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脆弱性

拆除体系，特别是拆除这种体系，并不是形式认识论的行为——这种体系用来完成细节的东西只能从细节中寻找出来。用不着对思想保证这种体系是否存在，或它是什么。只有这样，容易被误用的“具体的真理”一词才苏醒过来，它迫使我们的思想保持细节。我们并不打算对具体事物作哲学思考，毋宁说我们打算从具体事物出发进行哲学思考。如果我们屈从于特定的对象，我们就会被怀疑缺乏一种不含糊的立场。有别于实存的东西被实存看作是巫术，而诸如近似性、家园、安全性之类的思想形象则符咒似地镇服了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人们担心失去了这种魔力他们也就失去了一切，因为他们知道的唯一幸福，甚至思想的幸福无非是能够固守某种东西——循环往复的不自由。他们在批评本体论时至少也想要一点本体论——仿佛最少的自由见解不一定比就此不前的公开意图能更好地表达向往的目标。

哲学证实了勋伯格在传统的音乐理论中注意到的一种经验：人们实际上从这种理论中只了解了某一乐章是如何开始并结束的，根本不了解这一乐章的本质及其过程。与此类似，人们不会把哲学还原为范畴，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先谱写它。哲学在自己的进程中必须永不停顿地自我更新，既靠它自身的力量，又靠和它可以具有的任何标准相摩擦。关键在于哲学之中发生的东西，而不在于一个论点或一种立场——在于结构，而不在于单向的演绎或归纳的思想过程。因此，哲学在本质上是不可解释的。假如它可解释，它就是多余的。如果哲学大部分能被解释，这对哲学并不利。如果一种行为方式不庇护任何第一性，不隐匿任何确定性，同时又只是根据它的确定的表达而很少承认绝对主义的孪生兄弟相对主义，以致接近绝对主义学说的话，那么这种行为方式便使人恼火。它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达到与之决裂的程度。因为黑格尔想使他的辩证法成为一切，包括第一哲学，并事实上按同一性原则使第一哲学成了他的绝对主体。

然而，通过使思想脱离第一性和固定性，我们就不会使思想绝对化，像自由悬浮一样。这种脱离把思想固定在它不思的东西上，并消除了思想自给自足的幻想。一种获得解放的、逃离自身合理性的虚假性，启蒙向神话的突变，本身是可以合理地确定的。思维意味着思考某物。“某物”的逻辑抽象形式作为某种被意指或判断的东西，本身并不要求设定一种存在物。然而，在“某物”之中仍存在的东西——对一种想把它抹去的思维来说是去不掉的东西——是并不和思维相同一的东西，或根本不是思维的东西。如果理性忘记了这一点，如果理性通过使思想的产物即抽象物实体化而反对思想的意义，那么理性就成了不合理的。理性的自给自足的戒律谴责思维是空洞的，最终变得愚蠢和原始。这种反对无根基性的指责，将用来反对把自我保存的精神原则作为绝对起源的领域。但在以海德格尔为先导的本体论打击无根基性的地方，有真理的位置。

真理因其暂存的实质而是飘荡的和脆弱的。本雅明尖锐地批判了戈特弗里德·凯勒的大资产阶级的格言——真理不可能离开我们。哲学不得不放弃“真理决不会失去”这样的安慰。一种真理如果不会堕入形而上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空谈的深渊——它不是灵活的诡辩的深渊，而是疯狂的深渊——那么它将根据自己确定性原则的命令而转向分析的真理，即潜在的同义反复。只有这样的思想能毫无畏惧地、最大限度地对付确信无疑的全面无能；只有大脑的杂技艺术保持着和事物——它根据习俗的童话为了它的自我满足而蔑视的事物——的联系。任何未被反思的平庸之物，都不能作为错误生活的印记而保持真实。

任何把思想描述为沾沾自喜地夸大的和不明朗的东西，从而使思想——特别是为了其功利性的缘故——停止下来的企图，现在都是反动的。这种论证可以归结为一种庸俗的形式：“如果你要我做，我就做出无数这样的分析，使得每一种分析都失去价值。”有一个人向彼得·阿尔滕伯格的简略文笔形式提出了这样的诽谤，阿尔滕伯格对这个人做了恰当的回答：“可我不想要你做。”开放的思想防护不了那种衰落为随意性的冒险，任何东西也不能保证它具有将足以克服这种冒险的能力。但开放思想的表现的一致性、组织的严密性有助于思想打中靶子。在哲学的确定性概念的作用上出现了突变。一度超越教条和自我确定性的监护的东西已经成了一种认识的社会保险，防止发生任何事故。的确，对无可争辩的东西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