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洪子诚

“中国新诗研究丛书”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孙晓娅编著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有点“另类”。它不是严谨、系统的研究论著，里面的主要篇幅，是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些年举办的外国诗人讲座，和中外诗人、翻译家交流、对话的现场实录（书中也收入若干诗人、翻译家有关中外诗歌交流、翻译的论文）。讲座、对话这些活动，由孙晓娅博士单独主持或与其他学者、诗人合作主持。现在，她将这些实录汇集出版。这本书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值得细心阅读。下面是我的几点读后感。

首先是有关新诗合法性方面的。其实，《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没有任何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新诗已经百年。百年虽是历史一瞬，但对“当事人”来说也足够漫长。令人尴尬的是，百年“老叟”常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有时还担心报不上“户口”。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改变，即使怀有偏见的也不得不承认：它就在那里！诗人和读诗者这方面的焦虑得到缓解。这个判断，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中也能得到间接支持。中外诗人、翻译家的这些对话，他们对中外诗歌写作和翻译问题的探讨，侧面显示的信息是：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确立了自身的传统，出现了成就卓著的诗人。新诗的存在，既无须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就如有的诗人指出的，它的评价标准，由新诗自身的“传统”给出。从书中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到，中国诗人在中外诗歌交流中已不再总处于被动、仰仗影响的弱势位置。他们中的优秀者已有足够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这种平等的对话。在成为域外诗歌创造的参照物上，不仅中国古典诗歌能够承担，新诗也已加入其中。

另一个感想是，在诗歌批评、研究（包括诗歌史写作）上，除了系统、严谨的学者论著之外，诗人、翻译家的谈论诗歌写作经验的文字，也值得重视。这里说的重视，不仅指它们为研究者提供背景性的资料。2014年10月在台湾清华大学举行的两岸诗歌研讨会上，我的发言谈到，由于诗歌这一文类的性质，诗歌批评、研究，包括诗歌史写作应该有多种方式。没错，寻找规律、条理化的研究论著自有它的价值，但是，更多基于诗歌写作实践的，能容纳并有效处理感性细节，呈现为抽象概括遮蔽的情景、思绪、精神氛围的著述，也十分重要。对于诗来说，我们解说的方向不仅需要聚拢，也需要开放扩散；不仅要谈论“必然”和“中心”，也需涉及众多的偶然和碎片。读着《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印象最深的就是鲜活的现场感，和不避偶然和碎片的独特发现。这个特点，既来自演讲、座谈、对话的方式，也来自参与者的诗人、翻译家的身份，他们那种“置身其中”的视角。比起小说等来，现代诗是一种特殊，甚至是更“专业”的手艺和知识；诗歌写作经验，是有成效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史写作的重要条件；因此，出色的诗歌评论家和研究者，应该也是够格的诗人。这个想法很可能被认为是偏见，但它却既为历史证实，也是我在新诗研究上屡陷困境的自省。

第三，新诗自它诞生之日起，与外国诗歌就关系紧密，“跨语际交流”一直在进行。自然，由于情况发生的变化，交流的性质、方式也相应不断发生变化。从本书的交流实录可以看到，在当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诗人和学者的重视。一是在对话中发现差异的重要性，另一是诗歌翻译的位置。诗歌翻译在当前中国诗界得到特别关注，和中外翻译的不对等情况有了某些改善，也和对翻译性质的理解有关。王家新引述巴赫金的话说得很好：“自我是一个礼物，他从他人那里得来。”而且，翻译不仅是沟通的媒介，也是创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戴望舒不只写有《望舒草》《望舒诗稿》，还写有《洛尔迦诗抄》。

至于说到交流对话，正如本书编著者孙晓娅说的，交流是一种融合；不同事物在“相遇”中互相发现，互相支持；因为交流创造了“空虚”和“饥饿”。卡夫卡说，“读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在我们身上挖出了一个空虚”（本书中法国诗人克洛德·穆沙的引述）。“空虚”感是融合得以产生的前提。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交流也是在发现差异，以保护、发展文化、诗歌的多元性。了解陌生的对方，吸取滋养，同时返回“本土”，返回自身，返回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返回写作者内心，以认识我们生存、创造的可能与意义，“让生命在诗歌中重生”。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希德戈谈到，欧洲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其实像马赛克一般，是由许多不同的小环境、小气候构成。首都师大诗歌中心这几年对东欧诗歌的侧重关注，对其中一些诗人的重点推介，体现了他们对诗歌一体化、同质化趋势的警惕，也体现了对哪些诗人、哪些诗歌传统能与当前的中国诗歌建立更有效对话的识见。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启示还在于，当我们谈论、处理诸如“华文诗歌”“现代汉诗”“中国新诗”等范畴下的事物的时候，如何也能警惕某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而细心发现、保护，并推动因地域、族群、语言、文化传统形成的特殊性的成长。

要感谢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感谢孙晓娅，这些年来他们做了这么多扎实、有意义的工作。可以想见，组织这样的中外诗人、翻译家的讲座、交流对话活动，需要付出怎样的精力。而论题的设计，对话的引导、阐发，更体现了孙晓娅在深入把握中国新诗基础上，对诗歌现状的那种问题意识。“写自己的故事”与为集体发声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象牙塔”的说法是否是一种“政治上的发明”而“在艺术上并没有价值”；主流社会追求赢利，崇尚迅速接受的知识，并非一目了然的诗歌对此是要抵抗，还是采取妥协；多媒体、视觉诗歌、跨界写作将给诗歌带来生机，还是让我们轻忽语言、文字的力量；网络导致的自立门户、自设标准的“文学共同体”的出现，是开拓诗歌多样性，还是破坏了建立共识的需求；在信息爆炸和交往频繁的今天，人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沟通、传播的便捷，也加速语言陈旧化的速度，诗人将如何面对为“过时”写作的恐惧……讲座和对话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是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相信也是我们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