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民会所、男人（men）会所[1]
关于女性在希腊社会、法律、历史以及神话中地位的研究可以警示我们哈里森（Harrison）在《雅典法律》（Law of Athens）所作的巧妙概括，正如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所说的，“它所论述的，简言之就是，‘女人乃残疾人’”。[2]从法律上来看，希腊所有不同年龄和不同阶级的女人与未成年人或动物没有什么不同，她作为女儿、姐妹、母亲、妻子或寡妇等方面的法律地位完全取决于她与男人的关系。不过，与众多其他社会一样，希腊社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要承认女性在确保家庭以及由此构成的城邦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将她框定在家庭生活领域同时把她排除在公众事务之外。无须明示，城邦及其雅典男性都知道他们现有身份以及可持续的现存状况都是来自女性：的确正是通过把他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是成为那个神、野蛮人、动物还是女人，这个成年雄性主体才有可能获得对他自己的定义。[3]与此同时，女性的主体性以及权力否定了互惠的力量，唤醒了压迫与恐惧。
女人激发了恐惧，因为她们有能力诞生生命就意味着她们也有能力夺走生命。女人的性行为通常认为是滥交的、贪得无厌的、难以满足的，这威胁到了男人的尊严。由于女人如同动物和大地一样代表了一种威胁着文明城邦的稳定和可持续性的力量，所以她们必须得受到控制加以驯服和教化。担此重任的工具就是婚姻制度，该制度有望驯服年轻妇女生产合法的孩子。婚姻是青年女性成长的颠覆时期也是末日时刻，除此之外“确实什么也没有发生”。[4]
虽然婚姻的法规、权利以及定义在每个社会中各不相同，但是其中不变的甚至永恒的是婚姻法规与继承权法规、公民权法规以及财产继承权法规之间的关系。假如婚姻法规得以遵守，那么城邦国家就能确保它对男性后代原则上的掌控以及对财产传递和继承以及反抗规则的掌控。相反，假如女性偏离家庭私人生活领域，那么财产权、继承权以及公民权等都会受到威胁。因此，男人之间交换女人以及男人之间加强同性社会关系，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5]，都是与他们作为雅典公民的政治身份的构成和界定密不可分的。
法律规则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来探究女性在希腊社会中的作用，同时这些规则的创设和遵守背后所掩藏、所压抑或者无意识的很多东西可以从这些相同社会神话中窥见一斑。正如我在最后一章中论述的，神话在社会教化、社会统一以及社会稳定、社会文化约定俗成及其预期等方面比国家法律更加重要也更有影响力。诚然，这些神话是真是假或者是否构成一个制度的统一（如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这个问题不如另一个问题即这些神话有什么目的以及为谁的利益服务这类问题有趣。因此，我在阅读《奥瑞斯提亚》叙述的某些神话时不是企图发现那些神话意味着什么，而是企图发现谁决定了这些意义并且又是谁从中获了益。此外，假如神话就像弗洛伊德通过类比梦所认为的那样表达的是社会无意识而不是个人无意识，那么神话也像梦一样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负载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和用途，因而任由相关利益方包括女性主义者作出自己的理解和新的解读。
希腊社会和法律对待女性的暧昧态度不断在希腊神话中得以重复。在男性神话想象中女性一再是与自然、野蛮和狂野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文化、文明和温顺联系在一起。女人特征在性行为方面是贪婪、狡诈和不道德的，是会要男人命的或者干扰男人对于荣誉的追求。[6]女性在里里外外、公开与私下、城市与家庭、自然与文化、文明与混乱之间的暧昧地位重复着法律对于侵权的担心。通过把此类侵权造成的危害和责难指向女性，男性对于失去控制权的担心以及对一个层级有序世界瓦解的担心都有可能得到缓和。那么，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它自身范围内而是在于与他者与不守规矩的女人之间。借助更多惩罚甚至是死亡来惩罚他者的侵权，男人以及法律可以重申女人破坏性存在之中文化秩序的自由。[7]
不过，假如这些对立面是文化的而不是自然的，并且假如构成这些对立面的话语就像这些对立面一样是偶然性的，那么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果真如此，神话不再是揭示这个世界的有关真理，相反，神话以及我们对神话的解读可能有助于“让这个世界符合这个神话”。[8]那么，任务就不仅仅是阐明神话有望调节的对立面而且还要阐明这些对立面本身。换句话说，人们呼求文化秩序来调解文化自己制造的对立面；[9]法律秩序即文化秩序需要神话和习俗来支持它自身所制造的对立面。《奥瑞斯提亚》就是这样一个神话，它的创建是为了解决文化自身制造的对立面和差异性包括女性他者危害的神话，以及她放肆的性行为以及她谋害别人的必要性。俄狄浦斯神话或许是西方文化理解自己及其传统的最主要的神话，它本身通过抑制其他神话抑制奥瑞斯提亚神话及其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被杀的神话来得以维持。不过，所有遭受抑制的反过来或者又和弑父神话一起取而代之并索求自己的地位。
[1] 这是皮埃尔·维达-纳奎特所用的术语，用来描述雅典城邦状况，“传统社会中奴隶制度与妇女地位”‘Slavery and the Rule of Women in tradition’ in R. L. Gordon （ed.）, Myth, Relig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t188. 关于女性在希腊社会中地位的分析可参见其他作品: John Gould, ‘Law, Custom and Myth: Aspects of the Social Position of Women in Classical Athens’ Vol. 100,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38-59 （1980）; Roger Just, 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Marilyn Arthur, ‘Early Greece: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Attitude Toward Women’, Vol. 6 Arethusa, 7-58 （1973）; Marilyn Skinner （ed.）, Rescuing Creusa: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Women in Antiquity （Texas: Texas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hn Peradotto and J. P. Sullivan （ed.）, Women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4）。
[2] As quoted and discussed by John Gould, supra, at 43.
[3] See Simon Goldhill, ‘The male subject defines himself through a sense of the other: he distinguishes himeself from the gods; the barbarians; the women’; Reading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61.
[4] Richard Buxton, Imaginary Greece: The Contexts of My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t 121; discussing Mary Lefkowitz, Heroines and Hysterics （London: Duckworth, 1981） and Women in Greek Myth （London: Duckworth, 1986）.
[5] Claude Le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trans. J. H. Bell and John von Sturn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especially at 480-1.
[6] 这就是女性在荷马诗歌中的作用，参见Kakridis, Homer Revisited （Lund, 1971）; quoted in John Gould, supra, at 56。
[7] 西方艺术与文学中对这个观念所作的完美分析可以参见Elizabeth Bronfen, Over her Dead Body: Death, Femininity and the Aesthetic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t 167.
[9] See James Redfield: ‘The Problems of culture can only be solved with the means of culture.’ ‘From Sex to Politics: The Rites of Artemis Triclaria and Dionysos Aisymnetes at Patras’ in Before Sexuality, supra, at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