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动力

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已经集中于选择问题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政策制定就是作出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出现于每一种选择体系中。用图表的形式来解释可能更为清楚（见图表3）。

图表3　一种选择分析的方法

［改编自Marion J. Levy，Jr.，The Structure of Society（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11。］关于“目的”和“工具”术语的定义，见第三章。

现在可以对两组假设进行分析。第一组假设涉及实现现代化的四种政治体系之间的联系：

1．在四种运作模式中，协调体系是最不可能作为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政府的令人满意的基础。

2．协调体系可能通过地方的创新精神以及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来尝试实现现代化。相比之下，动员体系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政府集中计划指导下由国有企业来实现的过程。

3．动员体系作为一种“转换”制度最为成功，即（1）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及（2）从现代化后期向工业化转变。

4．现代化专制政治和新重商主义社会对于长期的现代化是最理想的政府制度，尤其是从现代化的“早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

5．当向早期工业化转型已经完成，即对一个现代工业社会而言，协调模式是最理想的制度。

第二组假设从更广义的角度重申了第一组假设，一个核心的功能假设认为，不同的政府运用强制和信息的不同组合来获得权威、维持稳定及提高效能。从分析的角度，我假设在政治体系中强制与信息之间存在一种相反的关系，即高度的强制体系就是低度的信息体系。²⁵在信息和强制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的政治形式将获得最大的效能和权威。这种政治形式不仅能够实现其目标，而且能够制定有效利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目标。因为政治形式具有自己的动力机制，通过这种动力机制决定强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将政治形式或政体作为独立变量，强制和信息作为干预变量，现代化作为依附变量。²⁶

然而，如果这一假设能够独立成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于政府而言就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实际上，高度的信息体系存在一个“超载”的问题。²⁷换言之，决策者面对如此之多的信息以至于难以采取行动。而且，信息可能被预先进行了筛选，信息的来源和重点已经不对称了。因此，充分的信息体系中的困难在于评价信息，这就导致了不确定性。这样，一个相应的假设认为，充分的信息体系是一种不确定的体系，而高度的强制体系是具有确定性的体系。只有当充分的信息体系具有一个能够处理或然性的框架，即能够应对一个或然性的世界，这一体系才能够有效运行。高度的强制体系在运行中不需要依靠大量的信息。尤其在转型时期，当不确定令人感觉惶惶不安时，对与特定目标相关的控制和确定性结构的要求就很迫切了。

第三种假设结合了前两种假设。只有当现代化社会和工业社会拥有有效的解释机制，它们才能够利用信息。因此，现代化将通向一个或然的世界——远离一个确定的世界——通过我所称为的协调制度（最终实现代议制政府），如果这是处理和评价信息的最令人满意的方式的话。因此，尽管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以单线的或演进的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政治制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确导致了提高分化和复杂性的世俗倾向。从这一世俗倾向中，根据我们的假设，可以推断出一种长期的通向充分信息和低度强制的政治变迁，即某种形式的协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