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神谕命名：父之名

拉康借助列维-施特劳斯关于亲属结构的研究来论述，禁止乱伦的法律把文化的秩序叠加在自然的秩序之上是与语言的秩序一致的。然而，与列维-施特劳斯希望在神话背后找到一个主要意义和普遍人性不同，拉康一开始就否定了真正或真实身份这个概念。在拉康看来，人的主体是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得以建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个语言反而是语言拥有了我们。

继黑格尔之后拉康宣称自我只有通过它在另一个中的反映和认可中才能得以捕捉：“欲望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要得到他人的承认”。^[1]主体的满足感以及想象与母亲的合体在镜像阶段由于接触语言而被扰乱。孩子对镜中自己的认可标志着疏远和分割的开始，因为语言的异物性、空虚性以及任意性意味着主体不再体验到满足感反而是体验到严重的裂缝、缺失和丧失：“欲望成为人性的那一刻也是孩子进入语言的那一刻”。^[2]现实与语言之间不可避免的鸿沟意味着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以及我们成为主体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它包含了一系列的异化。

一旦开始意识到再次获得那已经失去的与母亲的合体是不可能的，婴儿就进入了符号的秩序，一个法律与文化的秩序世界，在此世界里主体的地位已经给他决定好了而不是由他决定了。他者性以及主体接触文化世界的工具最关键的地方都在于父亲的干涉，父亲通过禁止乱伦和威胁阉割来打破主体与母亲合体的幻想。孩子意识到了它不可能是母亲的情人而且必须要遵守社会规范即拉康称作的父权法则（the Law of Father），其象征就是阴茎。孩子走出了幻想阶段，通过把对母亲的欲望驱赶到无意识，成为完全社会化的人。然而，这个主体还远没有成为笛卡尔的那个掌控了词语和行为的自主、稳定和统一的个体。相反，它是不确定的、不满意的、矛盾的而且永远处在成长过程之中。这个被分割的主体无法再获得俄狄浦斯阶段的满足感，尽管如此还是注定要开始一个无止境的不可能的合体探求之旅，这就是欲望的境遇。它努力在认可他者的过程中找到了那个满足感。然而他者也被分割出来，绝望万分，因而也不会无条件地或永远地作出回应。这个探究注定了要把这个主体带入一个对词语的无休止的再定位，而他者仍然不可知也不可遇。

语言在人成为主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人在第一次学会说话并接受语言给自己的命名时就接受了语言。在接受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把自己与其他被命名的主体区分开来，特别是把我们作为女儿、儿子、姐妹、兄弟、侄（甥）女的时候与相关亲人区分开来。在拉康看来，亲属法则特别是乱伦禁忌是与语言法则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被赋予的名称时乱伦才有可能性：“因为没有亲属提名，就没有权力制定喜好和禁忌的秩序，这个秩序绑定和编织了代代相传的血脉族谱。”^[3]俄狄浦斯只有在他除了被称为伊俄卡斯忒的“丈夫”之外还“被称为”伊俄卡斯忒的“儿子”的时候才意识到他自己的罪恶；只有在他被称为安提戈涅（Antigone）的“父亲”之外还被称为安提戈涅的“哥哥”的时候才意识到他自己的罪恶；只有在他被称为克瑞翁（Creon）的“姐夫”之外还被称为克瑞翁的“外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这些多重身份的相互贯通是社会要竭力区分的，也最终导致了俄狄浦斯的悲剧：“击垮俄狄浦斯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的，“是多重身份无法共存于一体的不堪”。^[4]

假如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图式中，乱伦禁忌是将文明与野蛮、文化与混乱、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基本要素，那么拉康提醒我们，命名是这个区分最本质的，因为没有与亲属法则一致的名称，人就像动物一样无法确定谁是他们的亲属并且从而确定他们可以和谁成为配偶以及不能和谁成为配偶。神话、法律和名称的必要性有助于规范社会关系和指派身份，正如汤姆·麦考尔（Tom McCall）总结的，因为血统是赋予身世、延续和权威以意义的一个太“不起眼和脆弱的”方式。人类的配偶法则特别是禁止乱伦的法则以及继这些法则之后的名称（“父亲”“母亲”“女儿”“儿子”）不是天然的、明显的或必需的，而是叠加在躯体之上的临时构念。这类能指如同索绪尔说明的那样是任意的而且是易变的，因此有必要用强大的神话让他们存活。俄狄浦斯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用来证实那些构成西方世界家庭的东西的价值。然而，与此同时，索福克勒斯悲剧中讲述的这同一个神话，通过并置这些极端情况打开了文化能指和物质所指之间的裂缝，提醒我们那个家庭名称与亲属法则的人为本质。^[5]

在对《俄狄浦斯王》进行拉康式解读中，彼得罗·普奇（Pietro Pucci）分析了俄狄浦斯象征了男人如何追寻他在父亲眼里的稳定根基和界定，父亲代表了秩序、身世和法律以及远离母亲，母亲代表了假象、混乱和机遇。^[6]父亲这个名称通过引入一个任意的能指来代替母亲的身临其境补偿了出生时父亲的不在场。弑父娶母是建立父亲话语所必需的：“犯罪刻画了父亲在现实世界中不在场的在场”。^[7]孩子与母亲的身体联系随着被强加的父亲名称以及父亲法律而被否定，父亲的名称被加强了而母亲的名称被否定或抹去了。

在这部戏剧的结尾部分，俄狄浦斯已经得知自己的名称和父亲的法律并且已经承认了弑父娶母的罪恶感；然而，名称和法律是任意的能指，并非足以给他一个稳定的自己界定或满足他的欲望：命名，即一个词语，正如汤姆·麦考尔所阐述的，它并不能将失去的身体带回现场。在该戏剧的结尾仍然没有区分俄狄浦斯和他的儿子/弟兄、女儿/姐妹之间的关系。读者有类似的欲望，欲求理解这些让人放心的词语如“父亲”“终极目的”“认可”“英勇的忍耐”“自我认知”“法律”，这本身就是对于身份不确定的一厢情愿的响应。法律本身的设立就是对已经发生的行为的反应，并且回过头来给该行为贴上非法的标签：远未澄清或远未建立秩序，法律因而背叛了它自己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任意性。

[1] Ecrits: A Selection, supra, at 58.

[2] Ibid., at 103.

[3] Ecrits: A Selection, supra, at 66.

[4] Edward W. Said,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at 170.

[5] Tom McCall, ‘Oedipus Contemporaneous’ 25 Diacritics 3-19 （Winter, 1995）.

[6] Pietro Pucci, Oedipu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the Father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Ibid., at 133.