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手诏
御笔手诏还涉及“手诏”的概念。中村裕一将唐代“手诏”归入“惯用的王言”中，即在关于“王言之制”的专门记载中不见其名，实际上却经常被使用；他认为，手诏反映了皇帝特别的想法，令他人起草，以诏书、慰劳敕书的形式行下，有时称“优诏”[23]。“手诏”在宋代也很常见，但在关于宋代“命令之体”的诸记载中，也没有专门提到手诏。张祎认为，宋代出现了和用于“大号令”的“御札”不同的“御前札子”，其标志之一就是有“付某”形式；而因为“不允手诏”就是这种形式，所以“手诏”有时即为这种“御前札子”；而对于“御前札子”的性质，张祎强调其有着皇帝亲笔的标志，区别于一般诏敕[24]，似对应着中村裕一所谓“私的王言”，有非正式的意味。
南宋赵升说，手诏“或非常典，或示笃意，及不用四六句者也”[25]。诏，在汉唐都是一个皇帝命令文书的总称，而非单独的一种文书[26]。宋代的诏，在文体上既可以用四六文，也可以用散文[27]。揣摩赵升的解释，“手诏”应是不用四六句的一种“诏”：用于政事上的“非常典”，或用于表示对臣僚的“笃意”。
不过这样还不足以清楚地说明“手诏”的性质，在曾任词臣的宋人文集中，存留有不少“手诏”，它们的归类明确显示了这种文字的性质（见表1）。从这些文集，特别是王珪《华阳集》和苏辙《栾城后集》的编排来看，“手诏”的确就是“诏”的一种，属于翰林学士所草内制。钱若水在太宗朝为翰林学士，“时方隅未宁，边候屡警，在于内署，实司密命。每天子临便坐、决章奏，军书手诏，急于星火，斧扆之侧，授简立成，曲尽事机，不加点窜，秉笔者推之”[28]。如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关于宋代“命令之体”的记载中没有“手诏”的名目——因为它是“诏”的一种。
表1
续表
由于“手诏”是“诏”的一种，故手诏常被省称为“诏”。如表1中苏轼所拟《太皇太后赐门下手诏二首》，在收入《宋大诏令集》时，一作“太后令褒崇皇太妃诏”，一作“太皇太后减圣节大礼生辰亲属恩泽诏”[29]。又如文彦博集中收有皇祐元年（1049）其任宰相时仁宗所赐手诏一道[30]，《宋朝诸臣奏议》在收入文彦博等人的《上仁宗答诏论星变》前，就录有这份手诏全文，不过已被省称为“诏”，而文彦博等人的上奏则尊称其为“圣诏”[31]。
再如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月彗星现，神宗先是手诏赐王安石等，李焘《长编》在收录此手诏后，接着说：“遂诏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阙失。”[32]虽然李焘称“诏”中外臣僚，但其实是一份手诏，《宋朝诸臣奏议》所收富弼《上神宗答诏论彗星》前，附有此诏全文，内容与赐王安石等人的手诏相同，只是结尾不同。富弼在上奏中明确说：“又闻别降手诏，许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阙失。”[33]可见，神宗因为彗星事两下手诏，一是给王安石等“在廷之臣”，另一份则给所有“中外臣僚”。
此外，苏辙记《太皇太后明堂礼成罢贺赐门下手诏》的制作过程云：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献皇后故事，将竢礼毕，百官班贺于会庆殿。具仪注取旨，太皇太后宣谕曰……群臣称叹，以为不可及，请降手诏，明示中外。辙时在翰林，请至都堂宣圣旨，撰诏曰：“皇帝临御，海内晏然……”[34]
文中手诏、诏通用。再如政和元年（1111）五月《公私当十钱改当三诏》[35]，实际也是一份“手诏”[36]。
诏书的形式本来就不固定，手诏的形式相应地也很多变。前面已经提到，常见的“不允手诏”，一般都以“付某”结尾。其实不仅“不允手诏”如此，凡“手诏”有特定的赐予对象，都是这样的形式。如《赐宰臣曾公亮已下议宗室封爵不当待罪特放手诏》，末云：“所待罪特放。付公亮已下。”[37]再如《赐判大名府韩琦便宜从事手诏》，最后是：“付韩琦。”[38]“付某某”字样，意为特别针对某人，应该就属于赵升所说的“示笃意”。
但是，所谓“诏告百官……诏者，告也”[39]，除了这些有特定付授对象的手诏外，大量的手诏都不是针对特定数人的，因此就没有“付某某”字样，而是用一般诏书用语。如前述皇祐元年仁宗赐宰执手诏，末云：“咨尔股肱，咸体予意。”再如苏轼《太后令褒崇皇太妃诏》及苏辙《太皇太后明堂礼成罢贺赐门下手诏》末皆云：“故兹诏示，想宜知悉。”[40]前述政和改当三钱手诏，末句则云“咨尔中外，咸体朕怀”。这些都是诏书常用的结尾。宋代皇帝在遇到军国大事、灾异的时候，手诏访问臣僚的例子很多，这大概就属于赵升所说的“非常典”。
手诏作为“或非常典，或示笃意”的诏书，其性质与“内批”自然有很大的区别。内批乃自禁中批出，是皇帝或者其身边的内夫人、宦官代笔，它其实是朝廷命令形成之前的一个环节。相比之下，“手诏”则是一种规格较高的诏，是重要的“命令之体”。虽然二者在字面上都有皇帝亲笔书写的意思，容易令人混淆，但其性质上的区分还是清晰可辨的。
如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二月，学士院言：
