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跨越市场规则关注交易竞争[1]
然而，柏拉图的戏剧取决于并且得益于女性的隐喻，忘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柏拉图的错误概念只是用来揭示“概念的盲点”[2]，他对女性子宫的类比，用玛格丽特·惠特福德（Margaret Whitford）的话来讲，已经成了一种“肛门逻辑”。[3]逻辑主要是解决矛盾和冲突，而希腊法律、希腊神话以及希腊哲学家认为女性就是矛盾和冲突，逻辑可以通过悲剧来讨论、探究和质疑而不是通过悲剧来确证。虽然悲剧表现形式作为传统习俗首先进入雅典市民生活然后作为雅典意识形态加以庆祝，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不会也永远不可能充分明确、语义单一或同质的，它经不住质询。[4]我认为，不同的结论首先来自文本本身，其次来自文本的表现形式。无论哪种情况，我们作为读者以及作为观众的参与都是阅读和观看的内在要求。
首先，因为家庭和私人的“家需要”与社区和公众的“国需求”相对立，这两者的冲突就成了悲剧的素材。特别是，通过详述那些躲避刻板印象的女性的极端情况，比如聪明的女人她统治一切（克吕泰墨斯特拉）或者她抛弃家庭奔向荒野（菲德拉）（Phaedra），或者她们为了弟兄而牺牲自己（安提戈涅）或者她们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厄勒克特拉），或者她唾弃婚姻（卡珊德拉），或者她是个冒失鲁莽的妻子（潘多拉），悲剧藉此可以指出社会上对待女性的尚未解决的困境和紧张局面。而且，男人与女人、文明与自然之间除了明显的对立之外还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其中的问题难以分类或解决。甚至女性的自主能力也有望从男性的兴趣、想象和法律中脱离出来。
《奥瑞斯提亚》提出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观点使我们能够详细讨论希腊的女性、妻子、母亲及女儿的窘境，她们的欲望在那个社会的法律想象和神话想象中不仅未被呈现而且还遭受抑制。文本和表演坚持克吕泰墨斯特拉是一个有强权的人，她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的时候已经成了阿尔戈斯（Argos）的统治者而且还找了一个情郎随心所欲。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赛和阿伽门农处境和回归所遭遇的对与错写得明明白白，与此不同的是《奥瑞斯提亚》中没有人要求我们把克吕泰墨斯特拉与耐心忠诚的佩内洛普（Penelope）加以对比。承认需要神话来想象美丽忠贞女孩的牺牲以及想象背叛婚姻的妻子的谋杀，这也都是承认女性权力可能存在的威胁。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谋杀和伊菲革涅亚的牺牲不是巩固了既有的规范而是成了规范可以再次撕开的沙场。复仇女神在雅典娜法庭的挫败也只是部分成功。正如文本本身提醒我们的，复仇女神的挫败发生在忒修斯战胜了亚马逊女战士（the Amazons）的地方，这并非巧合。新秩序从被压抑的那一方所感受到的威胁允许重述一个挫败的故事，允许窥探另一个秩序和另一个法律存在的可能性。[5]
此外，虽然只有“心甘情愿”的牺牲才是妥当的[6]，在埃斯库罗斯的版本中伊菲革涅亚曾妄图反抗抓捕她的强权势力。她被五花大绑押往祭坛像只待宰的羔羊，她嘴里被塞满东西以防她尖叫或诅咒她父亲的房子和她父亲的法律。不同于卡珊德拉原谅甚至歌颂抓捕她的人，也不同于她的妹妹厄勒克特拉服从她父亲的法律帮助谋害自己母亲，伊菲革涅亚并非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7]她因此没有让男人对女人的幻想实现，即男人幻想女人对男人忠贞或者被动地成为男人的牺牲品。伊菲革涅亚回眸顾盼破坏了那些捕快和刽子手们（以及看客们）的欲望，她反映了他们的完整性，她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符号，而是一个暧昧和抵抗的符号。不像她父亲的律法“词语”发布出来就是要让她缄声，文本却顺便提及她“纯真之声”似乎“揉碎了所有人的心”。因此她的死亡不是肯定了社会道德规范而是证实了男人无法完全驱逐“他者”、死亡和女人。用南希·拉比诺维茨（Nancy Rabinowitz）的话来说很适合，“文本会哑火”。[8]
