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的开市需求与长城内外的商业联系

关于蒙古要求通贡、遭到明朝拒绝和限制导致其不断攻掠边塞，最终造成“北虏”问题的严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论者也敏锐地发现，在是否同意与蒙古通贡开市的激烈争辩中，边塞守臣大多持赞同的态度，而朝中官员却大多反对^[23]。最后经由明蒙双方的努力，最终达成“隆庆和议”，此一事件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应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

本文意欲提示的是，第一，蒙古的通贡开市需求可能并不只是为了简单地获取一些草原上匮乏的资源，也可能是为了重新开通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蒙古控制的内陆商业网络；第二，蒙古的通贡开市要求不仅是对传统游牧经济的补充，而是整个内亚城镇及商业发展，包括东蒙古自身聚落发展的结果；第三，蒙古的通贡开市要求是将业已存在的长城内外民间（“走私”）贸易合法化的反映，这都与东南沿海“倭乱”的背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正统时期瓦剌与明朝通贡的使团中，包括了察哈台汗国等中亚地区的商人。正统十年“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到京，“以瓦剌使团贡物过多，命马收其良者，青、银鼠皮各收一万，惟貂鼠皮全收之，余悉令其使臣自鬻”。同时记载“必儿洗必儿等处使臣马黑麻等以其头目沙不丁速鲁檀等，所备撒哈剌叚匹来贡，俱短恶不成匹”^[24]。皮尔马黑麻正是1406年即位的帖木儿汗国大汗，这个使臣或许是同名，或许是借用大汗的名义，但却以瓦剌使团的身份入贡。他们带来的所谓“贡物”实际上有相当部分用于民间交易，其中的“撒哈剌叚匹”就是前述布哈拉的著名丝织品“撒答剌欺”（sandanichi）。从规模来看，正统十二年皮儿马黑麻以瓦剌脱脱不花和也先使者的名义再度来贡，达2472人，带来马4172匹、各种鼠皮12300张^[25]，数量相当大。次年末，瓦剌来贡时的报名中就单独列出了“买卖回回阿里锁鲁檀等”，共752人，占总数2524人的近30％^[26]。说明瓦剌已成为中亚商人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媒介。

瓦剌衰落之后，蒙古诸部互争雄长，反而给原来的朝贡贸易造成困扰。从景泰年间到弘治时期（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在边外求贡和侵扰的蒙古势力主要是明朝文献中所谓鞑靼的“孛来太师”、蒙古翁牛特部的毛里孩以及黄金家族的满都鲁汗。各部间的相互攻杀，使明廷有机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对其通贡要求予以限制^[27]。所以成化初官员建议，“哈密乃西域诸番之要路，祖宗待之特为优厚。然朝贡有期，遣使有数。近年为癿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将瘦损驼马数匹，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思兰五十人，其土鲁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贡。经哈密者依期同来，不得过十人”，得到朝廷批准^[28]。后来瓦剌遣使入贡时，明朝在给他们的敕书上责备说，“自尔祖脱欢以来，遣人朝贡有常时，往来道路有定处，未尝牵引他夷，混取赏赍。朝廷亦待之不疑，所以和好长久，无有败事。尔宜遵守前人家法，以修旧好。何乃不依时月，既差使臣兀纳阿等纠同卜剌罕卫来朝，回还未及两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儿等同朵颜卫，不依故道，却从东路来朝？”要求他们每年朝贡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四十人^[29]。这两段材料说明中亚与明朝的贸易此时大受限制，时间和规模都不能满足多边贸易的需求，也说明蒙古仍力图扮演居间的角色。

弘治初年，明朝的边略有所改变。大同巡抚许进向朝廷建议：“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若不俯顺其情，使之怀惭意沮，则外为强虏所胁，欲来不能，欲往不安，非大举入寇，计无所出。今其来贡夷人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已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其入贡人数，乞为裁定。兵部覆议，宜如其言。”^[30]对此，郑晓的评价是：“时马文升在兵部，许进巡抚大同。进数条边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进，进疏至，辄允下。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闻进威名，遣其酋长哈桶、察察少保等贡马，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大同、宣府、河曲皆无虏患。”^[31]

