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6年那些事

1066年圣诞节那天，诺曼底公爵威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用英语和法语发出的欢呼声惊动了驻扎在修道院外的诺曼卫兵。他们以为教堂内部出现了可怕的变故，于是放火烧了邻近的房屋。半个世纪之后，一位诺曼修士回忆起那一天的混乱。“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教堂里的人陷入困惑，大批人群涌向外面，有些人为了救火，有些人则趁火打劫。只有修士、主教和一些神职人员留在神坛前。虽然他们也感到害怕，但还是坚持完成了国王的受职仪式，此时的国王已吓得浑身剧烈颤抖。”

尽管威廉在黑斯廷斯取得了胜利，尽管伦敦和温彻斯特投降了，但威廉的地位仍然不稳固，他完全有理由为此忧虑。至少在五年之后，他才相信征服已经完成。从1067到1070年，每年都有反对诺曼统治的起义——在肯特郡、西南部、威尔士边境区、沼泽地和北方。诺曼人只能像一支占领军一样生活，像作战部队一样一同起居、饮食和睡觉。他们不得不建造城堡，这些城堡是少数人统治大批臣民的据点。不到一万名诺曼人生活在一两百万心怀敌意的百姓中。这并不是说每个英格兰人都积极反对诺曼人。毫无疑问，有许多人与他们合作，正因为这样，诺曼人才有可能接管如此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机构。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英格兰人憎恨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受压迫的大多数人。没有安全感的岁月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英格兰不仅引入了新的王室，还引入了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文化和语言。可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征服对被击败者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威廉的初衷。在早期，许多英格兰人能够通过表示臣服而保留他们的土地。然而到了1086年，事情发生了明显变化。《末日审判书》记录了诺曼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深深的征服烙印。根据记载，1086年，只有两位英格兰英格兰贵族幸存。超过4000位塞恩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被不到200名男爵（barons）所取代。一些新的地主是布兰顿人、弗兰德斯人和洛林人，但大多数还是诺曼人。在教会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威廉的反英政策的出台时间。1070年，他罢免了一些英格兰主教，后来再也没有任命英格兰人担任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在军事问题上，1069至1070年冬季，对北方的掠夺表明这个时期的残酷镇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066至1086年间，约克郡的土地价值下降了2/3。但无论这种掠夺在何时何地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到1086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不复存在，而且其地位已被新的诺曼精英所取代。当然，这个新精英阶层同时保留了欧洲大陆的旧土地，其结果是，曾经是两个独立的国家的英格兰和诺曼底，现在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跨海峡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共享统治王朝，还拥有统一的盎格鲁-诺曼贵族。由于海峡两岸水运非常便捷，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距离好比泰晤士河两岸的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Surrey）。从此时直到1204年，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历史一直交织在一起。

由于诺曼底是由一位公爵统治的公国，而公爵效忠于法国国王，因此从此时开始，英格兰政治成为法国政治的一部分。但法国的影响不仅限于此。作为法国人的诺曼人把法语和法国文化带到了英格兰。此外，我们要处理的不仅仅是1066年后那一代人所面临的一次性“法国因素”的大量涌入——在那之后“英格兰因素”开始逐渐恢复——还包括安茹帝国所带来的法国文化的入侵。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又被安茹帝国征服过（1153—1154），虽然这一次没有导致卢瓦尔流域的贵族来英格兰定居，但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宫廷的到来还是强化了法国文化在英格兰的主导地位。

虽然在1066年只有不到30%的温彻斯特地主拥有非英格兰名字，但到12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0%以上，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名字，如威廉、罗伯特和理查德。这意味着英格兰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此时的英格兰艺术受外来影响最明显。例如，在教会建筑中，用欧洲大陆的名词“罗马式”和“哥特式”所描述的风格比“诺曼”和“早期英格兰”风格更加时髦。尽管英格兰建造的教堂，如英格兰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中所绘制的教堂，通常包含一些明显的英格兰元素，但建筑师和艺术家所采用的设计图样来自国外，有时来自地中海世界（意大利、西西里岛，甚至拜占庭），通常来自法国。在1174年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大火之后，一位法国建筑师威廉（William of Sens）被请来重建唱诗席。同样，亨利三世下令重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深受法国模式的影响。法国在音乐、文学和建筑领域如此卓越，以至于法语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而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语言，任何认为自己有教养的人都要会说会写法语。因此，在13世纪的英格兰，法语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在本章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里，受过良好教育的英格兰人会使用三种语言——英语是母语，懂一点拉丁语，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这个国际化的社会中，法语至关重要。法语是法律和地产管理的实用语言，也是歌曲和诗歌（包括香颂和浪漫歌曲）的语言。换句话说，像耶路撒冷王国一样，诺曼征服使英格兰被公认为法国的海外领地；用政治术语来说，在13世纪初之前，英格兰一直是法国殖民地（当然不是法国国王所属的殖民地），此后则是法国文化的殖民地。

