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生活

一、生逢衰世

清仁宗（颙琰）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812年11月10日），在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今界头铺），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名人的左宗棠。

左宗棠出生的年代，正好是十九世纪初，此时的清王朝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不复“康乾盛世”的景象。古典名著《红楼梦》对由盛及衰的贾府有段描绘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若借用来说明清王朝当时的处境倒很合适。嘉、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更明确指出，此时的社会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这一点甚至连一位外国使臣也看到了。乾隆八年（1743），朝鲜使臣赵显命到沈阳向祭祖的乾隆帝“问安”，回国后上奏国王说：清朝“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第4518页）。

那么，这个“衰”，这个“乱”都有什么征兆呢？

首先是土地兼并空前严重。还在乾隆年间（1736—1795），就有人这样叙述土地兼并的情况：“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杨锡绂：《陈时米贵之由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无不疯狂兼并土地，聚敛财富。像乾隆朝权臣和珅占地达八千余顷（一顷为一百亩）；嘉庆十年（1805），广东巡抚百龄获罪被抄家，竟抄出土地五千余顷；道光时的大官僚琦善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亩。此外，富商赚钱后，经营土地者也不在少数。比如，嘉庆时湖南衡阳富商刘某置田万亩。与之相对比的是，不少自耕农、半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却纷纷破产，有的变成佃户，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那些本来就一无所有的贫农、雇农生活更是等而下之。怪不得龚自珍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西域置行省议》）。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生存计，只得忍受苛重的地租去租种地主的土地。当时的地租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正租之外，还有附加租、预租、押租等名目。此外，农民还得向官府缴纳繁重的赋税，有记载说：“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俞樾等：《川沙厅志》）。贫苦农民无路可走，只好忍痛去借高利贷，富商大贾往往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举放利债，并借此兼并土地。

第二是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败坏。当时，官场贿赂公行，几乎是无官不贪。有人谈到嘉庆初年留居北京的感受时说：“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沈垚：《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嘉庆初年，大官僚和珅被抄家，其家产折合银两，竟达四亿余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一年国库收入的七八倍，所以有民谚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统治集团溃烂了，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连嘉庆皇帝都不得不悲叹道：“官多疲玩，兵尽怠慵，文不能办事，武不能操戈，顽钝无耻，名节有亏，朕遇斯时，大不幸也！”（《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

第三是军队腐化。清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本是驰骋疆场，“每战必克”的劲旅，但入关后，由于“从龙”有功，不但贵族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就是一般旗民也地位特殊，坐享钱粮。于是，八旗兵迅速腐化下去了。到康煕十二年（1673）“三藩”变起（即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联合反清），八旗兵已差不多不能作战了。嘉庆十七年（1812），全国满、蒙、汉八旗兵号称有五十万人，而实际兵额仅二十万左右，已成为徒有虚名而缺乏战斗力的军队。“绿营兵”是清统治者入关后由汉人组成的职业兵（以绿旗为标志，故名），兵额不定，嘉庆年间，全国达六十六万人。康煕帝平定“三藩”之乱，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支军队。但由于差务繁重，影响操练，军队素质不断下降，加以军饷菲薄，又常被克扣，士兵及其家属生活困难（“绿营兵”以吃粮为业，全家靠其月饷维持生计），因而不得不兼做小贩或做手艺以谋生。这种情况，在雍正年间已经出现。乾隆末年以后，绿营兵日益腐化，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时，绿营兵已不堪用，清廷不得不依靠一部分“乡勇”的力量了。

第四是灾害频仍，烟毒泛滥，白银外流，财政拮据。有清一代，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据学者统计，从顺治到道光二百零七年间，全国共发生灾情二万七千三百八十八起，平均每年成灾一百三十二次，其中主要是水灾和旱灾，约占灾情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再者，就是鸦片的大量输入，成为一大社会祸害。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却使中国贻害无穷。清廷自雍正朝开始，历乾隆、嘉庆不断颁布禁烟令，但效果甚微，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长。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十年间，鸦片输入量竟翻了两番，到道光十八年（1838），甚至高达三万五千五百箱。鸦片大量输入，不仅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也影响了社会生产，破坏了社会治安，并导致白银不断外流。有学者估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仅鸦片消费一项其价值每年就有一千一百七十五万两白银，约相当于清政府八个年度（1830—1838）的关税总收入，这就严重打击了清政府的财政。

第五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民众反抗浪潮势不可挡。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烽火延及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五省，坚持了九个半年头。清政府调动了十六个省的军队，耗费了二亿两军费，屠杀了几十万农民，才把它镇压下去。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又在北京和河南滑县发动了天理教起义，二百名教徒从皇宫东、西华门攻入“大内”，直抵隆宗门，真是变生肘腋，祸起萧墙。起义最后虽被镇压下去，但对统治者的打击却是沉重的。嘉庆帝为此下“罪己诏”，称此次事变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表示自己要“返躬修省，改过正心”。嘉庆帝虽然痛心疾首，“笔随泪洒”，却认识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社会积弊依然如故，社会矛盾得不到丝毫解决，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正在酝酿中。

总之，当时所呈现的社会画面，正如时人龚自珍所说：“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

就在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濒临崩溃之时，西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攫取无法计算的利益，正在全力推进肮脏的鸦片贸易，一旦遇到阻碍，他们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战争从东南打开中国的大门。在西北，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正迅速向东扩张。1836年5月，俄国国务委员会做出一项决定，强调要“用武力为俄国的商业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波克罗夫斯基选集》第三卷）。

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蓄意挑起侵华战争，这就是左宗棠生活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