但好景不长。从弘治后期到嘉靖前期，明廷的政策转向强硬，导致大同兵变的大同外五堡的营建，也是在这一边略改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态势直到隆庆时期的“俺答封贡”才告一段落。因此在这一时期，“北虏”问题空前加重。此外，吐鲁番与哈密一带战乱纷起。弘治二年，撒马儿罕的“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孝宗还认为“番使奸诈，又不由正路以来”^[32]。弘治三年，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先是，土鲁番尝遣使臣哈只火辛等从海道入贡狮子，有旨令广东守臣却之。至是，哈只火辛乃潜自赴京。礼部请治广东都布按三司及沿路关津官之罪。上曰：夷人远逃而来，必有情弊，礼部仍同大通事审察奏闻处置。”^[33]显然经由蒙古的传统商路已不通畅，中亚商人只好尝试绕道由海路进入中国。

俺答汗势力强大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多次向明朝提出通贡请求。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嘉靖二十年，“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疏闻其事，因言：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第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34]。石天爵到后详细说明了蒙古求贡的目的：“谓虏酋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段，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段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35]但俺答的请求和史道的建议都被朝廷拒绝，石天爵被杀，由此引起俺答汗的报复。

“隆庆和议”之后，俺答汗陆续要求在长城沿线开市。万历元年，应俺答之请，明朝于甘州开大市，于庄浪开小市。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顺言：“番以茶为命，岁易马六千。近以茶市诸酋，则虏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虏。”^[36]万历五年三月，“俺答欲赴西宁青海寺会番僧设醮，请开大马市、茶市”，没有得到明廷允许。九月，俺答又向甘肃巡抚请开茶市，陕西巡按御史李时成上疏说：“番以茶为命，若虏得，藉以制番，番必转而从虏，贻患匪细。”^[37]这两个官员的话意思一致，但都表明，俺答求贡开市确有作为明朝与西藏的茶马贸易的中介之意。而这种情况不仅是涉及西部诸族，也有对东北各族的考虑：“俺答听我降人议，以大明律绳其下，得中国锦绮奇巧，每以骄东虏。”^[38]

前述石天爵所谓的“纱缎”不过只是一个象征。当时的东蒙古像中亚绿洲地区一样，也开始了由游牧生活向局部地区的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希望通过开市得到的物品，就远不止纱缎一项。这就是本节指出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在中亚的帖木儿汗国范围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城市规模在15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比较发达。在15世纪末，塔什干也有较大的发展，其金属制品、麻织品等手工制品销往各个邻近的游牧部落。在都城赫拉特（Herat），手工业和商业很兴旺，文学、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他城镇如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铁尔梅兹（Termez）、安集延（Andijan）、忽盏（Khujand）、西萨尔（Hisar）等地，城乡贸易都很活跃^[39]。这一时期正处在中亚地区蒙古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又与该地区的城镇化和商业化（去游牧化）过程同步。羽奴思汗比较喜欢城镇，但速檀阿黑麻则倾向于游牧生活^[40]，说明这一地区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激烈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不清楚蒙古地区的佛教化过程是否也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去游牧化，但15世纪以后大批汉人移居塞外、逐渐造成定居聚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隆庆和议的主持者之一方逢时曾记录说：

嘉靖三十年，妖人吕老祖以白莲教惑众，构祸于山西、大同之间，有司捕之急，叛投彼中。其党赵全、李自馨等率其徒千人从之。周元者，麻城人也，以罪戍大同，为彼所获。刘四者，老营堡戍卒也，与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帅而叛。张彦文者，大同卫百户也，亦以通彼叛。而吕老祖之徒马西川、吕老十、猛谷王各先后亡命，俱入俺答营部。……自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岁掠华人以千万计，分部筑室于丰州之川，名曰板升，而彼知屋居火食矣。

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余各千人，蜂屯虎视，春夏耕牧，秋冬围猎。每大举进寇，俺答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全为俺答建九楹之殿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41]

这里所记汉人出塞者，或为山西的白莲教徒，或为沿边军卒，但从数万的规模来看，应该还有普通的百姓。王琼记载嘉靖七年的一段对话颇为生动：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42]

