手来干这活儿，”卡尔说，“但是我知道你缺钱用，再说了，我们是朋友，对吧？”

“朋友，你该庆幸我缺钱用。”沙利说。

“你一直都缺钱用，”卡尔指出来，“这就是你的软肋。”

又是那种笑容！对这种人你怎么能恨得起来呢？

“这是不是说明，你的高等教育结束了？”沙利准备离开的时候，卡尔问他。

沙利说大概是的。

“我想知道是谁赢了。”卡尔心不在焉地说。

“鲁比。”沙利穿过外间办公室的时候，头也不回地对卡尔的秘书说。

“干吗？”女孩子用她最无精打采的声音回答。

“别把你的情人带到镇子上。”

有一点可以确定：和卡尔·罗巴克雇的那些人比起来，沙利简直是一个天才。事情是这样的：卡尔手下的一个家伙把差不多十吨重的混凝土空心砖装上了公司的平板卡车，结果居然卸错了地方。在一间建了一半的两居室边上，沙利找到了这堆砖块，像小山丘似的随意堆着。显然，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雪，再加上明天是节假日，这些盖房子的家伙都已经回家了。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些人今早根本就没出过家门。卡尔是能不雇佣长工就不雇佣长工，可现在哪怕是给顶尖建筑公司卖命的工人也不愿意在雪地里干活。

前晚下的雪已经融化，坑坑洼洼的地面和着团团褐色融雪，形成了一大片泥沼。沙利开车经过银行的时候，看到那里的温度计显示的是四十二华氏度，就感觉更冷了。

要办好这事儿，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去叫上罗布。罗布这人干活踏实，从不挑剔干活的环境，泡在泥泞的地方也无妨。而且沙利认为罗布的鼻子一定有问题，因为就算让他站在裂开的化粪池里，粪水齐腰深，他也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就好像站在雏菊花丛里一般。沙利正好利用了罗布这一点，把他看作宝贝。因为沙利虽然自己不讲究，但还是能分辨出粪便和雏菊的气味的。不过问题是，对于自己身上的气味，罗布自己也闻不到。他要是捂久了，闻起来就跟那个粪水池子差不了多少。不管怎样，聪明的做法就是叫上罗布，让他站在污泥里。这样，沙利自己就可以站在皮卡干燥的车斗上，然后让罗布把混凝土砖块递给他，他再接过砖块摆上去。他估摸着装四五车就能完事儿。有罗布帮忙，他们下午两三点就能搞定了。

虽说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做法，但沙利就决定偏不这么干。罗布不会期待这么快就要干活的，如果他不在家，也不在海蒂之家或者甜甜圈店或者赛马场里的话，沙利恐怕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找到他。然后他还得听罗布絮絮叨叨一整天，再然后他还得和罗布分钱。他倒不介意和罗布分钱，但是他自己有三个月没干活了，他想先看看情况再说。如果自己单干，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如果他的膝盖坚持不了，停下来便是，倒也省得和任何人解释。如果是那样的话，下个礼拜他就乖乖地回学校去。

因此，他把皮卡倒到混凝土砖块旁边，下了车，放下车尾的挡板，试着踩了踩地面，确实挺糟。他想：我真应该去把罗布叫上。不过想归想，他还是在砖块堆和卡车之间摆了十几块砖，算作一条临时通道。然后他开始搬砖，刚开始是一手拿一块，后来一次四块摞起来抵在胸前，然后再在卡车斗上把砖块排好。这些都好办，难的是爬上卡车，他只能先坐在车尾的后挡板上，然后把两条腿甩上来，接着收起好腿，再收起受伤的那条腿。奇怪的是，他的膝盖没有那么疼了。甚至可以说，感觉还真不错。如果腿能撑住，他会用今天赚来的钱给卡车换上一对新的子午线轮胎。现在的轮胎，在他每天去斯凯勒温泉镇上哲学课的路上来回跑期间，都磨得差不多了。好像是年轻的教授在否定一切的时候，把沙利轮胎的胎面也一起否定掉了。

思索着卡车上需要更换的各种各样的配件时，他想到卡尔·罗巴克还没有还钱，火就更大了。当初他买这皮卡时，它就已经一把年纪了。一个月前轮胎就该换了，化油器、阀门也需要翻新。一个月后，这些部件的维修就会变得更加迫切。再过一个月，卡车就无法正常运转了，那时候就非修不可了。卡车在混凝土砖块的重压之下发出了呻吟，沙利心想：还得装新的减震器。卡尔·罗巴克欠他的三百块钱可以换一对新轮胎，或者阀门，或者减震器，沙利想先换哪个都行。只不过倘若他口袋里真的有钱，估计也不一定会花在卡车上。有时候他会交一些钱给贝丽尔小姐，算是预付的房租，以免冬天不好找活，无法支付。有时候他会给卡斯一百块钱，这样如果哪天没钱了，他也能靠着这一百块吃喝不愁一段时日。再或者，他会把钱交给露丝代为保管，免得赌马场或者牌桌把钱圈走。不过让露丝保管也有坏处，一旦沙利告诉她，除非自己真的需要钱，否则不要把钱还回来，那他的需求是否合理就全由露丝说了算，而有时候露丝的判断太过严苛了。有一次，她那一无是处的丈夫扎克偶尔发现了她藏钱的地方，以为这是他老婆的钱就全花光了。沙利越这么想，就越觉得被别人欠三百块钱也不错。让卡尔替他保管一阵子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每次沙利最需要钱用的时候，那些钞票总能先化成水，再化成烟，最后只在记忆中留下点朦胧的印记。

由此，当沙利有条不紊地进入工作节奏中时，他很清楚自己的钱很安全，但对于卡尔欠薪这件事，他还是感到愤怒，这种愤怒就像音乐一样在他的胸口膨胀，和着膝盖抽痛的节拍一起跳动。他微笑着想象卡尔·罗巴克被自己从办公室的窗户扔出去的样子，卡尔在空中双手乱挥，双腿狂蹬，好像踩着自行车踏板似的往下坠落。沙利不想让卡尔落地，而是把他从窗户一遍又一遍地扔出去，让他不停地翻腾、蹬腿、尖叫。

把卡尔·罗巴克从办公室的窗户扔出去实在太有意思了，结果卡车装到一半时，沙利才注意到车子有些倾斜，就像卡座里的老海蒂一样。起初，他以为是他的错觉，所以又退后几步看了看。卡车根本没有倾斜的理由啊。走到车子的侧面，他看到几片胶合板，要是早点看到它们就好了，这样他好垫在卡车的车斗上，起到缓冲作用。虽说胶合板对重量的分配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要是每隔一层砖块就铺一块胶合板，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无论如何，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他已经努力干了一个小时，他的膝盖却并没有恶化。实际上，边干着活边想着卡尔·罗巴克怎么被他从办公室的窗户扔出去，他完全忘记了膝盖的伤。这听上去不太符合逻辑，但他这受伤的膝盖好像是在鼓励他回来工作。要不然，它会告诉他去杀了卡尔·罗巴克。

有一件事他很清楚，和卡尔比，更让他不爽的是法庭。过去的九个月里，维尔夫一直都在努力帮他得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判决。在此期间，沙利慢慢明白，他往奥尔巴尼跑了那么多趟，甚至听证会本身，其实都和他不断恶化的膝盖没多大关系。也许膝盖没有维尔夫描述得那么糟，也许吧。但是沙利越来越觉得，这些法律程序和现实本来也八竿子打不着。问题不在于他的伤情，也不在于他是否还能回去继续工作，更不在于受伤的人如何得到公平的补偿。问题的关键在于，保险公司和州政府是不是一定要补偿他。沙利每次见到的保险公司的律师都不一样，但他们个个都很犀利。单单是来访的律师数量，就说明他和维尔夫在打一场必输的战争（维尔夫管这些律师叫堂吉诃德的风车），坚持说就是要不停地攻打他们。你都没法儿好好生气，更没法儿安慰自己说，下次见到那狗娘养的律师就把他扔出窗外，因为下一次你见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人了。甚至连法官也在不停地更换，可换来换去，所有的法官好像对沙利的诉求都是差不多的态度。他们会先把维尔夫教训一顿，然后在听证会后和保险公司的律师聊天打趣。基本上没有人理会沙利本人。后来，他渐渐明白，哪怕他的腿进一步恶化到完全断掉，这种（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事件也不会改变任何情况。没人会承认他们错了，他们还是会用旧的X光片证明他的腿还在。然后这就成为一场和哲学一样复杂、相持不下的辩论。

沙利知道，这些事儿都够让人恼火，有时候想起来也确实生气，可一到法庭上他就被吓住了。他庆幸有一位律师来替自己打官司，哪怕是像维尔夫这么差劲的律师——在法庭上，维尔夫看起来和沙利一样迷茫无措。沙利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人们花钱请律师来代表自己的原因。如果没有维尔夫，法官就会直接和你讲话，而不是冲着维尔夫，维尔夫唯一的专业技能好像就是能淡定地做一个受气包。维尔夫连穿戴都和保险公司的律师不一样，他似乎也没有觉察出那些律师看他时的神态。沙利替维尔夫感到难过，因为他俩是老交情了；但他觉得，让维尔夫受气还是比让自己受气好一点儿，因为自己的承受能力有限，当他受的气够多了，他就会觉得该让别人分担一点儿。而维尔夫似乎觉得，他就该一直受气。他俩是朋友，因此维尔夫走的是风险代理。如果他代表沙利提起的好几个诉讼有哪个能打赢的话，他们就共享所得。但近来沙利越发明白，他们不会收到一毛钱的。他开始有些内疚，不该让维尔夫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上诉。要想打赢官司，就得把这些狗杂种们都从窗户扔出去，可律师和法官加起来比窗户还多。

卡车装到四分之三的时候，车身倾斜得更危险了。沙利用绳子绑好车上的砖块，满腹狐疑地看着它。卡车右边的砖块没道理比左边的重，但是右边肯定比左边重，因为卡车在向右歪。沙利站在那里，脚踝深陷在污泥里，意识到他正面临着一个真真正正的抉择：他要么把这辆失去平衡的车开到高速路上，祈祷不要有事儿（他明知这不大可能）；要么卸下一半货物，第一车少装一些，卸掉后就去找罗布来帮他。

自由意志，这是在哲学课上经常讨论的题目，也是最早的几个被否定掉的东西之一。哲学教授在沙利眼中是个年轻人，他居然认为世上根本没有选择这回事儿，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在来上这堂大课的人中，沙利是为数不多的年纪较大的一个，他在课上从来不怎么说话，但他真希望这位教授现在就在这里，好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自己现在碰到的不是选择。教授也许会先否定这辆卡车。但对沙利来说，无论如何，这就是选择，而且是他的选择。去他妈的吧，他做出了决定。

沙利爬进驾驶室，点火，挂挡，松开刹车，犹豫了一下，然后踩下了油门。他听见也感觉到轮胎在泥地里空转，这时候他本来应该停下，但他没有，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相反，他开足了引擎，把油门一脚踩到底，几个月来压抑的愤怒在这个时候突然发泄了出来，卡车引擎持续不断的刺耳声简直就是他自己的呐喊。卡车后轮的泥浆直接溅到了卡尔·罗巴克建了一半的房子上。然后，车子既没前进也没后退，而是开始猛烈地晃动，沙利几乎握不住方向盘，最后引擎发出嗝嗝两声，抖了一抖，熄火了。这也好，因为后轮的螺栓已经陷到地下去了。真蠢啊，他想。就在一个小时前，他还在想今年会不会遇上第二次连环霉运。他还没来得及细细思量概率有多大，就已经身处其中了。沙利爬出卡车，检查了一下情势。风越刮越大，从附近的松树林呼啸而出，听上去就像是有人在哈哈大笑。

不喜欢蜗牛的格鲁伯太太在上午九十点钟打电话过来，问贝丽尔小姐有没有收到今天的报纸，里面有一份传单，说是州际高速公路出口那边有一家新超市隆重开业。可正如格鲁伯太太担心的那样，贝丽尔小姐看都没看，就把传单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他们真的有很多优惠呢。”格鲁伯太太说，她不愿错过任何商店的开业典礼。她仔细研读了这份传单，越看越高兴，又越看越懊悔，懊悔是因为她不会开车，而这家超市在五英里开外的地方。传单共有六页，每页都是全彩打印，从上面可以看到深红色的牛肉块儿，绿油油的蔬菜，就连厕纸和洗衣粉这样最普通的商品，看着也那么迷人，那么让人激动，而且每样东西都便宜得不可思议。格鲁伯太太想亲自去看看这家新超市是不是真如传单上描绘得那般神奇。她知道，虚假广告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她满心期待。看都不看就把传单扔了，可真是贝丽尔小姐的作风啊，她真心厌烦朋友这种固执的脾气，任何让人兴奋的事情都不能使她兴奋。“去把它找回来，”她催促贝丽尔小姐，“看一看嘛。”

“那东西在垃圾桶里呢，”贝丽尔小姐说，“我把湿的茶包扔在上面了。”

“你不会相信真有那么便宜的东西！”格鲁伯太太说，几乎直接引述了广告上的信息。

贝丽尔小姐朝着起居室窗口的方向望去，希望能用下雪作为借口拒绝她的朋友。她今天的确应该去商店一趟，但北巴斯镇的IGA超市就够了。路不远，而且店里有无特价商品她也毫不在乎。她认为：任何能让贪便宜的人蜂拥而至的东西，都不会真的便宜。但现在大部分的雪都融化了，街道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干了。

“出去走走也挺好的，”格鲁伯太太说，“我们去吧，我们出征吧。”她故意挑了一个她朋友最喜欢说的词。

“半小时后我来接你。”贝丽尔小姐告诉她。

“到时候我在门口等你。”格鲁伯太太说。她觉得站在门廊边，免去她朋友把车停进车道上的麻烦，就算是回报了朋友答应带她去新超市的好意。

“别出来，”贝丽尔小姐说，“我会按喇叭的。”

“我没关系的，”格鲁伯太太说，“我会站在门廊上等你。”

“半小时后见。”贝丽尔小姐说。

“好嘞。”格鲁伯太太说完挂上了电话。

贝丽尔小姐正在读特罗洛普，这个章节还剩下半页，读完后，她站了起来。从前厅的侧窗望出去，整条大街都能映入眼帘。当她放下书，看向主路上格鲁伯太太家的方向时，发现她已经等在了门廊处，向贝丽尔小姐这里张望着，一副翘首以待的模样，正期待着看到贝丽尔小姐把车倒出来。这会儿离她们挂上电话刚刚过去两分钟。

贝丽尔小姐叹了口气。当她正要去取外套时，一辆她从未见过的大轿车轰然驶来，停在了前窗外面的马路边。从车上下来一位年轻女孩，核对着手里的一张纸条。这女孩看起来约莫二十出头，身穿一件毛衣，没有穿外套，贝丽尔小姐离她这么远也不禁注意到，这女人的胸部很是丰满。

“这人是谁呀？”老妇人大声喊道，“看那一对大胸。”她又对电视机上的老克莱福照片说道。虽然他面朝的方向根本看不到，但老克莱福仍微笑着，脸上写满感激之情。“还有你，教练，快看。”她指引着教练。

关上车门前，年轻女人又探身进车内，一开始，看起来像是在车座上寻找着什么东西，但后来，贝丽尔小姐发现一个小脑袋在副驾驶位置上晃动。

年轻女人穿过积雪的人行道走上门廊时，车门开了，一个幼小的孩子费力地爬了出来。年轻女人（孩子的母亲？）显然是听见了开门声，因为她立刻转过身，几乎是飞一般地跑回到马路边，把孩子粗暴地塞进车内，再重重地按下门锁，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贝丽尔小姐在屋子里都能听见年轻女人的叫喊声。“你他妈的坐下，”她教训孩子，“我马上就回来了。听见了没有？他妈的，在车里坐好，看你的杂志去。听见了没有？如果你再从车里跑出来，我就揍你一顿。听见了吗？”

“该有人揍你一顿。”贝丽尔小姐说。年轻的女人转过身又穿过人行道，她还没走到门廊，门就又开了，小孩又爬了出来。这次，她站在原地，抬头望向榆树交错的树杈，似乎在从那里寻求答案，也许松鼠会叽叽喳喳地告诉她怎么办吧。“你他妈至少把车门关上啊。”她向孩子吼着。孩子本来正要跟上她，这时候站住了。贝丽尔小姐分辨不出这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总之她用一只小小的肩膀抵住沉重的车门，用力推上了。门合上的时候，孩子失去平衡滑倒了，跪在了地上。年轻女人再次抬头望向天空寻找答案。“你要过来那就赶紧的。”她喊着。这孩子照办了，她的膝盖都湿了，可眼睛却还是干的，没有泪水，真是不可思议。孩子的动作不知怎么有点儿像是机器人，怪吓人的。此刻，贝丽尔小姐想起了好多年前她在电视上看了一眼、就很快换台的那部僵尸小孩的电影。

“这孩子是什么毛病？”她问老克莱福，她从前窗移到侧窗，好看见他们爬上门廊台阶的样子。贝丽尔小姐看清楚了，是个小女孩，她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T恤。

贝丽尔小姐听见外面的大门吱扭一声打开了，她赶紧开了房门去跟年轻女人打个照面。很显然，年轻女人打算上楼去沙利的房间。“动作快点儿，白痴。”她说，这话明显是对小孩子说的，可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瞟着贝丽尔小姐。

“需要帮忙吗？”贝丽尔小姐说，但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想帮忙的诚意。

“他在楼上吗？”年轻女人问。这女人近看隐约有点熟悉，她以前可能是贝丽尔小姐教的八年级的一个学生。

“谁？”贝丽尔小姐说。沙利的访客不多，大部分客人贝丽尔小姐看一眼就能认出，虽然叫不上名字。

“住在楼上的那家伙。”年轻女人说，并没有掩饰内心的不爽。

“他不在。”贝丽尔小姐说。

“好啊，”年轻女人说，“我就等着，今天总有事情得顺心一次。”

贝丽尔小姐没注意她在说什么，她正看着那个孩子。小女孩一动不动地站在她妈妈的身边，盯着贝丽尔小姐看。或者应该说，如果她的那一只眼睛没毛病的话，那就应该是在盯着看。她的那只眼斜视，感觉什么都没在看。贝丽尔小姐觉得心里一颤，但只好说了一句：“这孩子应该穿一件外套呀，她在发抖呢。”

“是啊，我让她待在车里她不听，”年轻的女人说，“这算谁的错呢？”

“你的错。”贝丽尔小姐毫不迟疑地说。

“好，我的错。”年轻女人说，好像她之前也听到过有人这么说她，“听着，请你帮我个大忙，别多管闲事儿，行吗？”

真是岂有此理！贝丽尔小姐一时被噎得讲不出话来。自从退休不再教书以来，她还没有被人这么顶撞过，现在都忘了以前是怎么对付得了。此刻的贝丽儿小姐目瞪口呆，沉默不语。年轻女人借此机会，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应对策略。

“听着，”她说着沉下肩膀，“你不用管我，行吗？现在所有事情都一团乱。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这么对待老人的。”

还只是个孩子，贝丽尔小姐差点就这么说了出来，但她把话憋了回去。她记起来，通常她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顶撞她的人的：什么都不说，就用眼睛瞪着面前的恶人，直到这个人恍然大悟，明白过来是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不是贝丽尔小姐。

“就是这个小白痴，”她解释道，“我想让她和你待上个一小时，就当给你找个乐子？”

两个人现在都看着这个一言不发的孩子。从她的神态来看，就好像她一直是独自一人站在这里似的，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知道身旁有其他人类。

“你好，小宝贝。”贝丽尔小姐说。她希望自己没有像她母亲那样怒视着这个孩子。她不止一次被别人说别把小孩子吓坏了，只是从来没有人和她认真解释过，她到底干了什么把孩子吓着了。

“这主意好啊，”年轻女人说，“和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婆婆交个朋友吧，妈妈打个电话。”然后她转向贝丽尔小姐：“他楼上有电话吗？”

“用我的吧。”贝丽尔小姐说，她还不确定是否该让年轻女人进沙利的房间。她倒不是担心沙利怪罪她或者有什么理由反对，因为沙利走的时候从来不锁门。

“随便吧，”她脱了鞋，“我可没打算要偷什么。把鞋脱了，小傻瓜。看来我们得进屋待一会儿了。”

这孩子穿了一双廉价的蓝色帆布网球鞋，贝丽尔小姐发现鞋子湿了，孩子的袜子也湿了。

“什么东西也别碰，”年轻女人警告小孩，“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妈妈可没钱赔你弄碎的东西。”

贝丽尔小姐带年轻女人走到起居室的电话机前，年轻女人拿起听筒，看向贝丽尔小姐。“谢谢，”她说，“有段时间没见过这种电话机了。”看到拨号盘，她又说了一句。的确，这部电话机有三十来年了。“你这儿简直是博物馆啊。”她边说边四下环顾着。

