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山馆忧时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初，陶澍病死江宁，妻儿护送灵柩返回湖南安化，陶桄时年七岁，孤儿寡母颇让亲友们担心。陶澍的亲家贺煕龄（陶澍之女瑱姿嫁煕龄之子贺毂）致信宗棠，托他就馆陶家，以培育陶桄。左宗棠既秉承师命，又念及陶澍的知遇之恩，遂于道光二十年（1840）赶到安化小淹，在陶家执教达八年之久，这虽然耗去了其大量精力，但却在学问上得到了补偿。

安化清代属长沙府，地处湖南中部，资江之滨。安化东、西、南三面环山，名峰不下十余座，而资江则“岿峞磅礴，湍洄清冷”，所以陶澍说他的故乡是“冠盖所不至，红尘所不入”，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陶家为名宦之家，家中藏书极为丰富，最著名的是藏有清康、雍年间编纂的一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仅次于《永乐大典》），此外还有大量的清朝宪章、奏疏。宗棠授读之余，就在陶家藏书楼中博观纵览，畅游书海，其乐融融。

左宗棠虽身居穷山僻壤，但时刻心系时局，关心天下大事。

道光十九年（1839），当时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竟预谋蓄意挑起一场不义的侵华战争。史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各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一年已达三万余箱，其中英国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烟毒泛滥全国，吸食者数以百万计。贩毒、吸毒的后果十分严重，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税额骤增，百姓负担加重；同时，官吏、军人吸食鸦片也败坏了吏治，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正如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的一份奏折中所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1页）

鸦片流毒已严重威胁到清朝统治者的根本利益，道光皇帝不得不严肃对待，于是就有了林则徐广州之行。林则徐，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道光十八年冬，他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广州，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共收缴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并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虎门公开销毁，历时二十二天。对中国的严厉禁烟，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随之，英国议会通过了战争提案，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派军舰十六艘，武装汽艇四艘，运输船二十八艘以及四千名士兵开到中国海面，一场龌龊的侵华战争开始了。战争初始，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福建沿海都未能得逞，转而北上，攻陷浙江定海，其主力又继续北上，于七月初直达天津海口。

林则徐画像（清人绘）

当时，道光帝的对外方针是遵循一条“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基本原则，而他所信任的一批满洲权贵，如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盛京将军耆英，都是鸦片贸易的间接受益者，他们暗中抵制严禁鸦片的政策，一旦前线战局不利，更是公开攻击林则徐、邓廷桢等严禁派为“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虚骄昏愦的道光帝也惊慌失措，即派琦善去天津大沽口与英国人交涉，并指责林则徐“措置失当”。交涉中，琦善应允如英军退回广东，朝廷将“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英国指挥官乔治·懿律鉴于兵力、补给不足，遂折返南下，以观动静。

这时，左宗棠的恩师贺煕龄正在北京，已由都察院监察御史（从五品）转署户科给事中（正五品），是个品级不高的闲职，对朝廷政策的走向无能为力。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幻，林则徐等爱国官员遭到申斥，贺煕龄胸中郁闷，曾有感事诗一首云：“似闻南国来驯象，谁截重洋戮巨鲸？和议重来多误国，即看朝命决专征”（《寒香馆诗钞》卷三）。但形势越来越恶化，“专征”朝命未见下达，对主战派的迫害却逐步升级。九月初三日（9月28日），道光帝又下谕旨，谴责林则徐禁烟抗英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严加议处。五天后，林、邓同时被革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的职务，琦善被任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国人谈判。眼见时局逆转，贺煕龄于九月以“目疾”为由告假回到长沙。

贺煕龄的返湘，为密切关注时局发展的左宗棠提供了便利条件。宗棠就馆安化，身处偏僻，消息闭塞，如他自己所说，简直是“埋头牗下，如蛰瓮中”（《全集》“书信”一，第16页）。为及时了解前线战况，他一面与京中诸友保持通信联系，一面急切求教于回到长沙的老师：“军中议论，未尝闻问，伏乞吾师见闻之余，备以见示”，“吾师想必时有消息，仍就示悉为幸！”（《全集》“书信”一，第16页）贺煕龄刚从北京归来，当然能提供一些有关时局的消息。

