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桂阳监

我不掩饰对赵匡胤的喜爱。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山泽所能产出的矿产资源虽然很多，但我听说采矿这工作很不容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减掉过去定额的三分之一，以此来宽解当地的民力。

老赵那时候正在省吃俭用，建了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契丹的特别仓库，一点点地储存钱帛，扬言要用这笔钱赎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赎买不成，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到“桂阳监”案例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帝制时代可能有很多记录，是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理解那个遥远的帝制时代，可能需要丢掉一些寻常可见的行为模式。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他这是在干吗？

怎么理解他的行为？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现在，我试图讲述这段往事。

我自以为看清了五代乱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国的由来，看清了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你也许会跟我一样，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又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我的书里会说到很多很多乱世恶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谓圣贤之心！

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嘘、赞叹、惊奇……

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椎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的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太多的“故实”，比博浪沙刺杀嬴政、汉帝国封赏张良，一点也不逊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话

我说的是“故实”不是“故事”。

“故实”与“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却是比“故事”更靠谱、更有意味的历史片段，一般都记载于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个个历史现场。

有些“故实”看上去像神话。

譬如，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录，就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在自由辩论条件下的公民票决、民选共同体首脑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这种期盼向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兴，天命有归，吾民于百年乱世中迎来太平，于是，庶民茶余饭后，以或淳朴或恢诡之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笔记写作，以或摇曳或实录之墨客文笔，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以或褒扬或贬抑之春秋笔法，取用旧闻，记录为“英雄传奇”，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

这类源于神话故实的历史讲述模式，西史常见。

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会看到书中对都尔教区的主教大加赞颂，也讲述了不少“奇迹”，主教大人的“故实”有了“神话”性质，人物也因此（如俗话说的）熠熠生辉。

司马迁弄《史记》，为何那么多“神话”？

黄帝教化熊虎野兽，淳化鸟兽虫蛾啦，圣女简狄见到黑色大鸟掉下一个卵来，取而吞之，怀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个圣女姜原见巨人足迹，高兴去踩，怀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刘邦斩蛇起义，有了大汉王朝啦……诸如此类，这类“神话”，实在是秘藏了一时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马迁不去删除它，就像西方史学家也不删除这类“神话”一样。

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

“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

“神话”，是照临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灯”，从中可以破译的信息不是一般的丰富。讥讽历史记录的“神话”为“荒诞不经”“没有价值”，如此读史，心灵就太过粗糙啦！实在说：勘透“英雄传奇”的“神话”故实，它所蕴含的人类学价值，须别具只眼。进一步说：理解历史记录者为何记录这些“神话”故实，更需要一点“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

这话展开有点复杂，可以简略说说我的读史体会。

读史的三个进阶

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有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后，意味着：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读史，还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学史研究，对传统义理、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如何在历史故实中考见道义，是我愿意琢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思想，不如春秋褒贬。考见圣贤气象、道义担当，诉诸历史叙事，也许比诉诸思想探讨，更深刻详尽、更彰明昭著。

历史故实，是内在地蕴含了讲述者的价值判断的。

说史，如果离开价值判断，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借口，不做褒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每一个历史故实，都内在地含有一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祐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G.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后晋皇上石敬瑭的叹息、南唐先主李昪（音便）临终前的忧惧、后蜀伪帝孟昶（音厂）立于船头悲悲惨惨的涕泣、后周大帝柴荣一身戎装的英武之气、赵匡胤酒后的黑红脸膛，也都在我面前活灵活现。有一次梦里与老赵相见，他似乎戴了一个斗笠，正俯身拾起一部掉落的什么“法典”。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站起来，转头之际忽然凝固成一座石雕，变了模样，很高大，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带着一种遥远的慈悲一言不发。梦中的我有点惊愕……

东京汴梁、南唐金陵、西蜀成都，远在草原帝国大大小小的聚邑，暮色中老鸹的刺耳鸣叫，以及夕阳西下之后，夜色来临，城市由嘈杂归于寂静，深邃而又苍凉的星空下，更夫的慵困、哨兵的警觉，这一切，我都“历历在目”。契丹国的那些汉子，在镇子里散落着的穹顶帐篷前，围着篝火，用刀子切割烤羊的场景，在我眼里呈现为一幕幕绚烂多彩的舞台剧，定格时，则像一幅幅浓丽的油画；那羊肉，很香，很筋道……

敲击键盘时，我观察着五代到大宋之际的一个个名将。

投降契丹的杨光远似乎很厉害（我感觉他不仅是个秃子，还是个胖子），但后晋大将李守贞比他更厉害（我感觉他似乎精瘦），后来的后汉大将郭威又比李守贞厉害（郭威似乎是个大个子）。李守贞用“长连城”（城外城）围死了杨光远；郭威依样画葫芦，也用城外筑城的法子围死了李守贞。后唐大将张敬达，却没有用“长连城”围死石敬瑭；而赵匡胤，这位千古一帝，也没有用“长连城”围死僻居河东的小小北汉太原城。在这几场城外城的围剿中，我眼中的画面就像几万人的挖河工地那么壮观……