贝丽尔小姐还没来得及回她，年轻女人就已经在讲电话了。“妈，他来了吗？”一阵沉默。“没有，我在楼下的老太太这里。我觉得她不大愿意让我们上去。”

贝丽尔小姐能听见电话那头什么人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她眼睛一直盯着那孩子，而女孩则耐心地站在她妈妈的身边，面朝贝丽尔小姐。贝丽尔小姐觉得，她那只好的眼睛正看着她。

“我越想越觉得他根本不会来，妈。他就是在逗你玩儿。见鬼的我怎么会知道。他大概会这么想。说不定他威胁了每个人，他一直就是这副德行，威胁每个人，这点你很清楚。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如果他按说好的来，就得放弃一天猎鹿的时间。他才不会呢。你不如我了解他。而且，如果他真的来，才不会事先警告我们，他会直接来了。”又是一阵沉默。“不对，你弄错了。他现在肯定在林子里呢。他正在那里嘲笑你居然相信他呢。相信我，他就在林子里。说不定我运气好，他最好迷路冻死在那里，这样一切都了了，对吧？”

照贝丽尔小姐看来，这通令人讨厌的电话中最令人讨厌的部分，就是孩子一直都在边上听着。因为小女孩还在盯着她看，贝丽尔小姐就从咖啡桌上拿起长着两个脑袋的红色中国福犬给她看。这只玩具狗身体的前后都有一个带着笑脸的头。

“看我的福犬？”她说着把玩偶递给小女孩，她没有接。贝丽尔小姐转动了一下福犬，好让孩子看到它的两个脑袋。也许小女孩看见了这个不寻常的特征，但她依旧无动于衷，不过她还是呆呆地盯着这玩具。

“你知道福犬会说什么吗？”贝丽尔小姐问。

孩子的眼睛回到她身上。

“福气到。”贝丽尔小姐说，期盼对方笑一笑。

小女孩的眼睛又转回到小狗身上，严肃地看着它，似乎在判定这只狗会不会真这么说话。

“我叫它沙利，”贝丽尔小姐说，“因为它找不着北。”

她又一次把福犬递给孩子，小女孩接着了，并没有欢喜的样子，似乎只是为了帮贝丽尔小姐一个忙。

“对……对……对……”孩子妈妈说，“好的，如果能说动她我就上楼去，半小时后给楼上打电话。你真该看看我现在用的这部电话机，估计是内战的时候生产的……好的，去干活吧……嗯，好的。”

年轻女人挂了电话，抱起孩子，蹭了蹭她的鼻子。“虚惊一场，小傻瓜。爸爸在跟外婆捣鬼，他肯定觉得自己很厉害，爸爸很少糊弄得了别人呢。”然后，她对贝丽尔小姐说：“你总得让我们上楼吧，要不然呢？”

“我想，如果你认识沙利文先生，他不会介意的。”贝丽尔小姐说。

“呃，我并不认识他，”年轻女人边说边走向门口，“但是他睡了我妈将近二十年。我妈认识他。”

再一次，贝丽尔小姐无言以对。她看着访客离开，看着房门关上，看着门又重新打开。“还你的狗。”年轻女人说着把福犬放回到桌上。“再次感谢你借我电话用。”她用新奇又鄙夷的眼光扫了一眼贝丽尔小姐的房间。“你这儿真是可惜了，应该收钱卖门票的呀。”

等这女人再次离开，孩子和妈妈的脚步声沿着楼梯走进了楼上的房间，贝丽尔小姐才出声。“呵，”她对老克莱福说，“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她已逝的丈夫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铃就响了。“又怎么了？”贝丽尔小姐问。

这次是格鲁伯太太，贝丽尔小姐把这茬全忘了。

“我这就来，”贝丽尔小姐告诉她，“少安毋躁。”

■ ■ ■

进出北巴斯镇的马路只有六条，除了27A公路——就是那条连接城里（有上下两头的）主路的双车道柏油路，还有另外五条狭窄的双车道公路，连接巴斯和周边的镇子——如北面的斯凯勒温泉镇就是一个，还有其他几个较小的社区：谢克海茨、道斯威尔、威浦福特、格兰。然后就是这条新修的四个车道的支线，连接巴斯和通向奥尔巴尼及蒙特利尔的州际高速公路。这条新修的公路支线只有三英里长，贯穿巴斯和州际高速公路之间的那一大片沼泽地。紧挨路边竖着的广告牌上写着，这片沼泽地将变成占地五百英亩的“终极逃亡”主题乐园，它将是“一场集水上滑梯、过山车、西部狂野小镇、奇幻村庄于一体的狂欢盛会”，“一个栩栩如生的童话世界”。这个巨大广告牌最打眼的莫过于一张艳俗的小丑的脸，不知为何这张脸让人感觉不是有趣，而是恐怖，可能是因为它那个猥琐的笑容吧。当一家子坐在车里飞驰而过，妈妈指给小孩看这张小丑的广告牌时，孩子们每次都会被吓哭。大人们也心有不安，因为他们注意到广告牌的不远处，也就是北巴斯镇的镇外，有一块新修的墓地——一块光秃秃、没有树，几乎全是卧式墓碑的墓地。很多人都在猜测，一旦乐园开工，这个墓地一定会被搬掉。两种“终极逃亡”的对比已经成了当地的黑色笑话。

这个上午，州际高速公路出口边上的新超市正在举办开业典礼，驶下支线开往邪恶小丑广告牌的车子比往日要多。开车的大多是家庭主妇，她们正急着开车返回镇子，面包车、旅行车的后备厢塞满了日用品和食物。她们有点儿被商店新开张的节日气氛冲昏了头脑，买的东西比平常多了一倍，采购了一堆在北巴斯IGA超市买不到的商品。主妇们一个个都飞驰回家，油门比往常踩得稍稍重一些，思忖着自己花了比预期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就在这时，她们会看到一个以搭车人的形象出现的惊悚鬼影，竖着大拇指指望能搭车回城。这些家庭主妇中的大部分还带着吵闹的小孩子，哪怕是外表正派的搭车人她们也不会载，所以为这个浑身沾满泥浆的家伙停车她们想也不会想。虽然方圆百里都没有监狱，但主妇们断定这人一定是逃犯，而且是杀人犯，他绝对是在沼泽地里藏了一夜，以躲避搜查犬。要不然他就是还没死透就被埋到了旁边的坟地里，从棺材里扒着黑色的泥土爬出来，刚刚重见天日。一般来说，搭车的人至少会尝试做出友好的表情，如果做不到，那也得留下可怜兮兮的印象，可这家伙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很危险。他伸出大拇指的动作，就好像是拳头里藏着一枚快要爆炸的手榴弹。一个开着装满杂货的旅行车的年轻女人在靠近他的时候，甚至特意变道到了左边的车道，好像怕他在车子急速驶过的时候会突然扑过来抓车门把手。

这实在是与沙利的初衷相去甚远。就算他看着危险，也不是年轻女人所害怕的那种危险。他之所以脸上透着凶相，只是因为他拖着伤残的膝盖，花了一个上午干了吃力不讨好的活，然后还把卡车陷在了泥地里，接着又徒劳地费了半小时想把卡车拖出来，再加上这段时间里他突然想到卡尔·罗巴克——那个他发誓再也不给他干活的人——如果知道沙利做的蠢事，会说出什么话来。卡尔·罗布克会说自己错了——这活儿到底还是能被沙利搞砸的。这话在沙利心里想想还行，要真被别人说出来，他可受不了。每次卡尔说这话的时候，哪怕只是表现在脸上，沙利都会想把他从窗户扔出去。更糟的是，他还能听见年轻的哲学教授正窃笑着：“自由意志这东西啊，我早就告诉过你……”

还有他的父亲，他那现在正躺在半英里外公路边的墓地里的父亲，沙利至今对他依旧怀恨在心。实际上，他清早去卡尔·罗巴克的建筑工地路过墓地时，还做了每次经过墓地都会做的事——哪怕冷得要死，也要摇下车窗，给大个子吉姆·沙利文竖个中指。和镇上的大多数居民不同，沙利无所谓“终极逃亡”乐园能否建起来，只不过，如果真的建起来了，他们就很有可能会把墓地迁走。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会打扰他父亲的长眠。一想到父亲得到了安息，沙利心里就恨。如果有什么路子，并且沙利也有那个钱的话，他便会叫人每隔十年就把他父亲从坟里挖出来，让他没法儿舒舒服服地躺着。因此现在，他希望能搭上个便车，这样他路过墓地的时候，他父亲就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现状。每当他遇上连环霉运的时候，他都会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父亲哈哈大笑的声音。他上上次接连倒霉是一年多前，从他从梯子上掉下来摔伤了膝盖的时候开始的。当然了，从梯子上摔下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这不是他觉得蠢的地方。蠢的是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原因。他当时正爬到梯子半中央的地方，听到有人在纵声大笑，而在工地对面铁丝网的外面，沙利看见一个大个子男人，从远处看来简直就是他父亲的翻版。那人也只能是个翻版，因为大个子吉姆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总之，不管这个狂笑的人是谁，沙利的注意力全都在他那里，没有顾及脚底下。他从二十英尺高的地方跌了下来，一路上听着父亲的大笑声被送进了医院。现在，他离墓地更近了，那笑声也越来越近，在沙利的耳朵里头嗡嗡作响。

他看到变道的年轻女人的表情时，沙利有意识地试着让自己看起来不要太像是个连环杀手。过了一阵子他放弃了，搭便车和做出无辜状都放弃了。回镇子的路只有一英里，他走到这个地方已经走了差不多一英里了。他甚至开始往好的方面想：只要他的卡车还陷在泥地里，它也就不可能翻车了；另一件好事是，他现在要去找罗布来帮忙，谢天谢地是个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人，因此他向来都无法从别人干的蠢事中获得一丝丝快感。如果是罗布把卡车倒进了一个泥坑里，并装上了一吨重的混凝土砖块，然后怎么也开不出来，那沙利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罗布干了什么蠢事。但是他人的愚蠢只会引起罗布的同情，他对愚笨有如此深切而迅速的认同感，这让他毫无优越感可言。沙利知道，罗布只会问他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叫上自己一起来干活，这活儿明显就是两个人干的，哪怕是两个人紧赶慢赶也得在天黑前才能干完，因为现在已经浪费了一上午。

沙利沉浸在罗布有限的智商可给他带来的宽慰之中，也打消了会有车为他停下来的念头，因此他起先没有注意到有一辆小型的橄榄绿的格雷姆林两厢车，打着转向灯在前面约五十码的地方靠边停了下来。直到汽车响起了嘟嘟的喇叭声，沙利才意识到这车是为他停下的。这辆格雷姆林又老又旧，伤痕累累，他恍惚觉着这车是他认识的某个人的，就是想不起来是谁。沙利不认识镇上开格雷姆林的人，这就更神秘了，因为他并不认识多少巴斯镇外的人。格雷姆林又响了一次喇叭，沙利才意识到他刚才停住了脚步，僵在了路肩，似乎必须得解开格雷姆林车主之谜，才能搭这个便车。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摇下了车窗，不耐烦地向他挥舞手臂，沙利才又迈步向前。

格雷姆林是外州的牌照，但车牌太脏，辨认不出是哪个州。倾斜的后车窗里高高地堆着衣服、毯子和玩具，所以也看不清车内的情况，沙利顾虑重重地靠近车子，这时一个面熟的年轻女子从副驾驶的车窗探出了脑袋，叫沙利越发疑惧。她看着火气挺大的，似乎看了一眼沙利，就想起了好多本来已抛诸脑后的关于他的烦心事。不知怎的，沙利突然有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好像这女人是从业已遗忘的过去汹汹而来，铁了心要来讨债的。

“嗨，小妞。”他走近了以后说，决心先糊弄过去。这六十年来他忘了的人多了去了，已经知道处理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假装认识他们，然后再等他们给出一点线索。不论这位面带不悦的女人是谁，他最终都会想起来的。他这辈子自打成年之后，就一直把年轻女人称作“小妞”，所以如果这个女人认识他，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走到车边时，发现狭窄的后座上有三个孩子挤在枕头和毛绒玩具中间，这些孩子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现在年龄大了一些。年轻女人从车里出来，把一只座位往前拉，好让沙利爬到后面。当沙利前倾着身子瞥见司机时，他才终于恍然大悟，知道了这一帮人到底是谁了。

“挪过去一点，小不点儿们，”他说着给孩子们做了个鬼脸，“给爷爷挪出点儿位置。”

“把安迪给我，”夏洛特说，这是他儿子的老婆，“这样你们能稍微多点地方。”她懒洋洋地说。

沙利原本很乐意把安迪递给她的，但这一时半刻他有些糊涂。此时他半个身子在格雷姆林的后座上，另一半还在车子外面。他能猜出哪个孙子是安迪，但没有十足的信心。他几乎可以肯定安迪是那个婴儿，可如果是他，那夏洛特的要求就不合常理。这孩子被捆在婴儿座椅上，即使沙利能把他的安全带解开——考虑到这个装置的复杂性，估计难——最终也就是空出了一个婴儿座椅的位置，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点空间并不够。

“威尔，把弟弟解开，”沙利的儿子彼得说，“别干坐着，好像在看戏。”

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照办了，这孩子长得跟他爸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但他脸上带着幽怨的神情，似乎被迫承担了太多责任。如果老大是威尔，老小是安迪，那么就只剩下老二了，这孩子正满脸疑惑地盯着沙利，他的一只鼻孔冒着鼻涕泡，随着呼吸变大变小。沙利承认，自己在孩子眼里一定很奇怪，浑身都是厚厚的泥巴。

当安迪被递到前面时，夏洛特疲倦地看向老二。“捣蛋鬼，坐到弟弟的椅子里，你还等着爷爷坐进去吗？”

“那是宝宝椅。”孩子不满地说。

“我坐进去吧。”老大叹了口气说，解开了他自己的安全带。

这时，老二反而急了。“妈妈说的是我！妈妈说的是我！”他大声嚷嚷着，正当威尔试图要爬进他明显坐不进去的婴儿座椅时，老二一拳打过去，正好打在哥哥的鼻梁上。有那么一刹那，威尔的眼睛溢出了眼泪，就这样弟弟爬进了婴儿座椅，还向受伤的哥哥恶毒地笑着。让沙利吃惊的是，老大并没有还手。

既然空出来了一点，沙利就挪了进去，小心翼翼地在有限的空间中挪动他的腿，慢慢地把膝盖弯起来。捣蛋鬼的真名叫什么来着？他脑子里想着，大概是什么听起来和捣蛋鬼差不多的名字？他在回忆里搜索着发音近似捣蛋鬼的男孩名。

“捣蛋鬼又打我了。”威尔自言自语道。他在检查鼻子是不是有血迹，发现没有以后似乎很失望。如果有血迹，也许就会有人相信他的话了。捣蛋鬼向哥哥挥了挥瘦小的拳头，眼睛眯起来，似乎在暗示他再打一拳，就能给他提供证据了。

“打回去呀。”沙利的儿子一边说，一边把格雷姆林重新开上路。他既没有转身，又没有和沙利握手，也没有表现出见到父亲后的喜悦。不过自从彼得离家去读大学以来——那是十五年前？还是二十年前？——这对父子俩就一直是这样。也许彼得是在用这样的态度报复他，就当这是因果报应吧。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沙利也不会反对。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沙利从来也没有故意忽略他。如果彼得在人生的高速路上需要搭便车，沙利也绝不会把他扔在一旁。只不过，彼得妈妈的照顾太无微不至，使得他从来也没有需要搭便车的时候。她和沙利离婚大约一年后嫁给了拉尔夫，两口子把彼得照料得很好，从来没有让这孩子缺少什么，沙利承认，拉尔夫作为父亲要比他称职得多。因此他尽量远离儿子的生活，这是为了孩子好，或者说这成了他不管孩子的理由。哪怕在现在看来，这也不失为明智之举。的确，彼得如今沉默寡言，没什么自己的抱负，不过他被薇拉寄于厚望，又中和了继父善良宽容的本性；反正，彼得成功变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教的是什么沙利不记得了。

“你该狠狠揍他一顿，”彼得说，但说得不怎么坚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一个拒服兵役的人说这话。”夏洛特冷笑了一下，似乎她丈夫的话是她需要的最后的佐证，证明他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如果说她真的还需要证据的话。虽然沙利很少会在意这种事，但此刻也禁不住注意到前座的紧张气氛，他想知道起因。是不是他俩中的一个人不愿意停下来让他搭车？如果是这样，那坚持要停车的估计是夏洛特，不是彼得。他很少见到儿媳妇，但是他一直都挺喜欢她。她是个大个头，动作笨拙，面目开朗，一贯不大在意人家开她的玩笑，而开玩笑是沙利擅长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这是一点，再加上他们都不讨薇拉喜欢，所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革命友情。薇拉从来没有试图掩饰她对彼得婚姻的不满。她认为彼得娶错了人，夏洛特不是那种可以使彼得事业进步的妻子。薇拉也不赞成他们婚前同居。因为他们在夏洛特怀了威尔之后才奉子成婚的，薇拉便认定她儿子是被诓了。有一次，夏洛特把这些都倾吐给了沙利，沙利很为她难过。他对儿子生活知道的那一星半点儿，都是从夏洛特唠唠叨叨的圣诞卡片上来的。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彼得问道。他调整了一下后视镜，好看到坐在后座上的沙利。

“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沙利说，并不急于解释。

“我们是奉命过来吃感恩节晚餐的，”夏洛特说，“我们可不敢得罪‘皇室’呀。”

这显然是指薇拉。薇拉一旦有机会，就必定要掌控一切。她到头来并没能成功掌控沙利，但并不见得没有努力过。她在选第二任丈夫的时候就谨慎多了。“打你们上次走后，我还没见过薇拉呢。”沙利说，在有关薇拉的话题上，他打算采取中立立场。“这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他问道，可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不简单。他儿子一家回来看望薇拉和拉尔夫的时候，往往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并不会去看他。

“住在巴斯这么巴掌大点儿的地方，怎么可能不天天见面呢？”夏洛特问道。

“嗯，小妞，薇拉和我不在一个圈子混，”沙利解释道，“实际上，薇拉不在圈子里转，她基本上是径直向前走。”

“确实啊。”夏洛特闷闷不乐地表示同意。

“总得有人这么做啊。”彼得说。

沙利瞥了一眼后视镜，但是彼得正盯着前面的路。从车窗望出去，沙利看到他们正好开过了埋着大个子吉姆·沙利文的墓地。沙利忍住了向他父亲竖中指的冲动，免得还要向孙子们解释这个手势的含义。他在想，当彼得看见站在路边的沙利，他是不是也有一瞬间想摇下车窗，打着喇叭向父亲竖起中指？报应啊。

“我倒是想让你抱抱孙子的，”夏洛特说，“不过他正在忙着拉粑粑呢。”安迪趴在他妈妈的肩上，从座椅背上方盯着沙利。孩子神情严肃，却紧紧盯着他的鼻子和爷爷之间的某个空白处。那是努力运作直肠的眼神。

“谢谢，”沙利说，“我还真不想把我这身好衣服弄脏了。”

这话把威尔吓了一跳。他不再摸自己的鼻子，而是看向了沙利这边，显然是在怀疑爷爷的这一身“好衣服”。他圆睁的双眼充满了恐惧和同情。

“嗨，莫迪凯。”沙利向捣蛋鬼打招呼，这孩子一直盯着沙利，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不过他看起来不像哥哥那样担心沙利的好衣服。

“我不叫莫迪凯，”孩子生气地说，“我叫捣蛋鬼！”

“他们为什么要叫你捣蛋鬼？”沙利问。他隔着捣蛋鬼向威尔眨了眨眼睛。

捣蛋鬼的神情立刻激动起来，沙利还来不及阻止，这小孩就一把抓起一本大开本精装的童书《苏斯博士》猛砸在了沙利的膝盖上，惹得沙利大骂了一连串发自内心的脏话，沙利可从来没想当着儿子一家的面说出这样的词汇。威尔先前在捣蛋鬼打他的时候还勇敢地噙住了泪水，这时候却因深切的惊恐与怜悯，放声大哭起来。

沙利能喘口气的时候，马上叫儿子靠边停车，彼得不情不愿地照做，把车停在了IGA连锁超市的停车场里。沙利从格雷姆林一下来，就径直穿过停车场，一瘸一拐地向几百码外的一间废弃的照相棚走去，不知为什么，他走得越快，膝盖就疼得轻一些，走了差不多五十码的时候，彼得从后面追了上来。

“天啊，爸爸。”他说。在沙利看来，彼得的脸上满是恼怒，并无关心。沙利没想到，自己会在乎儿子的关心，哪怕只有一点点，他也会心感宽慰吧。彼得问：“那小兔崽子干什么了？”