左宗棠不仅是个时局的关注者，而且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把自己看作是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员。他出主意，提方案，甚至直接表达投身抵御外侮行列的愿望。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左宗棠指出，英国“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富强之实，远甲诸番”。又根据自己阅读“海防记载”的心得，“揆度今日情形”，提出了“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全集》“书信”一，第16页）等抗敌设想。而且阐明“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并建议发动疍户（世代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夜袭敌人。他告诫当局：“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不可使侵略者放弃自己的野心。同时，左宗棠也向往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建功立业，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不过令他沮丧的是庙堂上的高官、火线上的将帅，根本不会理睬一介书生的建议，真个是“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更让人痛心的是，前线折兵失地的败报频频传来，为数不多的英军竟能横行东南沿海，这使左宗棠悲愤交加，忧心忡忡，在给贺煕龄的信中，他这样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愁愤何言”？“令人愤懑”。清廷上下诸多官员浑浑噩噩，文恬武嬉，左宗棠极为不满，却无可奈何，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已被撤职的爱国官员林则徐身上：“其实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若荷殊恩，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此天下所诚心仰望者耳！”（《全集》“书信”一，第17—24页）

希望没有盼来，时局更加恶化。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八天后，即与英国副代表查理·义律交涉。他一反前任林则徐所为，遣散所募数千丁勇，拔除珠江口水底暗桩，并不准添造船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侵略者的欢心。结果则适得其反，经充分准备后，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武力胁迫，以逼琦善就范。十二月十五日，英军一千四百六十一人突然发动攻击，占领虎门口外沙角、大角两座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奋战阵亡。此后，双方交换照会，至二十八日，义律单方面发表所谓《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捏造双方已“达成了初步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内容包括清方割让香港岛和港口，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银元。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英军正式占领香港，以造成既成事实。

道光帝得知英军不肯退出定海且重新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大为不满，下诏表示：“若不乘机痛剿，何以示国威而除后患？”（《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二）沙角、大角炮台失陷的消息传来后，皇帝更为恼怒，朱批道：“逆夷实堪发指”，随即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驰赴广东，指挥攻剿事宜，并从鄂、川、黔三省调兵三千援粵。二月初六日，广东巡抚怡良报告英军强占香港并弹劾琦善的奏章到京，道光帝更是怒不可遏，他痛斥琦善“丧尽天良”，下令将其革职锁拿。同一天拂晓，驶入虎门的英舰十八艘攻击虎门炮台，尚未接到“锁拿”之命的琦善竟不发援兵，炮台失陷，守将水师提督关天培殉职。对于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左宗棠极为气愤，他痛斥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认为对这样的误国奸臣应当“斩首军前”（《全集》“书信”一，第24页）。

当广州危如累卵之际，义律出于恢复贸易的考虑，暂时停止了进攻。当时，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已对英商关闭了两年，五十九艘来华英船（总吨位在两万吨以上）不能进行贸易，损失很大。为减少英商经济损失，义律玩起了“停战通商”的把戏。左宗棠得此消息，即指出这是一个阴谋，他说：“英人诡托陈乞通商，必因旷日持久，赀货匮乏，冀得暂资接济”，并认为广东当局答应英人的提议是受其愚弄，“长寇仇而损国体，怠军心而资寇粮，实为无策”（《全集》“书信”一，第20页）。事实确如左宗棠的分析，义律不但利用暂时休战赢得时间，使海军司令伯麦得以赴加尔各答请求增兵；而且通过恢复贸易获利甚厚，仅收购茶叶一项，英国政府就征到税款三百万英镑。

左宗棠对时局的分析以及他的主张、建议是有相当价值的。但当时他人微言轻，决策高层甚至没有可能听到这种声音，更不用说予以采纳了。左宗棠曾考虑过把自己关于海外的知识以及如何防海的思考写成专论，以备高层参考，但终因顾及不会有结果而作罢。在此期间，左宗棠日坐山斋，有“宏论”，却找不到知音，正所谓“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每当前线溃败的消息传来时，左宗棠心情十分沉重，他深憾自己报国无门，满腔爱国热忱，只能付之东流！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841年8月25日），英国舰队北上突袭厦门，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失陷，守将葛云飞、郑国鸿、王锡鹏三位总兵殉国。随后，镇海、宁波失守。二十二年（1842）三月底，英军进犯长江，五月初八日，吴淞口陷落，老将陈化成力战牺牲。英军沿江西上，攻占镇江，直抵江宁（今南京）城下。道光帝决定妥协，终于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江宁条约》。

左宗棠目睹清廷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屈服，为之痛心疾首，他在写给贺煕龄的信中说：“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全集》“书信”一，第34页）忧国之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