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文学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在十四世纪，富裕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银行家成为北部城邦里新兴的统治阶级。这个新兴阶级需要文学艺术丰富它的精神生活，反映它的生活理想，也需要科学技术增加它的财富。它培养出大量为它服务的人才：法律家、外交家、艺术家、诗人和学者。这些人重视现世生活，强调个人作用，蔑视否定现世的基督教；他们研究人和人的生活，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意大利的文学艺术有了高度的成就。

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对人文主义思想和诗人、艺术家的创作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思想家和诗人更重视罗马文化，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渴望意大利统一；作为古罗马的“后裔”，他们追本溯源，向往罗马古代的光荣。

意大利并未能得到统一。它从十五世纪后期起，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对象。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战争频繁，大部分地区受西班牙控制，许多城邦已经变为封建式的公国，由专制暴君统治着。加上东方贸易因土耳其势力膨胀而陷于停顿，商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也使意大利经济凋零，工商业活动范围缩小，资本转入农业，又回到落后的封建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日趋反动，宗教裁判所势力的猖獗，进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布鲁诺、康帕内拉、伽利略等遭受迫害，人民起义受到残酷镇压，文艺复兴也就在意大利结束了。

在文学上，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号称人文主义先驱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生于佛罗伦萨。他父亲是当地一个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流放。彼特拉克本人早年旅居普罗旺斯多年，曾漫游法国、弗兰德斯和莱茵河流域。他喜欢搜集希腊、罗马古籍抄本，研读罗马著名作家的著作，说西塞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一三七四年罗马市民群众起义，反对贵族的暴虐统治，彼特拉克写信给起义首领科拉·底·里恩佐表示支持。彼特拉克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如他的叙事诗《阿非利加》（1342）。诗中颂扬了古罗马西皮奥击败汉尼拔的英雄事迹，他希望这部作品能使他“永垂不朽”。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抒情诗集《歌集》。

《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也包括少量政治抒情诗，诗中赞颂祖国，号召和平与统一，揭露教会的腐化。《歌集》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热爱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誉，但不能和宗教传统及禁欲主义思想决裂；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而又脱离人民，轻视群众。这些矛盾正是从中古过渡到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他的抒情诗继承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克服了抽象性和隐晦的寓意，表现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使爱情诗接近生活。诗人在劳拉身上寄托他关于美和精神品质的理想，同时也对她的形体之美一再加以歌颂。彼特拉克对于自然之美也很敏感，有些诗把歌颂劳拉和描绘自然结合起来，《清、凉、甜蜜的水》这首诗就是显著的例子。彼特拉克善于叙述内心的变化和抒写爱情的经验，超过以前的诗人。这些诗都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念。他的《歌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创了道路。《歌集》中占大部分的十四行诗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重要诗体。[6]

乔万尼·卜伽丘（1313—1375）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接触到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熟读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政治斗争中，他拥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和勾结贵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但是轻视下层群众。他和彼特拉克交往，热心研究古代典籍，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

卜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和叙事诗。他的杰作是《十日谈》（1348—1353）。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也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赞美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卜伽丘热爱现世生活，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在思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一大步。他的创作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如第4日第1故事和第6日第7故事）。但是《十日谈》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放纵的情欲描写过分，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

《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并进而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自然。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例如使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在第一日第九故事里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他创造了一些巧妙的讽刺手法。卜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十日谈》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结构完整，文笔精炼，善用对比，语言丰富、鲜明、生动，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生过很大影响，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此后一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短篇小说家都继承卜伽丘的创作传统，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杂曲折的新故事。

卜伽丘死后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家。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诗人、作家虽然众多，甚至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大艺术家也写出过不少优秀的抒情诗，但他们的意义不能同文艺复兴早期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相比。这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主要在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方面，同时民间文学也得到提倡和发扬。

把人文主义思想和民间文学题材融合在一起，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是卢多维科·阿利奥斯托（1474—1533）。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为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服务多年。他的代表作是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16—1532）。这部长诗情节复杂，主要线索有三条：奥尔兰多（即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查理大帝及其骑士对回教徒的战争；鲁杰罗对勃拉达曼提的爱情。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线索。奥尔兰多迷恋安杰丽嘉，为寻找她走遍天涯地角，后来知道她已和梅多罗结婚，他由于气愤和绝望而发了疯。在发疯的场面，作者描写奥尔兰多的心理变化深刻入微，是全诗的顶峰，作品即由此得名。诗人以这三条线索为纲，把许多故事巧妙地穿插在一起，使叙事、抒情和田园诗的成分、悲剧和喜剧的因素、严肃和诙谐的情调互相交错配合。书中人物，除了英雄美人以外，还有魔术师、妖精和仙人。作者对于冒险离奇的骑士故事都用嘲讽态度来处理，用以说明骑士生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使这部富于幻想的长诗具有了现实意义。诗中歌颂了爱情、友谊以及忠贞、勇敢和牺牲精神。热爱现实世界，热爱人体、自然和艺术之美，反对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诗中得到反映。作者有时也谴责外国侵略者和意大利各据一方的暴君们，希望意大利实现和平与统一。阿利奥斯托的诗音韵和谐，语言鲜明生动。他的创作对于后来欧洲叙事诗很有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著名诗人是托夸多·塔索（1544—1594）。他生在一个廷臣和诗人的家庭，作过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由于神经失常被监禁七年之久。塔索是人文主义者，对于爱情、美和感官的快乐有热烈的要求。而这时天主教教会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有关宗教信仰的控制，引起他的内心矛盾，他怀疑自己的宗教思想是否正统，害怕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这部作品以歌颂的态度叙述第一次十字军将士在高弗莱多·底·布留尼的统帅下，经过种种挫折和残酷的战斗，最后取得对回教徒的胜利，攻下圣城耶路撒冷。这个主题在当时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土耳其断绝了意大利东方贸易的出路，威胁着意大利本土，作者要唤起英雄精神，抵抗土耳其的扩张。他又企图通过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和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来显示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这和当时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有联系，但是诗中异教因素往往战胜了基督教因素。许多故事描写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基督教信仰，如里那尔多由于迷恋魔女阿尔米达而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战士的责任。塔索所要表达的宗教思想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教会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它毫无打动人心的力量。基督教英雄史诗的创作源泉事实上早已枯竭，塔索塑造出来的基督教英雄高弗莱多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可是在一些表现非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形象和场面的描写上，这部长诗却显示出它的艺术威力，闪耀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的光芒。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他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为诗歌辩护，因为当时天主教会认为诗歌不能表现真理而且伤风败俗。在早期，彼特拉克和卜伽丘都认为诗歌能用寓意表达真理，起到教育作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研究亚理斯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风气盛极一时。但是形成两派：保守派把亚理斯多德的理论看成普遍永恒的“法则”；革新派则强调民族、时代和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完全走古希腊、罗马的老路，为一些新兴的文学体裁进行辩解。这两派的“古今之争”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