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为抗争而写作：作为战场的语言
要质问法律小说和文学小说所创作和描述的信息，我们必须不仅要追溯它们讲述的内容还要追溯它们叙述所使用的语言。法律或文学中的语言不是经验和现实之间透明的传递者，而是提供了构成现实的术语。正是通过语言我们才了解并建构我们作为主体的自己，语言塑造了我们对自身和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也束缚了我们的思考，束缚了我们表达自己所梦到东西的能力，束缚了我们展望改革的能力。
强调文学反映世界，强调作者描述这个世界的意图，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把作者的观点、意图以及构想这些观点和意图的体验区分开来。不过这类构想只能发生在语言中，而且这个语言不是属于作者的，这个语言表达同样也浇铸和构造出那些思想。后现代理论家批评统一真理无异于痴心妄想，他们还反对那种认为意义要么是静止的要么是可操控的观点，这两者不可截然分开：启蒙主义规范世界的理想和热情依赖于符号反映了真实世界这个语言观。然而符号单凭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们在所使用的语境里久而久之便获得了意义。相反，文本的意义在于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在于差异性，最终在于它所努力排除的那些东西。德里达证明了所有文本中享有特权的术语是如何依赖于补充说明来彰显身份的，并藉此进一步说明每个文本都给自己的假定前提招致了怀疑而且最终是自相矛盾。[1]意义不是符号所固有的这个见解质疑了语言命题与现实是一一对应的这个观点，我们的语言不是反映一个单一的、物理的现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由语言所构成的现实。结果就是，文本不是只有单一意义的封闭实体而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和看法，这就要看是谁在阅读是在什么情况下阅读。表层和深层的区别，能指和所指的区别，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内容和风格的区别，符号和意义的区别不再看起来是自然的或是既定的，相反，跟知识以及求真意志一样，它们都是权力意志的一部分。
意义是固定的这个观点本身建立在把“人”看作负责的自主的观点之上，后者认为人有使用语言创造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可是，一旦语言表达现实的能力受到质疑，关于“人”的这种看法似乎也是理想化的，而且也是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现代理论家青睐的这个独特、稳定和真实的个体也是任由语言摆布，因而也不过是个神话。在拉康看来，自我不是人格的核心代理而是一个在语言符号笼罩下为无意识和概念化所困扰的虚假自我。即便人类生物学和人的身体不是永恒的实质，却还是通过语言棱镜传递给我们的概念，并且我们同意学着与之对话。[2]人这个主体就像马尔考姆·波微（Malcolm Bowie）所说的，“不再是被赋予质量的物质或者具有维度的固定形态……它是语言里面的一系列事件，是一系列变化、修辞和反思”[3]。我们的思想、言语和写作是特定语言和特定语篇的产物。正是借助语言婴儿才开始（错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主体，并且在家庭、法律和社会中获取自己的位置，同时接受用“显然的”和“自然的”现有符号秩序所描述的归因于自身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评论家、同性恋理论家以及后殖民批评家进一步加入到对主体的解构行列，他们指出理性构想的主体是异性恋的，而且拒绝继续扮演他人的角色，后者是用来确保主体的自主感。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问笛卡尔（Descartes）那样，“我思故我在，不过要是我不花时间思考，那么我会是什么呢？”[4]由此推理出来的是，语言、文化和理性都是有历史的，那么同样如此，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也不是永恒的或普遍的而是临时的偶然的。诚如福柯指出的，我们基于人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还是最近的事情：“人是近期才创造出来的。而且或许就要结束了。”[5]
变革的希望和可能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不是静止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索绪尔（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个没有绝对术语的差异系统，这也就意味着有潜能充当改革以及理解自身的释放媒介。人作为主体的身份就像克里斯蒂娃（Kristeva）所阐述的不是静止的却总是不断变化：人类因此可以争辩主要意义并且可以根据现有符号创造出新的意义。符号语言域作为遭受压抑的前语言能指的资源库，它的再度出现打乱了符号秩序并使我们用英语重构自己。[6]这一点得益于这个事实，即语言符号不是封闭的而是包含了矛盾，因而能够被解构，能够被去神秘化。法律符号以及文学符号是多义的而不是单义的，是混合的而不是单纯的，因而对个人和集体的谈判是敞开的，而个人和集体可以利用它们的裂缝和矛盾创造出新的意义：“我们出生在语言之中”，西克苏（Cixous）这样写道，“要不然我就不可能在词语面前找到我自己……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除了摇晃它们，就像摇晃苹果树一样，一直不断地摇晃”[7]。
总之，人类主体性的建构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正是在语言中才应当质疑语言所铭写的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语言中变化才有可能发生。文学作为一门具有说服力的公共用途可以通过对意义的重新谈判来影响和加快这种谈判，与之相随的是影响和加快我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正如托多罗夫（Todorov）所提出的，文学是借助词语而存在的，但是文学的辩证天职就是要言说比语言所言说的更多东西，文学要超越且要胜过言语部分：“文学是杀人凶器，语言借助文学来自杀”[8]。文学文本“谋杀”语言的能力可以与法律裁定人们的生死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相媲美。
法律理论家一般是对法律语言和法律主体感兴趣。不过人的主体性的产生不是仅限于法律领域，法律语言也不能脱离社会其他领域对语言的使用。法律中前仆后继的理论也没有实现它们所期望的在法律形式或在法律内容上实现根本变革。假使我们对于“法律王国”范围内的批评和改革的机遇感到不满意，那么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更加广阔的语言和文化领域。语言是理解人类主体性是如何产生和持续的一个关键范畴，也是促进其他方面变革的一个主要工具。正如德里达所陈述的，“这个制度不能忍受的就是任何人都想用语言横加干预……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可以产生革命的意识形态，它们只要不挑战语言的边界就会挑战语言的内容，它们也会产生语言所保障的司法体系——政治契约”。[9]相反，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论述的，对词语意义的主宰就是许可极权主义。利奥塔（Lyotard）说得更简洁：“一劳永逸地逮捕了词语的意义，这就是恐怖主义需要做的事”。[10]
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后殖民主义的男女是对语言特别关注的两大群体，的确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所说的，他们一直在写作就像他们的生活全部依靠写作一样。[11]正如我在后文提及的阿里阿德涅一样，这两个群体都意识到，虽然法律一夜之间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语言却是一个决不妥协的无形的竞争对手，因此必须是他们斗争的焦点。对人性和语言是固定的这个观点的质疑并非要否定那些概念而是要发展它们。这样的发展可能使我们能够表达迄今为止没有表达出来的梦想和可能性，无论是在法律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那些梦想和可能性都是同样多。
[1] See especially ‘… That Dangerous Supplement …’ in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1976].
[2] See especially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我在第二章和第四章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
[3] Malcolm Bowie, Lacan （London: Fontana, 1991）, at 76.
[4] Angela Carter, Heroes and Villains （London: Heinemann, 1969）, at 98.
[5]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0）, at 387.
[6]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at 37：“当说话主体不再被视作现象学的先验自我，也不再被视作笛卡尔的自我，而是在变化之中的/接受考验的[sujet en proces]主体，文本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深层结构或者至少转换规则被打乱了，与之相随的还有语义的以及/或者语法的范畴解释也被打乱了。”
[7] ‘Extreme Fidelity’ in Susan Sellers （ed.）, The Hélène Cixou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at 132.
[8] Tzvetan Todorov,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trans. Richard Howard,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at 156.
[9] ‘Living on: Border Lines’ in Harold Bloom （e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79）, at 94-5.
[10] Quoted in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Calif. University Press, 1984）, at 165.
[11] ‘Writing Race and the Difference it Makes’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at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