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论断来讲，男人之间交换女人保证了社会群体的幸存。在希腊神话、剧院以及生活中，女人作为一个交换的物体巩固了男性的家庭社会关系。女人不仅是一个可以用来交换的物体，她还是一个符号，还是一种缺失，用拉康的话说，她反映到男性主体身上就是一个想象的完整感，虽然这个完整感可能是虚假的脆弱的。假如女人不只是符号而且为了自身目的还可以使用符号甚至把自己作为符号来使用，积极地创造她们自己并且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还创造着新的文化和新的法律，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假如像伊利格瑞主张的那样，女人这个交换的主体“拒绝走向‘市场’”那该怎么办？假如女人在她们自身还保留着另外一种商品性，[9]并且制定了她们自己的规则和自己的法律，那该怎么办？假如像列维-斯特劳斯推理的那样，交换女人的规则与交换词语的语言规则差不多，那么我或许从事实中得知词语既可以超越也可以挫败和偏离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同样地，男人或许认为他掌控了词语可是却发现这些词语掌控了他、构成了他、挫败了他，男人或许还认为他可以交换女人，但是女人也可以干扰、推翻和挫败他从而使男人的计划泡汤。当女人拒绝作为战利品、新娘或牺牲品被交易时，那么这个本来可以通过这些交易得以巩固的体系反而垮台了。看到女性主体独立于男性规则之外，一旦如此那么就会深深印在读者和观众的意识中。[10]
最后，事实表明这种通过牺牲和谋杀女人得以确认的社会秩序，其定义和持续性正是依赖于女人的他者性所造成的中断。戏剧结尾提出的和解不能忽视伊菲革涅亚的牺牲以及克吕泰墨斯特拉对此的报复。那些遭受压抑的人的回归再次确保了此类结局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
[1] 我在这里的论述受益于两个专家对希腊悲剧中买卖女性的分析: Nancy Sorkin Rabinowitz, Anxiety Veiled: Euripides and the Traffic in Women, supra note 55 and Victoria Wohl, Intimate Commerce: Exchange,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in Greek Tragedy, supra。
[2]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supra, at 353.
[3] Margaret Whitford,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at 107.
[4] See John J. Winkler and Froma Zeitlin （eds.）, Nothing to Do With Dionysos？ Athenian Drama in its Social Contex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See Sarah Bryant-Bertail, ‘Gender, Empire and Body-Politic as Mis-en-Scene: Mnouchkine's Les Atrides’ 46 （1） Theatre Journal, 1-30 （March 1993）, at 25-7.
[6] Ibid., at 20; discussing Nicole Loraux, Tragic Ways of Killing a Woman, supra.
[7] 厄勒克特拉和卡珊德拉都证实了在父权社会里女性都是被逼成为对手的这个观点：因此卡珊德拉虽然是阿伽门农的捕获品和牺牲品却还歌颂他的英勇咒骂克吕泰墨斯特拉是“披着人皮的狼”（Agamemnon, 1258）。同样地，厄勒克特拉歌颂和哀悼她的父亲而不是她的姐姐或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也不感激那个导致她无辜女儿伊菲革涅亚牺牲的势力同样造成另一个无辜局外人卡珊德拉的牺牲。阿瑞恩·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的作品中伊菲革涅亚和卡珊德拉是同一个女演员扮演的，也由此强调了这一点：参见Sarah Bryant-Bertail, ibid。
[8] Nancy Sorkin Rabinowitz, Anxiety veiled, supra, at 12.
[9]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1977]）, trans. Catherine Porter with Carolyn Burke, at 196.
[10] 有关这种可能性的更完整的论述参见Nancy Sorkin Rabinowitz, supra, and Victoria Wohl, sup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