沙利慢下脚步，一阵阵袭来的疼痛和眩晕稍微平息了一点。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哇。”

“天呐，他还是个孩子。”彼得说。他这么说显然是意欲指明捣蛋鬼的力气小，不可能打得人太疼。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硬汉的父亲，挨了一下打就这么吵吵嚷嚷的。

沙利用最简洁明了的办法来解释，他拉起了他的裤腿给彼得看。彼得看到了父亲的膝盖，惊恐的眼睛瞪得和威尔一样圆。“这是捣蛋鬼干的？”他难以置信地问道，“用《苏斯博士》砸的？”

“别傻了，”沙利告诉他，心里却为儿子的反应而感到满足，“我从梯子上摔下来了，这是一年前的事儿了。”

彼得听到此话似乎很是松了一口气。“天呐，”他重复着，“你该去看医生的。”

沙利冷笑了一声。“我看了不下二十个了。”

他把裤腿放下了，彼得却仍然盯着那地方看，似乎他能透过布料看到那极为可怕的紫色肿胀的膝盖。他们走回车上，彼得问：“医生他们怎么说？”

“二十种不同的说法，”沙利说，不过这不全然是真话，“他们要给我换个新膝盖，在当初刚出事儿的时候，我要是让他们换了就好了。”

在那个时候看来，换膝盖不是个好主意。膝盖受伤之后，虽然疼痛剧烈，但也不是无法忍受。沙利以为，假以时日，疼痛会慢慢减退，因为一般总是这样的。如果他同意做手术，误工的时间就会更久，他对自己说这可等不起，说实话这原因也没错。但他不想动手术的真正原因是，“换个新膝盖”这想法实在太蠢了。实际上，医生第一次建议时他都笑了，以为是在和他开玩笑。坏了就想换新的，这种想法本身就与沙利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背道而驰。“要是你看不好自己已经有的，就不要哭哭啼啼地再来要一个新的。”他父亲总喜欢这么说。在他父亲当家做主时，如果你吃晚饭时弄洒了牛奶，那么那晚你就没有牛奶喝了；如果你的球卡在了屋顶上，那么，太糟了，你本就不应该把球扔到屋顶上去；如果你把手表摘下来弄丢了，那你想知道时间的时候，就只能进城去看看第一国民银行大楼上的钟是几点。沙利的父亲说，那儿挂的钟就是给那些看不住自己手表的傻瓜们准备的。

小的时候，沙利痛恨父亲不能容忍常人的过错，尤其是他宽于律己却严于律人。但是这种态度在沙利心里扎了根，他长大以后，慢慢学会了如果东西坏了就将就着过。

“为什么不让他们现在给你做手术呢？”彼得问。

“听着，”沙利说，“不用担心我。”他是想让彼得了解他的伤情，但他不太想给他解释细节。他摔下来的一年里，这摔坏的膝盖恶化成了关节炎，据保险公司的医生说，这才是他疼得越来越厉害的原因。他们坚持认为：是沙利自己把事情搞砸的，因为他们想给他动手术的时候他不让。这句其实是维尔夫翻译给沙利的。

“肿胀的地方都是积液，”沙利告诉他，“我大概应该再去抽一次。就是太贵了，并且疼得要命，而且就算抽干净了也还是一样会疼。”

慢慢地，他们向车子走去。沙利注意到，安迪又被放回到了婴儿座椅上，威尔也不哭了，这会儿正隔着车窗忧心忡忡地审视着爷爷。捣蛋鬼正看着《苏斯博士》，在沙利看来，他现在似乎对文字平添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敬畏之情。夏洛特没有从车里出来，她直视前方，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没做错什么惹到你的妻子吧？”沙利想起来该问这么一句。他的确常常不经意地就冒犯到女士，自己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许她不想让这么脏的人上她的车。也许他之前想错了，是彼得坚持把车停下来，而夏洛特并不想。

但是彼得摇了摇头。“是我的问题，不是你。”他坦诚地说道。

沙利等着他进一步解释，但彼得没有再说什么。沙利说：“我理解。”

“她有她的原因吧，我想。”

沙利仔细审视着儿子，而彼得此时正仔细审视着家人，那样子就好像在看别人家的老婆孩子。彼得这话虽是随口一说，但是沙利有一瞬间以为彼得是在向他吐露心事。如果真是这样，这还是头一回，沙利还没来得及考虑他是不是喜欢听别人吐露心里话，彼得紧接着又说了第二句。

“我猜妈妈没告诉你，我的终身教职被拒了。”

一听到这话，是否喜欢听人家心事的问题就有答案了。沙利已经知道他不会因为得知这些东西而更加高兴。“没有，”沙利说，“我没开玩笑，我一直都没见过你妈，我俩连招呼都不打的。”

“这其实是今年春天的事了，”彼得说，“他们会给你留一年时间去找别的工作。”

沙利点了点头。“有好运光临吗？”

“哈，”彼得说，“都是坏运气。”

“听到这些我很难过，儿子。”沙利说，这是真心话，但他也只能说这些了。

彼得依然没有看向父亲，还在审视着被紧紧塞在破旧的格雷姆林里的家人。“有时候我在想，你那么做才是聪明的，干脆逃跑。”

这话当然还带着以往的那种怨恨，但是彼得的语气里似乎伤感的成分要比愤怒更多。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不再计较，于是沙利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只逃出了五个街区。”

彼得点点头。“可感觉像是逃到了加利福尼亚。”

“你想让我说对不起吗？”沙利说。

“不是，”彼得说，“如果你没有真觉得对不起，就不要说。”

沙利点点头。“替我向你妈妈问好，谢谢你让我搭车。”

彼得低头看着鞋子，突然面带愧色，沙利可没想要儿子难堪。“你明天过来怎么样？”

沙利笑了。“你最好先问问你妈是不是要邀请我。”

“感恩节请自己的父亲过来有什么好请示的？”他说。

沙利没有反驳他。“这么说，她变了。”

“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没问题吗？”

沙利说他没问题。IGA的外面有一部公共电话，沙利保证他会给罗布打电话，叫他来接。他还保证会考虑第二天去薇拉家过感恩节。据彼得说，他继父拉尔夫身体不太好，已经有一阵子了，他最近刚刚从医院回来，情况不容乐观。沙利说他会尽量过去，逗大家开心开心。他告诉彼得，只要大家看他一眼就都会笑逐颜开的。彼得误以为沙利的意思是要以现在这副面貌出现在家人面前，赶紧反对。最终，他俩成功地握了手，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距离车子几英尺之遥的地方，而车子的车窗自始至终都紧闭着。

沙利敲了敲车窗，惊到了夏洛特，她看上去似乎身在别处，全然忘记了他的存在。当她摇下车窗时，只见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小妞，很高兴看到你还是这么美。”他赞美着，但实际上他看得出来她胖了。他的赞美没能让她高兴起来。

“这是少数人的看法。”她说。

“我的看法通常都是少数人的看法。”沙利承认，但马上意识到：这么一来自己把刚给出的赞美又收回了。为了缓解尴尬，他敲了敲后面捣蛋鬼的窗户。“下次你要再磕我的话，磕我的右腿，”他告诉孙子，“这条腿是好腿，如果你还磕我的左腿，我就追着你算账，一直追到你西弗吉尼亚的家里。”

面对这样的威胁，捣蛋鬼无动于衷，他甚至又把《苏斯博士》举过头顶，意在邀请。那白色的小鼻涕泡依然在鼻孔下方随着呼吸跳动。相反，威尔看着像是吓得要尿裤子了。当沙利冲他笑了笑，表示他是在开玩笑时，这孩子才明显安下心来。车子开始启动时，威尔害羞地向爷爷笑笑。

卡尔·罗巴克的家，也就是那幢他在阁楼上找到一箱子古币的房子，就在一个街区以外的格兰岱尔街上，差不多是沙利返回城里的必经之路，所以沙利决定破罐子破摔。反正一整个上午都已经快被浪费完了，再说了，能见到卡尔的妻子托比也不错。

在沙利看来，托比·罗巴克是巴斯镇上最漂亮的女人，远远超出其他女人一大截。他觉得她的长相就是能上电视的那种。她身材有致，自信向上，打扮时髦，像是从偶像剧里走出的女主角一般。沙利很确定：如果他年轻个三十岁，就一定会深深地爱上这样的女子。其实就在去年，五十九岁的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她，只不过都这个年龄了，他倒是知道没什么希望。自从八月他不再给卡尔打工以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找她说过话了。其实除了他那已经膨胀的膝盖以外，他对托比不断膨胀的迷恋是他放弃打工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卡尔·罗巴克这个小混球，谁会拥有这样一个女人还不知足呢？沙利边想边一瘸一拐地走向罗巴克家的门口。唉，他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男人都不会知足的，因为大多数男人从来就没有知足过。只不过他还是忍不住会想，如果自己拥有如此美女，一定是会知足的，毕竟他已经六十岁了。当然，他的年龄差不多是卡尔的两倍了，而且这些年来，面对女人他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渐渐有了老人才有的自信，知道如何对待像托比这样的女人，而他自信的来源则是：这辈子他再也不会有机会有女人了。

托比·罗巴克的福特烈马越野车正停在罗巴克家的敞开式的车库里，这车和它的主人一样，也已经被沙利觊觎很久了。通常停放卡尔的红色科迈罗的那个车位空着，沙利暗喜。因为有时候卡尔会在午饭时分回家来，享受一下午后的二人时光，但大多数时候，他会另觅他处。沙利盼着今天也是如此，因为他还不想和卡尔撞上。房子后面的门廊边上，摆着一部亮闪闪的崭新的吹雪机。这部机器的价钱看起来和卡尔欠他钱的数目差不多，说不定还更贵——很有可能更贵。沙利心里暗暗记下，要去问问价格。

因为后门没有上锁，他敲了敲门就走进去了，边走边喊：“嗨，妞，你穿着衣服吧？”去年夏天有一次，他撞见托比·罗巴克在后院裸着上身晒日光浴，就那一刹那，沙利明显比托比更为尴尬。托比迅速地扣上了比基尼胸罩，然后看着沙利哈哈大笑，而此时的沙利满脸通红，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

“穿着呢，不过我可以两分钟就脱光。”她的声音从楼上传来，轻快仿若少女。

“你慢慢来。”沙利大声喊道。他从餐桌边抓过一把椅子，一屁股瘫倒在椅子上，被捣蛋鬼袭击的膝盖还在隐隐作痛。他意识到，这是他四个月以来所想念的几件事之一——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比托比·罗巴克的厨房更让沙利喜欢的了。沙利嗅到了香气，发现厨房的操作台上竟奇迹般地煮着一壶滴滤咖啡。“等我一有力气站起来，我就先去拿杯咖啡喝喝。”

这时候，沙利才看到还有个穿灰色工作服的男人单膝跪在前门边上，和他隔着两个房间的距离。“霍勒斯？是你吗？”沙利眯着眼睛，记起来刚刚看到霍勒斯·扬西的绿色面包车停在屋外的马路边，但他当时没想太多。

“嗨，沙利，”霍勒斯回头大声招呼，“我也穿着衣服呢。”

“真得感谢上帝，”沙利说，“你在干吗呢？”

“我在拧螺丝，”霍勒斯嘟囔着，转着螺丝刀，“马上就完事儿了。”

咖啡壶咕噜了两下，不再滤出咖啡了，于是沙利站起来，在橱柜里找到了那只杯身上写有诗句的马克杯，那可是他最喜欢的。

沙利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物质财富的男人，他也不大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他想，可真是奇怪，他所觊觎的这么多东西偏偏都属于卡尔·罗巴克。先是卡尔的妻子和她的烈马越野车，这都是些大件儿，现在又添了那部新的吹雪机。但也有小物件，有一天他进来的时候托比在洗衣服，她当时正在桌上叠卡尔的内裤和袜子，沙利数了数，有二十五条内裤和同等数量的袜子。沙利平时都是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的，对于因为袜子内裤动不动就全脏了而不得不频繁跑洗衣店的他来说，拥有二十五套内衣裤简直就是穷奢极欲。卡尔·罗巴克竟能拥有那么多套内衣，这好像不太公平。他还有全镇最漂亮的女孩子给他洗内衣，这连公平的边儿都沾不上。沙利尽了最大努力不去想这些事情。他很明白，觊觎别人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不对的；觊觎另一个男人的内裤肯定也是错的。至于觊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那条禁令可是刻在了石头上的。但他最喜欢的这只马克杯呢？如果托比·罗巴克知道他这么喜欢这只杯子，也许会直接送给他的。可是话说回来，他也不是很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如果他真把杯子带回了家，他就会把它忘到一边儿，再也不会用了。但在这里，在托比的橱柜里，沙利至少偶尔还能用一下，然后叹息自己没有一只这样的杯子。

他坐回去时，霍勒斯正扣上了工具箱，挣扎着站起来。他比沙利大几岁，站起蹲下也同样有困难。此时，托比·罗巴克一蹦一跳地从楼上下来，和往常一样，她下身穿着褪色的紧身牛仔裤、运动鞋，上身是一件卫衣。在大学里她可是参加了两三个项目的运动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她依然会每天慢跑，她金色的马尾辫会在巴斯绿树成荫的街道上跳跃摆动，充满活力。不过，沙利注意到和上次见她不一样的是，她把头发剪短了。沙利觉得这发型看起来有点像男的，想到来年春天街道上就再没有跳跃的马尾辫了，他有点伤心。幸运的是，当托比·罗巴克走到楼梯底时，沙利注意到还有其他东西依然在欢快地跳跃着。

“都弄完了？扬西先生？”她轻快地问道。

“都弄完了，罗巴克太太。”霍勒斯叹了口气，递给她账单，“我真希望当初没被你说服。”

“我给你写张支票。”她说着拿了账单走进书房。

“到时候，让他恼火的是我，不会是你。”霍勒斯说。他放下工具箱等着，还瞥了一眼沙利，好像在说即使这位疯狂的漂亮小姐不理解他的处境，至少沙利能理解。

“男人都是懦夫。”托比·罗巴克的声音从书房传来。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支票，递给了这位愁容满面的锁匠。霍勒斯盯着支票，表情好像在说一个人因为三十年前选错了职业，如今分分钟都会面临破产的样子。沙利懂这种感觉。

“如果是我的话，马上就会兑了这张支票。”托比建议他。

“好的，”霍勒斯把支票塞进衬衫口袋里，“这是备用的钥匙。”

她接过钥匙，塞进了她的牛仔裤兜里。沙利看着，钥匙的轮廓在口袋里清晰可见。

等霍勒斯走了，托比·罗巴克才转过身来看着沙利。“你说，”她说，“一个男人——即便是你这种男人，是经历了什么会弄得这么脏？”

“给你丈夫干活啊。”沙利告诉她，反正这是实情。

“哦！”她点点头，似乎这完美地解释了一切，“他把你弄成了他的翻版。”

“他真是个大好人，”沙利附和，“听着，趁你手里还拿着支票簿，替他写张支票付我夏天的工钱怎么样？我和那家伙已经讲清楚了，但是他办公室里只有公司的支票簿。”

托比·罗巴克向沙利笑了笑。“想得美，沙利。”

“你什么意思？”

“他早上来电话说你可能会过来，还提醒我你会说什么，几乎一字不差。”

沙利尴尬地笑了笑。“他真欠我钱，你知道的。”

“先排队吧，”她建议，“他欠所有人的钱。”

“幸好他有这么多钱。”沙利指出。

“有这么多钱？”

“别糊弄我了。”沙利说。

“要不这样吧，沙利，你拿上一大笔钱，去做个心脏搭桥手术，看看你回来的时候还剩下多少。”

沙利决定不和托比争这个，他也不信托比的话。他这辈子见得多了，像卡尔这么有钱的人都没啥正事儿要做，他们唯一要认真做的，大概就是让别人相信他们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有钱吧。托比·罗巴克看上去很真诚，沙利也并非怀疑医疗费会很贵，但他怀疑她并不真正了解丈夫的财务情况。卡尔是很狡猾的，他很有可能把钱藏在了没人知道的地方。说不定藏得太好了，如果卡尔在午休娱乐活动的当口突然死翘翘了，这钱可能就再也没人知道了。“那么，你打算说说这个新锁是怎么回事吗？”

“我还以为你不会问呢，”她说，“我今天早上刚刚决定的，我丈夫不再住这儿了。实际上，我觉得他近期也不会回来了。”

沙利点点头。“嗯，这一招儿挺大胆的，虽不一定奏效，但一定会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走着瞧吧。”托比·罗巴克欢快地说，听着倒不是很担忧的样子，“说起来……你现在不是大学生了？老狗学不了新把戏了。”

“我倒是希望有什么新把戏能让我这老狗学一学，小妞。”

“所以，你就回来给卡尔打工了？”

“暂时是的，”沙利坦白，他不太愿意承认这是长久的打算，“走着瞧吧。”

有一阵子两人都没说话，他们显然都不想承认自己的生活竟和卡尔·罗巴克这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想不想看看我们的温泉浴缸？”托比终于开口问道。

“在哪里？”

“在楼上。”

“那我还是算了。”沙利说，心里暗想，他可不愿在已经一长串的觊觎清单中再添一项。

托比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去厨房的台子那边往里加了点糖和奶。“还是只有膝盖不好吗？还是打上次见你以后你又糟践自己了？”

“没有，小妞，还是老样子，小可爱，”他一边说着一边盯着她剪短了的头发，“不过说到糟践自己……”

“我在斯凯勒得到一个演戏的机会，”她高兴地向他解释道，“莎士比亚的戏，不过是现代版的。我女扮男装。”

沙利不怀好意地笑着瞅她。“祝你好运。”

托比·罗巴克没理他。她走回桌边和他一起坐下，把脚翘在另一把椅子上。“这么说来你要回去打工了。你和卡尔还真挺般配，都爱作践自己，只不过他享受了更多乐趣罢了。你呢，带着摔坏的膝盖回家，他呢，带着淋病回家。”

沙利弯了弯膝盖。“老实说，我倒乐意和他交换一阵子位置。”

托比笑了。“我也希望你能和他换一换。反正膝盖坏了不会传染给别人。”

沙利皱起眉头，愣了一下，他不确定托比这么说是在引诱他，还是希望她丈夫的膝盖也如他一般疼痛难忍。最后他认定应该是后者，这样更合理些。“他把淋病传染给你了？”

“只有三次而已。”她说。

“天啊。”沙利说，真心地感到诧异。他一直都难以理解，托比·罗巴克竟能对丈夫婚内出轨的行为如此泰然自若，连刚才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她说起来也是云淡风轻的，似乎她嫁给卡尔·罗巴克的时候就明白，或者说就该明白，性病是结婚协议的一部分。好像直到被传染了第三次淋病，她才开始觉得有些忍无可忍了。沙利觉得这太怪异了。在沙利见识过的所有女性身上，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们有容忍男人犯错的可能，实际上，她们对男人的任何不端行为，都可以立即发现、当机立断、施以惩罚，这过程一气呵成且迅速高效，丝毫不含糊。沙利觉得，一个只要张张口就可以拥有镇上任何男人的女子，竟愿意跟这个一再传染淋病给她的人一起过，实在是不合常理。

“上个礼拜我警告过他，叫他把办公室里那小婊子开掉，她就是个细菌繁殖器。”

“谢谢提醒。”沙利说，尽管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个细菌繁殖器从来都不正眼瞧他。

“你说说，沙利，”她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卡尔不愿意辞掉她，这是什么意思呢？”

沙利耸了耸肩。“我觉得他没有真的爱上她，你想问的是这个吗。”

托比想了一想，似乎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实说，”沙利坦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大多数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那些事儿，更别说其他人了。”他喝完了咖啡，把杯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谢谢你的咖啡。再坚持一下吧。”

“这就是您老对这事的见解？”她假作愤怒的样子说道，“再坚持一下？”

“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是小妞，我对所有事情都是这个见解。既然你现在在报复他，你确定不想给我写张支票吗？”

“那样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沙利站起来，弯了弯膝盖。“好吧，”他说，“那让我搭个车进城也行。”

“你那破卡车呢？”

“陷在泥里了。”他不情愿地承认。

“陷在泥里的老沙利。”她朝他莞尔一笑，让他又开始思忖她先前到底是不是在引诱他。“有一点倒是不得不说，”她边说边从门边的挂衣钩上取下大衣，“卡尔，他永远也不能被满足。”

后面半句“连我也不能”，她没接着往下说。

沙利让托比把他放在了赌马场外，这是个找人的好地方，尤其是那人不在场外。“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今天没见过我。”他下车的时候提醒她。

“见过谁？”托比说。

沙利刚要回答，就突然明白了她是在开玩笑。

“来看我演戏吧？”她提议。

“你有裸戏吗？”