因此，几代英格兰爱国人士把黑斯廷斯战役看作是一场国殇，这并不奇怪。然而，即使我们不像历史学家弗里曼（E. A. Freeman）那样将巴黎形容为“野兽”，也仍然可以说诺曼征服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不是因为它具有掠夺性和破坏性——任何征服都会如此——而是因为“1066年那些事”的问题。1066年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年，诺曼征服是“该死的众所周知的划时代的事件”，人们很容易将它视为“新的开始”或“重要的转折点”。在谈论几乎所有发生在11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事务时，都会考虑诺曼征服的影响。但是，11世纪下半叶是整个欧洲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遭受诺曼征服的国家也发生了巨变。因此，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1066年的诺曼征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其他方面，虽然巨变发生了，但很难归因于征服；还有些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根本没有改变，而是延续了现状。

然而，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一个戏剧性事件造成的，而是由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导致的。这是因为在12世纪和13世纪出现了海量的书面记录，编写和保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比以往多得多。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大约有2000份法庭令状和土地契约保存下来，而仅从13世纪保留下来的就有数万份。当然，2000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但是13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据估计，仅13世纪的小农和农民就产生过多达800万份土地契约。即使这个估计的标准过于宽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各个阶层（例如农奴）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这些文件。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据说只有国王拥有印章，而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法规要求甚至农奴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印章。这一发展的中心，或者说它的原动力，来自国王的政府。国王拥有永久性的记录机构文秘署，例如法院和财政部——它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我们可以测量文秘署使用过的封印蜡的重量。在13世纪20年代末，每周要用掉3.63磅的封印蜡，到60年代末，这个数字已升至31.9磅。政府不仅发布了比以往更多的文件，还系统地制作副本并把它们保留下来。此处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199年。在那一年，文秘署簿记员们开始在羊皮纸卷上抄写大部分以大封蜡寄出的信件（当然包括所有重要的信件）。文秘署的记录被保存下来，意味着1199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政府的日常事务。

这些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记录的激增带来了从习惯性记忆事件向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人人都在“参与扫盲”；即使有些人自己无法阅读，他们也习惯于通过书面媒介进行日常业务的处理。显然，这种文化意识的发展与通常被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起初，新学问的机构都出现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城镇和大教堂中，但到了12世纪末期，英格兰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到13世纪2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成立。在牛津大学，有些学院的男性可以学习严格的实践科目，如财产转让、管理学和初级法律程序。整个英格兰的趋势是，各个层面的学校越来越多。

但这些深刻的发展是否与社会机制在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有关？显然，所有这些书面记录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变得更加官僚化，但这是否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保护或被改变了呢？经济体系是否在变化？政治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吗？或者两者只是被更详尽地记录下来而已？

这些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历史证据的累积性质往往使证据具有欺骗性。例如，一种特定形式的人际关系可能首先在13世纪被清楚地记录下来。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关系本身起源于那个世纪？或者说这些类型的关系在这个时期首先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或者说这种关系早就存在了，而相关文件只是从那个时期才开始记录并被保存下来？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一种被称为“家仆契约”的文件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契约记录了一名男子为其主人服务的条款，如果是长期服务合同，契约通常会写清他的工资，即他的雇用费。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已经断定，“契约家仆”和“合同军”都是在13世纪末出现的，并且它们是中世纪后期“可恶的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特征。然而，有明显但间接的证据表明，接受费用和工资的合同军队和家仆至少早在1100年就存在了。总的来说，在本章，作者认为英格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方面的连续性比通常所认为的高得多。但首先，在进一步讨论之前，简要介绍一下主要事件，特别是国王们最关心的那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