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关于“胡风事件”的补充

我的《回忆与思考——关于“胡风事件”》发表后，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也有人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1998年8月胡风的女儿晓风在《百年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杂志上题为《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一文中引用了我那篇文章中提供的材料。《百年潮》发行量大，读者多。她的文章发表后，又有不少朋友同我联系，提出问题，补充材料。其中有一位1955年参与五人小组（后改为“十人小组”）领导层工作的前辈还亲自找我详细交谈。他已找了不少参与“胡风事件”的有关人员，也让我提供材料，现就我所知再作些补充。

一

40年代在重庆开始的对胡风的批判与延安的整风有关。

延安整风为开好“七大”，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比较顺利地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是，那次整风的负面作用及其对后来政治思想运动的不良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且不说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即使对当时一些高中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如对当时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就进行过“不公正地过火的批评”（《周恩来年谱》）。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

“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话是一模一样糟。’”“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这些“批评”必然涉及到周恩来在重庆联系最多的文艺方面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宣部于1943年10月22日《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批评了重庆文化工作中的问题。电文中指出：“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产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这个电文发出的具体背景尚不十分清楚。电文中“××论民族形式”该是指胡风的《民族形式问题》。

林贤治在《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一文中说：

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中胡风作为当时全力击刺和解剖的主要对象呢？

思想的对立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胡风仅仅是一个空头理论家，或可相安无事；致命的是，他的论文偏偏带有挑战性质。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到一个“民族形式”问题，延安文化界即展开讨论。远在重庆的胡风，写出《民族形式问题》的小册子。强调“五四”传统，着重批判把“民族形式”还原为大众化和通俗化。他提出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恰恰是毛泽东报告中所提倡的。

胡风在他的评论集《后记》中却说：

我批评的中心对象是向林冰（即赵纪彬，一九〇五年生于河南内黄县，一九八二年去世。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他的《论语新探》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二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曾在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时大量印行。但同时也提到了和他对立的，和他的理论有联系的一些人的论点，而且还提了名的。前面说过，我是把这次论争当作人民内部的文化思想问题，而不是当作政治上的对敌斗争看待的，因此，非对两方面采取平等的态度不可。否则，不能说服向林冰，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说服读者群众。双方几乎都是左翼作家，例如何其芳、艾思奇和陈伯达。特别是陈伯达，他当时在文化工作上担负着主要的领导职务。为这，我受到了或明或暗的严重非难。

我不知道林文对胡文的转述和胡文的挑战指向是否符合胡风的原意。我想，当时胡风不一定把挑战指向毛泽东。向林冰的观点同毛泽东的观点相去甚远。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全会讲话前，胡风在3月份出版的《七月》第十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论鲁迅》。这篇重要论文是1937年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的记录稿。几经周折，转到胡风手里，他立即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予以发表，使这篇重要著作得以保留，现已编入增订版的《毛泽东论文艺》。同年5月，胡风又将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寄给刘雪苇，请刘转毛泽东。刘雪苇给毛写信说：“汉口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毛泽东收到后即回信说：

收到了，谢谢！

我已看了“座谈纪要”，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当时《七月》先后发表了几个“座谈纪要”，如《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纪要）》《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纪要）》《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纪要）》等。毛“欢喜”的应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纪要）》这一篇。

从以上的材料可看到胡风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同时得到毛泽东间接的回应。林贤治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风在1955年的话：“争取做毛主席底下的一个小学生。”我想这应是真情的。同30年代鲁迅说的“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这种感情是相通的。

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对乔冠华、陈家康等人的几篇文章作了批评检查。认为这些同志“之相同点是偏重感情，提倡感情生活，注意感觉，强调心的作用，认为五四运动之失败，由于没提倡人道主义，主张把人当人”。电文中列举的有问题的文章中未提“民族形式”。电文中点到乔冠华，未提他的《方生未死之间》。乔的这篇文章当时在蒋管区青年中影响很大，可是知道它受到批评的人很少。据说当时有的大学中的党组织把这篇文章当学习材料。

二

整风结束后，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董必武在延安联名给留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发出《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此电精神同前两电又有了变化，电文称：

