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特权

在与通常的科学理想的尖锐对立中，辩证认识的客观性对主体的需要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否则，哲学的经验就枯萎了。但我们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对这种需要作了变态反应。它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哲学的经验；哲学的经验是一些人的特权，是被他们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着的；哲学的经验要求作为认识的一个条件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

就算哲学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都可同等达到的，如同并非一切智商不差上下的人都能重复自然科学的试验或领会数学的演绎一样，但流行的意见却认为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无论如何，同科学理想的最终无主体的合理性（把一切人当作可互换的）相比较，哲学中的主观比重保持着一种不合理的附加额，它不是一种自然的性质。尽管这种论证打算成为民主的，但它忽视了这个被管理的世界对其强迫的成员的塑造。只有那种不曾被这个世界完全塑造的精神的东西，能抵挡这个被管理的世界。对特权的批评成了一种特权。世界的过程就是如此辩证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教育条件——修剪并经常摧毁精神生产的力量，普遍的形象贫乏和精神分析学的诊断并不能真正改变童年的病原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定一切人都可以理解或觉察一切事物，是不真实的。如果指望这一点，那就是使认识去符合由于永远同样的法则而丧失了经验能力——如果人类过去有这种能力的话——的人类的病态特点。真理的构成类似于所有人的愿望，它是主观理性的概念的最外部结果，会以所有人的名义骗取所有人需要的东西。

如果有些人交了意外的好运，他们的精神气质不完全适应流行的规范——在他们与自身环境的关系上，他们经常是靠付出代价来走运的——那么，这些人有责任作出道德的、似乎代表性的努力，为大多数人而说出大多数人未能看到或由于现实法律不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与每一个人的直接交流不是真理的标准。我们必须反对那种把知识的交流与知识本身混同起来，如果有可能就把它评价得更高——尽管目前每一交流步骤都是使真理虚妄化并兜售它——的普遍强迫做法。同时，任何同语言打交道的东西都要受到这种悖理的折磨。

真理是客观的，不是似乎有理的。它很少直接合人意，非常需要主观的中介⁽¹⁶⁾，非常适用于它的编织物（斯宾诺莎过分同情地为每一种真理而索赔的东西）：所以真理是自身的标志。至于真理招致人们非议的特权化特性，当人们不再为真理所基于的经验而辩护，而是让真理进入有助于使它明显起来或证明它贫乏的构造和因果关联中时，真理就失去了这种特性。精英主义的自傲是最不适于哲学经验的东西。那种抱有这种自傲的人必须承认，根据他现存的能力，他的经验多么严重地被现状，最终被阶级关系所污染。在哲学的经验中，一般向个别杂乱地提供的机会，转而反对这种破坏哲学经验之普遍性的一般。假如哲学经验的普遍性被确立起来，一切个别的经验就会相应地改变，丧失大部分偶然的特性，在此之前这种偶然的特性甚至在个别经验还激动人心的地方就败坏了个别经验。黑格尔的关于自我反思的客体的学说，比其唯心主义变种活得更长，因为在一种变化了的辩证法中，主体失去了统治权，才真正可能进入客观性的反思的形式中。

一种理论越不装扮成确定的和无所不包的，对思想家来说，它就越不成为对象化之物。随着体系的强制力悄悄溜走，思想家将自由地、更坦率地信赖自己的意识和经验，而不是听命于那种崇高的主体性概念，因为这种主体性的抽象胜利是以放弃它的特定内容为代价的。这种代价是和个体性的解放相称的。个体性的解放发生在唯心主义的伟大时代和现代之间，而且它的成就——尽管由于目前的集体倒退的压力——像1800年的辩证法冲动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抹去的。19世纪的唯心主义的确削弱了精神的客观化力量——洞察客观性及其构造的能力，但它也使精神具有了一种辨别力，这种辨别力增强了它对客体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