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1918年，海牙出现了《日本的问题》一书，据说作者是远东的前外交官，其中一部分内容经亚瑟教授整理后出版。亚瑟教授在位于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任教，他和自己以前的同事约瑟·贝瑟特·摩尔都是顾问，华盛顿的国务院经常向他们咨询外交事宜，因为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人经常对影响美国的国际事务有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约瑟·贝瑟特·摩尔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亚瑟教授在1913年出版的专著中第一次提到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在1897年春天签订的“协议”或“秘密条约”。协议中提到，如果德意志帝国或奥地利或两国同时因泛德意志主义发动战争，美国将立即宣布无条件支持英国和法国。亚瑟教授详尽陈述了签订这一协议的各种理由，包括殖民主义的理由。这些理由使美国被迫与英国和法国一起反对德意志帝国。亚瑟教授早在1913年已经预言这一切即将发生。

约瑟·贝瑟特·摩尔

《日本的问题》的匿名作者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在1897年以表格的形式将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呈现了出来。这张表格非常值得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也可以看到协约国在战前做的准备工作。虽然协约国没有以三方谅解备忘录的名字出现，但当时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对此，《日本的问题》的作者在书中做了如下评论：

亚瑟教授声称早在1897年，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内容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来需要参与的每一项战事，包括占领西班牙的附属国、控制墨西哥和中美洲、打开中国以及吞并煤炭基地等。亚瑟教授希望我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卫世界，同泛德意志主义斗争。

当然，没有必要去提醒亚瑟教授或其他人这样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从来没有人在1897年听到“泛德意志主义”一词，因为那时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直到1898年，这一计划才公布出来。因此，如果英国、法国和美国真的有亚瑟教授说的共同目标，并打算通过结盟实现它，那么他们不会将这一想法及其实现简单地归因于泛德意志主义，这个借口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件事的确令人感到惊讶。高卢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和平时期制订的一份条约，直接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等国划分了出来，细节处理也十分到位，甚至试图消灭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减少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七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签订了这份条约，并系统地规划了所有目标。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爱德华七世可以那么从容地实施他的包围政策。这些年来，很多国家已经被英国拉拢，做好了开战的充分准备。当爱德华七世为三方谅解备忘录命名时，这一条约的出现就是针对他们讨厌的新兴国家-德意志帝国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却是一个早已存在，并被官方承认的事实。

英王爱德华七世

通过这份协议，人们还可以搞清楚英国为什么在1897年的煤炭基地问题上拒绝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因为德意志帝国和俄国达成了协议，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牢固的落脚点，所以引发了英国的不满。然而，在占领中国的领土时，一份三方协约在没有德意志帝国参与的情况下形成了。

亚瑟教授明确指出了发动世界大战的人。这份也被称作“君子协定”的协约矛头直指德意志帝国，因为很多人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世界大战的起因，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协约国花了十七年时间认真准备这份协约，为了各自的目的，它们获得了俄国和日本的支持。塞尔维亚策划萨拉热窝谋杀事件并点燃火药桶后，各国发起了进攻。

亚瑟教授的声明完全驳斥了所有被动参战的人，这些人被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行动中寻找美国参战的理由。譬如，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U型潜艇战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正确的。最近，约翰·肯尼思·图尔纳出版了一本著作——《它会再出现吗？》，证据确凿地指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参战理由和战争目标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确切地说从1915年开始，就已经决定参与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美国以德意志帝国发动U型潜艇战为借口参战。但事实上，它当时受到了强大的金融集团的影响，在协约国的压力和请求下被迫屈服。此外，当时的法国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美国知晓英国和法国吞并加来、敦刻尔克等地的计划，因此它不愿留下羸弱的法国和英国一起分享胜利果实。

威尔逊总统

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这是一件致命的事。概括地说，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办法打破英国的包围计划，也没有能力和俄国、法国斡旋。部分原因是俾斯麦在执政时期没有对此进行训练。因此，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失去了独裁专横的意志和精神，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外交事务。

此外，德意志帝国很难训练出高素质的外交官，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和天赋，只有少数几个德意志人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威廉大帝和俾斯麦。频繁更迭国务秘书的做法也影响了外交部，帝国首相们效仿俾斯麦干预外交部的工作，建议国务秘书指挥外交部的事务。我勉强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权选择合适的人处理外交事务，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对政治政策的持续产生了不利影响。

外交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要和强国有不愉快的争吵”“尤其不要冒险”等观念的影响，就像法国将军向那些希望叛乱的士兵说的。一次，一位国务秘书找我商议一些非常重要的外交事务，我向他分析了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外交部的行动纲领“让我们静一静”，并提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意见。

鉴于外交部的这种态度，下面这名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一名德意志帝国商人的答复就不难理解了。在一个南美共和国，一位商人的商铺遭到抢劫，他要求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他提供帮助，与当局调解。代表回复说：“哦，不要拿这些事烦我！我们和这个共和国关系良好，你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惹恼他们。”如果我碰到这种玩忽职守的官员，一定会立即将他撤职。

人民群众和军队都不欢迎外交部。在几位首相的任期内，我一直努力改革，但大部分改革都无果而终。如果新任首相没有从事过外交事务，就需要外交部辅助他处理相关外交工作，但这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然而，如果新任首相从事过外交部的相关工作，他就有义务对外交部的人事作出调整，但他一般不愿意做太大改变，加上其他事情以及对外交部的人事缺乏了解，他仍然愿意采纳那些已经适应这些工作的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