臣僚上表并札子陈请事，唯宰臣、亲王、枢密使方降手诏、手书，自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已下即无体例。去年三月，因枢密副使陈升之请郡，内批令降不允手诏，当直学士胡宿亦曾论奏，以手诏体重，乞只降不允诏，而不从其请。窃缘近禁动成故事，恐成例隳废典故。乞自今除宰（执）〔臣〕、亲王、枢密使有所陈请事依例或降手诏、手书，自余臣僚更不降手书、手诏，许从本院执奏。[41]
这段材料一是说明了“手诏”较一般之诏更为体重，二是明确凸显了“内批”与“手诏”的区分：皇帝批示学士院降不允手诏，这是“内批”；学士根据皇帝“内批”之意，拟成“手诏”颁降。手诏一般由词臣拟定，唐代便是如此[42]。总之，内批不是正式的命令，而手诏则是规格较高的“命令之体”。
仁宗嘉祐四年（1059）发生过一件手诏除授内人的事件，较好地说明了“手诏”的性质：
周、董既以生皇女进秩，诸閤皆求迁改，诏中书出敕、诰，中书以其无名，覆奏罢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诏授焉。[43]
“诏中书出敕、诰”一语中的“诏”不能理解为正式的命令之体，而是指仁宗批示中书门下，即内批。为什么要求中书出“敕、诰”两种文书呢？这是北宋前期人事中任命常见的敕牒、官告并行现象，相比于仅具委任凭证意义的官告，宰执签押敕牒才是具有实际效力的命令文书[44]。在这个例子中，中书拒绝出“敕、诰”，所以后宫的迁改之令就不能成立。
但是，仁宗却以“手诏”的形式改迁后宫，这个“手诏”是什么呢？后来同知谏院范师道上疏说：“窃闻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宝白制，并为才人，不自中书出诰，而掖庭觊觎迁拜者甚多。”[45]则“御宝白制”即指手诏。所谓“白制”，即指翰林学士所草内制。自唐以来，因为翰林学士所掌制诏用白麻纸，所以出现了以白麻、麻制指翰林内制的说法。所谓“御宝”，则是指手诏上所用之印，可能是“书诏之宝”——“翰林诏书、敕、别录、敕榜用之”[46]。这次事件中，正因为“手诏”属正式的命令之体，所以才有可能取代敕牒、官告而成为委任的命令、凭证。而内批作为正式命令形成之前的环节，尚未完成由“私”向“公”的转化，不具有这一效力。
理解了手诏与内批之间的本质区别，就能体会治平四年（1067）神宗为什么痛斥当时的参知政事吴奎：“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47]皇帝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分很清楚、敏感。
附带还可以提一下“御宝批”的问题。李心传云：“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48]如此看来，所谓“御宝批”即用“御宝”的内批。汪藻所撰滕康墓志铭提道：
武义大夫康义用登极恩迁遥郡刺史，公封还词头，力陈：“……康义乃以御宝批降特旨迁一官，而暗升五等之秩，观此有异于墨敕斜封之时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终不从命。人莫不重公有守。[49]
康义乃内侍康履之父，滕康时试中书舍人。这一事例中，高宗的“御宝批降”显然是先给宰相，然后由宰相出词头令中书舍人草制，说明它实际便是内批。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御宝”与前面提到的“书诏之宝”不同。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通题为“行书方丘敕”的法书，后附徽宗大观四年（1110）十二月郑居中所上札子[50]，札子之前有徽宗所批“依奏”，并加盖了“御书之宝”印（图1）[51]。“依奏”两个字就是徽宗的内批，可见“御宝批”就是加了“御书之宝”印的内批。
图1 《行书方丘敕》所附郑居中札子，辽宁省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手诏”即体重之诏；它与“内批”的区别，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是出自何人之手。手诏属翰林内制，一般出自翰林学士之手，故当用“书诏之宝”。而内批则或为皇帝批、或内夫人代批，徽宗朝“御笔”则有宦官代批者，即使要用到“御宝”，也是用“御书之宝”。其次的区别是其形式。手诏是体重之诏，故有着诏书的格式，如以“付某”或“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等诏书常用方式结尾；相比之下，内批意指君主的批示，其内容一般比较简短，亦不甚讲究遣词用句。[52]
手诏虽多属词臣所拟，不过也有皇帝亲制者，且在下达的时候，还是有皇帝亲书与否的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神宗熙宁八年十月手诏中外臣僚言事，富弼在答诏中说：“臣再详陛下手诏，乃陛下亲笔，非学士所作。”[53]皇帝亲书的手诏，自然比学士所书规格更高。因此，在诏与手诏的区别之上，又有了手诏和亲笔手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