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名之意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提醒我们，命名是一件很困难很耗时间的事情，它关注本质同时意味着权力：“亚当给动物命名，动物因而听从他的召唤。”^[1]在这些任意的能指中，父亲这个词语无疑是具有特别的地位：父亲的形象就是能指的能指，是真理的先验符号和起源。儿子对于源起、真理和法律等意义的欲求导致了对于自己父亲的追寻，最终解决了权威的危机，确认了父亲的名称和父亲的律法。俄狄浦斯的探求使得父亲确定为起源和法律的诞生地，同时抛弃伊俄卡斯忒的随性生活的建议，从而使得儿子成为人之父。^[2]父亲的律法因此不是取决于血统而是取决于命名这个行为。而且没有什么命名体系比法律的命名体系更加有权威。随着乱伦禁忌即法律的法律的制定，父亲的律法才真正有效。

拉康描述的符号性秩序因而不是一个中立的秩序，而是建立在阴茎这个先验能指身边的法律，该律法受控于父亲。索绪尔关注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对于拉康来说，阴茎为它们俩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联系，所以权力、语言和法律是通过阴茎来识别的。此外，由于父权法则在这个图式中是与符号秩序一致的，父亲的语言建构了现实，那么父权制度似乎就是文化语境所必需的。虽然拉康坚持认为菲勒斯（phallus）不是指身体器官的阴茎，而是对于我们欲求完体（wholeness）的一个隐喻或能指，但是女权主义者坚持主张，在语言王国中的此类约束剥夺了女性获得另一个不同语言、不同法律以及不同文化的机会。

通过细细品味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家式的假设以及根据语言重读弗洛伊德，拉康帮助表明了性别身份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特定文化部署的产品：“或许可以让我笑一下”，拉康断言，“假如指控这些言论扭曲了弗洛伊德作品的生物学根基，那么他一定希望参考文化来完成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就是穿透文化的”。^[3]拉康的笑声使得我们可以用个人话语（俄狄浦斯冲突）和公众话语（语言和法律）来审视父权权力机制。然而，如果把围绕菲勒斯的辩论固定为是否为意义、主体性和法律的担保人，那么根据菲勒斯来解读主体性、语言和法律也有可能把女性限定在男权话语中。正如伊利格瑞主张的，信赖菲勒斯就是象征性的法律和意义的担保人这是父权文化的结果，特别是父权制度企图抹掉母亲的权力以及对母亲的亏欠的结果。

拉康认为妇女标记着不足和缺失立身在语言之外同时也差不多否定了她自己的语言。克里斯蒂娃没有称赞这个符号秩序而是在想象秩序里发掘了另一种语言。对于拉康而言，进入符号秩序的世界就意味着彻底告别了想象秩序^[4]，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符号继续仍在对主体施加影响，通过音调节奏、口误、间断以及沉默来打破和颠覆这个符号秩序。^[5]符号秩序中符号包括菲勒斯这个符号的不稳定性和多义性意味着它们从来就是不会引起争论或变化的。由于命名的效果是可以追溯的、可建构的而不是给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贴上标签，所以命名这个行为可以是重新开放的、重新执行的或者是官方社会最担心可以浮动实施的。要是允许名称可以重新对外开放，那么回到指称之前回到命名之前的时光就是可以承认安吉拉·卡特所说的“母亲总是母亲，因为母亲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父亲是一场流水席”^[6]。

[1] Jeanette Winterson,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London: Vintage, 1991）, at 138.

[2] Pietro Pucci, Oedipu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the Father, supra, at 63.

[3] Ecrits: A Selection, supra, at 106.

[4] “一句简短的悄悄话——一分为二之后再也回不去了。再也不可能还原为一，哪怕是一个全新的一”: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eline Rose （eds.）,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Ecole Freudienne （London: Macmillan, 1982）, trans. Jacqeline Rose, at 156。

[5] “不仅是符号的武断的统一被分割成（能指和所指），而且这个分割本身也是把各种不同的功能赋予了能指这个破坏的结果。这个功能是本能的符号，是先前的意义和含义，是易变的不定形的……在说话的主体中幻想表达了能指王国总驱动力的入侵，它们打破了能指改变了欲望的转喻……要是我们没有忘记的话，幻想提醒我们一直存在的异质驱动。”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trans. Margaret Waller, at 49.

[6] Angela Carter, Wise Children （London: Vintage, 1992）, at 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