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至于延安文教大会，只能从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他们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这个电报的背景和指导思想同前两个电文不同的是，电文中强调“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招致内部纠纷”。有不少同志都谈到周恩来对“胡风问题”的关心，但谈的角度并不一致。我很想找到具体材料，也曾亲自问过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当时在周恩来身边，作些与重庆文化人联系工作的张剑虹1973年和1984年两次同我长谈，有些具体材料她已写成文章。她认为当时周恩来不赞成就一些抽象理论问题进行争论。

1945年8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历史上著名的“重庆谈判”，在这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关键时刻，胡还专门过问“抽象的”《论主观》这样一个哲学问题。这与周、董的电报中的不主张“抽象的争论”提法似不一致。胡乔木在30年代曾参与过“左联”“社联”的工作。他的妹妹方铭在回忆中说：“一九三六年一月‘文总’发表了一个解散的宣言。这个宣言是乔木起草的，乔木晚年经常提起这件事，认为此事未再向鲁迅先生报告，深以为憾。”胡乔木虽在30年代同周扬有着密切的来往，但他同胡风并未有过什么争论。他由上海到延安是冯雪峰派送的。据说当时冯曾交代同去延安的李凡夫注意他。此事在1957年批冯时多次提到，我在前面讲过。1986年3月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又提到此事，引起一位到会者的当场反驳。

胡乔木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同胡风、舒芜谈《论主观》问题。他随毛回延安后，又立即返渝找胡风、舒芜继续谈《论主观》。这显然不是胡乔木个人的行动（熊复告诉我，那是毛主席特意派他去的）。毛泽东这时对胡风等人和《论主观》有没有看法，有哪些看法，这些看法与十年后（即1955年）“胡风事件”有什么联系，至今不清楚。我曾特意请协助胡乔木整理回忆录的同志在方便时间问问，但未得到答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谈话录》中关于“胡风事件”有这样的一段话：

那时（指五十年代）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其实胡是了解情况最多的人）。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遗憾的是对这个“比较麻烦”的事件比较能说得清楚的前辈一个个都离我们远去，增加了说清楚的复杂性。

三

胡风的问题由习惯地称“胡风派”升级为“小集团”是1952年《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时乔木写的按语中提出的。胡风问题这次“升级”同那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当时正是批判《武训传》以后，文艺整风正在深入开展，进而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毛泽东对这个运动特别关心。他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对党的态度。他多次亲自给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写信（如冯友兰等），鼓励他们进步，希望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时期，他特别注意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谈自我改造的文章，亲自推荐给《人民日报》转载。

1951年3月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立即给胡乔木写信：

乔木同志：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的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三月二日

4月29日毛又写信给乔木，认为3月28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在毛泽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了规模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压力很大。舒芜的文章中多次提到1951年中南文代大会期间的一些活动和自己的情况。那次大会“思想改造”成了主旋律。从邓子恢的讲话到代表发言，从党报的言论到大会报道，一片“参加土改”“思想改造”的呼声。在当年12月出版的《长江文艺》大会特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表态文章，从内容到题目都离不开“思想改造”。如周钢鸣的《改造自己，改进工作》，韩北屏的《把自己改造得更好》，彭燕郊的《坚决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陈残云的《检查我自己》，华嘉的《我对自我改造的一点体会》，石凌鹤的《加强思想改造》，林漫（李满天）的《关键在自我改造》等等。同时也发表了舒芜的《我的体会》，文章中谈到：

我在解放以前，有一个时期，把小资产阶级某些进步思想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当时有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毫不含混的区别开来。”当时自己不曾接受，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很好区别，算不得什么伟大。现在体会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自己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舒芜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我想，除了发表的刊物影响不太大，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内容和许多谈思想改造的文章一样，没有他自己的特色。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元旦团拜会上，在祝抗美援朝、土改、镇反、经济建设各条战线胜利的同时，“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也就是说，毛把土改、镇反等和“思想改造”同等看待。其实当时各报刊发表的知识分子写的自我改造的文章其情况比较复杂。《长江日报50年》一书中谈到那时的情况，提到这类关于“思想改造”的文章时说：“其中不乏‘左倾’和‘上纲’的表态稿件。”这评语颇有代表性。