“告诉我，”趁着他还没关上门，她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就现在这样子，还要再恶劣一点。”

赌马场与往日一样繁忙，不过他快速地扫视了一圈，罗布并不在其中。每个工作日的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北巴斯镇的赌马场都会被一帮身穿鹅黄色和浅蓝色冲锋衣的退休男人占领，一到中午他们便撤退回家，吃白面包夹金枪鱼的三明治，外加一碗热气腾腾的金宝罐头番茄汤。接下来阵地就交给了比他们更穷、更无望、赌瘾更大的一群人，他们给州政府带来了不少利润。年关将近，这群穿戴整洁、彬彬有礼的冲锋衣男人们都在外套里面穿上了毛衣，还有不少在妻子的执意要求下戴上了围巾。自从退休后，他们的妻子就把他们当作小学生一样看待，出门前要保证他们的围巾一圈圈围好，以遮住皮肉已经松弛的脖子；外套的拉链能拉多高就得拉多高，这样才会暖暖的。是的，暖暖的，这是他们妻子的用词。既然被当成了孩子，这些冲锋衣男人们索性就用小孩子一样的行为来反击，一旦确定离开了妻子的视线，就赶紧拉开拉链、扯开围巾。如同小孩子天生就厌恶厚重的冬衣一般，他们也是如此，在下雪，或者积雪前，他们才不愿乖乖地披上那肥厚的外套。今天确实下了雪，但雪都融化了。

“沙利！”他走进去时，大家全都摘下了棒球帽欢呼致意。沙利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挺喜欢他们，尽管他们的运道都比他好。凭什么他们不能在十一月底只穿件薄薄的冲锋衣呢？上午太阳高照时他们才离开暖和的家，坐进有暖气的小轿车里，而小轿车整个晚上都停在暖和甚至是热烘烘的车库里。然后他们开车五分钟就到了甜甜圈店，冲进暖和的店铺里，一边喝着一杯又一杯热咖啡，一边闲聊，一直待到该去赌马场的时候，去赌上一局双响炮，然后再回家。如果他们想换换口味，就去保险公司坐坐，或者五金电器行，或者邮局，或者药店，总之是他们退休之前工作了三十年的地方。他们从来也不会在户外待很久，所以感知气温是不可能的，感冒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他们看着都是精神矍铄、身体健壮，哪怕是穿着薄薄的反季衣服，身体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经济气候的寒冷同样也影响不到他们。在北巴斯工作了一辈子，他们虽不是大富大贵，但确实安逸。他们还扬扬自得地想着，如果巴斯的房地产业真能像所有人预计的那样（或者说像所有巴斯人预计的那样）蓬勃发展，那他们就更安逸了。奥尔巴尼的繁华已经在向北蔓延，因此房产经纪人激动地预估，整个州际高速公路一带都会一起繁荣起来。格兰岱尔大街上那些老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中维护得好的，就像罗巴克家的那种，已经被在奥尔巴尼上班的年轻人买下囤了起来。他们早上奔上州际高速公路，晚上回家，单程也就二十五分钟。那些赌马场的男人捶胸顿足，后悔自己当初把老式维多利亚式建筑错当成老古董。三十年前，要买下这些房子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却造了一幢幢结实不漏风、错层式、有着大大落地窗的新房子。这些房子的估值和税金也在水涨船高，只是上升的速度要慢得多。他们现在很是懊悔，如果早能预知他们这一代穿着破洞牛仔裤反战的年轻人到头来会这么有钱，还都把钱花在了复兴衰败的老房子上，他们早就已经大赚一笔了。现在，他们只能坐看自己房子的价值一点一点往上爬，担忧着时机问题。越来越高的房产税在蚕食着他们的养老金、社保和存款，但他们也不想太早卖掉错层的房子之后才意识到房地产的繁荣还远未到来。大家现在普遍的看法似乎是，事情才刚开始有了起色。随着无忧宫计划在夏天重新开业，以及乐园即将破土动工，好事儿就快来临了。

可是当然，等待也有风险。如果“终极逃亡”乐园在最后一刻黄了呢？他们可不想等了半天，结果却还是被困在三十年前梦想的老房子里。现在他们有了新的梦想：幻想着在气候温暖适宜的地方有一间自己的公寓。他们整个上午讨论的就是这些公寓。最招人喜爱的是位于佛罗里达湾区的房子，只是它的价钱在不停地上涨，还有新闻报道说那里有短吻鳄出没在草木之间，能一口吞掉小孩子，实在是令人心慌。虽然这些冲锋衣男人家里没有小孩子，但是短吻鳄的故事还是让他们心神不安。就这么一件轶事被人们不断传播，简直让人以为从佛罗里达湿地公园一路到圣彼得堡，都有一大批短吻鳄正在向一排排毫无防御的公寓进军。据传言，就连高尔夫球场上都满是短吻鳄，住在那里的风险真是不小。出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赌马场晨间访客开始倾心于亚利桑那州。据说，那里的公寓更便宜，也无鳄鱼出没。虽有响尾蛇、蝎子、狼蛛、蜘蛛和毒蜥蜴，但是这些体格都不够大，不会把人拖到沼泽地里吃掉。毕竟沙漠里压根就没有沼泽地。

这一系列话题沙利已经零零星星听了好几年了，但他怀疑即使自己退休了也不会有机会参与讨论。他没有房子，自然也不必琢磨房价的上涨，除非他把他父亲位于鲍登街紧邻无忧宫的房子算上，但是房子的法定归属已经搞不清楚了（至少沙利搞不清楚）。维尔夫在他父亲去世时曾经告诉他，他继承了这房子，但是沙利告诉维尔夫，他不想要，也不会要。因为沙利十七岁参军入伍时告诉父亲，今后他们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不管活着还是死了都没有。要不是父亲死前不久的一天下午，露丝说动他去养老院看望了一次，他就真的信守诺言了。父亲留下的房子因长期无人照管，已是一片颓败，窗户都用木板封着，地上杂草丛生。如果沙利猜得没错，逾期未交的房产税累计下来，怕是比房价还高。总之，即使他想参与佛罗里达或者亚利桑那公寓的讨论，这房子也绝对不会给他机会，实际上他也并不想参与其中。

沙利唯一羡慕那些人的是，他们这辈子算过得圆满。就像是老资格的球赛选手，大功已立，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接下来可以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了。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值得纪念，他们会告诉人们他们结婚的日子，孩子们出生的日子，他们退休的日子。而在沙利的生命中，每一年（更别说具体日子了）都慢慢悠悠、波澜不惊地流逝着，没有任何分割线。他总是不能理解别人是怎么看到（或者以为自己看到）生命中一个个篇章的起始与终结的。三十多年前的一天，他在街上碰到薇拉，她惋惜地笑笑，说至少一切都结束了，生命中的一章翻篇了。沙利茫然地看着她，想她到底在说什么。后来他才明白，她指的是他们离婚了，几天前手续都办完了，而他却没得到通知。要么是没收到，要么就是他把告知信和其他不感兴趣的信件一起扔进了垃圾桶。他知道，薇拉一定会因为不再是他的妻子而感到解脱（不到一年之后她就会嫁给第二任丈夫拉尔夫），但是离婚这事儿终于板上钉钉，还是让她感触良多。沙利看得出，两人婚姻的失败使她略为感伤。对她来说，离婚在她的生命中画了一条分界线，而沙利完全错过了这条线。

沙利的日子慢慢悠悠、毫无起伏，这一点时而让他难过，时而让他庆幸，一切随他的心情而变。哪怕是现在——六十岁的人了，他也不敢想象自己能像赌马场的那些老男人一样觉得活得圆满，或者觉得自己新的人生即将开始了，也许这才是去社区大学上课或是换个新工作让他感到难受的地方。他现在才明白过来哲学课的问题在哪儿：那个年轻的哲学教授试图让事物一件接着一件消失，最后用全新的东西、全新的思想或者全新的存在代替那些业已消失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辞旧迎新。如果是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聊这些，也许不是个坏主意。是的，他二十岁的时候也能抛弃一切重新开始。但是现在，他已经六十岁了，对于还能修修补补再用几个月的东西，他可不太想就这么扔了。他只是想继续前行，而不是停下来转过头去分析当初做的决定是不是正确，定下的路线是不是可行。他甚至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希望维尔夫能替他打赢那一堆官司。如果维尔夫帮沙利争取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判决，这就意味着他所了解的生活结束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于他而言，这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他宁愿相信自己有机会换上新膝盖，也不愿相信自己的人生会有什么新的开端。

“你今天看着特别精神。”奥蒂斯·威尔森看着他说，很明显，他在指沙利身上成块的泥巴。奥蒂斯·威尔森每年夏天都宣布，到了冬天他要去佛罗里达。

沙利原地转了个圈，好让所有身穿冲锋衣的男人都看到他。“这个国家总要有人干活吧，”他说，“如果不是有我这样的人，你们这些人偶尔也得弄脏手呢。”

“我们一直想谢谢你来着。”奥蒂斯说。

“新闻上说一只短吻鳄鱼和另外一只一起逃走了。”沙利说。奥蒂斯身材高大，语气柔和，面色红润，对短吻鳄鱼的故事尤为敏感。而沙利不停地讲着这笑话，多年来他一直告诫奥蒂斯，不带一位强壮的、富有经验、不怕和鳄鱼搏斗的向导，比如像他沙利这样的人，就不要去佛罗里达这样荒凉的地方。让沙利欣慰的是，他提到鳄鱼时，奥蒂斯的脸色变了。“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买个二楼的公寓，因为鳄鱼爬不上去。”

“走开。”奥蒂斯说。沙利用两只胳膊肘做出一个鳄鱼张大嘴的样子。“走开，讨厌的家伙。”奥蒂斯紧张地避开了沙利的推搡。“去玩你该死的三重彩去，离聪明的家伙远点。”

“这整个街区就没有一个聪明人，”沙利告诉他，“赌马场就是你们这些蠢人缴的智商税。”

“除了给你自己，你还在给多少蠢人缴税呢？”有人问。

“我聪明，才不会搬到一个会被短嘴鳄鱼吞下去的地方。”沙利说。

“去赌你愚蠢的三重彩吧。”奥蒂斯说。

“好吧。我这就去。”沙利说着向窗边走去。这一年来，他一直在玩三重彩，不管是哪匹马，也不管是哪位骑手。沙利并不是预测赛马结果的老手，早已放弃了比赛结果。他总得出以下结论：有人发明出三重彩这种形式，目的就是为了把人逼疯。他又选了三匹马下注，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选，他会解释说，跑在里圈的马要比跑在外圈的马少跑路——如果真有跑道的话，这倒也不假。“如果我下注的三匹马赢了，我就给希尔达买一台摄像机，让你们带着去佛罗里达，”他对身后的奥蒂斯喊道，“这样，她就可以把实况录下来，在白马酒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奥蒂斯是如何被拖到沼泽地里的，还可以收费啊。”

沙利选好了他的三匹马，正准备离开时，透过前窗看到了在马路对面的卡尔·罗巴克，离他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此刻的卡尔正迈着轻松的步伐朝他的方向走过来。看到这儿沙利忍不住笑了，心想：如果他知道他妻子刚刚换了家里的门锁，就不会这么轻松愉快了。

在储蓄信贷社的门口，克莱福·皮尔普斯刚走出门，满意地审视着主街上刚刚挂起来的横幅。小克莱福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典范，是沙利认识的人当中，少数没有遗传父亲基因的人。虽然两人长得倒是很像。的确，老克莱福以自己校橄榄球队教练的身份为傲，把自己看成是当地的名人，但是他对人也很和善，因为当他太过于自满的时候，贝丽尔小姐委婉的嘲弄会让他无地自容。但小克莱福可不是这样的。在沙利看来，他缺少幽默感——当然还缺别的东西，把自己太当回事儿恰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沙利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房东太太的这个儿子，要不是因为贝丽尔小姐，沙利早就明目张胆地表现出对小克莱福的厌恶了。沙利感觉得到，尽管小克莱福已经成了镇上的大人物，但于贝丽尔小姐而言，她还是失望的。

如往常一样，小克莱福那辆加长型的亮黑色轿车依然停在银行门口，但他还没来得及钻进车里，就被卡尔·罗巴克拉住了，他动不动就要跟小克莱福聊上半分钟。虽并未参与其间，沙利猜都能猜到他们谈了些什么。“快告诉我，没出什么问题吧？”卡尔·罗巴克鬼鬼祟祟地问道。小克莱福会向他保证没什么问题。然后卡尔就会说：“如果事情搞砸了，千万别告诉我。你直接来我家，朝我脑袋开一枪。”这种谈话使原本就忧心忡忡的小克莱福更加紧张了，他恨不能立即上车逃离卡尔。当卡尔过了马路径直走向赌马场时，沙利准备趁机从后门溜走。但是卡尔没进来，往不知道哪里走了。卡尔嗜赌成性，但是他很少在赌马场赌，他更喜欢找那些不抽税的庄家，他们夜以继日地在电话里下注。实际上，和赌马相比，卡尔更喜欢赌体育比赛。沙利看着卡尔在视线中消失了，才大着胆子走出来，这时候他才注意到罗布就站在他旁边。

“我在找你呢。”沙利说。

“你没有那么用心找，”罗布指出来。“我在你边上站了五分钟了。”

“你买好火鸡了吗？”

罗布一脸迷茫。

“我以为你来赌马场买火鸡呢。”沙利说。

还是没明白。

“我们走吧，”沙利说，“有活干了。”

“给谁干活？”

“卡尔·罗巴克。”

“不就是你刚才要躲的人吗？”

沙利承认了，也没有再解释什么。

“你说过你再也不为卡尔干活了。”

“你到底想不想干活？”

“我讨厌那个卡尔。”

“你讨厌他的钱吗？”

“不，”罗布承认，“就讨厌他那人。”

走到大街上，感到天更冷了。沙利注意到银行门口的大钟上显示的温度，比早上又下降了几度。

“不过，他那个老婆，我喜欢。”他们走出去一个街区后，罗布说道，“我希望她能对我感兴趣。我会让她为所欲为地玩个尽兴的。”

谈到女人的话题时，罗布是不会有更高雅的评价的。

“她这样的女人怎么就是对我们这种人没兴趣呢？”罗布很严肃地问。对于女人，他可以说是全然无知。所以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托比·罗巴克会对能让她“性奋”的男人没有兴趣。

“我只知道她们为什么不喜欢你，”沙利说，“她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倒是个未解之谜。”

“她们怎么会不喜欢我呢？”

“她们就是不喜欢你。”

罗布不接这茬。“你的卡车呢？”

“在干活的地方。”沙利告诉他。通常情况下，解释一半就能让罗布不再追问下去。他是不会想起来问为什么卡车和沙利不在一起的。“你的车呢？”

“布茨拿去开了，”罗布说，“她总会把车停在沃尔沃斯超市后的停车场里。”

他俩一前一后转身走向通往沃尔沃斯停车场的狭窄巷子。早晨的落雪在这个黑暗狭窄的巷子里延伸，地上没有人的足迹。罗布倒退着走，这样他就能看到自己留下的脚印了。

“我希望她看见车子不见了，不会太生气。”沙利说。他盘算着，等他们一把卡车拖出来，就回来把车还给布茨。这样罗布就不会挨揍了。

“她已经生了十年的气了。”罗布说。他妻子不在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得很勇敢。

“你们结婚多久了？”

“十年。”

沙利点点头。“你发现了其中的关联性吗？”

“靠，”罗布骂道，在停车场上转了一圈，“车不在这里。”

“我们试试这辆车，”沙利建议，因为他们就站在罗布和布茨的那辆旧庞蒂克旁边，“你连自己的车都不认识了？”

罗布开了车门，钻进车里。他倾过身给沙利开了副驾驶座位上的门。“至少，我最好的朋友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能认出来。”他边说边把车开出了停车场。

他们只花了十分钟就开到了工地上。这段时间里，沙利在思考，罗布是怎么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的。

“你知道我有什么愿望吗？”罗布问。

在他们离开赌马场后，罗布就已经许了很多愿望。他希望有一辆新车，希望他和布茨都能加薪，毕竟在沃尔沃斯当收银员的布茨已经有一年没加过薪了。他希望有个大型的老牌公司能在巴斯建个大工厂，让他去那当工头，每小时拿十五块的薪水。他希望现在已经是春天了而不是刚到感恩节，那样的话，气候变暖就意味着加州被淹，意味着纽约上州的气候会更湿热，意味着有人会因气候变化而死掉，说不定会能留给他一艘大船，让他一路开到墨西哥。他希望皇家棕榈公司能再生产那种红色汽水。他希望老托比·罗巴克能和他面对面地来一次肌肤相亲，哪怕就一次。

罗布在大约一小时内，许下了这么些愿望。从一个愿望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愿望，根本不会因为其不合理而中断。自从九月以来，沙利已经忘记了罗布许下的各种各样的愿望。沙利的哲学教授让事物一件又一件地消失，罗布以同样的速度，让其他事物一件又一件地出现在自己的愿望里。他把“你知道我有什么愿望吗”时刻挂在嘴边，一天能说上五十次，最糟糕的是，如果沙利不回答他一句“什么？看在仁慈的上帝的份上，你的愿望是什么”，罗布就要一直重复问同一个问题。罗布许了这么多愿望，让沙利感到惊奇的是，他所有的愿望都很适度。他许愿变出一家大公司，但他期望的只是在公司里做一份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工作，并且和工会签署最低工资保证的合约，那样他就满足了。似乎如果他的愿望太过于宏大，冥冥中就会得到报应。沙利时常试图给罗布解释，如果他许愿变出一家大公司，就同样可以许愿让自己拥有这家公司，让别人去干活，但罗布不是这么看的。他喜欢许些小心愿，一次一个愿望，还喜欢把这些愿望大声地说出口。

罗布此刻的愿望是：“我希望我们已经收工，此刻正坐在白马酒吧吃芝士巨无霸汉堡。”此刻的他和沙利一样浑身溅满了泥，幻想着现在身处暖和的地方吃芝士汉堡，这就像幻想着有人死后会留给他一艘大大的古老的船一样遥不可及。“下次你再找到活儿，我希望你先让我吃了午饭再说，”他又说。

现在他们在装第二车了。这次他们装车用对了方法：在车斗上垫了一块胶合板来缓冲压力。装第一车时，最下面两层的砖块有一半颠碎了。因为轻而易举就找到了罗布，沙利决定重新装车，但是命运似乎在和他们作对：当他们回到工地时，气温又下降了，泥泞的地面开始变硬，这对他们是不利的。一个小时前，看着陷在泥地里的卡车无计可施，这次他们试着一次就把它拖了出来。沙利把这看作是一种征兆，所以他说不要固定了，这就走吧。他的想法是：凭两人的速度，幸运的话七点前能干完活，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摸黑再装几车。他要在还能看清地面的时候尽快装车，以避免灾难。

于是，他们把沙利陷到坑里时撞碎的那些砖块留在了车里。他们把其他的砖块小心翼翼地摆在了新工地上，紧邻着的就是卡尔·罗巴克名下在建的简陋的两居室房子，这个项目还享受着政府补助。如果天气好的话，大约一个星期后就能开工。就如同每个合同都会延迟开工一样，这次卡尔也没有按合同规定的工期正常开工。这样一来，他的工人有可能整个圣诞节都要加班，甚至更有可能拖到地面结冰。在返程去装下趟车的路上，他们停了车，把摔碎的砖块扔到了小丑广告牌的后面。“如果有人发现怎么办？”罗布问。

“你没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是吧？”沙利说。

他们马上就要装完第二车了，这时候他们听到车开过来的声音，印有顶尖建筑公司：C. I. 罗巴克标识的埃尔卡米诺急速冲进视野。车子横冲直撞地冲向他们，这只能说明开车的正是卡尔·罗巴克。卡尔平常很小心，绝不会把他的科迈罗开到工地上，但是他觉得以时速五十迈行驶在凹凸不平没有铺砌的路上，一年至少损坏一辆公司的车，是他的特权。

“呃喔，”罗布说，“我打赌他已经发现了那些砖。”

沙利只是看着他。“注意力集中一分钟。”他说。

罗布是在集中注意力，没错，但是没有集中在沙利身上。他正恐惧地看着不断逼近的埃尔卡米诺。

沙利从站着的车斗上下来，轻轻拍了拍站在下面泥地里的罗布，“我不想你说一个字，明白吗？如果你真开口说话，我就用那些砖块打破你的脑袋，把你埋在树林里，然后把那些砖块都盖在你身上。”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说话，”罗布说，“听着好像你会来真的。”

“真的什么？”卡尔·罗巴克说，他从埃尔卡米诺上下来。

罗布正要开口回答，沙利又拍了拍他。罗布一下就把嘴闭上了，还能听到牙齿碰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