赵匡胤部下有一位福将，他就是传说中的党进党太尉。后来的文人墨客把他糟践成一个吃货，妖魔化一如韩复榘，有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也在讲“党进党太尉”的“糗事”。其实党进却是一员猛将，曾将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打得屁滚尿流。而杨老令公躲藏到太原城壕的深草丛中之后，我甚至从草隙中看到他惊恐的双眼，我还疑心他是不是崴了一只脚。写到此处，感觉杨老令公也似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事让我想起民间传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到关二爷护送皇嫂过五关斩六将，试图要歪写淫色情节时，忽然飞来一片青龙偃月刀架在他脖子上。老罗知是关二爷显灵，忙道：“关二爷刀下留情！”此时只听房间内烛光下，响起一个声音：“罗先生笔下留情！”于是，有了关二爷不进内室，秉烛读《春秋》的段子。我以后可以用其他方式说说杨老令公……

武事之外，还有文事。“赵匡胤时代”跟道义相关的故实，会在“观察者”眼里，以一种更有意思的模式展开。在这一篇前言里，我不想占据更多篇幅，读者如果愿意，会看到大约上百个文人故实，很多，都值得浮一大白。

五代之际，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这些，都与这类道义故实有关。

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

我要干的活儿，就是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这个“历史转型期”一个个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

这个“意义空间”和“历史转型期”有多重要？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有个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大宋帝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换一句话说，对于中国政制（政制，不是政治。你要注意哦，本书中的“遣词造句”是非常考究的）制度性的架构，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

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我说到了“自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汉唐间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努力，但没有大宋这般“自觉”。推演文明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

《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像“亲历者”观察到的那样）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我“重新思想”。

军政故实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下酒，并“重新思想”。

它们是我这个“讲述者”或“亲历者”或“观察者”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来慢慢“回忆”这些故实……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辽）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

“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这种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历史上的圣贤教诲，来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圣贤道统。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

“天下目标”，不是政权目标（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标（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头目标（如北朝，如东吴），不是个人目标（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标”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贪欲）为核心考虑，以“民族共同体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属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维系政权）为价值方向的政治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所谓“带竞争性的机构”，是不确切的。春秋战国以降，诸侯间、各国间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竞争性。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典型的竞争国际。但“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此说有理。不过我更愿意将“国家目标”称为“天下目标”。换一句话说，此前的朝廷除了“统治”之外，“国家目标”即“天下目标”并不明确。有些朝代有一些目标，但也不过是“休养生息”“山河一统”之类，与我所说的“天下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大宋的“天下目标”与此不同。

大宋的“天下目标”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倾向于认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

大宋的文明，不是建构的，而是推演的。

建构，往往需要“历史从我开始”“万丈高楼平地起”；推演，则需要在接受旧有底盘的基础上，也即接受经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文明因素和酵素。

国家要长治久安，且须在文明中推演——这就是赵匡胤实现“天下目标”的逻辑。不放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目的方向，尽可能地恪守手段的光明，成为赵匡胤向“天下目标”渐进时，最内在的紧张。

以此考中国史，光武帝刘秀建构并推演的东汉帝国之外，当推太祖赵匡胤建构并推演的大宋帝国。

帝国军政，可以是道义的吗？

大宋帝国的一切“好看”与“不好看”，皆源于此。

公元927—976年军政故实，将在这种内在的紧张中展开。

我愿意将“赵匡胤时代”讲述为一代圣君率领他的文武同道，实现“天下目标”的艰难践履和心路历程。

历史记忆

我愿意负点责任地说：看懂这五十年间各色人物故实，就会看懂大宋来之不易的文化光荣，看懂老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大义，看懂吾土吾民的传统中，那些帝王将相，不仅有种种邪痞邪恶的权谋、阴毒，也有光明光荣的公道、仁德。中国，无可规避的千年命运，就藏在“赵匡胤时代”的故实中。

“赵匡胤时代”，这“转型期”五十年，是老汉我的“历史记忆”，往大了点说，也可以是现代中国的“集体记忆”。

“记忆”中的故实很多，听着，（如俗话所说）我给你“娓娓道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跟我一起端起杯来，故实下酒，浮一大白。

这里说到“五代”，对这段历史，一般读者的印象是“有点乱”，其实所谓“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不过要在每一代的前面加个“后”字，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只要记住“梁唐晋汉周”，就建构了基本的“五代谱系”。譬如，说到“后晋”，就知道：这是“梁唐晋汉周”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在它之前，有“后梁、后唐”；在它之后，有“后汉、后周”。而“后周”完了，就是“大宋”。“梁唐晋汉周”，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了？

另外还有与“五代”差不多同时，参差错落着的所谓“十国”。我把它们的国名和兴亡顺序略作调整，你也可以一下子记住它们：

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吴国、吴越、闽国、北汉

前面四国的名字头上都带“南”字；后面两个带“蜀”字、两个带“吴”字；最后两个单记。一分钟，也可以记住。这“十国”都不是正式的中原王朝，可以统称为地方政权。

我编一个顺口溜，你来记：

五代梁唐晋汉周，唐平楚汉南在头，

前后蜀国两个吴，闽国北汉十国休。

这就是“五代十国”。用心记，两分钟内可以搞定。赵匡胤时代，跨着五代和大宋，记住这些乱世中短命王朝的名称，有助于你读懂几百个“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