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神话”是怎样形成的

我对清华研究院充满感情，之所以称其为“神话”，丝毫没有讥讽的意思。我关注的是，仅仅存在四年多的这么一个学术机构，为什么会被不断追忆；在故事传播的过程中，其意义是如何自动衍生的。对于各种宏大叙事，采取知识考古学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明显是受福柯的影响。

清华研究院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人文学者说，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这一“学术史陈述”之所以普遍流传，与清华1980年代的重建文科有很大关系。对于清华来说，在复建文科院系的过程中，如何发掘传统，确立自信，是个关键。与历史对话，与学界同仁对话，还得与理工科思维定势对话，这个时候，“国学院传统”是个很好的理论资源。重办文科，不是有钱就行，也不是校长支持就能“一路畅通”。整个校园氛围，工科占绝对优势；而用工科的眼光来评判文科，用工科的趣味来发展文科，那是很有问题的。我跟清华文科各院系的教师多有交往，知道他们努力的方向，也知道他们遇到的困难。可以这么说，最近20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

如此“大胆假设”，一半来自阅读史料的感受，一半是直接的生活经验。清华中文系复建前后，有关领导常到北大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商谈。历史感很强的王瑶先生建议，你们清华发展文科，一定要借用朱自清、闻一多的故事，重新树立自家形象，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不是在新建一个系，而是在接续某种传统。就好像周作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描述：这是一条古河，因某种原因曾消失在沙漠中，但是在下游，它又重新冒出来了；因此，这河既古老，又新鲜[1]。王先生的建议，我相信对当事人很有启发。接下来，王先生开始到处鼓吹“清华传统”。

1985年，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王瑶先生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2]第二年，王先生又在第三届闻一多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两篇短文，重谈这个问题。198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40周年，王先生发表《我的欣慰和期待》[3]，此文日后常被关注清华命运的朋友引用。文章称，清华中文系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另外，清华中文系的成就，是与朱自清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深刻影响清华中文系的发展方向。而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立论谨严，又不钻牛角尖。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王先生于是加以阐发，北大教语言的王力、朱德熙，教文学的吴组缃、林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俞平伯、余冠英，还有台湾大学的董同龢、许世瑛等，都属于这个系统。如此构建“清华学派”，是希望“继承朱先生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个学派。请注意，王瑶先生是朱自清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1952年院系调整，才到北大来的。

此文发表一年后，王先生便去世了。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别提到王先生对于清华中文系复建的指导性意见，还说早年就读清华、曾主编《清华周刊》的王先生，有很强的清华情结。王瑶先生甚至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句话让徐很感动，他说，王先生陈述“清华学派”，列了那么多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不合适；于是，引述现代文学专家王富仁的话：“王瑶先生是清华学派当中的一位大师级人物。”[4]所谓的“清华学派”，就这样，变成了从朱自清到王瑶。

1990年代的大讲清华国学院，一方面是学界风气变了，另一方面则是清华自身的学术体制逐步确立。请大家注意这么一个事实，进入90年代以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以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赞许，其思想史及学术史地位迅速提升。以前我们谈清华，觉得她政治上保守，不如北大激进。当我们转而关注思想文化建设时，对清华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大约在90年代中期，我们逐渐走出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革命叙事”，转而关注清华国学院的贡献。这一点，跟整个90年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直接联系。三联书店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么一本学者传记，影响竟如此之大，后世很难想象。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讲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使得陈先生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也能欣赏的“文化英雄”。去年我在广东演讲，一个女孩子希望我谈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问她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她说没有；我说很好，希望你回去读读。没有读过，但渴望了解，可见陈寅恪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某种文化符号。王国维、陈寅恪的逐渐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注目的文化英雄，这与清华国学院历史地位的迅速提升，二者互为因果。

与此同时，清华重建文科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83年，外语系复建；1985年，中文系复建；1993年，历史系复建；1999年，社会学系复建；2000年，哲学系复建。你看，十几年间，清华人文学科迅速恢复，而且学术实力提升很快。一边是新的学术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边是老的国学院故事的讲述与阐发，二者相得益彰。与此相适应，王先生所说的清华中文系的传统，逐渐被推演成为清华文科的传统。1995年，徐葆耕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释古与清华学派》，引王先生的话，然后做了引申发挥。在徐先生眼中，所谓的“清华学派”，不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文科各院系，甚至包括此前的清华国学院。徐先生总结了“清华学派”的特征：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可文章最后，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特征，好像不仅仅属于清华。

清华文科有特点，这没错；但是否构成一个学派，我很怀疑。讲“清华学派”，王先生局限于中文系，还有点道理；扩大到整个文科，再追溯到国学院，这可就有些没谱了。人数越说越多，特征越说越杂，“大”到无边的时候，“学派”也就瓦解了。因为，构成学派的因素，不仅仅是大学里的同事，还必须有共同的精神取向，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学术趣味等。我不太认同“清华学派”的说法，但我承认这一讨论很有意义，起码使得很多人文学者关注清华文科，关注清华研究院。此举甚至整个改变了大家对清华的看法——清华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摇篮”，同样有很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做到这一点，目的已经达到了。当初王先生提出“清华学派”，也不是在做学术论文，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如何帮助清华文科恢复精神。借助“清华学派”这个话题，或者清华国学院的故事，让学界同人重新理解老清华的传统，以利于其文科的重建，这个“球”，最早是由北大教授开出来的，但心有灵犀的清华教授接过去，左盘右带，最终将其顺利地送入了球门。

上海有位学者，叫夏中义，他注意到了王瑶先生在传承清华薪火中所起的作用。20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九谒先哲书》，最后一章就谈王先生，把他作为清华薪火百年明灭的见证人。夏中义认为，所谓的清华精神，第一代的代表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第二代是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第三代便是王瑶——王先生的主要贡献是使得停顿了30年的清华文科“薪火不灭”。从王先生又转到陈平原，说我“以‘接应二传’姿势擎过火种”，使得“清华薪火”为标志的现代人文学术传统代有传人。[5]我确实对清华很有感情，因为我跟随王瑶先生念书，王先生是朱自清的研究生；另外，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是季镇淮，季先生的导师又是闻一多。说我跟清华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承继“学统”，则实在不敢当。

当年清华学校办国学院，只是整个学校发展大局中的一个棋子，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对大学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大学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政治、文化、体育、技术转让等，在短时间内，大家关注的，是比较热闹的外在活动，包括最早让清华出名的体育，还有北大的学潮等。这些，固然都是现代中国大学的宝贵财产；但光有这些远远不够。对一所大学来说，必须有好的学术制度、学术精神以及学术成果，这样，它才有可能长久，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机遇。

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历史书写方式也在改变。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华国学院的故事浮出海面，是大好事。讲述的方法以及立说的根基，还有很多具体细节等，都可以商议，但这个故事的得以流传，甚至在传播过程中被日渐“神化”，都说明中国学界开始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治学方法以及文化精神。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参见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2] 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4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3] 参见1988年12月10日《文艺报》第49期。

[4] 徐葆耕：《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孙玉石等编《王瑶和他的世界》第24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夏中义：《九谒先哲书》第41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