卡尔检查了一下还剩下的砖块堆，高度没有明显下降。“我应该申请州政府的拨款，”他一边摇头一边说道，“雇用残疾人也应该有资质的。”

沙利坐在皮卡的后挡板上，摘下工作手套，点上根烟。“你可以帮忙申请的，这样我们能干得快点。不过就是你会出一身臭汗，你的女朋友们会都皱起鼻子的。”

“我们不要谈论女人。”卡尔建议，的确，只要提到这个话题他就闷闷不乐。“你知道我名字里的C. I. 代表什么吗？”

“什么？”罗布饶有兴致地问道。

“体外射精（Coitus Interruptus）。”卡尔悲伤地说。

“什么？”罗布皱起了眉头。

“这是拉丁文，罗布，”卡尔让他放宽心，“别担心，先学好英语吧。”

“如果你吃中饭的时间没有去干别的话，这些就不会发生了，”沙利说。“这个镇子过去是个美丽安静的小镇。现在所有人都要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回家，就是为了确保你的车没有停在他们家的车道上。”

“我希望他们只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检查，”卡尔说，“我想什么时候午休就什么时候午休。”

“回家看看托比吧，”沙利建议着，同时也很好奇，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了换锁的事。“你这个混蛋，你娶了这镇上长得最好看的女人。”

卡尔抓了抓了面颊，思索了一番。“一个人总要不断超越自我，”他说道，“你记得这是谁说的？”

沙利不记得。

“哪个地方讲拉丁语？”罗布问。

有一瞬间谁也没开口说话。不过，听到罗布的问题，卡尔笑了起来。似乎和罗布说话让他心情变好了。沙利理解这种感觉，有罗布在边上，就很难感到难过。

“我在想着设立一个大学的奖学金项目，”卡尔对他说，“你应该申请。”

“我连该死的高中都没有毕业。”罗布说。他的神情有些许恼怒，些许懊悔。

“那么，你想想，你有哪项优势可以使你有资格获得这份奖学金？”卡尔问他。

这个问题难住了罗布，他看向沙利寻求援助。“别听他胡扯。”沙利告诉他。

“我不相信这活才干了这么点？”卡尔说。他看着还剩下的巨大的、堆成金字塔型的砖块说道。

“我不相信有人会先把这堆砖卸到这里，”沙利回答，“卸在已经盖好的地下室边上。”

相比昨天的蠢事，卡尔·罗巴克更关心今天的蠢事。他似乎没听见沙利的话。“以这样的速度，你们圣诞节也干不完。”

“那么，你就知道把我的圣诞节礼物送到哪了，”沙利说，“不要太麻烦，把欠我的钱还我，就够了。”

卡尔似乎没有听到，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脚下的一个细节上。泥地里有两块砖，是三个小时前沙利放在车尾的。两块砖放的位置，好像就是要人弯下腰捡起来似的。只是，当卡尔·罗巴克试着搬动砖块的时候，他发现这砖已经冻在地上了，不可撼动，就像头一天在几尺外的地下室铺的水泥砖块一样结实。卡尔看了看沙利。沙利正对着他笑呢。

“继续，”沙利说，“搬起来。”

“你想看我心脏病再发作一次，是不是？”

沙利对他的这个说法嗤之以鼻：“别担心，你就没有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命。”

卡尔显然同意沙利的判断，或者他不大想和沙利争论这个，但他向后倚靠着埃尔卡米诺，借着力，继续用平底鞋的后跟踢着砖块，想要移动它。从他们站立的地方，只能看到高速公路对面的“终极逃亡”广告牌的顶端，它位于进城的方向高速路的旁边，离他们八百多米远。“等他们开始盖那狗娘养的东西了，我就会感到舒坦许多。”

沙利顺着他看的方向，穿过卡尔的住宅建筑工地，穿过四个车道的公路支线，一直望到了那个小丑的头。“告诉我，”沙利说，“街对面就是乐园，谁会买这些房子？你应该祈祷他们永远也别开工。”

“沙利，沙利，沙利，”卡尔说，“你就是看不懂这个世界。”

沙利不得不承认，卡尔说的也许是对的。

“他们一旦在那边动工了，就会需要到路这边购买各种商品，就需要把车停放在停车场，那里的停车费可不会便宜。”

“那么，你为什么要盖房子？”

“他们会花更多的钱。”

沙利仔细想了想。当然了，这是典型的卡尔·罗巴克的推理方式，沙利可以感觉到，卡尔的父亲——肯尼·罗巴克一定气得在坟墓中翻了个身。那时，肯尼·罗巴克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勤勤恳恳地建立了这家公司，如今却落在了这么一个挥金如土的无赖儿子手里。“如果他们不盖那个乐园，会发生什么呢？”

“别乌鸦嘴！”卡尔说。

“嗯，”沙利说，“我相信你会同往常一样走运的。”

卡尔看着似乎在仔细思量沙利这话，确定是不是可信。克莱福·皮尔普斯信誓旦旦地和我发誓说：“这事快有眉目了。”

“那么你相信克莱福·皮尔普斯？”

“他陷得比任何人都深。找他的投资人能从这里排队一直排到得克萨斯州，”卡尔说，“有麻烦的倒是无忧宫，去年夏天他们钻出的温泉已经要干枯了，所以他们应该把那地方叫作无脑宫。”

罗布皱起眉头。

“这是法语，罗布，”卡尔解释说，“你可以学完英语和拉丁语之后，马上就学法语。”然后转向沙利说：“你想明天给纳尔逊街上的房子安装灰胶板吗？如果你想要这活儿，我可以让兰迪明天早上把材料带过去。”

“明天是感恩节。”罗布说。

“没人在和你说话。”沙利告诉他。实际上，对于明天要不要干活，沙利举棋不定。一方面，如果干活，他不仅可以挣钱，还可以有借口不去那个不欢迎他的地方——薇拉家。还有，在节日期间干活，能让时间过得快点。另一方面，他不喜欢安装灰胶板，况且，他还不知道，今天的劳动会不会让他的膝盖有什么不良反应。

“我不在感恩节干活，我就想说这个。”罗布坚持说。

“没人请你干活，”沙利提醒他，“如果有人请你了，你才可以说不。”

他转向卡尔。“感恩节干活要给双倍工资吗？”

“做梦吧。”

“那么你走开，别烦我们，”沙利说，“他妈的你自己去装吧。”

卡尔按摩了一下太阳穴。“为什么每一次小小的对话你都要这么盛气凌人呢？我为什么要付你双倍工资？”

“明天是什么日子，罗布？”沙利问。

罗布看着更困惑了。他以为，刚刚已经说过了。“是他妈的感恩节。”他说。

“闭嘴，罗布，”卡尔说，“没人在和你说话。”

“沙利刚刚和我说话了。”

“什么时候？”卡尔说。

“刚刚。”

“刚刚什么时候？”

罗布一脸委屈看着要哭的样子。

“让我生气的是，沙利，”卡尔说，“之前你都不知道这是感恩节。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没有家。我主动帮你的忙，使你二十四小时内免得惹麻烦。结果你呢？你居然勒索我。”

沙利犹豫了下，整理着思绪，他要告诉卡尔几件事。比方说，他儿子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各方人等都希望他不能出席，但他的确收到了一份感恩节邀请。他还想告诉卡尔·罗巴克一件他自己也许都不知道的事：是他，卡尔·罗巴克，在这个特殊的感恩节当天没有地方可去，因为现在挂在埃尔卡米诺点火开关上的那串钥匙中，没有一把钥匙能打开他家的大门。

卡尔返回到埃尔卡米诺，发动引擎。“妈的，”他骂道，“好吧，一点五倍的工资。就当是圣诞节的奖金。”

“把欠我的钱还给我，这是诚信问题。”沙利建议他。

卡尔假装没听到。“一点五倍怎么样？”

“我会考虑考虑的。”沙利说，虽然他知道自己会接受这份工作，而且也知道卡尔知道他会接受。

“这是两个人的活。”卡尔说，不由得朝罗布的方向点了点头。

“在感恩节这天我可不工作。”罗布固执地说。他这个样子，让不明就里的旁观者觉得，劝他改变主意只是浪费时间。

“如果我请他工作，他会的，”沙利向卡尔·罗巴克保证，“是吧，罗布？”

“好吧。”罗布回答。

卡尔悲伤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表示，在这个差强人意的世上活着，是对人性永久的考验。“我看到你们还是用了胶合板，”他边换挡边说，“按照我对你们的了解，我还发誓你俩根本想不到这点子呢。我猜你们肯定是颠碎了第一车，我过来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救出余下的。”

沙利没有看罗布，他根本看都不用看，他看到过太多罗布差点吓得屁滚尿流的表情了。幸好卡尔·罗巴克没有注意他。沙利和罗布看着埃尔卡米诺拐过弯，一路砰砰砰砰地回到黑色的柏油马路上，就在这时，他们注意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有一阵，沙利曾模糊地察觉到那辆轿车停在那里，但是不确定它停了多长时间。当埃尔卡米诺蹦跳着上了柏油路，向城里开去时，那辆黑色轿车也起步，尾随而去。

“你猜，那车上是谁？”罗布问。

“有可能是哪个人的丈夫。”

他俩返回去继续干活，直到皮卡装满货物准备运走前，两人沉默着，一言不发。也不管天冷不冷，当罗布爬上车坐到沙利旁边时，沙利摇下了驾驶室的车窗。罗布一到天冷的时候就会变得勇敢。“我希望他真能颁给我那个奖学金。”罗布说。

残月悬空，月亮时而钻进云朵时而露出，寻找着光亮，寻求着夜的伙伴。伴着夜色，他们装了最后两车。等他们总算把活干完，已经快七点了。为了自娱自乐，罗布继续许着愿。从五点开始他就希望天不要黑下来。他希望他们能停下来吃吃晚餐，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连午餐都没有吃过。他希望能吃到白马酒吧的芝士巨无霸汉堡，就是那种夹了好多好多洋葱、一大片芝士，还有生菜和番茄的汉堡，这种汉堡大到必须要把嘴张到最大才能咬上一口。他还希望能吃到凉拌卷心菜，还有薯条——刚刚出锅的薯条，上面粘着盐，吃起来不咸不淡，正正好的那种。他希望没有答应在感恩节这天工作。他希望他们之前能考虑到在他妻子下班之前就把车还回沃尔沃斯的停车场上，要不然她就只好走回家了，到时她肯定会非常生气的，她一生气，就不会让他的“下面”好受。这所有的愿望中，只有这最后一个还值得许许。

“我们在白马酒吧停一下。”在卸掉了最后一车砖块，沙利付了他钱后，罗布说道。罗布不喜欢钱就躺在那里，他喜欢钱能动起来，能运转起来，比如去买个双层芝士巨无霸汉堡和生啤。他喜欢在妻子发现他有钱之前就将之花掉。

“我不去了，罗布，”沙利说，“我累了，身上脏得要命，闻着几乎和你一样臭了。”

“那又怎样？”罗布说。他身上的臭味并不会让他感到自惭形秽。“就是去下白马酒吧而已，你不饿吗？”

“实际上，我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沙利起初回来工作的热情，被他现在疲惫不堪的身体状态打败了。当初他居然还那么乐观地认为没有罗布，自己一个人也能干完这活，现在想想那种场面简直难以想象。

“人怎么会没力气吃饭呢？”罗布说。

“也许过一会儿我会想的，”沙利说，“替我问布茨好。告诉她，她嫁给了这么个笨蛋，我为她感到难过。”

“我真希望我不必回家见她，”罗布说着钻进了妻子的庞蒂克轿车，“她会狠狠打我那里的。”

“躲一躲嘛，”沙利给他建议，“反正她攻击的目标也不大。”

沙利楼上的房间和楼下贝丽尔小姐的房间结构完全一样，不过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了。楼下的公寓挤满了贝丽尔小姐沉重的橡木家具、陶瓦罐、柳条编的大象，墙壁是新糊的壁纸，墙上挂着镶着印刷品和博物馆海报的相框，桌上摆着幽灵船模型和华丽的花瓶，还有从旅游中带回来的无数的纪念品。而楼上沙利的房间，却空空荡荡、朴实无华。实际上，现在这房间与他很多年前带着家具搬进来的时候大同小异。那天早上，一小时不到他就搬完了家。随他一起搬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这更凸显出房间的天花板之高，空间之大，他在硬木地板上走来走去，还能有回声。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八岁了，他成年后住的几乎都是又黑又窄、布满家具的地方，这正对他的胃口。露丝一直都催他找一个体面的地方住，说是这病态的环境会让沙利际遇不佳的。他没有与她争论，不过也没有搬家。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他都没弄清楚是什么使他际遇不佳，但他怀疑并不是他的居住环境使然。实际上，导致他搬家的唯一原因是发生的那场事故。一天下午他出门去买烟时，把自己的最后一支烟点燃后，抽了一半放在了烟灰缸里，而烟灰缸就摆在破旧的沙发扶手上，结果可想而知。

街角的小店只有两个街区远，所以沙利步行去买烟，在路上碰到几个熟人，就停下闲扯了一会儿。自上一个活干完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活，所以没什么特别急的事。他在商店里买了一包烟，和在收银台边上消磨时间的警察聊了一会儿。当火警报警器响起来时，警察走了，因此沙利趁机和雷赌了一局双重赌。对雷这个听天由命的悲哀的小店主来说，这是他最后一年与IGA连锁超市竞争了，因为明年赌马场就要开张了，这就意味着巴斯街上的三个社区杂货店将正式关门。当消防车呼啸而过时，雷说：“这大白天的，看上去有什么刺激的事情发生了。”

“也许我们再站一会儿就知道了。”心不在焉的沙利边说边点着一根烟，此刻他能感到在他意识的尽头，有一种危险感袭来，他努力想弄明白他这遥远而又模糊的不安源于何处。随后，他和雷道别，往家里走去。当他走到家附近时，发现救火车歪歪斜斜地停在自己住的街角处，不知为何，警报声已经停了。人们奔跑着穿过十字路口，沙利看见屋顶上一股黑烟升起，远处又传来火警声，一辆警车飞驰而过。

等沙利走到的时候，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那里看燃烧着的房子。只见火焰蹿出窗户，射向低沉的黑色天空。消防员们已然放弃了，他们只用水龙头浇着两边的房子，以防止这些房子也被零星的火焰点燃。损失一套房子是一回事，但是他们不想整个街区都被烧毁。沙利觉得除了加入人群中观看，似乎没有别的事可做，因此也就这么看着。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以后，有个他认识的人注意到了他并向他问好。“你住在这附近，是吗？”这人又问。“我就住在那里，”沙利指着着火的地方，“或者说，我曾经住那儿。”这话引得很多围观者注意到了沙利。“喂！”有人喊着，“那是沙利，他没有死，他就在这儿呢。”每个人都满腹狐疑地看着沙利。因为沙利被火烧死的谣言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已经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感叹着人世间又发生了一场悲剧。沙利看得出，人们不情愿放弃这个想法，他抱歉地朝人群笑了笑。

房子的主人——肯尼·罗巴克，就是卡尔的父亲，终于来了。他走到沙利站的地方说：“我听说你死了，活活烧死了。”

“我希望他们不会登到报纸上。”沙利说。

肯尼·罗巴克同意道：“我想知道这他妈的是怎么发生的。”

“谣言还是火？”

“火。”

“可能是我干的。”沙利承认道。他告诉他的房东兼雇主（有时候他会为肯尼工作）香烟的事情，他模糊地记得他把香烟留在烟灰缸里，就出去买烟了。“上帝，我希望里面没有人。”他说。这房子被隔成了三个单间。下午的时候，也许屋里没有人，但是他不太确定。

“我想没人在里面，”肯尼说着又补充道，“据刚和我谈话的一名警察说，你是唯一被烧死的人。”

这时候屋顶掉了下来，把烧得通红的木板弹向午后的天空，然后又落在人群中。

“你很淡定嘛。”沙利看着他说。

肯尼·罗巴克向他靠近了一点，秘密地低声说：“这话就咱俩知道。我一直在想把这狗娘养的房子烧掉。每月花那么多钱维修这房子，要比我收的房租多多了。我就不是在这贫民窟当包租公的那块料。”

两人一直看着，直到大火把整个房子烧光。

“好吧，”肯尼·罗巴克说，“就这样了。我该回去工作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他琢磨着房东的话，又想到露丝反复让他换个体面的住所的事儿。“我从来也没把这地方当作贫民窟。”沙利说。

“那么，就只有你一个人不把这儿当贫民窟，”肯尼·罗巴克说，“听说老贝丽尔·皮尔普斯在主路上有间公寓要出租。”

这谣言后来证明是真的。肯尼·罗巴克说要感谢他，也不是随便说说的。第二天，他送给沙利五百块钱，用以买一些新衣服和家具，因为贝丽尔小姐的公寓不带家具。这所有的事情就好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不可思议，至少沙利是这么觉得的。他去了很远的一家陆海军商店——商店的后面有一家旧衣折扣店。他花了两百块钱买了内衣、袜子、衬衫、裤子和鞋子，又花了两百块钱买了一些破烂家具——一张双人床、一只快要散架的床头柜、一台裸体女性造型的落地灯、一个不大的五斗橱、一套配有塑料椅的金属餐桌、放在起居室的大沙发，还有一张只有三条腿的咖啡桌。另外那条腿大概在其他什么地方，卖二手家具的人如是说。买了这么些东西，店主为了表示感激，还赠送了他一台二手的烤面包机。当沙利把这所有财物搬到贝丽尔小姐公寓里后，他就把面包机插上看看是否能用，结果大失所望。面包机的内层线圈异常发红，因此他又拔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过那面包机。沙利只会去海蒂之家吃吐司面包，这是早饭特供的一部分。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么一个敞亮的公寓里，沙利却把自己紧紧地局限在厨房里。就像大多数老房子一样，这房子里有间正式的餐厅，厨房却很小，放不下那套餐桌椅。不过，沙利还是想办法把它塞进了厨房的角落，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总碰到桌子，一碰到他就会骂骂咧咧的。一开始他把餐桌椅摆在了餐厅里，但是这又小又变了形的金属玩意儿，摆在这么大的一间餐厅的正中央，看着太可笑了。他无法想象坐在那里吃东西的样子，连一碗麦片都不行。他还索性关掉了地上的出风口，以节省供热的开销，然后把房门关上了。他把第二间卧室——这间屋子里也空无一物，也关上了。

他很高兴买的沙发很大，因为至少这沙发占据了这空荡荡的起居室里的一些空间。他把沙发和那只摇摇晃晃的三条腿的咖啡桌靠墙放，正对着电视机，他计划一有钱就买一台。他铭记着：买电视机要买大一点的，这样他坐在这么远的沙发上才能看清楚。他又思索着：得把这粉色的花墙纸改动一下。还要有一两块地毯，这样他走在硬木地板上的嗒嗒声就可以不那么响了，因为每次家里发出嗒嗒声就好像是在提醒楼下的人他在家似的。肯尼·罗巴克给他的钱还剩一百块，所以他就出门去找便宜的地毯了。

可巧的是，他正好碰到了正要去赌马场的肯尼·罗巴克，问沙利想不想一起去，其实是强迫沙利陪他走到那儿。回来的路上，沙利决定他不再需要地毯了。他们在雷的街角商店停下来，买了一包六瓶装的啤酒，一起回到新的公寓，肯尼要看看沙利的进展。沙利把啤酒放进冰箱，肯尼·罗巴克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肯尼站在空空荡荡的起居室的中间，放声狂笑，他停不下来，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越笑越大声。在两间紧闭的、空着的房间里，笑得他的面颊上滚下了大颗的眼泪。最后，他和沙利一起挤在小厨房里，他一屁股坐在了一把塑料椅子上，因为用力过猛面孔涨得通红。“要花多久你才能把这地方填满？”

沙利从冰箱里取出两瓶啤酒，摸了一下冰箱的金属架，然后递给肯尼·罗巴克一瓶。沙利说：“我不确定这冰箱是不是好用。”这话又让肯尼一通狂笑。

离肯尼·罗巴克第一次看到沙利的新公寓，已经过去整整十二年了，他离开人世差不多这么多年了，这对沙利来说一切过得似乎太快了，有点难以置信。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肯尼现在还在这间公寓里，他还是会这么狂笑一阵子的。因为这间公寓里，除了一小块地毯和一台装在白色电视柜里的尺寸很小的电视机外，其他都一如沙利刚搬进来的样子。至于那粉色的花壁纸，沙利也只是任由其自由剥落。