此事发生在宁夏镇至花马池沿边，韦州即今宁夏同心县一带，这个出塞的汉人应该是普通农民，认为在内地的生活不如草原。这种态度在边内汉人社会中应该不是个别的。

大批汉人出塞，给塞外草原带来重要变化，即在某些地区向定居农业转变，土默川地区的板升就是这样的聚落。除方逢时上述记载所说的“屋居火食”“春夏耕牧”以外，在对赵全等人的审讯记录即《赵全谳牍》中，也记载了板升中的万余汉人“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43]。王琼还记载了一个“虏中走回男子杨通（甘州人），备言在虏营见达子打造锹、镢、弓箭，说到七八月要到腹里抢掠”。这些锹、镢应该不是为战争所用，而是供给定居农业生活的需要。所以嘉靖二十六年俺答向明廷求贡时，“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44]，并不都是虚言空话。

出塞汉人的聚落生活和俺答汗的城市营建，所需要的物资种类和数量自然大大超过以往。有如下记载：

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又各不合献谀，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内，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驱使掳去汉人，采打木植，于俺答前盖朝殿、后盖寝殿七间。又于城上周围修盖两滴水楼五座。密遣奸细窃入各城，易买金箔并各色颜料回营，将修完前后殿楼妆彩龙凤花样，耸动彼处汉夷。全等各又不合就于前筑土堡内建盖大宅一所、大厅三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各悬牌匾，大门上书“石青门化府”，二门上书“威振华夷”。又建东蟾宫、西观阁各一座，三滴水土楼三座，悬扁上书“沧海蛟腾”，仍用五色颜料僭画龙凤等项，住过。^[45]

这些建筑需要大量木材和各种装饰材料，许多需要从边内购买。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数量，但营建一城的物资是可想而知的。“虏王修罗城，盖佛殿，求乞不赀，皆难从事，甚而欲借五千军夫助工役。……继复使土骨赤、海大等率能言有气力者来索铁钉、铁料，为筑盖用。”时任山西巡抚的郑洛是如何回答的呢？“乃诘以铁与银孰贵贱，答云银贵铁贱。余云：银贵，乞即与，铁贱却不与，以银例得给，铁则犯国家禁”，最后是按铁价给银了事^[46]。这说明，白银向北部边塞的流动确为事实，不过不只是用于军费，还有部分则流入塞外。当然，极有可能蒙古再用这些白银通过“走私”的形式从边内买回他们所需的物资，这样白银就再度回流入内地，并不影响内地白银流通量的平衡。

第三个方面，是长城内外一直存在“走私贸易”，只不过“隆庆和议”在较大程度上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同时，在开市贸易即马市、茶市之外，以往的“走私贸易”依然存在，因为开市贸易的限制依然很多，无法满足内陆长程贸易的需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元代以来蒙古、色目等族入居中原者众多，他们一直与边外族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二是内地移入蒙古的汉人多来自山西、陕西、宁夏沿边地区各州县，边内就是他们的老家，来往渠道自然通畅；三是沿边蒙古与边内汉人多年来也形成了私下的关系，双方也不是陌生人。

例如，成化年间，“瓦剌平章拜亦撒哈差头目哈剌忽思同哈密王母所差头目马黑麻来朝贡。哈剌忽思至京，奏甘肃蒋总兵及通事索其贿，而稽留逾岁，且棰骂之。事下礼部”。定西侯蒋琬回报说，“两国男妇二百余人到边，有旨令遣十之一赴京。瓦剌头目不肯从，固留之。彼甚忿怨，故诬辞以奏，实未尝索贿且棰骂之也。盖回回人有仕中国者，每岁与彼使私交，诱其乞茶营利，且唆其诬辞妄奏”。于是朝廷下令，“在边军民不许交通，漏泄事情”^[47]。

在长城沿线，“虏待命边外，屡向墩哨卒词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虏众有势掠哨卒，劫其衣粮者，俺酋闻则痛惩之，遣夷使送哨卒，给衣粮还”^[48]。翁万达也发现，“虏入，道里必知，至有杀掠时呼人姓名者”^[49]。说明都是熟人。由于双方往来不绝，冯时可不得不给俺答写信，要求双方严守边防：“但闻板升人常入边，或打牲，或买卖，久住边堡，刁夺物件生事，都是汉人。……我这里人亦有生事的，出边外私赶达子牛羊马匹，我亦不能防。”^[50]这种情况发生在“隆庆和议”之后，虽然仍超出了马市贸易的范围，但由于战争停止，双方的买卖应比以前要大为增加。