四

1952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正当文艺整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步步深入开展时期，为这篇著作的发表开展了广泛的纪念活动。当时文艺界不少代表人物写了纪念文章，同时全国文联召开了座谈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胡风也以《学习，为了实践》为题写了文章，但是“文章刚刚写完，正在斟酌中，就看到了《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胡风：《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当时《长江日报》负责副刊的领导人布置组织纪念“讲话”的文章。曾多次表示请绿原写文章，当时绿原既是《长江日报》文艺组组长又是中南文联委员，是有相当影响的。不知绿原为什么未写。当时我想，领导上让你写，你还不写？后来我才逐渐清楚他为什么不写，也清楚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在“文革”中曾审查过我和绿原的关系，我写过两份材料。材料中一再申明，当时领导给我打过招呼。其实这是后来的“觉悟”，当时领导只是顺便提及，也没有特别打什么招呼。我也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事件。

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文章独特的内容，引起胡乔木这样一个处于特殊地位的人物所注意。乔木亲自加的按语中把过去只在口头上传用的所谓“胡风派”，陡然提升到“小集团”，在党报按语中肯定下来。按语作者根据文章谈个人体会外还涉及到一些人，所以顺线上纲，加上“小集团”的帽子。当时我像对“胡风派”一无所知一样，“小集团”我也未觉得有什么严重。我过去文章中提到，后来参与整理胡风事件的材料时才注意到它的关键性、严重性。我很想知道当时那个按语的写作背景，乔木是怎样想的，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有更高层领导的指示，毛泽东是否当时就过问过此事，可是一直找不到答案。不过从毛泽东在第三批材料的一条按语中说：“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看来，当时按语中称“小集团”毛泽东是知道的。

在舒芜的文章发表的前几天，即5月4日，胡风在朋友的鼓励下，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封信阳翰笙（当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给周扬看了。周扬立即作出反应，详细说明了他同胡风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因胡风的信中反映了周在上海同他的谈话），说胡风“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同时周扬提出“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的设想。周总理在7月27日同时分别给周扬、胡风写了信。在给胡风的信中提到“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

过了几个月，周总理还是在百忙中找胡风长谈了一次。当时周总理的文教秘书韦明在接受访谈时说：“一九五二年时（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说“一九五一年底”），总理跟胡风长谈了一次。总理没招呼我进去，我就没有参加。总理和他谈了五个多小时。送走胡风，总理就找我：‘你怎么没有参加？好吧，你没来，那我就来给你汇报一下吧！’接着，就将和胡风谈话的要点给我讲了。”韦明重点是谈总理如何关心文艺界，没有具体转述总理向他谈话的要点。最近出版的详尽的《周恩来年谱》中未记这次谈话。现在只有在李辉的《始末》中提到：“那是一次难忘的谈话。回来后，他曾和几位朋友多次介绍谈话的内容。”除了三点意见外还说：“你可以写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

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在全文引用了周扬给周总理的信和周总理分别给周扬、胡风的信后说：

以上几封信函说明，第一不能否认周扬和胡风之间在历史上有一些矛盾和争论，但周扬主持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是个人之间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文艺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分歧与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扬同志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些作法都是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的；第二周总理对胡风是极其关心的，但他的关心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胡风，其次是关心他的文艺思想，决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对胡风的思想观点没有个人是非看法。

林写这篇文章是很慎重的。他找了许多人征求意见，查阅了档案资料，经反复修改由我转给《新文学史料》发表，在看清样后我提过一点作者难以修改的意见。确实，周总理是个极讲原则、极顾大局的政治家，我敬佩他把最高原则和顾全大局处理得那样好。但是在“胡风事件”上，后来的做法同周总理的原则精神相距太远了。这是我长期想了解，而又了解不清楚的问题。在林文付印前我把自己的疑虑打电话告诉作者。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很详尽，好多事我过去都不知道。不过，当时突然说是“反革命事件”，好像许多人都有疑虑，这怎么写进去？他说：是啊，这就很难写清楚了。

五

正当胡风、路翎在青年宫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中宣部就为批判“三十万言书”作准备了。“文革”时期中国作协“造反团”编印的“大事记”中说：“旧中宣部办公会议文件提出胡风问题处理办法，主张将胡风反革命‘意见书’中的建议部分交有关部门讨论，其中正确的、可行的，应予采纳，还要让胡风参加讨论。这个办法事前由习仲勋征得周扬同意。由周扬告诉胡风，他也表示同意。”不知此材料是否有可靠来源。胡风确是将“意见书”交给习仲勋的。从后来的情况看那个交“有关部门讨论”的方案未实行。胡风11月25日给方然的信中说，方然给陆定一的信“B（陆定一）休假中，可能落到双木手里”。陆定一当时确在外地（记得在四川），他从四川将方然的信转给林默涵并给林写了长信，提出如何进一步批判胡风思想的意见。