今晚亦如往日，沙利精疲力竭，无暇顾及其他。他把水温调节到自己能承受的最热的程度，然后脱了衣服，爬进淋浴间，任凭热水在肩膀和腰部流淌。片刻之间，热腾腾的蒸汽将他拉回尘封了四十年的童年时代。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沙利的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帕特里克，去斯凯勒温泉镇新开的基督教青年旅社游泳。他们每个月去一次，目的是要争取到会员卡。沙利的父亲原本没有想让儿子们参加，不过既然是免费的，那么就……除此之外，他还发现星期六下午，旅社后面有组织打扑克。所以，当沙利和哥哥在楼下泳池里玩得不亦乐乎时，他们的父亲就留在楼上玩扑克牌。更衣室里很冷，地面光秃秃的没有铺地毯，泳池的救生员先让每个孩子淋浴，然后让他们站浴池边接受检查，只见孩子们哆哆嗦嗦地等待着，等待着被检查头上有没有长虱子。检查过后再让他们宣读泳池的规则：如不许奔跑，不许推搡，不许在浅水处跳水。有些孩子被发现身上还是没洗干净，又被勒令回去再洗一次澡。干净的孩子，包括沙利和他哥哥，就得等着他们。

那时候的沙利才八岁，他不停地哆嗦着，到最后他们被允许跳进泳池里时，他都一直在哆嗦。水很冷，他是年龄最小的孩子之一。所有这些规则都让他感到害怕，他怕无意间就违法了哪项规定会被赶出去，而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却可以继续留下来。大楼地下室的过道像迷宫一样，沙利怕再一次找不到他的储物柜，找不到父亲。还有，有两个年纪大的旅社住客被允许和孩子们一起体验这免费游泳，这两个人都没有穿泳衣，这也让沙利感到害怕。即便哥哥给他解释说这没关系，这里都是男人，没有女孩子，所以没人看你，但沙利仍战战兢兢的。他想尽办法想要尽情玩耍，可是他的嘴唇发青，身体不停地哆嗦，有个救生员看到他这个状态，命令他去冲一个热水澡，让自己暖和起来。

在铺了瓷砖的淋浴房里，他站在强力淋浴花洒下，让热水冲洗身体，直到水变冷，他才换到对面的淋浴房里。每次热水变冷了，他就换一间，不一会儿工夫，浴室里就升起了厚厚的蒸汽，舒服极了。沙利让自己在温暖潮湿的蒸汽中徜徉，不去在意时间的流逝，只有当热水变冷了以后，他才从想入非非的幻想中抽离出来，换到另一间淋浴房里。沙利把两个小时的游泳时间都花在淋浴房里，此时耳边回荡着泳池里孩子们的尖叫声，他不想从淋浴房里出来，不想回到冰冷的水池里，也不想冒险踩着冰冷的水泥地，去找锁着他们衣服的更衣室。

回巴斯的路上，沙利坐在车后座上，还在哆嗦不停。父亲坐在前排，开着专门为了这趟行程借的车，当帕特里克向父亲告状时，父亲说道：“倒要看看以后我还带不带你来？”说话的时候，他嘴里的酒味扑鼻而来。回家后，沙利就病倒了，病了整整一个星期。

沙利公寓的热水没有浴池那里持续的时间长，不一会儿就没热水了。他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要生病了，这可能是他为什么又想起留在记忆深处这么多年的事的原因吧。他怀疑，这有可能是他需要的另一个憎恨父亲的理由吧。也不知是为什么，从他从梯子上摔下来那一刻开始，父亲的魂灵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清晰地造访于他。

好消息是，他的膝盖并没有感觉那么糟，他无数次地思考着是不是他的身体异于常人。因为每当刚干完活时，他都感觉膝盖的状况还不错。但从他的经验来看，第二天早上就要遭殃了。

这就意味着他要马上去找乔可了，因为他的止痛药泰诺或者别的什么药，不剩多少了。有时候乔可会将给病人开的止痛药装进贴有标签的瓶子里，但并不经常这样做，至少对沙利他没有。如果沙利需要什么药来缓解疼痛，乔可并不会像其他医生那样按照手续来开处方药。如果他手里有药，他认为沙利会有兴趣试吃一二，他会把一只装满药片的亮晶晶的塑料试管偷偷塞进沙利的外套口袋里。然后把医嘱口头悄悄告诉沙利：“拿着，吃这些药。”

在楼下，贝丽尔小姐穿着睡袍和拖鞋正在走廊上等候着他。原本身材就娇小的她，站在宽敞的房门通道处，就更像小矮人一般了。她的手里攥了满把的信件，沙利一眼就能看出，大多数都是垃圾邮件。他经常几个星期才查一次邮箱，然后，粗略地瞥上一眼，不管这些积攒的邮件是什么，就都统统扔进垃圾桶里。因为他知道想要找他的人会在白马酒吧给他留个信息，那些和他不熟的人不知道有这种方式，所以写信的大多是些他不想见的人。沙利没有信用卡，而且他的公共缴费都包含在了贝丽尔小姐的房租里，所以他也不用操心费用账单。以他的观点，他和地方邮政没有半毛钱关系。连他的名字也不在邮箱上，实际上，他不乐意把名字贴到上面，因为他压根就不鼓励邮递员送信。时不时地，贝丽尔小姐会替他把堆积起来的信件收起来，然后一起塞给他，就如她现在正在做的一样，她把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放在最上面。她手里这沓信件里，放在最上面的是北巴斯镇寄来的税务文件，毫无疑问，这是在提醒他有责任承担父亲死后留给他的那套房产的所有税务。沙利懒得打开信件搞清楚这件事。他匆匆翻过一遍，确定他的残疾人支票有没有藏匿其中。有一次，他在匆忙中扔掉所有垃圾邮件的时候，一张支票也随之不翼而飞了。

“你手边有笔吗？皮尔普斯太太。”沙利问，他十分清楚，门边的玻璃杯里放了好几支笔。实际上，贝丽尔小姐已经事先预料到了他会如此，于是不满意地把一支笔递到他面前，然后他在税收那个信封上，用大写字母写了“退回原址”的字样，并把剩下的垃圾邮件扔进了贝丽尔小姐门边上的装饰垃圾桶里。

“你是这个宇宙中最没有好奇心的人。”贝丽尔小姐评价说。在这种场合，她总是这么说。“难道没人告诉过你要挖掘事情背后的真相吗？”

“可能在收信这件事上，你运气比我好，”他说，“到目前为止，我收到的邮件有入伍通知书、离婚文件、陪审团义务函，还有我可以想起的好几封恐吓信。而我所知道的好消息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贝丽尔小姐摇了摇头，认真看了看她的房客。“不管怎样，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说。

“比什么好多了？”

“比你刚进门的时候。”一直站在窗户那里看着他的贝丽尔小姐说道。

“真是漫长的一天，贝丽尔。”沙利承认着。

“会越来越长，”她告诫他，“我一个礼拜读了五本书来打发时间。当然了，有的书我只读了一半，我发现这书以前读过的时候，就不再读了。”

“谁说的‘一个人总要不断超越自我’？”沙利突然想起了卡尔引用的那句话。

“我说的，”她说，“整个八年级都在说。在我之前，是罗伯特·布朗宁。他只说了一遍，不过他的听众要比我的强多了。”

“他教几年级？”沙利笑了。

“我打赌你说不全这句诗。小伙子。”

“我以为已经全了。”沙利认真地说。

“今天下午你有访客。”贝丽尔小姐说。

“真的吗？”沙利说。几乎没有人找他。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在海蒂之家、白马酒吧、赌马场更有可能找到他。

“是个顶着一对大胸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小女孩。”

沙利刚想说他不知道这是谁，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那小女孩是不是有一只眼睛不好？”

“是的，可怜的孩子，”贝丽尔小姐证实道，“她妈有一张大嘴和一对大胸。”

虽然沙利觉得这评价对露丝的女儿来说不够可观，但这确实是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我一定是对我的人类伙伴失去耐心了，”贝丽尔小姐继续说，“我完全赞成把对孩子严苛的人都处以绞刑，过去我会倾向于只把他们的脚砍下来，现在我想让这些人从世界上消失。如果这事儿还继续发生，我就马上转投共和党。”

“你真是越老越刻薄了，皮尔普斯太太。”尽管沙利觉察出下午的会面让她不悦，但仍试着和她开着玩笑。“她没说想干什么？”沙利问，有些怕怕的，他不觉得露丝的女儿会和贝丽尔小姐透漏什么。

“我觉得你不在家她很高兴，”贝丽尔小姐告诉他，“她给我的印象是她刚从人渣丈夫那里逃出来。”

“这倒能对得上。”沙利承认，他想起来，夏天的时候，当简第一次离家出走时，沙利告诉过露丝，如果她女儿和孩子需要一个她丈夫找不到的地方，就到他家来。“她嫁给了斯凯勒温泉的一个混蛋，那可是个拘留所的常客。”

“那么，”贝丽尔小姐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你把这年轻人的肚子搞大了。”

“贝丽尔啊，年轻人都看不上我了。”沙利告诉她。说着说着，脑子里就闪现出托比·罗巴克来，今天下午一直都这样。“我倒希望一两个年轻人能看上我。”

“这位先生，你是个混蛋，”贝丽尔小姐对他说，“我一直都想对一个男人这么说。”

沙利点了点头，接受了对他的控诉。“我认为你的确是共和党。”他说。

“我不是，”贝丽尔小姐告诉他，“小克莱福才是，他父亲过去也是。老克莱福在很多方面都很固执。”

“但他人不坏。”沙利回忆着。

“不坏，”贝丽尔小姐若有所思地承认，“我很怀念和他争辩的日子，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说服他接受我的思维方式，有时候我在想，他死了就不必承认我是对的了。”

沙利走了以后，贝丽尔小姐回到起居室的椅子上坐下。她刚才在读书，椅子正对着她很少打开的电视机。电视机上是大小两个克莱福，一个是她过去的最重要的人，一个是现在的。“你的确是个老顽固。”她告诉丈夫。老克莱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从来也不是。所以与贝丽尔小姐辩论，他从来就没赢过。贝丽尔小姐则不同，她聪颖伶俐、巧舌如簧，总是把他逼入困境，然后迅速结束争辩。因此，老克莱福在他们婚后没多久，就学会了不与一个对别人吹毛求疵、逻辑能力极强的女人一般见识。“我有我的理由。”他学会了这么说，同时脸上还伴以一种讳莫如深的表情。

他死的时候，脸上就带着这种表情。贝丽尔小姐赶到出事现场的时候，他的脸上依然带着这种表情。奥德丽·皮奇一个急刹车把老克莱福甩到前挡风玻璃上，然后又甩回来，撞在了座椅上。因为脖子折断了，他的头弯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似乎是在思考，似乎仍在说着“我有我的理由”。这二十五年间，贝丽尔小姐一个人留在这世上，揣测着他的理由。

“而你……”她对儿子说，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

贝丽尔小姐手里还拿着那封沙利写了“退回原址”的信。不需要打开她就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在她卧室里有一只金属盒子，盒子里有一只标有“沙利”字样的牛皮纸文件夹，回屋睡觉时，她会把这封信和其他信放在一起。“我做的是对的，”她对两个克莱福大声地说，“你俩就别说了。”

沙利喜欢白马酒吧，原因之一是它有一扇黑不溜秋的窗户，窗外带有“黑方啤酒”字样的灯箱已经不亮好多年了。进去之前，沙利可以从这扇窗户外面窥到酒吧里都有谁。有些晚上——比如今晚——他想一个人待着，不太想和人交流。他只想吃饱了上床睡一觉，或许再喝一瓶啤酒也不赖，但如果喝了一瓶，那么最终就会半箱进肚。今晚，他快速地向屋里一扫而过，一切都尽收眼底。不出所料，维尔夫在里面，他一定准备着要给沙利讲一通道理，劝他不要退学，如果他回来工作，一切就全搞砸了之类的话。他没想到卡尔·罗巴克正稳稳地坐在吧台的一个角落里，这不是个好兆头。卡尔一般都去斯凯勒温泉喝酒，只有他要找人的时候才会跑到白马酒吧来，通常他要找的人就是沙利。而且沙利知道，如果卡尔要找他，那么他最好是马上消失。当然了，卡尔还欠他今天一半的工钱，不过这可不是卡尔要找他的理由。肯尼，卡尔的父亲，是那种会到处找人去还债的人，而卡尔只会到处找欠他钱的人。或许他来这里是因为他被锁在了门外，但是沙利不准备去冒这个险。

卡尔从吧凳上下来，起身去上卫生间，沙利躲开了。他又探头往里看，正巧看到卡尔进了男卫生间。以前沙利没有注意，现在他突然意识到，看到卡尔，总让他想起他的父亲肯尼，尽管体型只有肯尼的一半，而且肯尼十足是个顾家的男人，可不是个花花公子。他发现自己希望往卫生间的小便池里小便的那个人是肯尼，而不是他儿子。如果是肯尼，沙利会很乐意和他聊天。你把他的房子烧成了平地，他一点儿也不怪你，这种人一定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

这个时候，另一个还没打烊的地方，就只有隔了几家门店的杰里比萨店了，不过平时在那里混的都是半大的孩子。平时，沙利更喜欢在白马酒吧来只油腻腻的汉堡，不过沙利这时候看见杰里的门口没有小孩子的身影，所以他想去那里碰碰运气。毕竟，今天晚上是感恩节前夜，也许小孩子都回家了，自动点歌台发出的刺耳的重金属声终于可以消停一次了。此外，露丝可能还没下班，无论如何，他终归要见她一面的。也许他正好赶上她心情愉悦，也许他看见露丝就不会总惦记着托比·罗巴克了，这还是有可能的。也许去打听一下为什么简下午会到他的住处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可喜的是，杰里店里空无一人。沙利选了一个从大街上看不到他且远离自动点歌台的座位坐下。自动点歌台此刻寂静无声，但依然闪着耀眼的红光，似乎在从它不习惯的安静的环境里积累能量和恶意。“沙利！”厨房里传来一声大叫，“感谢上帝我们还没关门！”

声音来自文斯，杰里的老板。文斯的哥哥在斯凯勒温泉有一家一模一样的比萨店，叫文斯比萨店。斯凯勒温泉店的生意更兴旺，哥俩打赌谁赢了巴斯和斯凯勒的篮球赛的赌注，谁就在下一年经营斯凯勒温泉比萨店。文斯赌他的母校巴斯赢，结果连续十年都输了，把旺店输给他的哥哥经营了十年。杰里总是在给文斯让分，但总也不够。哥俩都是大块头，身体结实，胸脯的毛发比头上还多。两人长得很像，这些年来，人们开始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一个是因为他们的体型相似，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十年里经营着对方的店。与打赌而失去旺店相比，文斯似乎对于失去自己的身份要更介怀。因此，沙利感觉到了这点，喜欢上了用他哥哥的名字称呼他。

“有人吗？”沙利喊着，用胡椒瓶敲着座位的后背。

厨房门开了，露丝出现了。她看着不像是很开心。她花了一分钟才在店的尽头找到沙利，“不知道把一个不识字的人送去大学读书有什么意义。”她边说边指着放在店中间的“区域关闭”的牌子。

实际上，沙利没看到这个牌子。他只是想找个地方，避免熟人从街上看到他过来搭讪。“对不起，”他说，“我只是想远离自动点歌台，仅此而已，”露丝走过来的时候他又说了句，“我不再去大学上课了。”

“我听说了，”露丝说，“早些时候，维尔夫在找你。”她就站在那里，很明显，不像以前他们是朋友的时候，那时她会一下就钻进卡座里。沙利知道，他们最终会就回来工作的事情吵上一架，不过不是现在。这是其中一个沙利喜欢露丝的地方：她知道时机不合适，就不会说。他不喜欢她的地方是，她有一个本事，她能够什么也不说，就把心里怎么想的都表现在脸上。比如现在，她就在想他回去工作并非明智之举。事实上，也可能并非如此。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他来说事实就是如此。她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管怎样，你身上的气味不错。”她说，最后还是钻进了卡座。

“你也不错，”沙利说，对她一笑，“我一直都喜欢比萨的气味。”

露丝坐着，点点头，笑了一下，她这心知肚明、不悦的笑容，从来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沙利依然觉得她挺好看的。沙利发现自己心里暗自希望着两人越早开吵越好，因为早吵早完事儿。毕竟他想她了。

“青春，”她现在告诉他，“是你喜欢的味道。”

这话听着奇怪，哪怕按照露丝的标准也是奇怪的。沙利意识到自己眯起了眼睛，想摸出个门道来。的确，露丝比沙利小十二岁，但是他很清楚，从她的语调里，他听得出她不是在指自己。

“那么，”尴尬地沉默了片刻，她说，“今天工作怎么样？”

“不轻松啊。”

“今天你那地方也硬了吧？”露丝脸上会意的笑此刻已经变成了恶意的笑。看着沙利窘迫不安地眯着眼睛的样子，露丝很开心。

“有没有办法让我加入这场谈话中呢？”沙利问，“你在和哪个小子聊天，不带我呢。”

“喂，”露丝说，“我就是想知道你今天怎么样了。我想也许你和你的老相识又碰面了，哦，不对，是一个年轻的新相识。”

现在就有头绪了。有人看到托比·罗巴克开车送沙利回城里，告诉了露丝。就在八月沙利不再给卡尔干活，准备去大学上课之前，露丝就指责沙利迷恋卡尔的妻子。这倒是不假，但露丝的指责还是太出人意料了。沙利有时候会想，也许露丝有超能力。有那么一两次，他曾指责过她这超能力，但是露丝说想要弄明白沙利的想法，根本不需要特异功能。

“你有没有意识到？”沙利问，“我俩在一起时间那么久了，镇上的人都把我俩当作一对了。他们以前把我俩的事讲给扎克听，现在他们把我的行踪报告给你，只是我很好奇，你都听到些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种变态的关系，”她继续说，“眉目传情、相互挑逗是进行鱼水之欢的前奏。”

沙利笑了。“我累得连前戏都干不了，露丝。”

“我很高兴，”露丝严肃地说，“如果你背弃我去爱上一个啦啦队队员，我可受不了。你要吃点什么吗？”

“海鲜意大利面，”文斯的声音从厨房间传来，文斯拥有常人没有的听觉。听说他能在一群尖叫的孩子还没有开打之前，就从热烘烘的厨房出来，昂首阔步地走过喧闹的饭店，在打架的人挥出第一拳前，就把两边的架劝开。后来他解释说，其实他一直在听他们说话。“他想吃意大利面加蛤蜊。我每个星期会扔掉两打该死的小蛤蜊，就是为了等他一个月来一次的时候，能让他吃到海鲜意大利面。”

“你想没想过，我也许想换点别的口味呢？”沙利向厨房门喊着，“五年前我买了你半打坏掉的蛤蜊，之后你也不能让我每次来都要点一份海鲜意大利面来将功赎过吧？！”

“如果不是为了你，我连一只蛤蜊都不会买，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文斯大声喊着，“随便，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吧，这还省我事儿了呢。你要点海鲜意大利面，我还得去翻垃圾桶把蛤蜊给你找出来呢。”

“那我就吃这个吧，”沙利说，“如果吃这玩意儿会让你多费劲多干活，那我就吃。”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唐纳德·沙利文的生活……你吃完了别跑。”露丝说，脸上又严肃起来。

“没事吧？”

“有事。”露丝向关闭的厨房方向点点头，意思是，她并不想当着文斯的面说这事。沙利有些担心，因为基本上没什么事是不能当着文斯的面说的。

沙利的海鲜面吃到一半时，维尔夫走了进来。他站在饭店的中央，用他那条假腿转了个圈，要走的时候，他一眼看见沙利独自一人坐在黑暗里，那是饭店已经关闭的区域。“你在那后面干吗呢？”他疑惑地走上前坐了下来，问沙利。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出，维尔夫已经喝得半醉了。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吃顿饭。”沙利说。

维尔夫同情地点点头，很明显，丝毫不觉得，沙利的这个说法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摘掉手套，取下围巾，放在窗台上的塑料植物边。“我看见你在白马酒吧探头探脑的，转眼你就不见了。我大概已经在这条街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了，想知道你到底去哪了。”

沙利用叉子卷了一卷面条，“你应该放弃的，维尔夫。”

“昨天的事情后，我就担心你往不好的地方想，会自暴自弃了。”维尔夫说。沙利把面条举到嘴边的时候，维尔夫像一只满心期待的狗狗一样看着他。维尔夫的脑袋已经被酒精整得糊里糊涂的，整天忘东忘西的。他经常忘记吃饭，食物对他没有吸引力，除非看见别人在吃的时候，他才有了兴趣。然后脸上就会泛出期许的表情，好像他突然回想起逝去的爱情一般。

“帮我吃点吧。”沙利对他说，座位是二人座，露丝还没有收掉另一副刀叉，所以维尔夫只需要一只盘子就行了。沙利已经吃完了沙拉，就把沙拉碗推到维尔夫面前。维尔夫把碗里剩下的一点油醋渣倒进旁边的塑料植物里，用叉子和勺子把剩下的一半面条都夹到了碗里。“你把蛤蜊都吃光了？”他说，瞥了一眼那堆蛤蜊空壳。