在交战对峙期间，沿边内外的交易也未中止。“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51]其中马尾是一宗主要的交易货物。隆庆三年，“有见获陕西西安府民杨一休，因艰难投偏头关应军食粮，拨在高民墩哨备。伊亦不合与虏交通，货换马尾。事发，由本墩出口，叛投虏营”。次年，“有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见获男马西川，因与逃脱榆次县人李孟阳各不合出边货换马尾，投见在虏营逆犯孙四即孙大臣，不合容留窝住。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全等部下，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后来李孟阳“随带马尾又不合越关前去扬州货卖，李义等仍在营堡潜住”^[52]。这些从事马尾买卖的汉人原来多是沿边的守军，或者是边卫军户，他们入边买卖时就暂住在守军的营堡中，应该是边堡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马尾之所以成为沿边内外“走私贸易”的货物，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官僚士人中，以马尾作为衣帽装饰成为时尚。明中叶世风“奢靡”已多为学者论及，但这些风气风俗的变化与边疆大事密不可分，却少为学界注意。弘治年间，因“左侍郎张悦前为佥都御史，身服马尾衬裙，以表式百僚之人为市井浮华之饰”，孝宗下令“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53]。《治世余闻》也记载，“京城士人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落膘”^[54]。说明越是严禁，市场上就越是趋之若鹜。《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等书说，马尾裙在成化年间开始流行，据说是从朝鲜传来。最开始是在武官中流行，这可能也是守边军兵从事此业的原因之一^[55]。除裙以外，马尾在江南也可饰帽，如“俞嘉讱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56]。清雍正时的市井小说《姑妄言》描写明末南京一个富翁，“跟着一阵家人，穿得好不体面。都是马尾织的瓦楞帽儿，一色油青布直裰，净鞋净袜”^[57]。明代男子束发的网巾，也多用马尾编成。“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58]不仅男子，即江南妇女头饰中也有用马尾者：“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59]这些都说明，马尾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量很大，而边塞之地也了解到这一需求。“奢靡”风气之盛，除京师之外，应以江南为最，所以上述材料记载李孟阳前往扬州进行买卖。作为晋中人，他很容易与在江南的晋商贸易网络发生联系。

边塞与全国的贸易网络发生联系，当然不止马尾一宗。铁器是蒙古大量需求的物品，也是明朝限制出口的物品。高拱的建议是：“用广锅不用潞锅，用以充赏而不用以开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铁。”^[60]这里的广锅应指广东佛山所产铁锅，潞锅则指山西潞州所产铁锅。佛山自宋代起就以生产铁锅闻名，至明代产量极大，在近年来挖掘的“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发现了大量铁锅。山西潞州、泽州也是著名的铁器产地，明末时泽州阳城抵御农民军曾用铁锅塞路，可见产量之大。但高拱为何建议以广锅而非潞锅给蒙古，舍近求远呢？主要在于佛山铁锅以薄闻名，而泽潞铁锅比较厚重，若给后者，等于增加了供给蒙古铁器的数量。但是，这却扩大了南北方之间的长程贸易。高拱建议只以赏赐的形式给予铁锅，并不能限制市场的需求：“诸酋请市铁锅，杨博议许铜锅，然小民时奸阑出与之。”^[61]

前文曾述及布哈拉商人往俄国、波斯贩卖中国大黄事。在清人《太上感应篇·感应录》的首篇“得富灵验记”中，就记载了明代一个徽州商人去沈阳做生意，但赔了本。因他在关帝庙中念诵《感应篇》，得到海神的指引而致富。其中讲徽商程某按神灵的指点，用仅有的10两银子买了匹马，献给俺答，因为俺答这时已很强大，可能会登上可汗之位。俺答发现此马是龙驹，就给了程某500两银子。神灵又指点说，有个贩药材的商人因为母病，急于将价值千金的大黄出手，程某用半价将这些大黄买了回来。过了不久，地方瘟疫流行，大黄稀缺，程某于是获利十倍。从此不断得到神灵指点，获利无数^[62]。这个故事中的大黄虽不是被售于蒙古或中亚，但把这种物品与向俺答卖马放在一起，说明在时人的头脑里，马匹和大黄是长城内外贸易的两种重要的物品。此外，这个故事还说明，此时与蒙古的民间贸易可能已成为一个新的商机，徽商不仅在沿海贸易中颇具规模，也在内陆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成为故事情节中的典型素材。

