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几年前，我问一位我上医科大学时的同学——一位内分泌科主任，为什么现在患糖尿病的人这么多，没想到，他脱口而出：生活方式。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正带着博士生研究糖尿病患者的抑郁情绪……

是啊，我们现在有某种生活方式，这种需要去定义、去研究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我们现在特别的疾病谱，形塑了我们的存在现实，而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我们的历史有关。在这里，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界定的，“我们”经由梳理“我们”的历史而得以确立。现在，我把“我们”置换成“我”，“我”的绽出，来自于我自己特别的历史。

近两年，在临床和教学之余，我研究了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一本有关“说话”的小说，我梳理出小说中说话的两个层面，一是“说”“话”与“说话”，二是说人、说心、说事与说理。我的兴趣在于观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说自己”的，小说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让我们可以切近自己的经验，重新体认自我。比如，在说人自身的姓名、身份时，是“叫”什么，是“当”爹的、“当”师傅的，这些个“叫”“当”有特别的意味，但很难直接翻译成外文，这差不多是不可能完成的翻译任务。我非常认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我们生活在一些“说法”之中，可能需要从西化的“说法”，回到本土的“说法”，最后到直接的描述。用写作重建自我，应该是这样的描述之路。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完整性与丰富性，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环绕着名字、身体，还有“我的样子”等，跟随自由联想的写作，“我”流淌出来，并被我重新认知。

这就是黄鑫这本著作的任务，其中我们也从书写中感知到我们内在的疗愈力量，这样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历史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