“我又没想到你会来，维尔夫。”沙利说。

“我就想吃一个，”维尔夫说，“我讨厌黏糊糊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在想，总有一天我会惊奇地发现自己会喜欢上这些黏黏的东西。”

“那么我很高兴它们一个都不剩了。我一直都很喜欢蛤蜊。”沙利说着把面包篮往维尔夫面前推。

“干吗那么小气，”维尔夫说，用叉子指着沙利，“别抠抠索索地活一辈子。”

“好的。”沙利说。

“蛤蜊事小，但是原则事大。”维尔夫解释道。

“我可以再给你点一份蛤蜊。”沙利主动说，他没想这么做，不过他有表示就可以让维尔夫感到难为情。

“这该死的厨房已经关了！”文斯大声喊着。

“这家伙耳朵像雷达一样，”维尔夫说，“政府应该安排他到山顶上，让他监听外太空的声音。”

“那地方真适合他。”沙利同意道。

厨房里悄无声息。过了一会儿露丝过来了，把一盘蛤蜊放在维尔夫面前，这盘蛤蜊是生的，壳紧紧地闭合着。

“你怎么能忍受这个狗娘养的靠不住的家伙的。”维尔夫问她。

“很容易，不见他。”露丝说。

“那么，”等她走了，维尔夫问，“我听说你回去上班了。”

沙利把盘子推到桌子中间。“我今天干得不太糟，听到这个消息你会高兴的。与和法官说话相比，我更喜欢干活。”

维尔夫脸上露出不悦，“昨天的庭审的确糟糕，”他承认道，“但是还有千万个方法没有试呢，我们会慢慢消磨掉那些杂种的耐性。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一位法官，只要他想在自己碌碌无为的人生中的某个时间节点做一件诚实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等到那时候，我就七十五岁了，已经死了五年了。”

“看看，”维尔夫又用叉子指着他，“你老往坏处想。我想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你边去学校上学，边等着判决的结果。如果他们发现你现在在干活，那我们就真的完蛋了。听我的，学精点儿，少安毋躁，”

“维尔夫，你这才是馊主意。”沙利指出来。

维尔夫叹了口气，摇摇头。“我为什么对你这么执着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回家去想吧。”

现在他们相视笑了笑。“老天。”维尔夫回过神。

“是的。”沙利附和。

“卡尔悄悄付你钱了吗？”

“你必须要问吗？”

“就是别写下来，妈的，千万不能写。”维尔夫严肃地建议他。

“听着，你不用告诉我要私下里交易，”沙利提醒他，“在唯一做过的那次正当交易中，我受了伤。”

他说的不完全是真的，但也与事实很接近了。沙利有无数个财务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他干的活很少有记录在案的，所以付的社保也很少，这导致他退休时候的社保金和养老金少得可怜。这也意味着，他必须得加入靠社会福利和食品券过活的行列。问题在于，他认识太多靠公共救济金生活的人了，他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要想领到救济金就得排长队，填表格，一项又一项，烦琐至极，对这两点，沙利都抱有成见。他在军队里就发过誓，如果他活着回来了，就再也不去排任何队。这是他返回巴斯这个小镇的原因之一 ——因为小，所以没有那么多队要排。此外，吃社会福利就是在乞讨。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说，如果他老到没有用了也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他就一枪崩了自己。他脑海中能想到的或许只有两三个人能看他兑现这个诺言吧。

“如果必须的话，你就干点活，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策略，”维尔夫说，“让他们忙着做案头的功课，忙着去找你膝盖恶化的证据。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花费这么大的精力，结果一两个诉求都解决不掉。目前法庭已经被惹烦了，昨天你听到法官怎么说的吗？”

“听上去他像是被你激怒了，维尔夫。”

“只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那么容易妥协。”维尔夫解释道。

“我懂法官的感受。”沙利说。

维尔夫没有上钩，他把沙拉碗向桌子中间一推。“如果他们开始生气了，那么你就知道你这事情有进展了。请查看《法律入门101》。”

“你上过102课吗？”

维尔夫把叉子放下，看着是被伤到了。

“我就是问一下。”沙利笑了一下。

“没有你，我一个人是不会成功的，”维尔夫恳求地说，“我他妈的在这里孤立无援，而你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努力一点点地消磨掉。”

“我让你停止，都说了好几个月了，”沙利提醒他，“我看烦了你被人家欺负。我偿还不了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要你偿还了吗？”

“要了，就刚才，你吃了我一半意大利海鲜面。”

“我没要吃，是你主动给我吃的。”

“我受不了看到你挨饿的样子。我希望你走开，做点能赚钱的事情，如果我和你这样的人能打败保险公司，这世上就不会有保险公司了。这是《常识101》。”

维尔夫生气地向沙利挥了挥手，然后拿起桌子中央的蛤蜊，假装要敲他脑袋。“我想你说的是实情，”他说，“但对事情一知半解是他妈的很危险的。谁会想到你会在斯凯勒温泉社区大学学到东西呢？我更喜欢你愚蠢无比的时候。”

露丝又来了，她开始收盘子。“文斯说，你们可以到那边的白马酒吧去讨论。感恩节马上就到了。如果你们离开，他会感激你们的，”她把一叠盘子顶在胸前，“他还想知道，是什么让你认为沙利不是愚蠢无比呢？”

“第六感吧，”维尔夫告诉她，然后对沙利说，“走，和我喝一杯啤酒去。”

“对你来说，这世上就没有一杯啤酒这回事。”沙利说。

“这倒不假，”维尔夫说，“那又怎样？”

“我明天要上班呢。”

“明天可是感恩节啊。”

“我在哪听说过。”

维尔夫放弃了，他从座位上出来，找到手套和帽子。“听我说，不要正式退学，这样会让我们很被动。偶然去一下，这样可以让我们挨到明年春天，也许明年秋天。到那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证明你是完全致残。现在应该再拍一张X光片了，还有膝盖的照片。所以挤点时间出来，把这事做完。”

沙利同意了所有的建议，好让维尔夫赶快离开。X光片不便宜，但是如果他提到钱的事，维尔夫就会硬会塞钱给他。

“走吧，我们去喝一杯。”维尔夫说。

“不去，你不明白‘不’是什么意思吗？”

“下次给我留一个蛤蜊。”维尔夫回头喊了一句。

“给你你也没吃啊。”沙利提醒他，这盘蛤蜊还在桌上摆着呢。

维尔夫走了以后，露丝回来了，她悄悄地走到沙利后面那个座位，跪在座位上，给沙利按摩肩膀。“彼得还好吗？”她问。

沙利放松了下来，他太累了，想也不去想她是怎么知道彼得回来了。“我这一天过得，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吗？”

“有，”她欢快地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从他的车上跳下来，跑到IGA的停车场上。”

“我以为星期三你休息呢。”他说。她白天的工作是在IGA当收银员，这说明她一定是从超市的窗户看到他了。

“从九月底开始就不是了，”她告诉他，“你以前对我哪天休息了解得可比现在清楚啊。”

“嗯，我知道我的记性糟透了，但是我记得是你说要把咱俩的关系冷处理一段时间的。”

他们是在八月的时候达成协议的。那天晚上，格雷戈里——露丝在巴斯高中读高三的小儿子，看到他俩一起从白马酒吧出来。格雷戈里对自己那晚的行踪也没有说实话，所以他对看见露丝和沙利在一起的事情只字未提，但是他俩的眼睛穿过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对视了一下。露丝看见了格雷戈里脸上恍然大悟的表情，她马上就对沙利说，他们要安分守己一阵子了。

因此，自从八月以来，他俩就一直很规矩，露丝每天打两份工，沙利去学校上课，晚上就在白马酒吧和维尔夫还有其他的常客混，一直混到关门。实际上，他俩过段时间就会安分守己一阵，这已经成为他们关系的一种节奏了。沙利有时候想，如果他们真的能结婚（有一次真想这么干了），那么到现在他们也会成功地把双方的生活搞得痛苦不堪的。安分守己是他们都需要的，只要时间不太长就行了。

他们时而克制自己与对方保持距离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露丝丈夫的疑心越来越重。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在一起时又开心又不难过的感觉。最近，他们这种间歇性的“美德季”变得越来越长了，虽然沙利不太敢跟露丝承认，但这点正合他意。婚外情这种事，和篮球赛一样，都是年轻人的游戏，最近这几年，沙利觉得这么做很傻，很不体面。他和露丝是二十多年的情人关系，无论是他们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无法确定到底该为他们这种关系感到骄傲还是羞耻。同样，他们也无法解释他们对对方捉摸不定的需求，承认对对方有所需求远比没有更容易。他们的争论点在于是谁决定要安分守己的，是谁该为他们进入“美德季”负责，而又是谁在避开谁，谁在不理睬谁。沙利现在就感觉到这种类似的争吵正在卷土重来，而且他还感觉到输的人一定是他。

“那么你是说，你认为我说的一会儿是指三个月。”露丝说。她的大拇指娴熟地在沙利的肩胛处重重地按压下去，沙利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形容，总之巧妙地让你觉得不那么自在。

“不是，”沙利反驳说，“我以为你是指七个月。我以为你想等到格雷戈里高中毕业离开家去读大学的时候。”

很明显，沙利间接命中了露丝的心意，因为露丝的拇指在沙利肩上摩挲着，这是沙利最喜爱的那种按摩方式。“嗯，你没必要那么善解人意的。”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知道你怎么想的呢？”他说着，准备豁出去继续碰碰运气，因为这方法在露丝这里很少奏效。“你要把心里想的和我说。”

露丝停止了按摩，并没有立即回答。她最后说：“我想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你让我觉得，你一天不想我就没法活的话，我就满足了。如果你一天中很多次拿起电话，就是想和我说说话，我就很高兴。我喜欢这样，沙利。”

“如果你知道我很痛苦，你会高兴对吗？”沙利把她的话重新诠释了一遍。

“被你说中了。”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想你了，你会怎么样？”

露丝又开始给他按摩。“我想我会满足的。你还要解释给我听，为什么你儿子会在IGA的停车场上追着你跑。”

于是，沙利就向露丝娓娓道来他孙子是怎么用《苏斯博士》打了他的膝盖，还有他收到邀请明天去薇拉家参加感恩节聚会的事儿。留沙利独自一人过节露丝总于心不忍，虽然沙利对他前妻一丁点儿责任未尽，但露丝对她仍疑心重重。直到有一天，露丝向沙利承认，尽管薇拉已经嫁给了别人，但她一直都担心沙利会和她复婚，这种担心虽毫无逻辑，但一直在她心里挥之不去，“你打算去吗？”

“我干完活会顺带过去一下，”沙利无精打采地说道，“我答应了那蠢货，明天去替他装石膏板。”

“在感恩节？”

沙利耸了耸肩。“为什么不呢？”

有太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头脑正常的人不会在天寒地冻的感恩节去装石膏板，只是露丝不想从中摘选一二。当沙利问为什么不行的时候，他并非意指无理由可答，而是在表明，他已拿定主意，任谁拿出再多理由他都不会接受。露丝停止了按摩，坐到了座位上，面对面看着他。“要用一整天吗？”

“也许吧，”沙利回答，“今天本来半天就能干完的活，我却花了整个白天外加半个晚上，而且还是罗布干了大部分活。”

“这是你回来第一天干活，你还想怎样？”

“想要更好。”

“也许明天会好一些。”

“明天会更差的，”他诚实地跟她说，“我很确定这一点。后天会好一些，我不能用过去的节奏干活了，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我也许根本就搞不定。”

“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不太想。”

“回学校上课吧。”

沙利没有马上回答，希望用沉默让露丝相信他在认真考虑她的建议。“在学校里我赚不到钱，露丝。”他最后说。

“你现在需要钱吗？”

他摇了摇头。“此刻我不需要。但是有一天会需要的。我肯定需要买辆新卡车，也许明年一开春就买。因为来来回回开着车去学校上课，车子损耗了不少。我早已计划过了，但是如果有意外的话……”

“兵来将挡是你擅长的，”露丝提醒他，“这我俩都擅长。”

沙利点点头，因为他知道露丝说的是事实，这话从露丝口里说出来，让他为之一振，这么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让他记起自己真的很想念露丝。有几次，他在想如果他们不再满足于彼此的陪伴，不再珍爱彼此记忆深处亲密的那种感受，不再有信心想要继续这段情谊，他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但是，他还不会笨到把这想法告诉比他小十二岁的露丝听，因为于她而言，他们做爱的次数并不频繁，但这事于她更为重要，她更需要情爱的滋润。“我不知道你想怎样，但我不想再面对什么麻烦。”

露丝或许知道女儿来找过沙利，他正要提起简来他家的话题时，他们听到外面传来刺耳的隆隆声，露丝快速地站起来向窗外瞥去。“嗯，我很高兴你现在心情平静，你猜猜刚刚是谁停下了车。他一向太抠门，不愿安装消声器，不过现在看来这倒是好事。”

“你走吧，我来应付扎克。”沙利不那么自信地说道，此时，露丝已经进了厨房，一秒钟后，店门开了，沙利却没有回头看。

扎克，露丝的丈夫花了一分钟才看清楚坐在店里关闭区域的人是沙利，他又花了一分钟决定该怎么办。他来这是为了向露丝借钱，因为星期三是文斯付她工钱的日子。和沙利在公开场合争吵，无论怎样都会威胁到他这个小小的计划，所以经深思熟虑后，他决定转身回到店外等露丝出来，反正她最终总会出来的。如果他能肯定没人看到他悄悄溜走的话，他就会采取这个策略了。扎克总被叫作胆小鬼，人们总是说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不一枪崩了沙利，或是用棒球棍把沙利狠狠揍一顿。但他不喜欢被人叫胆小鬼，所以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努力佯装气愤，实际上看到沙利出现在此，他心里并无半点气愤。

“真没想到，”当他走近沙利的座位时，沙利还坐在那里背对着他，“看看是谁啊，竟然是沙利。”

“扎克里。”沙利边说边朝他指了指对面的座位。

扎克认为这是在招呼他坐下。除了露丝和沙利绯闻不断之外，扎克对沙利本人并不反感。他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沙利和露丝是情人关系（因为他根本不爱露丝，因此他也不认为别人会爱上露丝）。因为缺乏证据，他也不好大肆渲染地表达义愤。如果有人挑事儿，那么等他反击时，最后出丑的总是他。沙利有办法在吵架阶段就战胜他，如果沙利骂得击中要害，扎克就会设法强制数到八，想出反驳的话来。如果想不出什么话反驳，他就只好当场认输了。发生在今年夏天的争吵是最糟糕的一次，那次对峙还在扎克的脑子里记忆犹新。因为有人打电话告诉他沙利和露丝在一起，他和表哥鲍里在白马酒吧里找到沙利，但当他们赶到时，只有沙利自己坐在吧台。鲍里仍坚持要他们一左一右坐在沙利旁边的空位子上，“看到这个家伙了吗？”扎克用别人听得见的低语声对鲍里说。“他以为他很有女人缘呢。”

坐在吧凳上的沙利转过来，盯着扎克看了看，脸上的神情不急不慌，但又流露出对扎克的到来毫无兴趣的样子，这样，扎克的信心先是慢慢地减退，然后一下子就坍塌了。“和某些人相比，我是有女人缘的。”沙利终于开口了，这话既不是承认也不是否认，这叫扎克无从下手。

“真是超有女人缘，”扎克有气无力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然后他含蓄地指责道，“有人说某人喜欢我老婆，但是他不承认。”

这时候沙利又转过身子，用手摸着脸颊上的胡茬，思考着说：“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喜欢你老婆。事实是，我觉得她太好了。我也许比你更喜欢她。”

然后沙利停了会儿，他确信扎克从把这些话吸收进去，到梳理清楚，再到得出结论，还需要一点时间。扎克也知道他自己反应慢，所以有时他会自己和自己练习跟沙利吵架，每次预先设想出对方的话，然后准备快速地反驳一二。但每次对话从不会像他自己预想的那样顺利展开，这次也是如此猝不及防。实际上，当沙利开始采取严厉的反击姿态时，他正在准备着第三遍重复那句“有女人缘”的话，他可以感觉到那种绝望正在将自己慢慢渗透。

“扎克，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喜欢你老婆，我只说我没有乱搞你老婆。”

“这种事儿需要两个人。”有人在酒吧的另一端传来信息，扎克感觉整个酒吧都偏离主题了，他表哥鲍里把他拽出白马酒吧。走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他才停止不再说“有女人缘”这样的话。当他终于头脑清醒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不再和沙利口头交锋，下次要么不理他，要么趁他毫无防备时给他一拳，不要再来来回回地打嘴仗。

不幸的是，眼前的形势对他不利，他不能在他老婆上班的地方给沙利出其不意地来上一拳。说实话，他也不太敢。也许沙利现在老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个难对付的角色，而扎克从来也不曾彪悍过，他怕沙利即便六十岁了还身怀绝技，他可不想被一个六十岁的老瘸子打一顿。另外，他也不能无视沙利的存在，尤其是他坐在黑暗中的样子，看着有那么点不怒自威。如往常一样，他发现自己又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意识到必须和沙利换一个话题了。“我能问问你在干什么吗？”

沙利的盘子都被收走了，桌上仅剩的咖啡杯和一小粒黄洋葱是他在这里就餐的唯一证据。那盘生蛤蜊还在桌上，蛤蜊壳紧闭着。沙利希望露丝的丈夫能注意到这些，并且能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他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刚才一两分钟内扎克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想让他再得出一个结论恐怕要再过一会儿。“我就坐在这里看看事情怎样越变越糟。”他告诉扎克。

“哦。”扎克感到一拳落在身上，和往常一样，他没看见这一拳是怎么打过来的。

“我一定是说出了所思所想，”沙利继续说，“你看，我想着想着你就出现了。”他不太在意陷在卡座里，而那个男人堵在了座位的出口处，很有可能会拿出必要的勇气给他一拳，扎克很有可能会在沙利站起来之前就给他几拳。如果扎克一旦踢中了沙利的膝盖，沙利就只能坐在座位上哭了。好消息是，如果扎克想要动手，那他早就动手了。实际上，他现在看着像是已经决定要止损了。“坐下来吧？”沙利建议道，“你老婆马上就出来，你可以载她回家，她看上去累得够呛。”

扎克没有准备坐下。“我可不确定自己想坐在你边上。”他不高兴地说。

沙利无所谓地耸了耸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镇上只有三家餐馆，这是其中一家。”他用大拇指捏着那粒洋葱，用食指把它弹进了塑料植物那儿。

“你怎么坐在这又黑又没人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扎克里，”沙利叹了口气，“这需要理由吗？我有没有到处跟着你，然后问你为什么坐在这张椅子而不是那张椅子上？”

扎克无言以对。

“你坐在这么黑的地方，很滑稽。”扎克最后说，虽然他已经明显失去优势了，他还是忍不住想，刚刚应该把沙利堵在角落里，让他拼命地解释为什么要坐在角落。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欢快地讨论沙利是否有权利独自一人随心所欲地坐在角落里这件事。扎克不得不承认他有权利这样做。

露丝从厨房里出来，正用布擦着手。她用眼睛瞪着扎克，扎克立马就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怎么了？”她说，“打不起来吗？”

“他来这里干吗？”

“我跟你一起回家，”她说，“然后回去打一架。”

扎克看着似乎更愿意和沙利打一架，他现在后悔刚才错过了机会。

露丝转向沙利。“我要回家了，”她说，“你会给我留点小费什么的吗？”

“我有点担心，”沙利说，“这么做，某个不太聪明的人会想歪了。”

“随便他怎么想，”露丝说，“家里总要有人挣钱养家吧。”

扎克看着他妻子拿起沙利放在桌上的一张美元和一些零钱。

“不是那种能让人起疑心的小费，是吧？”她说着把钱塞进她丈夫的衬衫口袋里。“我去取我的外套，这两分钟里，我能相信你会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吗？”

“当然。”扎克耸了耸肩，却并未抬头看向她。

露丝走了以后，沙利又指了指他对面的座位，这次，扎克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扎克看上去那么可怜，那么不高兴，沙利有点想告诉他实情，还会保证一定改过自新。他却开口说：“我不清楚，扎克里。”

扎克默默盯着自己的手指甲说：“我想我大概也不清楚。”

这让沙利笑了。

扎克也羞怯地笑了。“我连自己担心什么都不知道，”他承认着，“真是要命啊，我现在都已经是爷爷，她都已经是奶奶了。”

“我也是。”沙利说。此刻，他的膝盖正如同上午被他孙子瓦克尔打了之后一般隐隐作痛。“我也是爷爷了。”

扎克耸了耸肩。“我猜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不会再因为某些事情在公开场合打架，然后双双入狱吧？”

