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总之，自中唐以后宰相机构在奉行王言的同时，确实有自己独立处分公事的文书，如张洎所说：“若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以指挥。”此种文书即唐时的堂帖、宋前期的中书札子及宋后期的省札。不管是中书札子取代堂帖，还是省札取代中书札子，它们都经常被称为“堂帖”，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唐代制度文化的影响，三者之间也确有重大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应注意到，从堂帖到省札，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其实际运作及其背后的政治关系也都发生了变化。由唐代堂帖向南宋时期省札转变的过程中，其所受之限制越来越多，作为宰相独立处理公事的文书色彩越来越弱，似是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与君权日益强化的总趋势。但揆诸政务之实际运行，又不尽然。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北宋还是南宋，宰相权力运作的空间依然广阔，不必说空头敕、空头省札、白帖子之类是宰相权力最直露的表白，即使具奏取旨、拟状得旨等体现、保障君权的运作方式，君相之间亦难言宾主。这一点即使到了元帝国时期依然如此^[68]，一直要到明清时期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方为之一变。

【李全德，男，1971年生，山东即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史。】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以国家之有文书拟富人之有财，以为“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尽在其中，汉之得国，以“文书之力”。其所言“文书”似主要指档案性质的各类公私文书（document），然“以文书御天下”又可作文书行政（document administration）理解。参见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三《别通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91页；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收入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3—82页。

[2] 参见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以及堂帖的集中论述可参见氏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4]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本，49页。

[5] 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12—13页。

[6]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301页。

[7]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113页。

[8]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304页。

[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八《密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380—1381页。

[10]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十月戊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7873页。

[11] 王昶《金石萃编》卷九七《宋璟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12] 《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324页。

[13]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24页。

[14] 徐度《却扫编》卷上，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130页。

[15]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十二月癸未条胡注，7901页。

[16]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3024页。

[17] 陈振《政事堂制度辨证质疑》，《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8]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255页：“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印。”抑或当为“内史、门下印”？

[19] 《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3418页。

[20] 《旧唐书》卷一一八，3418、3422页。

[21] 《唐代官制》，13页。

[22] 参见《唐代官制》，13页；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93页；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302页。

[23]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收入《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88页。

[24]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343—344页。

[25] 《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25页。

[26] 王起《覆奏祔怀懿太子神主状》，《全唐文》卷六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504页。

[27] 《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下》，554页。

[28]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一年二月庚子条，8158页。

[29]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3025页。

[30]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五年二月戊戌条、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十二月癸未条，7875、7900页。

[31]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寅条，9365页。

[32]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37页。

[33]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2004页。

[34] 王曾《王文正公笔录》，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266页。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六月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304页。

[36] 《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八月甲辰条，306页。

[37]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58页。

[38] 《却扫编》卷上，130页。

[39] 《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闰五月条，654页。

[40] 《长编》卷四〇，至道二年七月丙寅条，846—847页。

[41]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2365页。

[42]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二《中书门下牒永兴军》。

[43] 《马耿题名》《苏拱之题名》，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156、157页。

[44] 《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二月戊子条，4200页。

[45] 王明清《熙丰日历》，收入陶宗仪编《说郛》卷四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8册，322页。

[46] 余靖《武溪集》卷一五《谢转工部侍郎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146页。

[47] 《长编》卷八九，天禧元年四月甲申条，2056页。

[48] 《金石萃编》卷一三八《浑王庙牒》。

[4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甲子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47页。

[50] 《却扫编》卷上，131页。

[5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一，2392页。

[52] 《却扫编》卷上，131页。

[53] 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一《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345页。

[54] 以上两省札分别参见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306、1307页。

[55] 陈骙、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六《诏馆职言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222页。

[56] 岳珂《愧郯录》卷一二《开禧复泗州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5册，174—175页。

[57] 张祎利用碑刻、法帖图册等资料对南宋省札有更为细致的论述，参见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114—123页。

[58] 宋祁《景文集》卷二八《言三路边防七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8册，238页。

[59] “札子皆称圣旨”，点校本《宋史》中“札子”上属，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329页。

[60] 《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丙午条，2012页。

[61] 《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八月甲申条，2211页。

[62]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条，2647页。

[63]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37页。

[64] 《旧闻证误》卷二，40页；《宋史》卷三四二《郑雍传》，10900页。

[6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五一，2355页。

[66] 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宁宗开禧二年十二月乙亥“陈自强送空头省札”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69页。

[67] 魏了翁《鹤山集》卷一八《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228页。

[68] 元朝宰相裁决政务的中书省札之运作几乎完全沿袭宋代的尚书省札。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发生了一起伪造中书省札骗取户部盐引的事件，伪省札被识破是因为“省札印文昏淡、署押不完、押字差异”而引起户部怀疑。札子结语“奉圣旨：那般者”——恰如宋代中书札子或省札的“（三省同）奉圣旨：依奏”。省印、押字、奉圣旨的结语形式等等也正是唐宋以来自堂帖至省札的最基本特点。其形成同样是要经过奏请之后，中书省方能出省札，张帆先生分析了一件省札的决策过程，揭示了其间君相权力运作的关系，与宋代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分别参见党宝海《蒙元时代的双语公文初探》；张帆《从〈元典章·新集〉的一条文书看元朝中后期的御前奏闻决策机制》，俱收入《“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0年，428、430—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