大黄的功效在于清热解毒，相当于中药中的消炎药，对于伤寒菌的抑制作用很明显，也对流感有控制作用。自张仲景《伤寒论》以来，多种医书都对其药用详加叙述。蒙古帝国兴起后，契丹后裔耶律楚材随忽必烈攻打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63]。显然在欧亚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对其颇为依赖。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中俄交界的恰克图贸易中，大黄仍是一宗主要商品^[64]。

综言之，“隆庆和议”之后长城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已为许多学者论及，此不赘述。本文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是此前长城内外“走私贸易”的连续不断所导致的。蒙古方面对贸易的渴求，不仅是自身游牧经济的缺陷和环境、气候的结果，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城镇、商业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明朝方面民间贸易的积极态度，也与明中叶贸易规模的扩大、市场网络的形成有直接的原因，后者又与江南及东南沿海的商业发展、与这些地区与东南亚及欧洲的贸易有关。因此，“北虏”与“南倭”的确是16世纪后期不可分割的重要事件，值得在全球史的框架内重新加以思考。

至于明代的边军这一双边贸易的特殊媒介，他们与塞外汉人及与原籍商业网络的关系，实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待后人深入细致地探讨。

[1] 本文系香港的大学委员会“卓越研究计划”（AoE）之“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华北地区子项目的成果之一。在本子项目中，长城沿边区域社会研究是我与我的合作者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总体想法之一。

[2] 这个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在樊树志的论文中，也列举了我国台湾学者及日本学者的研究，可参看，不赘举。

[3] 参见樊树志前揭《“倭寇”新论》。

[4] 〔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并见其《清代中国の物价と经济变动》，东京：研文出版社，1997年，第215—238页。

[5] 〔美〕万志英：《序》，〔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

[6] 〔美〕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15—151页。

[7] 〔美〕狄宇宙：《与枪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国的形成》，《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52—207页。

[8] Joseph F．Fletcher，“Integrative History：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in his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B．F．Manz ed.，X，pp 1-35.

[9] 对明蒙关系，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Herry Serruys（司律思），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3 vols.（Bruxelles：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59-1975），The Mongols and Ming China：customs and history（Françoise Aubin ed.，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7）；萩原淳平的《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0年）等。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很多，如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于默颖的博士论文《明蒙关系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4年）；等等。

[10] 珠荣嘎汉译注：《阿勒坦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11]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8页。

[12] 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乌兹别克汗国，参见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25页。也有学者称其为哈萨克汗国，参见纳比坚·穆哈穆德汗：《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哈萨克与西蒙古准噶尔部关系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13] 参见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412。

[14] （明）郑晓：《皇明北虏考》，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3页。

[15] 参见Joseph F．Fletcher，“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in his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B．F．Manz ed.，XI，pp 4-7。

[16] 参见拙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7] 以上皆引自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p.410-412。

[18]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363页。

[19]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103—104页。

[20] 珠荣嘎汉译注：《阿勒坦汗传》，第57—58、62页。

[21] 同上书，第126页。

[22] 据《明史·西域传三》载：“俺答亦劝此僧（指三世达赖）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明史》卷三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75页）

[23] 如胡凡：《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温德华：《俺答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等。关于蒙古南下“扰边”的动机，学界尚有不同看法，多数人认为是通贡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或以为是由于游牧经济本身的缺陷，或以为是气候及环境的因素，也有人认为就是为了抢掠物资，特别是畜牧业物资。见姜爱红：《明代蒙古南下“扰边”探析，1436—1464》，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厦门大学，2007年。

[24]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正统十年十二月丙辰、丁巳，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2704—2705页。

[2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壬辰、甲辰，第3113、3116页。

[26]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三，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庚申，第3325—3326页。

[27] 据郑晓《皇明北虏考》，天顺间，“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酋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成化间，大抵瓦剌为强，小王子次之，二种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贡马，二种亦相继往来，恐中国左右，以故虽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14、216页。孛罗忽本名巴彦孟克，为满都鲁汗封为博勒呼济农，掌管右翼蒙古。