“假设人们认为我们这是在打架的话。”

露丝穿着外套回来了。她站在门口朝他喊道：“走吧，笨蛋。”

沙利和扎克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想她在叫你。”沙利说。

扎克慢慢站起来。他知道她在叫谁，不用别人提醒。“你来开车，”他们出门的时候，露丝对他说，“我想让我的两只手歇歇。”

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之后，文斯从厨房里出来，把店里剩下的几盏灯也关了，他唱着：“你好，年轻的恋人，无论你们身在何方。”他把自动点歌台的插头拔下来的时候，这机器发出愤恨的声音。“跟我说实话。”他说，“你是在和年轻的罗巴克太太跳两步舞吗，别告诉我你也累坏了。”

沙利从座位里坐起来。“如果她想的话，我想我会有力气效劳的。”他说道。这是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问题。“我猜，她爱她的丈夫，至于原因嘛，还是个谜，但很明显她是爱她丈夫的。”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为什么这么想，沙利并不十分确定，但他就是这么想的。也许因为她应该如此，也许因为每个巴斯的年轻女人似乎都是这样。

“我这么问的原因是：我不断地听人说，她在斯凯勒温泉和别人有染。”文斯说道。

“我不信，”沙利说。这回答也许太快了点。

“是吗？”文斯笑了。

“我不信。”

“我信，”文斯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像那个蠢货扎克一样生活。二十年了，你和露丝一直在给他暗示，他还是那么胆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宁可相信，也不愿被人当作傻瓜。”

“他不太聪明是吗？”沙利委婉地说。

“完全不。”

沙利在黑暗中摸着钥匙，他看着桌上的蛤蜊，然后把它们都倒进了外套口袋里。如维尔夫指出来的，蛤蜊虽不起眼，但是总有需要的时候。

“该死，门在哪儿？”

文斯点燃了打火机，靠近沙利的脸边，给他指路。他和蔼的大脸让沙利想起了城外广告牌上小丑的脸。

沙利说：“如果我从这儿走到那儿，撞到膝盖的话，那么你哥哥就会拥有两家饭店了。”

沙利这一生见证着白马酒吧的兴衰起落。一开始，它是一家为奥尔巴尼的年轻人和富人提供上等酒水的酒吧，每逢夏季，斯凯勒温泉的“八月纯种马”聚会来临之际，穿着体面的纽约人必会前来参加，白马酒吧则是这些人常来的酒吧。现在，简陋破败的它只是一处供当地人吃饭消遣的去处。州际高速公路落成通车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隔开了斯凯勒温泉常年的对手、温泉水的竞争者——巴斯，使纽约、奥尔巴尼直通斯凯勒温泉、乔治湖、太平湖和蒙特利尔。在那条老旧曲折、两车道的柏油路边，曾有过五六家为醉酒的人提供休息的休息站，还有十几家路边旅社也都因州际高速公路的通车而被人们抛诸脑后。在四五十年代，正常的周六晚上，奥尔巴尼和斯凯勒温泉之间这二十五英里的路程中，会发生数不清的交通事故，但发生伤亡事故或是重伤的概率相对比较稀少。在两旁树木林立、弯弯曲曲的漆黑道路上，车速很难达到致人死亡的速度；况且路边的酒吧一个个挨得那么近，外观也差不多，所以在这里也没必要加速。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两车相撞后，喝得醉醺醺的司机下了车，就在马路上大打出手，争吵是谁的错导致的车祸。偶尔会有开着改装车的半大的孩子在这里丧命，就像沙利的哥哥帕特里克一样，但是人人都知道，半大的孩子总动不动就取了自己性命的。根本不关道路的事儿，也不关酒吧的事儿。

新的高速公路上再也没有两车迎面相撞的事故了。在大多数地方，向北和向南的车道间保持着平均至少五十码的距离。司机们只有在笔直平整的路面上开着开着睡着了，才会驶离路面，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飞向空中，最后撞在最近的树上，司机们一般都不会为是谁的错误而打架。他们只是走个过场，被送到医院，然后被宣布死亡。

在州际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前，这条走廊上有二十多家小酒吧生意兴隆，现在只剩下几家还在营业了。这其中只有白马酒吧和另外一两家酒吧是常年营业的。大部分酒吧在夏天重新开张时，通常都换了老板，只在八月才真正有生意可做，这时候斯凯勒温泉的赛马季开始了，纽约下州的人们都北上来参加这个盛会。然后，以赛马场为中心的二十英里范围内的每家饭店、酒吧都会拼了命地涨价，趁此狠狠地赚上一笔；或者把价格抬高到足以支撑他们一年开销的水平。这些本地的店主把自己勉强糊口的生活归功于下州人，这些下州人习惯了任人宰割。说到宰割别人，他们对上州人有限的想象力也颇为欣赏。

而白马酒吧因它位于北巴斯镇，理论上来说根本不属于那种路边酒吧，所以它常年营业，只不过在赛马季，它就会大变样。七月的时候，整个店铺都与往常有着天壤之别，桌子、吧凳都被修理一新，吧台重新刷了漆，宽敞的后屋重新开放、清洁如新，吊灯的灯泡换了新的，还有新雇的职员，大多是从奥尔巴尼引进的大学生，他们穿着网球短裤，开领T恤，开始接受培训（您好，我叫托德，今晚我来为您服务）。巴斯当地人看到这些，就知道他们季节性的流放生活要开始了。新制定的酒单也告诉他们，七月和八月，这里不欢迎他们。新来的酒吧服务生，比如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子，也同样不欢迎他们，她们不知道跟沙利和维尔夫这样的人说什么好，罗布·斯奎尔斯则连门都不能进。

到了九月，操着下州口音的纽约人离开了，他们带着剩下的现金离开了小镇，随着他们消失的还有他们的傲慢与无礼，路边的旅社也因为他们的离开而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晚上空气又开始凉爽起来，熟悉的面孔又出现在白马酒吧里，他们相互交换想法，评估赛马季的损失。白马酒吧的主人是狄尼·邓肯，他常常想把这个大间的餐厅留着，但三思之后，还是关了。八月的生意实在太好，让他怎么都无法相信劳动节过后，餐厅的生意会像新的水龙头里流的水那样戛然而止。理智上来看，他觉得这家餐厅会关门的，他年年如此想。但八月，在他审视这家拥挤的餐厅，看到一直排到街上的蛇形队伍时，他简直就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他开始思考这些事的原因和结果。他想是否有可能，只是有可能，他把整个情况弄反了。如果是劳动节后餐厅的关闭导致了人流的消失，而不是消失的人流导致他关闭餐厅，会怎样呢？但当大学生服务生和酒吧服务生神情愉悦、精神抖擞地和他说再见时，狄尼知道，工作又结束了，他们将返回奥尔巴尼，回到纽约州立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拉塞尔·塞奇学院上学。他就看着已经取得的成就，一点点地、慢慢地消退。对于狄尼来说，每年当中最难受的一天是他被酒吧的常客说动，把台球桌拖回到酒吧里的时候，台球桌会一直在那里待到第二年的七月，那时，这个地方又要腾出来招待更多的客人。这张大大的桌子就放在餐厅吊灯的下面，变成了扑克牌桌，可供八到十人使用，他本来打算留着它聚会用的。这实在太让人郁闷了。为了制造圣诞气氛，狄尼在吧台后面绑了一串小彩灯，每年能亮起来的小彩灯的数量都在下降，新年过完以后，没人还有力气把它们取下来。

尽管沙利已经坚定了信念，但今晚他还是去了白马酒吧。狄尼给固定的那个吧台服务生放了一晚假，他怀疑这人偷钱，还给客人送了太多免费的酒，他现在和平时一样感到蛋疼。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非要在冬天这赔钱的季节营业。这几年酒吧一直在赔钱，要是还能剩下点钱的话，等“终极逃亡”主题乐园一开放，他就把酒吧卖了，拿着钱到佛罗里达去。这两个小时，沙利一直在听狄尼抱怨，他听烦了。维尔夫也在听，但是他不会表现出不耐烦，今晚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维尔夫越喝越醉，越醉他的忍耐力就越强，到了这时，即便他有满嘴的话要说也说不出来了。

“你知道吗？”沙利毫不掩饰恼怒地说道，“即使你满腹牢骚，你屁话都不会说一句的。”

“这倒不尽然。”维尔夫说。他脸上带着午夜之后常见的笑容，据说这种笑能让沙利发火。这根本不是笑，他喝得醉醺醺的，并不能很好地控制面部肌肉，他只是把嘴咧开了，就带着满意的表情坐在那儿。

“你上次打赢官司是什么时候？”沙利问他。

这问题让维尔夫吃了一惊，但是很明显没有让他生气。“问这问题有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如果你允许每一个人往你的鞋上撒尿，那么他们就这么径直走过来，拉开拉链，尿在你鞋子上。你有什么反应呢？站在那里，朝他们咧嘴笑。”沙利解释道。

此刻，维尔夫好脾气地咯咯地笑出声来。“沙利，除了你之外，还有谁会往我的鞋上撒尿呢？”

“的确是这样。”狄尼在吧台那头说，他在那儿是为了躲开沙利。狄尼快要七十岁了，身材高大，在此漫漫长夜里，他坐在吧台后面的吧凳上，仿佛吧凳不存在一样，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狄尼神奇般地坐在气枕上，整个人就像是空气曲棍球比赛中的冰球。在喝了五六瓶啤酒后，看到狄尼肥大的身躯也让沙利感到恼怒。还有一点，狄尼总是不断地提醒他，在沙利小的时候，他曾经把他的父亲大吉姆从酒吧里赶出去的事，狄尼不止一次把吉姆扔到街上，而且还公开说过，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过来一下。”沙利建议。

这时候，酒吧里只剩下五六位顾客了，卡尔·罗巴克在沙利和文斯进来之前就走了。文斯喝了一杯啤酒后，像递交接力棒一样，把沙利交给了维尔夫，自己走了。狄尼在那儿坐得好好的不想动。“你想干吗？”

“过来一下。”沙利又说了一遍。

狄尼讨厌这种对话。他讨厌被人唤来唤去，尤其是被沙利。另一方面，他还要照看酒吧，此时和沙利在一起的维尔夫又是他最好的顾客。他从凳子上下来。“你想干吗？”

沙利等着他过来，然后问候道，“你好吗？”

“你想干吗？”狄尼又说了一遍。

“我就是想知道你好不好，”沙利说，“希望还不错。”

维尔夫看向狄尼，脸上流露出“不要怪我”的神情。

“我不怎么有机会和你说话，”沙利解释道，“我想确保你一切都好。你需要钱或者别的什么吗？”

当狄尼转身回到吧台的另一端时，沙利说：“我还在想，也许你会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会变成一个吝啬的、狗娘养的贱货的。”

“你可别找事！”狄尼警告他。

实际上，沙利这个牢骚并不新鲜了，他就是耿耿于怀狄尼为什么这么吝啬，尤其是对每天晚上把那么多钱都扔在这里的维尔夫。平时，客人每喝五轮左右，那个服务生就会免费送一单，但是狄尼从来也不。即使沙利羞辱他，他也不会买一次单，沙利过去羞辱酒吧里的服务生的手段可是大师级别的。

“你看看那些灯，”沙利边说边指着那串狄尼下午挂上去的圣诞彩灯。有差不多一半闪着，要么就是完全不亮了。“换些新灯泡会花你多少钱呢？一块钱？”

“一块钱连个糖都买不了。”狄尼说，他这个说法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尽管这确实是个明显的错误，因为他自己卖的士力架才七十五美分。

狄尼的牢骚也是陈词滥调了。今晚讨论的是关于各种煤电水公共费用多么贵，漫长的冬夜营业多么不赚钱之类的话题。

“我有个主意，”沙利说，“我们集资，来帮狄尼渡过难关吧。他看着都瘦了。我觉得他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

“回家去，沙利。”狄尼建议他。

沙利转向维尔夫，“我就是不明白你怎么能让那些人在你的鞋子上撒尿，今晚你在这里花了多少钱？”

“一毛钱都没花，”维尔夫说，“我还没有付账单呢。此外，我也不期待有人会给我买单，我自己买得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是什么意思？”

沙利不太确定，但有一点他是确定的。尽管他在和两人吵架，但他并不是真的生狄尼或者维尔夫的气。真正让他生气的是露丝的丈夫扎克，虽然他这火气来得有些迟，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他刚才真应该揍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觉得自己也生露丝的气，一个他本应好好对待的女人。一切都那么令他生气。他允许自己在发了再也不给卡尔·罗巴克干活的誓之后，又回去给他干活了。他也生自己的气，因为他又陷入对卡尔妻子的迷恋中。他都快气疯了，又喝了酒，如果他能找到人的话，他真想为这些事打一架。“我有个主意，”维尔夫说，“在你还没被我们从这个国家唯一不放摇滚乐的酒吧踢出去之前，就打道回府吧。”

“该死，还真是，”沙利附和道，“如果你还有记性，我打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进来。”

他们把钱留在了吧台上，“你一定是想的，否则你就回家了，”维尔夫指出来。

他们出去的时候，沙利在狄尼坐的吧台边停下了脚步，“如果方便的话，给我一块士力架。”沙利说。

狄尼站起来，满腹狐疑地把巧克力递给沙利，沙利递给他两张一美元纸币，狄尼推回来一张，粗声地说：“七十五美分。”

“不行，”沙利边说边把钱又退回去，“你自己说的，一块钱连糖都买不了。”

“沙利，拿走你的破钱，不要招人讨厌。”

沙利举起手来，好像被捕了一样，“哼，”他说，“那是你的钱。”

狄尼拿起钱塞进口袋。“这样你就高兴了，你个冲头。”

“是的，”沙利告诉他，“我从没这么高兴过。”

“在这种小事上，你战无不胜的大师名号果然名不虚传啊！”他们醉醺醺地走到门口，费劲地穿上冬天的外套，维尔夫说：“给我一半士力架。行吗？”

“没问题。”沙利说。他把士力架掰成两半，“你欠我几块钱，我就不追究了，因为我还欠你大概两千块呢。”

“你为什么不回学校呢？”维尔夫想知道，“你还会受伤的。”

“这已经由不得我了，”沙利说，然后把糖塞进嘴里，维尔夫等着他咬了几口，咽了下去，“我的哲学教授不相信这世上有自由意志这东西。”

“他相信什么？”维尔夫问。

沙利耸了耸肩。“他是犹太人，他很有可能相信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一定，”维尔夫说着把门打开，并且给沙利挡着门，“我就是犹太人，我不大相信任何事情。”

在门外，两个男人站在最高一层台阶上，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街道。模模糊糊中，他们感到又开始下雪了。沙利看见雪花纷纷从灯箱处飘落下来，这是两人谁都未料到的。在路的两边，主路上的路灯依次排开，在路灯的照射下，整条街透着苍白，显得那么诡异。

“下雪了，”沙利说，“这是我所相信的。”

他们走下台阶，维尔夫看着他磨损的棕色尖头皮鞋没在了雪里说道：“我认为雪有一脚深了，我觉得我需要穿靴子了。”

沙利穿着工作靴，但是雪也没过了工作靴。而且雪还在飘落着。“我不知道你是犹太人，”沙利真诚地说，“我以为犹太人都应该是尖酸刻薄的律师。”

“沙利，”维尔夫一边朝沙利扬起围巾，拍打着他的肩膀一边说道，“记住，你是好人，不要有不好的念头。”

沙利看着维尔夫一寸一寸小心翼翼地穿过大街，走向他的别克君威轿车，然后沙利朝上主街自己的住处走去。不到一分钟，别克君威急转弯过来，维尔夫把车窗摇下来，唱道：“晚安，可爱的王子。”

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像是给世界装了一个消音器。沙利步行回家的时候，整条街万籁俱寂。已经过了午夜一点了，停在路边的车看着像一个个白色的山丘，如果这时候有一辆马车从街角转过来，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沙利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此刻的平静只意味着一件事：明天将会是不太平的一天。卡尔·罗巴克仍未竣工的房子因这不速之客的到来将被延长工期，所以在地面结冻、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之前，他要赶紧完工。如果气温不回升的话，他和罗布明天会被冻成狗的。安装石膏板的活还不能戴手套，早上九十点钟，他们的手指就会冻僵，只有拿锤子砸上去才会有知觉。卡尔会过来个五六次烦他们，告诉他们星期五他又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糟糕的活。他会说，这个工作，即使他们来做也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而且，在明天干活之前，他还要把房东太太门口和车道上的雪铲掉，好让她出门。到了明天早上，他的膝盖就会此起彼伏地疼。所有这些活儿，都要在这么一个破膝盖的支撑下干完。

如果他不是有了一个信念支撑，他真会泄气的。

他花了一分钟才找到放在皮卡后面的长柄刷子，他一找到刷子就开始专心干活了。只花了三十秒，他就把皮卡前窗玻璃和引擎盖上的雪刷掉了。两分钟后，他已经在把车倒进卡尔·罗巴克家的车道上了，正好倒在了那部新的吹雪机前面，上面已经盖了一层雪。车斗上还有三块胶合板，沙利把它们用作临时的坡面，胶合板在吹雪机的重量下，吱嘎作响，不过没有断。但沙利砰的一声把车后挡板合上的时候，楼上的灯亮了，一个黑色的剪影出现在窗前，是托比·罗巴克，她把窗户推上去，探出头来，“是你吗，沙利？”她问道。

“是我，”沙利说，“但明天我可能就是不是我了。”

“你是来偷我们新买的吹雪机的吗？”

“我已经偷好了，正要离开呢。”

“我可以朝你开枪，还不违反任何法律。”托比让他知晓。

“除非我试图入室抢劫。”

“你要入室抢劫吗？”

“今晚就不了，小可爱。”沙利说。尽管压低了声音，但在这个时候聊天还是让人感到不安。整个街区寂静无声，仿佛邻居们都在听他们的谈话。“顺便问一句，那个蠢货去哪了？”

“谁知道啊，”托比·罗巴克说，“早一点的时候，他想进门，然后就放弃了。我威胁他要开枪，他当真了，比你刚才要当真多了。沙利。”

“我不责怪他，”沙利说，“你有更多的理由朝他开枪。”

“我现在也有理由，”她说，过了一分钟，又接着说，“你有没有过气得想朝人开枪的时候，不管朝谁？”

“当然有了，”沙利承认道，但没急着告诉她，十五分钟前在白马酒吧，他就有这种冲动。“所以我不持枪。”

“你应该弄一把，”她建议沙利，“我有卡尔的枪。我和你两人可以横冲直撞，撒野闹事，抢银行，从此扬名天下，就像邦妮和克莱德那两个雌雄大盗。”

“那么也是你当克莱德，”沙利告诉她，“因为除了开车逃跑，我干不了别的什么。”

“男人都缺乏想象力。”托比说。这让沙利想起文斯在饭馆里说的话，托比·罗巴克也许在和斯凯勒温泉的什么人交往，但从托比这话来判断，很明显，那是无中生有的事儿，除非那个和她有染的男人也没有任何想象力。

“那么，”沙利说，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在偏袒卡尔·罗巴克，“别对他太严厉了。他还想着心脏搭桥手术呢，看他那一副要在六个月内干完所有事情的样子。如果他哪天突然意识到他会活到七十岁，他大概才会慢下来。”

“他很可能连感恩节都活不到呢。”她说，在沙利看来，她说话的口气是真心相信卡尔连感恩节都活不过呢。她好一阵子没有说话，然后说：“那么，去吧，把我们的吹雪机偷走吧。你是我见过的动作最慢的小偷。我认为抢银行的话，你连个驾车逃跑的活也做不好。”

回到他的公寓里，沙利突然又感到精疲力竭，那半块士力架给他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所以他很想把吹雪机就留在皮卡的后车斗上，唯一要担心的是明天早上他可能会睡过头。明天早上，不等他用上吹雪机，卡尔·罗巴克就会过来找他，很有可能把吹雪机再偷回去。所以他把吹雪机从卡车上卸下来，藏在了贝丽尔小姐车库里，上面盖着一张防水布，很安全，谁也看不见。

这是明智之举，因为当他回到公寓里，第一眼就看见卡尔·罗巴克躺在他的沙发上睡着了，他大张着嘴巴，一只手垂下来，旁边加拿大威士忌的空瓶子扔在地上触手可及。有那么一瞬间，沙利不确定卡尔是否还活着，他以为睡在那张沙发上的卡尔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卡尔大声地打了一个呼噜，转了个身，沙利松了一口气。沙发上睡的是个活人，不是死人，即便那人是卡尔·罗巴克。

其实，沙利有一床多余的被子，但是他太累了，想不起放哪里了。所以他把自己床上的被子给卡尔盖上，毕竟他的卧室总是很暖和的，有床单就够了。还没来得及多想一二，他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