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发表后，中宣部即将已准备好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1月26日批转了这个报告。批语中说：“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产生了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从这个“报告”上报的时间上看并非像有些文章中写的那样是由于胡风的发言，我们“才必须战斗”的。

中宣部的《报告》一开头就是“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意见的长达三十万字的报告。报告内容分四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主要是反驳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章，在这一部分中，他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

《报告》中指出：

胡风及其一派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胡风及其一派否认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二、胡风不承认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

三、抹煞作家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

四、胡风否认文学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表现现实中的迫切题材的意义。

五、轻视民族遗产。

可以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因为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

《报告》中提出“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六条做法，第六条为“对胡风小集团中较好的分子应耐心说服争取，对其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应加以注意和考查”。

一个多月前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还承认“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功绩”。一年多以前还肯定政治上同党一致的“胡风同志”，在这个报告中变为反党反人民的代表人物了。

根据《报告》六项做法的第一条：“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合刊附发。”这个专册上作协主席团的按语，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1月12日作了修改，并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这是我所见到的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第二次文字批示。（第一次是前文提到的1953年3月4日批示：“熊复同志：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在中宣部《报告》上送前十天，胡风找周扬谈了话，并将谈话内容以个人名义向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说，胡风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希望不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声明。毛泽东立即批示：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刊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文革”中有的小报和“文革”后的文章中把毛泽东以上批示误认为是看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以后写的。事实上毛泽东看到“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时已附有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也就是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所说的，他让舒芜把胡风给舒芜的信“按内容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个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发表。《文艺报》排出样子后，送给周扬和我。我们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应送给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发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扬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5月13日，《人民日报》加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写的按语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三批材料”发表后，我曾同中宣部的几位同志一起到公安部参加整理材料的工作。1980年我在人文社工作，曾主持《胡风评论集》的出版。这一切我在1994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上都作了详细的交代。后来有的同志当面向我提出些问题，如廖梦醒、张执一为阿垅澄清事实的信和这期间周总理是否过问过阿垅等人的事等等，因恐记忆不准，也就无法详细交代了。

六

1998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为去疑窦致黎之》一文，对我的《回忆与思考》提出质疑，其中有些文字我看不太懂，有的朋友还帮我解读过。看得懂的部分，倒使我知道了我不知道的事。如作者提到丁玲、艾青两位我尊敬的前辈的那些事，是我在丁、艾过去文章中没有看到的。不过我不懂，作者讲那些事是什么意思。文中谈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关于“胡风事件”》。作者从题目到内容都提出了批评。作者在大段引了我的文章中提到的给中宣部的那个“报告”后说：

在读到《回忆与思考》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个报告。读了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谁执笔的？我想，大概就是您的手笔，因为这些意见，大体就是您曾对我说过的、不同意《新文学论丛》发表《后记》的理由。无论是当时抑或是今天，人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您在交代了报告是以编辑部名义送上去的之后，为什么不顺便提一下是谁执笔的呢？写回忆录，凡大事要事关键性的事，都应当写得具体可触，而最忌含糊和笼统。这是常识，毋须我来饶舌。既然“贺敬之等部领导的意见”“大意是请胡风考虑修改后发表”，那您为什么不同意先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呢？难道这也是社领导集体决定的吗？

另外，在《关于“胡风事件”》一章中，写到您和牛汉一起去同胡风谈他的《后记》，虽然用了好几百字，但根本没有涉及自己在阻挠《后记》先在刊物上发表的事情，这又是怎么搞的？在社里讨论起草关于《后记》给中宣部的报告过程中，据我所知，您的表现是很对不起胡风先生的。而您写出来的，却似乎未曾发生过您对胡风先生和文学事业都很不愉快、很不利的事情。正因为您隐去了这个重要的事实，所以您就可以在这段文字里“趁机表达了”您“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而且在他过世之后，给您“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严肃的思考。”

