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的“堂案”

现存关于堂帖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认识来自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4]

与堂帖同时出现的还有堂案。按照李肇的说法，堂帖与堂案似是宰相用来分别处理中央、地方政务的两类文书形式。张国刚即认为“宰相在政事堂处理日常事务，有‘堂帖’与‘堂案’两种形式”^[5]。刘后滨也明确提出“宰相直接裁决政务的权力落实到具体的公文程式上，就是堂案与堂帖”^[6]。然究诸文献，两种文书之说不能无疑。

先论堂案。尽管唐代堂案与堂帖的实物资料均未有发现，不过从有限的相关文献记载中，我们仍可大致推知堂案的性质。

会昌三年（843）十月，李德裕与武宗论《宪宗实录》修史体例，其中有云：

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在藩镇献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著明，并当昭然在众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7]

对于其中的“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一句，刘后滨认为“诏敕的与夺就是敕旨对奏状的批复，堂案的取舍则应是中书门下对一些奏状的直接裁决”^[8]。如此，则堂案与诏敕便成了对奏状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处理方式：诏敕属王言，堂案则是宰相独立指挥公事的文书形式。考虑到“取舍”与“与夺”的对举，这里的“堂案”实际上还可做别的解释，即堂案并不一定是宰相指挥公事的行下公文，而是宰相部门内档案性质的文书。

史言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条例的原因是为了删削掉一些对其父李吉甫不利的章奏，以掩其父不善之迹。所以他提出“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而密疏不见于堂案，乃是无据，因此李德裕请求“密疏并请不载”。这样，不见于堂案的密疏章奏便被认为不足为据，可以删削了。对此顾炎武曾有评论云：

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后，重为奋笔之文，逭遗议于后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9]

章奏留中不出，不为人知，于是后人便可以随意窜改，“重为奋笔之文”了，如果堂案有据，自然也就不易发生追改旧疏以欺后人的事情了。顾炎武说的正是章奏的原始性问题，而不是对章奏的裁决问题。

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830）冬十月戊申，文宗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在论及四川的兵防时有言：

若使二虏（笔者按，指南诏、吐蕃）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10]

在此，李德裕要求那些建言不重四川防务的朝臣各写一状，留堂案为底，以为凭证，显然堂案不是指挥政务的文书。在以上两次李德裕提到堂案的场合，我认为堂案的含义当是一致的。同时，从后一条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堂案并不单是针对地方，所谓“判四方之事”的，正如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堂帖也不单是针对“京百司”的。

正所谓“取舍在于堂案”，堂案之上也许会有宰相对这些章奏的取舍原因，甚或初步的处理意见，惟如此，才会有下一步决策的形成。如颜真卿为宋璟所撰并书的神道碑有云：

中书令河东张公（嘉贞）……求公规模，悉阅堂案，每至危言谠议，执正守中，未尝不废卷失声，汗流浃背。其为通贤所服也如此。^[11]

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在贬房琯的诏书中曾说：“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12]由堂案而知宋璟之危言谠议，亦由堂案而知房琯之旷于政事，可知堂案又可指宰相对于文案的初步处理，但毕竟还只是政事堂内部的存档文书，而不是对外指挥政务的文书，故而非常人所能见。

简而言之，从以上数例中我们看到的堂案只是政事堂内部的一种文书档案，而不是宰相对外指挥公事的公文书。堂案只是宰相判四方之事或指挥京百司的依据，阅而后判，堂帖才是处理政事后所形成的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