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

以约翰九岁儿子亨利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摄政会议很快就保证战争在陆地（林肯战役，1217年5月）和海上（多佛战役，1217年8月）取得了他的父亲没能取得的胜利。路易受这些战败影响，获得的支持迅速减少。1217年9月，路易接受了《兰贝斯条约》（Treaty of Lambeth）并撤离英格兰。

直到1232年，亨利才开始独立进行统治。国王未成年时期往往是政府不稳定的时期；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辅佐幼王的人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伯格一直保持着对亨利的政治监护，直到他25岁左右。大多数权力斗争发生在议会会议厅，这些斗争很少付诸武力，即使有也非常短暂。作为一系列和解行动的一部分，《自由大宪章》被修改并重新发行。但是，议会的贵族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问题上，不太关心国王的海外遗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普瓦图和加斯科尼（Gascony）都没有地产。1224年，当他们陷入内部斗争时，他们的卡佩王朝宿敌，国王路易八世，进入了普瓦图，攻占了拉罗谢尔，也威胁到加斯科尼。1225年的一次远征巩固了加斯科尼的地位，但国王没有真正试图去收复普瓦图。随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远征，规模更加宏大，但却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1224年之后，亨利三世的祖先曾在法国持有的土地只剩下加斯科尼了。这样的结果扭转了12世纪的领土平衡。英格兰曾经只是安茹帝国的一个省，现在成了金雀花王朝无可争议的中心。最终，根据《巴黎条约》（1259年），亨利放弃了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领土主张，并且为了保住加斯科尼而向路易九世进贡。

实事求是地说，《巴黎条约》是亨利最大的政治成就，但他只是为了摆脱他的其他困难而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路易九世提供的慷慨的条款。当时他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是，该国最强大的权贵宣誓联盟，威胁要拿起武器反对他。自1233年以来，亨利一直面临此起彼伏的反对。一次又一次，争论的焦点围绕着他应该选择什么人做朋友和顾问这一问题，因为这些人能够获得国王最多的赞助。由于他宠信的很多人不是英格兰人，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政治变得越来越关心岛内利益。亨利是一个好丈夫，他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的婚姻（自1236年以来）幸福美满，他对妻子的亲属十分慷慨。后来，当他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吕西尼昂家族（Lusignans，他的母亲的第二次婚姻的孩子）在法国的生活变得困难时，他欢迎他们到英格兰。而从1247年开始，吕西尼昂家族的存在使英格兰的氛围变得更加糟糕。

同样有争议的是国王将为他的次子埃德蒙提供一笔产业的计划。1252年，教皇将西西里王国送给亨利，他于1254年以埃德蒙的名义接受了。不幸的是，西西里岛实际上被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所控制。亨利不仅同意给教皇提供资金以征服该岛，还承诺帮助教皇解决已有的债务——为了与曼弗雷德作战，教皇已经花了一笔钱，大约13.5万马克。这是一个荒唐的承诺，1258年，贵族们将政府从国王手中夺走并启动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牛津条例》（1258年10月）和《威斯敏斯特条例》（1259年10月）。亨利的荒唐承诺被取缔。但是，从成年国王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其交给当选的贵族委员会，是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英格兰在内战的边缘徘徊。当1264年春天战争终于来临时，所有的问题已经缩小为一个问题：国王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外国人作为他的顾问？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坚定地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作为最后手段的以“王国社团”的名义行事的贵族会议来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蒙本人就是外国人。此时的西蒙已经是“社团”中有权有势的成员，他自1231年以来就是莱斯特伯爵，自1238年以来是国王的妹夫。1264年西蒙伯爵赢得了刘易斯之战（battle of Lewes），但次年在伊夫舍姆战役（Battle of Evesham）中兵败被杀，还被肢解。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王室权威在完全恢复的同时，也承认《马博罗条例》（statute of Marlborough, 1267年）中所包含的“王国的习俗”，包括维持《自由大宪章》，甚至《威斯敏斯特条例》的部分内容。王位继承人，伊夫舍姆战役的胜利者爱德华在这种温和的氛围中感到不舒服，于是他率兵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让他父亲可以集中精力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