引文太长了，因为《为去疑窦致黎之》全文都是质问我、教导我的话，只好多引一些。

我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很多我经办的事，我都负有应负的一份责任。《胡风评论集》出版中的问题，我负有主要责任。因为我自始至终是主张出版的。《后记》在未得到中宣部批示前我没有同意先在《新文学论丛》发表。对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我都欢迎（如还有人说我对毛主席的按语的态度不对）。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一、那个《报告》不是我的手笔。起草者是一位极负责任的编辑，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本社同胡风熟悉的前辈提供的）才提出那几个问题。《为去疑窦致黎之》的作者把“我想”当事实，所以在“我想”后面的大段训词也就失去了依据。二、《报告》写成后我未改动，送社领导传阅后上报，当时未为此事讨论过。所以我不记得讨论过程中我有哪些表现，也没有“隐去”什么“很对不起胡风先生的”。

对胡风先生这一代文学前辈，我始终是怀着由衷的敬意。不管他们曾被扣上什么样可怕的帽子，被推向多么艰难的处境。我本想，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晚辈们是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另外，《为去疑窦致黎之》的作者在引了我文中提到周扬的一段话后质问：“首先，周扬的这些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当时有哪些人在场有幸洗耳恭听？这一切，您都没有写出来。一般说来，这是不符合回忆录的基本要求的。”

首先，我要说的是，《为去疑窦致黎之》的作者在引那句话时怎么没仔细看上下文，我在文中交代得很清楚，那是在同几个人谈话时说的，在场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作协的负责人，地点是在沙滩孑民堂。周扬这样意思的话多次在大会上讲过。1999年2月6日在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一书座谈会上，一位著名哲学家发言一开头就引了我提到的周扬讲的那句话。我急忙插话说，有人让我为这句话找旁证呢。他说，我可以作证。（不过我不知道“史料”何时规定写回忆录非有旁证不可。）本来周扬那句话并非什么惊人之语，倒是《为去疑窦致黎之》文作者那么长的一番发挥令人莫明其妙。

〔补记〕

我的《关于“胡风事件”》发表后，因文中提到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有人问是哪几个人。张光年同志也来电话，同我回忆五人小组成员的组成。他说他记得有周扬，还有康生、胡乔木，我说，可能。他说：记得康生说：让何其芳也来公安部整理材料，免得他愈来愈不食人间烟火（何未去）。我当即找人查问肃反五人（后改为十人）小组成员是哪些人。经多方了解未果，我未及时回复光年同志。后来他在《回忆周扬——与李辉对话录》一文中说：“中央还另设有主管胡风集团专案的五人小组，其中三人是政治局委员。有陆定一（组长）、康生、公安部长罗瑞卿（“文革”中和陆定一一样受到残酷迫害），另有两人可能是胡乔木和周扬（这两个人起的作用不大）。”后来我又多方查问，现知中央肃反十人小组成员是，陆定一为组长、罗瑞卿副组长。其他八名成员是中宣部、公安部、检察部、最高法院等单位负责人。他们是：张际春、周扬、杨奇清、钱瑛、李楚离、高克林、梁国冰、平杰山。各省市也都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康生、胡乔木不是十人小组成员，但他们都参与了决策讨论。

〔补记〕

《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作者黎辛，该文有不少处显然是误记，如说“罗瑞卿根本不是五人组的成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中明明写的罗是五人组副组长。该文中多处提到我，不少也都记错了。

一、该文中说“1949年5月14日，我被中央中原局派往即将解放的武汉市创办华中局与武汉市军管会的机关报《长江日报》。行军路上，副刊编辑李曙光（武汉解放以后，用黎之为笔名写作）问我《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是怎么回事，我将周恩来与艾思奇的意见告诉他”（该文第一个小标题是“周恩来同志最早提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我一点不记得在“行军途中”我同该文作者有任何对话，所以我至今仍不知道是不是“周恩来同志最早提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错误”。我稍微知道点重庆文艺界的事是到武汉后熊复告诉我的，他讲了毛主席派胡乔木到重庆找胡风、舒芜谈话。

二、该文中针对我在《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的绿原转正时“去中美合作所一事，当时已经清楚，未进行调查”。提出问题“令我不解的是没有调查怎么能够清楚呢”？该文中提到“我还在他（指绿原）转正材料上找到党小组长李曙光同组同志、支书郭治澄与总支负责人看过的签名”。当时的支书郭治澄是武汉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绿原的入党介绍人。我文中所说的“已经清楚”，即绿原入党时已查清楚。

黎辛文中还有些提到我的小事不甚准确，就不一一补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