[28]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成化元年十月丙戌，第434页。癿加思兰亦为蒙古右翼的太师，与孛罗忽相仇杀。

[29] 《明宪宗实录》卷三七，成化二年十二月丁未，第726页。

[30]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弘治元年六月癸卯，第368—369页。

[31] （明）郑晓《皇明北虏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16页。

[32] 《明孝宗实录》卷三二，弘治二年十二月壬申，第717页。

[33] 《明孝宗实录》卷四三，弘治三年闰九月丁酉，第884—885页。

[34]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第5030页。

[35]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二，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第5209页。

[36] （明）冯时可：《俺答后志》，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37] 《明神宗实录》卷六○，万历五年三月甲辰，第1375页；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己未，第1459页。

[38] （明）冯时可：《俺答后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37页。

[39] 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p.358-360.

[40] 参见刘正寅：《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过程》，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1] （明）方逢时：《云中处降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80—81页。

[42] （明）王琼：《北虏事迹》，《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142—143页。

[43] 佚名：《赵全谳牍》，《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5页。

[44]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一《北狄·鞑靼》，《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503页。

[45] 佚名：《赵全谳牍》，《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3页。

[46] （明）郑洛：《抚夷纪略》，《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43、145页。

[47] 《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四月辛未，第1756—1757页。

[48]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第5030—5031页。

[49]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一《北狄·鞑靼》，《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492页。

[50] （明）冯时可：《俺答后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48页。

[51] （明）郑晓：《皇明北虏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39页。

[52] 佚名：《赵全谳牍》，《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4页。

[53] 《明孝宗实录》卷九，弘治元年正月甲寅，第191—192页。

[54] （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页。

[55]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56] 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六五《俞嘉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3页。

[57] （清）曹去晶著，许辛点校：《姑妄言》第五回，“谄胁小人承衣钵为衣食计，膏粱公子仗富势觅富贵交”，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第238页。

[58]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59] （明）顾起元撰，陈稼禾点校：《客座赘语》卷四，“女饰”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1页。

[60] （明）高拱：《伏戎纪事》，《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65页。

[61] （明）冯时可：《俺答后志》，《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36页。

[62] 承蒙科大卫教授提醒我注意这个故事，特此致谢。经检索，这个故事在明末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就有细致铺陈，该卷题目是《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故事的背景写明是在明朝正德年间，地点放在辽阳。该卷之初便提到，“只是我朝嘉靖年间，蔡林屋所记《辽阳海神》一节，乃是千真万真的。盖是林屋先在京师，京师与辽阳相近，就闻得人说有个商人遇着海神的说话，半疑半信。后见辽东一个佥宪、一个总兵到京师来，两人一样说话，说得详细，方信其实。也还只晓得在辽的事，以后的事不明白。直到林屋做了南京翰林院孔目，撞着这人来游雨花台。林屋知道了，着人邀请他来相会，特问这话，方说得始末根由，备备细细。林屋叙述他觌面自己说的话，作成此传，无一句不真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蔡林屋即蔡羽，著名文人、书法家，号林屋山人，“吴门十才子”之一，活跃于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晚年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同是明代的笔记、施显卿的《奇闻类记》卷三《奇遇记》中，也有“程宰遇辽阳海神”一目，其中有关内容与《二刻拍案惊奇》相同：“时己卯初夏，有贩药材者，诸药已尽，独余黄蘖、大黄各千余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谓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佣直银十余两，遂尽易而归。其兄谓弟失心病风，谇骂不已。数日疫疠盛作，二药他肆尽缺，即时踊贵，果得五百余金。”施显卿为无锡人，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可见这个故事在明代后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传播甚广。

[63]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大黄愈疾”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4页。

[64]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恰克图，读若去声。我国与俄罗斯交界之所，库伦大臣所辖也。库伦，土谢汗地，商民皆居毳帐，大臣衙门壁瓦则皆以木。交易即在恰噶尔，设监督焉，彼亦遣人于恰噶尔总其事。以我之茶叶、大黄、磁、线等物易彼之哦噔䌷、灰鼠、海龙等物。”（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