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与个别

在主体的方面与定量倾向相符合，就是把认识者还原为纯粹逻辑的、没有质的一般。诚然，质只有在一个客观的舞台上才会是自由的，这个舞台不再限于定量化，不再用定量化熏陶必须在精神上适应定量化的人。但定量化不是由定量化的即数学造成的看起来永恒的本质。当它要求独一无二的地位时，它就成了短暂的。在事物中等候着质的主体的东西是事物的质的潜力，而不是这种潜力的先验的残余——尽管主体受劳动分工的限制只为这种残余而增强自身。然而，主体的反应越是被当作据说是纯客观的东西而受到禁忌，事物的质的规定就越不被认识。

辨别和细加区别的理想——这种认识直到最近的发展也没有被忘记，尽管一切“科学就是测量”——不单单涉及一种个别的、对客体性来说是缺乏的才能。它从事物中获得自己的冲动。一个有辨别力的人在事物及其概念中甚至能区别逃逸这一概念的最小的东西。唯有辨别力去认真对待最小的东西。它关于体验客体的能力的假定——辨别是一种变成了主观反应形式的对客体的经验——为知识的模仿因素、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择亲和势因素提供了一个港口。

在整个启蒙的过程中，这种因素逐渐瓦解了。但这一过程不结束，这种因素也不可能完全消失，甚至在缺乏任何亲和势的合理知识的概念中仍然幸存着一种对和谐的探索，探索神奇的幻想总不加怀疑地认定的和谐。如果这个要素完全被消灭了，那么就断然不可理解主体何以能认识客体，不加约束的合理性就会是不合理的。然而，模仿的因素在被世俗化时进而又和合理的因素混成一体。代表这一过程的词就是辨别力。它既包含模仿反应的才能，又包含代表种、类和特定差异的关系的逻辑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区别的才能像任何未衰落的个别性（与其理性的一般性形式对照）一样保持着一种偶然性。

然而，这种偶然性并没有彻底到了满足唯科学主义的标准的程度。当黑格尔指责个别意识（即那个使他的著作显得有生气的精神经验的舞台）带有偶然性和狭隘性时，他是令人奇怪地前后不一致。唯一的解释是，黑格尔渴望解除和个别精神缠绕在一起的批判因素的权力。特别是当他开始觉察到了概念和特殊之间的矛盾。个别意识几乎总是一种不幸福的意识，并且是有理由的。黑格尔厌恶个别意识，拒不承认在个别意识适合他的地方他所强调的事实：一般性完全寓于这种个别性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要求来对待个别，仿佛个别是他正摧毁其外表的直接性。这样一来，个别经验的绝对偶然性也就消失了。

离开了概念，个别经验就缺乏连续性。按个别经验自身的规定，由于它参加了推理的媒介，使得它不能同时总是纯粹个别的。在个体自身的统一体中以及在它的经验的统一体中，就它的个别意识使它客观化而言，个体成了主体。或许对动物来说，这两种统一体都被否定了。由于个别经验本身是一般的，而且就它之所以为一般而言，个别经验也接近一般，甚至在认识论的反思中，逻辑的一般性和个别意识的统一性也是互相依赖的。然而，这不单单涉及个别性的主观的形式的方面，个别意识的每一内容都是它的载体为了它的自我保存而带给它的，并且根据这种自我保存而再生产出来。

自我反思可以使个别意识摆脱这种依赖性并且扩展个别意识。鼓励这种扩展的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即逻辑一般性打算在个别经验中居统治地位。作为“现实的考验”，经验不仅使个体的愿望和怪想倍增，还为了个体的生存而否定这些愿望和怪想。除非是在个人意识的运动中，否则主体根本没有办法把握一般概念，修剪个体之结果不会产生一个被清理掉偶然性杂质的更高级的主体，而只是产生一个无意识模仿的主体。在东方，在个性观点上的理论短路曾是集体压迫的一种借口。政党不管是装饰性的还是恐怖化的，由于其成员的数目便在认识力量上先验地压倒了每一个体。然而，不遵奉任何敕令的孤立的个人有时可以比集体更清楚地感知客观现实，集体不过是其官员的意识形态。

布莱希特的说法——政党有上千双眼睛，而个人只有一双眼睛——像任何陈腐的道理一样虚假。一个持不同意见者准确的想象力，比上千双戴着同样的粉红色眼镜、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和普遍真理混为一谈并且退化的眼睛，更能看得清。知识的个性化反对布莱希特的说法。不仅客体被感知的方式依赖于这种个性化即区别化，甚至区别化本身就是由客体决定的，可以说，在区别之中客体要求自己彻底的恢复。同样，客体需要的主观反应的方式反过来要求不断地修正客体。这是在自我反思中、在精神经验的骚动中进行的。隐喻地说，哲学客观化的过程是垂直的和时间内的，以与科学的、水平的、抽象量化的过程相对。柏格森的时间形而上学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